【编 者 按】《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深受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喜爱。为此，本刊特约请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沈伯俊教授、旅日韩国《三国演义》研究专家金文京教授，就中国和日本的《三国演义》研究进行对话，总结成绩，指出问题，展望前景，以期推动今后的研究，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国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大概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感兴趣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两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顾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并对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金文京：很高兴有机会同沈教授一起进行回顾和展望。《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成书以后，很快传播到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近邻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对其内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国，可谓毫不逊色。早在元代，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所编的汉语会话课本《老乞大》中就有当时高丽商人在大都(今北京)的书店买到《三国志平话》的记载，这是有关《三国志平话》最早的文献纪录。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龙寺的两位和尚义辙、月堂的合名)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外文译本，对《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普及产生了极大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学者都很重视《三国演义》研究。因此，日、中两国学者就此进行交流，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绩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4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二十八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0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五年来，总共举行了十七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五次专题研讨会，两次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金文京：日本目前保存了元代两种不同的《三国志平话》版本以及明代《三国演义》的几种版本(在中国大都已失传)，这些宝贵资料，无疑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日本学者对《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诸多成果，可供中国学者参考。只因国情不同等种种因素，日本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方向、兴趣所在都与中国学者有所差别，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需要两国学者之间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这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应该是有益处的。
沈伯俊：二十五年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这个问题，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来，人们对罗贯中的籍贯、交游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主要围绕其籍贯问题的“东原”、“太原”两说展开争鸣。持“东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刘知渐的《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说的代表性论文有李修生的《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德的《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等。在两种观点的碰撞中，刘颖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一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金文京：罗贯中的生平籍贯，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却被日本学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一般对罗贯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有关罗贯中的惟一可靠的文献是《录鬼簿续编》，而没有具体的资料足以证明《录鬼簿续编》所说的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日本学者并不积极地探索罗贯中籍贯诸问题，原因也即在此。我的《罗贯中的本贯》(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89年第3号)大概是目前唯一的论文，文中主张金末元初北人南徙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向，正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仁甫原是山西河曲人，在金末元初先寄居河北真定，后定居南京。罗贯中或他的父祖辈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后来移居东平，再转到杭州，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写定《三国演义》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
沈伯俊：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的《〈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二、“成书于元代中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和袁世硕的《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载《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为代表。章培恒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袁世硕则认为《演义》成书于14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近年来，杜贵晨又进一步认为《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三、“成书于元末”说。持此说者以陈铁民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周兆新的《〈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为代表。四、“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的《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任昭坤的《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等。五、“成书于明中叶”说。持此说者有张国光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等。近年来，张志和(与上述张志合为同一人，仅署名有异)接连撰文，力主此说(见其《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面对上述诸说，我曾经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部分把嘉靖壬午(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壬午本”)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并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壬午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们尚未充分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因此，要真正形成令绝大多数学者信服的结论，仍有待于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日本学者很少研究。上面我已说过，日本保存了中国早已失传的多种《三国演义》版本，这就构成了研究上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因此，日本学者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版本系统的研究上。
沈伯俊：正好，我要谈的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先谈谈版本的整理。二十五年来，《三国》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排印两大类别。关于影印本，就我所见，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四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其中的“《三国演义》专辑”共收书8种，除最后两种系续书外，包括以下6种：(1)《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2)《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3)《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氏联辉堂三垣馆刊本；(4)《三国志演义》，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1610)书林杨闽斋刊本；(5)《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刊本；(6)《第一才子书》，清三槐堂刊本。二、陈翔华主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第一辑包括5种版本：(1)《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刊本；(2)《汤学士校正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江夏汤宾尹校正，明万历间刊本；(3)《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刊本；(4)《三国志传》，明朱鼎臣辑；(5)《三国英雄志传》，清宝华楼刊本。第二辑包括7种版本：(1)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阳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2)上海残本散叶；(3)夏振宇本；(4)周曰校本；(5)熊清波刊本；(6)熊佛贵忠正堂刊本；(7)李卓吾评本。三、中华书局影印的《古本小说丛刊》，包括6种《三国》版本(按《丛刊》编辑顺序)：(1)《全像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九年(1611)郑世容刊本；(2)《三国志传》，万历年间乔山堂刘龙田刊本；(3)《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1605)联辉堂郑少垣刊本；(4)《三国志传评林》，万历年间余象斗刊本；(5)《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1592)双峰堂刊本；(6)《鼎峙三国志传》，明藜光堂刘荣吾刊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说集成》，包括2种《三国》版本：(1)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二刻英雄谱》，全称《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崇祯末年雄飞馆刊本，二十卷，每页上层为《水浒》，下层为《三国》，其中《三国》为“李卓吾评本”。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
金文京：台湾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丛书中的《三国演义》影印本，无不利用日本所藏的版本；而在日本国内，因经济条件所限，却几乎没有出版过影印本。唯一的例外是井上泰山影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关西大学出版部1998年版)，即现藏于西班牙的叶逢春本。此书一出，很多中国学者始能借以目睹叶本面貌，影响颇大。不过，此书的影印并不完善，它把原本版框上的号码全部删掉，不能不说是功亏一篑。由陈翔华主编、去年出版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第二辑收录此书，保留了原本编号，才算弥补了这一不足。
沈伯俊：关于排印本。80年代以来，《三国》的各种排印本纷纷问世。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认真整理，缺乏学术价值。不过，确有一些排印本贯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选择、整理方法、整理质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两类：一、底本具有较高价值者。除了毛本《三国》已有多种标点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标点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汪原放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周曰校本(刘敬圻、关四平点校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黄山书社1991年版；沈伯俊校理、李烨注释本，巴蜀书社1993年版)、《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灵年、王长友校点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二、在整理方法上有所开拓者。如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毛本《三国》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金文京：对于沈教授的几种《三国》整理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上田望博士就曾在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6年第2号上发表《排印本〈三国演义〉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为中心》一文，对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和《三国演义》评点本作了介绍，并予以充分肯定。
沈伯俊：其次，谈谈对《三国》版本源流的研究。现存的《三国演义》明代版本将近30种。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普遍认为：现存最早的嘉靖壬午本就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演义》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普遍承认《演义》版本分为“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系统。前者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后者以叶逢春刊本《三国志传》为代表。这两大系统究竟何者更接近原作面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认为嘉靖壬午本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以刘世德为代表。二、认为《三国志传》的祖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以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等为代表。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问题，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1965年发表《关索的传说及其它》(原载岩波书店日译本《三国志演义》第8册，后收于196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便指出毛评本所见有关关索的故事为嘉靖本所无，却见于周曰校本，而郑少垣本等建阳出版的部分版本都有跟周曰校本不同的关索故事。这无疑对《三国演义》版本系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只因当时资料不足，没能展开进一步的探讨。1979年成化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影印出版，便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大线索。1989年我和几位朋友(古屋昭弘、大木康、冰上正、井上泰山)共同研究、撰写的《花关索传研究》(汲古书院出版)一书中，我就指出：不管是周曰校本系统或郑少垣本系统，其中有关关索的故事都是后来加上的，而并不是原有的，否定了当时有些学者所持的罗贯中原本就有关索故事，被嘉靖本编者删掉的看法。且根据这一观点，把《三国演义》的版本分为五类，即：一、没有关索故事的嘉靖壬午本(后来加上西班牙所藏另一嘉靖本即叶逢春本)；二、有关索征云南的周曰校本系统(包括李卓吾本、毛评本等)；三、有花关索荆州认父的建阳繁本《三国志传》系统；四、有关索故事却与周曰校本系统同中有小异的建阳简本《三国志传》系统；五、既有关索故事又有花关索故事的《英雄谱》本系统。
同一时期，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载《东洋学集刊》1989年61号)一文指出：周曰校本系统的版本在嘉靖本系统的基础上，除关索故事之外，还增补了十处根据史书的内容。我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阳诸本为中心》(亦载《东洋学集刊》61号)一文则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余象斗本等建阳繁本系统的部分文字保留了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上田望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载《东洋文化》1990年71号)一文则从晚明时代背景及地域性出版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三国演义》版本的分化过程。以上三篇论文的中文译本都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把版本分为三大系统：一、二十四卷本系统；二、二十卷繁本系统；三、二十卷简本系统(他的分类虽比我少了二类，其基本观点是一样的)，并对每一个系统的各种版本加以详细的说明。另外，上田望的《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版本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998年4号)、《毛纶、毛宗岗批评〈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和清代的出版文化》(载《东方学》2001年101辑)和中川谕的《关于继志堂刊〈三国英雄志传〉》(《中国社会文化》2006年20号)分别研究毛评本的情况，打破了以往长期流行的清朝以后毛本独占天下的主流看法，证明毛本其实到了清朝中期才获得独占的地位。
沈伯俊：日本学者的上述论著，我都拜读过，确实有许多重要见解，对我很有启发。
金文京：日本学者对版本的研究都是经过对各种版本的严谨比对，得到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因此，学者之间没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而这些结论目前大部分已被中外学者所接受，成为共识。英国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内容扎实、记述详细的好书，而它的主要论点也跟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至于目前中国学者争论的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本究竟哪一个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问题，日本学者一般认为确定原本面貌现在言之过早。这两种版本无疑是属于同一系统，但文字上互有得失，难以遽定孰先孰后，需要更细密的比对研究。以上关于版本研究的情况，请参看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我撰写的《三国演义》部分。
沈伯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四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有关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了“赞美智慧”说、“天下归一”说、“讴歌封建贤才”说、“悲剧”说、“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等十余种观点。二、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曾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辩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三、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同上括注)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日本学者的兴趣不是很大。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供我们参考。
沈伯俊：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中第五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总共写了一千二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人，堪称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而曹操、诸葛亮、关羽等形象更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典型。80年代以来，《三国》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对过去很少论及的人物，如刘备、张飞、赵云、魏延、庞统、司马懿、孙权、周瑜、鲁肃、陆逊，以及谋士、使者等群体形象，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二、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见迭出。如刘上生运用系统论方法分析曹操的性格结构，认为它是由相互联系的追求、掩盖和调节三种机制和相互渗透的心理、伦理、政治三个层次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以追求机制为轴心的性格机制相互作用的平衡和失控，形成性格基本稳态特征和动态变化的矛盾统一，便颇有新意(《试论曹操性格的整体结构及其意义》，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三、对人物形象塑造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集中表现为《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的争论。傅继馥提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石昌渝认为，“类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正确的(《论〈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的非类型化》，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张锦池则认为，《演义》塑造人物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很难用类型化艺术典型或非类型化艺术典型来论定。其总的特点是博采雅俗，因材成型(《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
金文京：对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日本学者的研究不及中国学者。不过，也有一些论文值得注意。如土屋文子的《隆中•武当山•卧龙冈——诸葛亮的道教性格》(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3年第6号)、竹内真彦的《〈三国志演义〉中关羽的称呼——围绕〈演义〉的形成》(载《日本中国学会报》2001年第53集)、角谷聪的《三国志故事的形成——以蜀地方所传张飞庙说话为中心》(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2005年第10号)等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三国演义》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研究成果。
沈伯俊：除了上述五个问题，中国研究界讨论热烈、进展较大的还有三个问题：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关于“三国文化”研究。限于篇幅，这里姑且从略。
金文京：在日本，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上面说过，元代《三国志平话》的两种版本都保留在日本。其中元至治间建阳虞氏所刊本大家早就知道，而与之同一内容的《三分事略》(天理图书馆藏)则是在1990年影印本(东京八木书店)出版以后才渐为人们所知。中国部分学者因《三分事略》题目中有“至元新刊”字样，曾认为《三分事略》的刊刻比《三国志平话》早；不过日本学者一般都同意影印本解题中入矢义高的意见，即《三分事略》是一部粗糙的坊刻本，其刊刻年代应晚于《三国志平话》。对于《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的比较，在中国自从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载《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之后，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而日本方面，小川环树的《〈三国演义〉的发展踪迹》(载《中国小说史研究》)一文，讨论了《三国志平话》开头部分的佛教性质及张飞人物形象的突出；我也写过《试论〈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在2005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发表)，分析《三国志平话》的结局和元明两代正统思想转变的关系。至于《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三国戏的比较，有高桥繁树的系列论文《三国杂剧和三国平话》(1—4)(载《中国古典研究》19、20号，1973—1974年)；我所著《三国志演义的世界》(东方书店1993年版)中也有所论及。二阶堂善弘、中川谕合著的《三国志平话》(光荣社1999年版)，是日文全译加以注解，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沈伯俊：中国学者关于《三国志平话》的研究，我在《三国演义辞典》的《研究情况》部分和另外几篇文章中曾作过介绍。不过，这一研究并未形成热点，进展也不大。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另一方面是对《花关索传》的研究。《花关索传》无论对研究《三国演义》的版本或内容都具有极大的资料价值。上面提到的我与几位朋友合著的《花关索传研究》，内容包括原本的影印、对原文的校注，以及对语言特征、《三国演义》版本和关索的关系、有关关索的传说研究，还有相关的资料目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花关索传》最详实的研究。另外，我的《关羽之子与孙悟空》(原载《文学》1986年54卷，中文译文载于《中外文学》1986年15卷4期)，专门讨论《花关索传》的英雄史诗和神话特点；大冢秀高的《关羽的故事》(《中国小说生成史研究》第二章，中文译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则针对关羽的神话形象进行了分析。
沈伯俊：对于《花关索传》，中国学者除朱一玄先生出版过校点本(收入其校点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并发表过《校点记》之外，仅有个别学者发表过论文，研究深度不及日本学者。
金文京：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还有一方面是编纂研究文献目录。中川谕、上田望合编了《〈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载《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1990年第4号)、《订补》(同上刊1991年第5号)。对此，俄国李福清编有《补遗》(同上刊1994年最终号)，收录了中日、欧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而中林史朗、渡边义浩合编的《三国志研究要览》(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则是文史的综合目录。
沈伯俊：对于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编纂，我多年来一直比较重视。在《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版)中，先后收入了我逐年分类编排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中川谕、上田望二位合编的《〈三国志演义〉研究文献目录稿》，吸收了我这些索引的大部分内容。而我后来进一步充实《〈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时，也参考了他们的《目录稿》。这一点，可算中、日学者的一次值得纪念的交流吧。
二、特点、问题与不足
沈伯俊：综观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例如：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从叙事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的专著，它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从《三国演义》整体艺术特色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演义》的叙事结构、人物叙事、战争叙事和罗贯中艺术创造的总体特征，表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邱岭的《楠木正成与诸葛亮——兼考〈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与罗贯中》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将日本战争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特别是有关“三顾茅庐”和“死诸葛走活仲达”这两个故事的对照比较，指出：“《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只能借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不可能来自《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或其他。”由于《太平记》成书于1368—1374年之间，因此，“对《太平记》产生了影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必定成书于更早时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应是元末较早时期。”文章进一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成书于14世纪的20、30年代。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专家，邱岭在比较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这一考证，另辟蹊径，颇有新意，值得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重视。
金文京：邱岭先生这篇文章确实颇有新意，日本学者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
沈伯俊：第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逐步增强。例如：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作者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形象演变的历史过程，肯定了诸葛亮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中心地位，剖析了诸葛亮形象的复杂性，并对历史人物艺术形象塑造的规律作了富有创见的探索，堪称诸葛亮形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关四平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将《三国演义》的成书、文本与传播作为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探求这一文学和社会精神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美学特质，进而总结中国长篇小说演进的某些规律性东西。这样的著作，就是在吸收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本人潜心钻研而得，反映了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金文京：陈翔华先生的大著确是一部力作。此外，周兆新教授的《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您的《三国演义新探》、关四平教授的《〈三国演义〉源流研究》和其他一些有特色的著作，我也比较关注。
沈伯俊：第三，《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已经初见成效。1999年，周文业先生率先提出“《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概念。从2000年起，我和他共同倡导开展这一工程，并于2001年9月、2003年9月、2005年8月先后三次在北京举行“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为重点。几年来，这一方面的实际研究工作主要由周文业承担，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一、实现了毛本、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钟伯敬评本、黄正甫本、李渔评本等八个重要版本的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图像版和图文对照版三种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检索。二、出版了《〈三国演义〉〈三国志〉对照本》。三、建立了初步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包括上述八个重要版本和有关文献(如《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的电子文本。四、绘制了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地图。这些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欢迎和好评。
金文京：我认为周文业设计的数字化工程是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收获。众所周知，数字化是当前全球的大潮流，文学研究自不例外，而白话小说的研究应是数字化工程最容易有收效的领域。《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不仅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整个白话小说的研究开了风气，其功不可没。
沈伯俊：第四，学风比较端正。二十五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能注意掌握资料，实事求是，避免凿空之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争鸣不断，但多数学者都能遵循学术规范，互相尊重，平等讨论，并能注意吸收对方意见的长处。这种求实、创新的学风，使整个研究发展比较平稳，很少有游谈无根、哗众取宠的所谓“热点”，很少有逞才使气、唯我独尊的无谓之争。
金文京：对于这一点，我和其他日本同行也颇有同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乐于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三国演义》研讨会。
沈伯俊：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我主持的三次“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参加。2004年9月，由韩国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在韩国首都汉城(今名首尔)举行，也有中国、日本学者参加。这四次接连举行的研讨会，大大增强了三国学者在《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再如：我的《三国演义辞典》已由日本学者立间祥介、冈崎由美、土屋文子译成日文，由著名的潮出版社出版(1996年初版)；并由韩国学者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泛友社出版(2000年版)。我的《三国漫话》也已由郑元基译成韩文，由韩国书村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版)。而日本、韩国学者的论著，也常常被中国学者翻译、介绍和引用。我就翻译过狩野直祯的《〈三国志〉的诞生和流传》、城野宏的《现在向孔明学什么》等论著，并多次介绍您和中川谕、上田望等先生的学术观点。
金文京：日本学者也比较重视学习、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上田望的论文《三国说唱研究》(载《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言语文学篇》2003年第23号)，其注11便特别说明：“凡引用《三国演义》，均据沈伯俊校理本。”
沈伯俊：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受到你们治学的三大特点：一、高度重视对资料的全面占有。例如您和中川谕、上田望对《三国》版本的掌握。中川谕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绝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沈伯俊：《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二、观察细密。例如您发现嘉靖壬午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壬午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这一点对中国学者很有启发，我在《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综述》中特别作了介绍。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例如：您的《关羽的儿子与孙悟空》、大冢秀高教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上田望博士的《明代通俗文艺中的三国故事——以〈风月锦囊〉所选〈精选续编赛全家锦三国志大全〉为线索》，都善于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中国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这种严谨细致的学风，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学习。
金文京：日本学者以往对《三国演义》虽有不少贡献，但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远远不如中国之多，力量自是有限的，研究的视野也不够开阔。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也有许多长处值得日本学者学习和借鉴。
沈伯俊：尽管中国的《三国演义》研究成就突出，但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尽管有关毛宗岗父子和毛评的研究比之过去大有进步，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岗父子和毛本《三国》的专著，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梳理《三国演义》接受史的专著。第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或为了评职称而临时拼凑，或为了取得某次学术会议的入场券而草草应付，或对论题浅尝辄止，率尔操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不够多样。例如：母题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够。第四，部分学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而不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应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有的研究者企图从某些民间传说中寻找小说作家的行踪，却忽视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必须对相关的民间传说予以准确的时间定位：究竟是小说创作之前的，还是小说完成之后的？如果把受小说影响而产生于晚近的传说当作考证小说的依据，那就颠倒了因果关系，其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二、更重要的是，作家籍贯与民间传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人根据民间传说，把貂蝉这个虚构人物说成山西定襄人，再进而根据这类传说来考证罗贯中的籍贯，这有什么可靠性？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够畅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见。
金文京：沈教授指出的《三国》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概括非常精当，值得所有的研究者共同注意。
三、研究前景的展望
沈伯俊：展望今后的《三国》研究，我想强调五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深化《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如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过精细的研究，争取逐步统一认识，不能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不够系统。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就拿《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来说，尽管二十几年来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受版本研究水平的局限，一时还难以定论，我们仍不得不沿用“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说法。然而，“元末明初”毕竟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元末”和“明初”分属于两个时代，能否加以判定，直接牵涉到整个作品的时代定位。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实际上都把《三国演义》列为明代作品；如果能证明它成书于元代中期或元代后期，那就必须把它列入元代文学史的范畴。若如此，以往对《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都应当重新加以审视，许多方面的认识不得不作出修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金文京：关于版本系统的研究中，诸如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本系统、建阳繁本和简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周曰校本系统和建阳简本有关关索故事的先后关系等问题，目前都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在研究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罗贯中原本的探索。只有全面了解《三国演义》版本的整个系统脉络及其演变过程，才有可能追溯到原本或祖本问题。部分学者过分热衷于原本的追求，是不足取的。为此，应更加努力介绍各种版本，发掘尚待发现的版本。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很多《三国演义》的秘本已经陆续影印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打破了很多研究上的障碍。不过，还有很多重要版本的真实面貌尚未公诸学界，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而因为日本所藏的有关版本较多，这一方面的工作显然有待于日本学者的努力。最近日本有一家古书店出售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耕堂费守斋所刊的《三国志传》残本，中国也出现了与国家图书馆的藏本不同的另一汤宾尹本的残本，这些都是新的发现，足以增加我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的知识。茫茫人寰，当有更多的宝贵版本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不应松懈这一方面的努力。
沈伯俊：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对此主要想谈两点：一、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既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研究热”在《三国演义》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巨著，更是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以其对小说体裁的历史性开拓、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严密的总体结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同时，《三国演义》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积淀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二、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二十五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对于诸葛亮形象，许多学者都作过精彩的论述，而黄钧先生则独辟蹊径，从母题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指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而终遭失败的悲剧结局，其实是我国包括神话、传说、小说在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恒的母题。诸葛亮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演进过程，必然受到远古神话中悲剧英雄，特别是夸父所留下的“种族记忆”的影响和制约。“夸父、诸葛等英雄与自然、天命所开展的这一场极其庄严壮烈的竞赛，只能以薪尽火传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的论述，颇能给人以新的启示。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金文京：对沈教授谈的这个问题，我表示赞同。
沈伯俊：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1998年，我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同行的重视。仅以2004年10月在四川绵阳举行的全国第十七届《三国演义》研讨会为例，会议收到的论文就有3篇属于《三国演义》研究史范畴：一是陆勇强的《二十世纪罗贯中研究鸟瞰》，二是卫绍生的《新世纪〈三国演义〉作者之争》，三是纪德君的《“千秋功罪任评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百年》(均已收入《三国演义学刊》2004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我和谭良啸编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附录有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足资研究者参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正在撰写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这对于帮助研究者掌握有关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金文京：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本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又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沈教授的主张。
沈伯俊：第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2004年9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上，上田望的《明清小说数字化应用研究》报告，介绍了他借助检索系统软件“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三国演义》”(简称GPS)和统计处理软件“自己组织化图解”，从词汇、语法等角度对《三国演义》的电子文本加以具体分析的情况。GPS便于检索六种版本，还具有计算各个则目中的词语的出现频率，以及根据此数据而显示图表的功能。借助“自己组织化图解”软件，他研究了下列语词现象：(1)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宋元时代的词汇；(2)出现在《三国演义》的特定则目中的明清时代的词汇；(3)在《三国演义》前后部中出现频率不均等(差异程度很大)的词汇；(4)在《三国演义》中使用频率高的汉字。通过分析，他发现：“从语言风格来看，《三国演义》在词汇、语法上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竟有甚多不同，元杂剧的常用词也不多见于《三国演义》。”“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语体相差悬殊，后半部分文言使用得多一些，这部分罗贯中自己写的可能性很大。”他还进一步指出：“利用GPS和‘自己组织化图解’对《三国演义》以外的古代小说的电子文本加以解析的话，应该一定会发现小说本身具有的语体特点等。而且在我们阅读时没有意识到的古代小说之间的亲疏关系、继承关系也未必不能发现。”上田望的工作具有开拓价值，其认识也极具启发性。我在题为《关于推进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究的思考》的报告中，就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点建议：一、古代小说专家和电脑专家各有所长，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二、各类小说的数字化研究应该彼此打通，互相促进。三、大力开发电脑的工具优势。例如，《三国演义》研究涉及元明三国戏，自然应将这些三国戏全部数字化，设计强大而有效的检索功能和比较功能，以利深入的研究。四、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电脑是为人服务的，无论其工具作用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取代人的研究。强调“充分发挥人脑的创造性主导作用”，主要想突出两点：其一，研究者要为电脑提供正确的资料信息，设计良好的程序，提出最佳的要求；其二，利用电脑进行独立的判断和创造性的研究。五、积极探讨网络的交流互动功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网上讨论，交流互动。
金文京：是的，应该全面地展开《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周文业先生的数字化工程，限于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全用简体字，既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本面貌，又与使用繁体字的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类成果难以互换，这是一个明显的美中不足之处。因此，电脑上的字体统一应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沈伯俊：这就涉及我想到的第五个问题——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阐释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进入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以后，中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与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金文京：诚如沈教授所言，近年来日中两国的学者通过几次研讨会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有些问题在两国学者之间仍有意见分歧，却没有彻底讨论，仍是各持己见。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讨论，共同追求真理，以期达成共识。另外，东亚各国都有其独特的《三国演义》文化，2004年在韩国召开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得以跟韩国学者进行交流；不过，与越南方面的交流似乎几近阙如，也是一大憾事。以后应该扩大视野，展望东南亚各国的《三国演义》文化。
沈伯俊：是的。中日两国学者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亚洲各国，特别是中日韩三国也都应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例如，在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问题上，韩国的赵宽熙教授在题为《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方案探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为了迎接信息化社会，韩中日三国应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小说研究数字化的方案。”他认为，建立中国小说研究基础的全部工作原则上必须排除商业性，而应立足于学术性。这一工作的目标是：一、中国小说原著文本的数字化。除了制作古代小说的数字化正本文件，还应收集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硕士、博士论文资料，建成电子图书馆。二、建立中国小说文本目录数据库。目前，韩国学者正在建立20世纪发表的全世界有关中国小说的论文目录数据库，并正在准备数据整理和程序开发。为此，还需准备服务器和网站服务。三、最需要的是中日韩三国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协作体系。目前，三国学者正分别构筑数据库，这必然造成对同一作品的重复作业；但因学术环境不同，要形成协作关系并非易事。因此，三国学者应该在持续召开的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上，确认彼此的立场，相互交换意见，以建立相应的方案。赵宽熙的意见极富前瞻性，应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金文京：近年来的学术交流，促使日本学者增强了联合意识。日本现在只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还没有专门研究《三国演义》的学会组织。最近，大东文化大学的渡边义浩教授(研究三国历史)带头倡导成立三国志学会，打算以文史结合为宗旨，集中力量全面展开相关的研究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今年七月将召开成立大会，也要邀请一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更加促进《三国演义》各方面的研究。
沈伯俊：金教授，我们这次对话，可以说是一次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我相信，这对今后中日两国的《三国》研究都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金文京：我也很满意这次对话，相信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更为美满的研究成果。关心《三国演义》的读者，可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