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鄙意以为，把古典文学名著搬上屏幕，要想获得成功，都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的美学原则：一是忠实，一是超越。所谓忠实，是指忠实于原著；所谓超越，就是超越于原著。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把《三国演义》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开始就受到双重的制约：既受到三国历史的制约，又受小说原著的制约。然而，从三国历史（公元184年到280年）到《三国演义》成书（元末明初，约1368年左右），其间经历了一千多年，从《三国演义》正式出版（初刻本在明嘉靖元年1522）到现在又过去了四百多年，将《三国演义》搬上影视屏幕，必须进行两个超越：从历史到现实的超越，从语言的想象艺术到视听综合艺术的超越。我认为，《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在实践忠实与超越这两个美学原则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它是一部有相当深度和力度的成功之作。但是，忠实与超越的丰富内涵远远超过于字面意义本身。究竟怎样是忠实？怎样是超越？忠实，要忠实到什么程度；超越，要超越到什么程度？忠实与超越如何把握其分寸？等等。这中间包含着很丰富的辩证内容。我认为，《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成功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缺陷与失误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面，我就从这两方面谈点具体的意见。
关于忠实于原著
《三国演义》剧组一开始就把忠实于原著作为改编的指导思想，我以为是非常明智，非常正确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编剧们开始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点各行其是，各从所好。喜欢曹操的把刘备骂一顿，喜欢刘备的把曹操骂一顿，后来在剧组的干预和坚持下，才得到了统一，即统一于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只能按照罗贯中的路子走。我认为这个指导思想非常重要，它为改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要不要忠实于原著，不单纯是个做法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名著，四五百年来一直流传不衰，它影响着不同时代数以亿万计的读者，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这是什么原因？在《三国演义》中，精彩的不是三国时代的历史。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春秋战国，楚汉相争，隋末起义，元末割据，精彩的段落有的是，何以只三国纷争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写历史的小说也多的是，《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东西晋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数不胜数，何以只《三国演义》具有永恒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凝结着、积淀着某种历史文化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反思的思想和审美理想。三国时代的人物和事迹，在民间经过了上千年的流传，经过了无数民间艺人的讲说和传唱，逐渐凝固、定型，最后经过罗贯中的再创造，产生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本，到了清初，又经过毛纶毛宗岗的修订，遂成为《三国演义》的定本。从这以后，说书也好，戏曲也好，一以《三国演义》为准的。因此，《三国演义》作为文学名著，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它是定型化了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搬上屏幕，也就是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发扬的问题。既然如此，不忠实于原著，还能忠实于甚么呢？如果随心所欲，另搞一套，或许能称之为“新编三国演义”，却不能称为“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
电视剧以毛宗岗本《三国演义》作为改编的依据，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也是好的。因为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著，但本身确有许多缺陷，如诸葛亮曾打算在上方谷把魏延与司马懿一同烧死，使诸葛亮的形象分裂，不太统一，等等。毛本《三国演义》强化了原著中的正统观念，但也删除了原著中的奏议论赞等非文学因素，使原著中的形象更加统一，文辞更加精警，因而取代原著，成为近三百年来广泛流行的定本。京剧与各个地方剧种、民间说书都据此本改编，它已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电视剧以毛本《三国演义》作为改编依据，编导们所谓忠实于原著实际忠实的是毛本《三国演义》，这点亦无可厚非，但如果把罗贯中原著（即嘉靖本）中许多生气勃勃的内容也加以遗弃，却是可以商议的。由上所说，所谓忠实于原著，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原著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因为这是艺术感染力的精神源泉。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即爱刘憎曹的思想倾向性。我们知道，历史讲求客观而公正，文学追求的却是主观和情感。陈寿在《三国志》中，虽以魏为正统，但对魏、蜀、吴三方的人物，却是尽量客观公正的进行描述，尽量不表露自己主观的爱憎感情。而在《三国演义》中，爱刘憎曹却成了小说的灵魂。爱刘憎曹不单纯是作家罗贯中的一种主观观念，而是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过程中凝聚起来，渗透在人物故事、情节各个方面的一种情感。它虽然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前提（比如刘备的仁民爱物，曹操的残暴、奸诈），但毕竟是情感化了的思想，它能够直接激发人们的爱憎情绪。爱刘憎曹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中国民众对和平、统一的愿望，对仁政贤君的理想和对奸诈暴政的憎恨。而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不过都是这种审美理想的载体和符号表现。《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不仅继承了爱刘憎曹的思想倾向性和审美感情，同时还通过视觉形象将这种感情作了强化渲染，因此，《三国演义》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很多的动人情景和感人场面，诸如“桃园结义”、“古城会”、“关羽之死”等等。象张飞失去徐州之后，在一个雨夜，只身来到刘备的帐篷，关羽连珠炮一般的责问他，张飞羞愧难当，拔剑要自杀，刘备打了他一耳光，夺下剑，然后兄弟抱头痛哭。这些场景处理，通过气氛、音乐的渲染，演员的出色表演，的确非常动人。又如关羽死后，张飞痛不欲生，满腔悲愤。导演设计了一个镜头，让张飞在薄暮时分，背对观众，跪在山沿，双手伸向苍天，面对群山幽谷呼号。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到凄怆欲绝。可以说，电视剧在传达原著的历史精神和审美情感方面，不仅做到了忠实，而且实现了超越。
《三国演义》电视剧对原著的忠实，还体现在保持了原著的基本的情节结构，使人物性格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作为文学名著，一个重要的标帜就是塑造出一批能永久活在读者心中的典型人物。《三国演义》小说之所以能持久地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它写活了一大批人物形象。现在把小说搬上屏幕，能否让人物活起来，就成为改编成功与否的关键。不要认为有了演员扮演人物，这个人物就一定活起来。他如果没有富有特征的语言和行动，没有精神，即使他有血肉躯壳，他也可能如平淡的文字符号一样没有生命力。我们说《三国演义》电视剧获得了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主要人物不仅造型生动，符合人们的想象，而且性格丰满，鲜活传神，在观众面前站立起来。特别是曹操和诸葛亮，现在大体可以断定，是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形象。
关于超越于原著
将古典文学名著搬上屏幕，光执行忠实的原则是不够的。如果机械呆板地照搬原著，使电视剧仅仅成为原著文字的图解，成为活动的连环画，这种改编当然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因此，改编文学名著还必须自觉地执行超越的原则：一是要用时代精神对原著进行新的阐释，一是要突破原有艺术形式的约束，按新的艺术形式对原著内容进行改造。
历史具有继承性，但又日新月异，具有创造性。人们需要历史，是要以它作为今天的借鉴。因此人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总是要从今天的时代精神来理解它和对它重新进行阐释。《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其实作品中的历史事实，除了一些大节目如董卓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足鼎立、三分归晋等与信史大体符合之外，其中大量的情节和细节都是作家虚构的。小说中人物和历史人物虽名性相同，然而性格却大相径庭，有的甚至面目全非。究其原因，小说不是信史，而是宋、元、明各个时代民众对三国历史所作的重新阐释。即从《三国演义》版本的演化来看，这种阐释也是不断进行的。在《三国志平话》中，开头有一个因果报应故事，说的是刘邦大杀功臣，韩信等在阴间上诉，于是玉皇断狱，令韩信转生为曹操，彭越为刘备，英布为孙权，刘邦则为献帝，三家瓜分了汉政权，报了含冤被杀之仇。《三国志平话》把三国鼎立解释成宿命因果关系，这是代表了宋元时期民众的一种历史观念。毛宗岗的《三国演义》删去了冤冤相报的宿命故事，却加了一段“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议论，这是毛宗岗对历史的一种循环论的阐释。比较起来，倒是接近于罗贯中原著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既没有宿命因果故事，又没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一开始便从宦官与外戚的争夺写起，是朝庭的昏昧酿成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作者认为这才是导致群雄割据、三国鼎立的历史原因。显然，这种认识才更符合历史的唯物观点。我们今天来改编《三国演义》，当然要有更高更全面的认识。
《三国演义》电视剧在超越原著方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较为突出：
一、电视剧具有古朴、凝重的历史氛围。作为历史剧，理应给观众以历史真实感。这是感动观众的一个前提。《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古典小说，它本身已成了历史。因此人们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只注重于书中人物故事情节，而对于书中叙写的礼仪、服饰、风俗等都不予考究。实际《三国演义》中有关的礼仪、服饰、器仗等很多已悖离历史的真实，加进了宋元时代乃至明代的器物。再加上《三国演义》是语言艺术，人们凭借文字符号转化为各自心中的人物形象，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人哈姆雷特，而刘备、诸葛亮究竟是什么样子，却谁也说不清楚。至多也只能回忆起戏曲舞台上的虚幻的形象。现在经过《三国演义》电视剧组的辛勤的努力，我们得以从屏幕上直观地重睹汉官威仪。大至宫庭建筑，战场铺排，小至人物造型、服饰、礼仪，都力求复现汉代的原貌。因此看《三国演义》电视剧，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古朴、凝重的历史氛围。透过每一个画面，观众都可以看到一层深厚的文化意蕴。沉浸在这样的艺术境界里，观众也就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这种艺术文化的感染力显然是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远远不及的。比如歃血为盟，对历史文化缺乏了解读者在读到这一细节时，恐怕是无动于衷。但当他在屏幕上看到诸侯们伸出二个手指头蘸上鲜血，在脸上划出两道血印的场合，一种神圣、庄严、悲壮之感不能不油然而生。
电视剧是视听艺术。剧组在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再现历史文化背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是说非常完美，无懈可击。因为电视画面直观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每一个细节都难逃观众的眼睛。电视剧在这方面的漏洞和失误也是不少的。比如，有的观众已指出，刘备一顾茅庐时，隆中农夫耕田使用的是现在还在用的曲辕犁，而东汉时代，即使农业最先进的魏国，仍然是使用“双牛抬杠”的耕种方法。由此可见，作为视听艺术的电视剧在创造历史真实方面，任务是十分艰巨，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电视剧贯串了悲壮、深沉的艺术主旋律。《三国演义》小说本身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它描写了三国由兴至衰的历史，三国谁也没有能统一中国，最后是由篡夺了魏国的司马氏政权统一了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幕民族的历史悲剧。司马氏靠欺诈、掠夺起家，政治极端腐败，晋王朝把中华民族推入更加深重的灾难的深渊。《三国演义》也刻划了关羽、刘备、诸葛亮等英雄人物悲剧的死亡，但是书中浓厚的正统观念、天命神化描写多少冲淡了这一段历史和人物的悲剧色彩，比如关羽死后成了神等等。
《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编导利用现代的声光技巧，使整个剧笼罩在一种深沉、悲壮的艺术主旋律之中。比如说那豪放、雄壮、苍凉的片头歌，那嘹亮、深厚的男声，人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感到厌倦。相反地你细细品味，倒颇有一点渗透历史哲理的味。片尾歌则是相反相成，以婉转、低沉、轻盈的女声，诉说出绵绵不尽的伤感和幽思，低沉而不消沉，悠长而又意味无穷。
电视剧的战争场面非常壮烈，增强了全剧的悲剧色彩。战争无比地残酷、血腥。然而，战争又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必然步骤，因此，这种战争不同于豪强互相争夺和掠夺的屠杀。蜀军为恢复中原，复兴汉室所作的拚战，带有正义的色彩，因此他们死亡也就带有悲剧性。全剧中壮烈的场面很多，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陈仓城下的的一幕，这是诸葛亮二出祁山时进攻陈仓的一次战斗，由于魏将郝昭的坚守，战斗异常酷烈，蜀兵一次又一次进攻，一次又一次被击退，陈仓城下陈累累，真的是血流飘杆。这时镜头扫过那首枕藉的古战场，再配上那黄昏暮色、凄凉的音乐声，真使人悲怆不已。
当然，最具有悲壮色彩的还是英雄的悲壮的死亡。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引用叔本华的悲剧观念，将悲剧分为三类：①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者；②由于盲目的命运者；③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他认为《红楼梦》的悲剧属于第三类。当然，《红楼梦》所叙，是平凡的人物。《三国演义》则是英雄传奇，其中英雄人物都具有某种理想化的浪漫色彩。比如关羽的大刀八十二斤，死后成了神，等等。因此在改编《三国演义》时，有神化和人化两条道路。《三国演义》剧组显然是走的人化道路。在电视剧中，关羽、刘备、张飞的死都由于自身性格的弱点所造成的。他们的死给人以悲感。周瑜也是如此。其实，曹操也应是如此。他既有恶的一面，也有事业未成的一面，“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不也是悲感的么？至于诸葛亮之死我认为电视剧没有写好，甚至可以说是失败。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秋风五丈原，文字描写虽不多，但很悲感动人，如下面一段：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
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在这段描写中，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的环境气氛，有“强支病体”的动作，有“悠悠苍天”的心声，充满了潜台词，极富有意境。我觉得电视剧没有将这种意境传达出来。电视剧让诸葛亮观看兵士的操练，兵士发现诸葛亮后，齐跪下恳求他保重身体，场面虽然很大，但效果全没有了。不如用秋风萧瑟，落叶飘飞，悲茄声声来衬托，效果可以更好一些。同时，画面上多次闪现“进伐中原”的旗帜，而没有“复兴汉室”的旗帜，我也认为是一个重要失误。须知“复兴汉室”是更能激发人心的一个口号。三国故事在宋元时广泛流传，在流传中逐渐凝聚了这一个主题。因此，“复兴汉室”不单是蜀军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宋元时代处于异民族侵略和统治下汉族民众的心声。编导者对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失误，从总体上说，《三国演义》电视剧体现了悲壮、雄浑、深沉的艺术风格，这是编导者对原著所作出的阐释，也是对原著的一个重大超越。
三、电视剧对结构的调整和对情节的增饰与删改强化了原著的主题。原著120回，罗贯中为了忠实于历史，再现群雄割据，三国纷争的历史画面，不得不把笔放开一点，不仅对魏、蜀、吴三国的兴亡作详尽的描写，同时也对次要的人物和事件作一些交代，如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李催郭汜大交兵等，真所谓“陈叙丰年，赅括万事”。据有人统计，原著叙写的人物有1200多，其中有姓有名的将近1000人。这样纷繁的事件，众多的人物，在小说中可以容纳，因为读者可以来回翻看，理清线索。可是在“一次过”的影视艺术中，是绝对行不通的。为此，电视剧编导对原著的结构作了许多调整，删除了大量的枝节。现在的电视剧分五个部分84集，每集有一个中心事件，每集有一个戏剧高潮，因而更加突出了蜀汉这条主线，突出了刘、关、张、诸葛亮、曹操等主要人物，使观众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例如关羽降曹后，曹操为了笼络关羽，赠给关羽锦袍、赤免马等，这些情节在原著中都是发生在到洛阳以后的事。电视剧改为在回洛阳途中，就显得比较精警、利落，衔接较紧。当然，为了突出主线，把吴、魏一些重要情节也删除掉，却是不妥的。如电视剧结局只写到蜀亡，对灭吴这样重大的事件只一句话交代了事，未免草草，使人感到有点虎头蛇足。
关于缺憾与不足
《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缺憾与不足，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我突出地感受到的，还有以下几点：1.在改编的总体原则上，我认为是忠实有余，超越不足。说它忠实有余，是说它忠实得过于拘谨，有点过分拘泥于原著。尽管它在结构上有较大的调整，尽管它对情节有增删，也有改变，如对貂蝉结局的处理，让她看破红尘，飘然远逝，这是优于原著的；但仍然有许多情节和场面，没有强的戏剧冲突，平平淡淡，纯属交代事件，观众看得乏味。比如曹后骂兄一场戏，这是依据毛本改编的，毛宗岗把原著中曹后助兄改为曹后责斥曹丕纂位，完全是为了加强正统观念，电视剧照样搬上屏幕，完全没有必要。忠实于原著，应以对原著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电视剧在正确把握原著悲壮、深沉一面的同时，对原著浪漫传奇色彩把握不足，因此缺乏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比如张飞在长坂桥的三声吼，戏曲上夸张为“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电视剧虽不能这样夸张，但也应运用电视的艺术手段加以夸大，如配合回声加以渲染，效果可能比纯用人的自然声音要好。2.小说《三国演义》在刻划人物上极为传神，许多次要人物，只要一笔二笔便跃然纸上，给人深刻印象。可是电视剧除刘、关、张、诸葛亮、曹操、孙权等主要人物能站立起来，并成功的创造了曹操、诸葛亮是这两个形象外，赵云、庞统、黄忠、马超、周瑜、鲁肃、吕布、荀、郭嘉、张辽、吕蒙等许多人物都未能立起来。这是什么原因？一是太拘泥于原著，情节平实，没有增添传奇色彩，增添情节和细节；二是演员没物色好，吕布、周瑜、赵云、马超都是才貌特优之人，应突出其形貌美俊，同时也要传神，性格鲜明，电视剧中演员缺乏这方面气质；三是频繁更换演员，使演员难以进入角色。3.人物语言也太过分拘泥于原著，影响了角色的创造。《三国演义》描写的是帝王将相，应该用雅言，这是肯定的。但罗贯中在他那个时代，已考虑到要让群众接受，必须通俗，因此使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特别是在嘉靖本中，张飞说“将牌印来，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这已是形同大白话了；我们今天来改编《三国演义》，理应在语言上下大功夫，既保持原著典雅风格，又能通俗入时，能为大众接受。电视剧把毛本的语言几乎原封不动搬上屏幕，至少有二个弊病：一是演员念得费劲，节奏缓慢，同时影响了感情的表达；二是失去了许多青少年观众和农村的观众，因为许多话即使借助字幕也难以听懂。4.武打方面，电视剧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场景，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很有成绩。但总的看，确实太单调，变化少，太实，特技运用太少，因此不够精彩，观众感到不满意。
《三国演义》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刚一播放，议论蜂起，意见纷纭。热烈赞颂者有之，尖刻批评者也有之。有的小报上甚至下以断语：“改编是失败的”，电视剧是一部“成语故事”等。对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因为《三国演义》是中国百姓最喜爱也最熟悉的一部小说，现在改编成电视，观众的期待值很高，希望它完美，符合思维的定势，因此眼光苛刻；二、因未见全璧，只看了几集，于是管中窥豹，随感式发表意见，未免有失偏颇；三、各人的审美需要不同。长期以来，港台历史题材影片培养了一种审美情趣，借古人幽灵来表达现代人的趣味，如“戏说”之类。其实这种历史题材影视片与《三国演义》电视剧有根本区别，前者历史的味道极少，后者则要讲求历史的真实性，不能随意杜撰。众多的评论本身说明了《三国演义》电视剧在民众中引起的反响，而且不管是正确的意见还是错误的意见，都可以从中收到教益，为今后改编古典文学名著提供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对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在吃透原著精神的同时，必须了解和把握当代观众的观赏心理和审美需要。当代观众的观赏心理和审美需要总的说是趋向于多元化、复杂化、快节奏、刺激性和观赏性。所谓多元化、复杂化，就是指具有受教育、提高认识、追求新奇、寄托情感、娱乐、休闲等多种审美需要，要求情节单纯而复杂，含而不露，要求人物圆活，富有个性，等等。当然，也要有一定的刺激性和很强的观赏性。因此，不了解和把握古典名著产生时代与当今时代在社会心理和审美情趣上的差异，一味强调忠实于原著，是有偏颇的。所以笔者认为：改编古典文学名著，既要忠实，又要超越；在忠实的基础上超越。把这两方面把握好了，就能创作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