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家父对生活、对学问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们努力学习。他悄悄地咏颂他年轻时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坚信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
1976年秋，平地一声惊雷，结束了“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灿烂的曙光出现在了天际。家父对此感到无比欢欣鼓舞，奋笔撰写了《论周公旦的历史地位——兼评“四人帮”批周公的罪恶用心》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12月1日“史学”版上。这是是云南省史学界最早批判“四人帮”的重头文章。
1977年，邓小平发出了改变千百万青年的命运的指示：“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命运转折的时刻到来了。我们兄弟的命运也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巨变。舍弟伯杰和伯约分别于1977和1978年均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激动。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已自修完了“文革”前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主要课程。因此从知识基础来说，我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历史系应当说是胜券在握。但是家父对我说：“你的学力和功底已达到研究生水平，因此你如果参加高考，考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入大学后，你将不得不把四年光阴用在学习那些你已经掌握的知识上。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现在快要二十八岁了，未来的四年是你青年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是决定你能否成为一个好学者的关键时期。我觉得你不应该浪费你最好的年华，而应该好好准备，日后以同等学力参加研究生考试。虽然现在国家还没有恢复招收研究生，但研究生培养制度一定会提到日程上的。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写信给老朋友熊德基先生，征求他的意见。熊先生当即复信，说：“依照伯重的学力，考上研究生的希望很大，因此可不必参加高考，而以集中精力准备研究生考试为是”。熊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了我们父子的决心，于是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不报考大学。在“文革”十年中一心想读大学而被拒之门外的我，竟然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令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跌破了眼镜。
果然如家父所意料的那样，第二年邓小平批示要恢复研究生教育，于是国家宣布招收研究生。这时家父和我又一次讨论报考研究生的事。几乎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建议最好报考云大。理由是：第一，你只上过一年高中，虽然坚持自学，但怎能与那些“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竞争呢？因此还是要以务实的态度选择学校。云大地处边疆，生源不如外地名校，竞争相对缓和，同时这里熟人多，可以托人走走关系，因此考上的可能较大；第二，你父亲是著名学者，教你一定不遗余力，因此日后学习上的困难比较少些。
然而，家父却对我说：“你不要考云大，更不要考我的研究生”。理由是：第一，云大比起外地名校，学术水平本有差异，经过“文革”浩劫，情况更是一塌糊涂，你在这里不一定能学到最好的知识；同时云大历史系人事复杂，那些在“文革”中整人的人还在当权，即使你考上这里的研究生，也很难专心学习。（注：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家父的这些考虑完全正确。我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后，家父因此而受到当时云大历史系领导XXX的公开指责：“云大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一人能考上研究生，而李埏的儿子没有读大学却能考上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这说明李埏私心杂念重，只教儿子而不好好教学生，应当批判”。家父听到此话后，对这位领导说：“1966年，你作为系党总支书记，秉承上面的意思，把我打成‘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云南省三家村黑干将’。‘文革’中期你被‘三结合’后，与‘革命教师’一起，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进行了长时间的‘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两年后的今天，我才重新获得教书的权利。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只有我的儿子能够跟我学习历史。而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父子都受到系上‘革命教师’们的迫害。这些事情，你是完全清楚的。现在你却用这个理由批判我，岂不是太不顾事实了吧？”
这种今天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天大笑话，却是当时云大历史系的实际情况。）其次，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因此古人提倡“易子而教”。我的学问路数，经过这么多年，你已经熟悉。现在你应当找其它优秀学者，向他们学习，这样才真正学得好。至于是否能够考上外地名校，你应当有自信。我对子女的前途，可以用一个比方说明：看你是一只鸽子还是老鹰了，要是鸽子，尽可以呆在身边，招手就可以回来，可是我不想你们成为鸽子。要是老鹰，那就让你们尽情地飞翔，天下之大，尽可去的。
在他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的研究生。在众多竞争者中，我以最低的学历和最高的考分（古文和英文第一名）的成绩，被厦大录取。1978年8月，收到了厦大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10月初，告别了家人亲友，愉快地奔向东海之滨的厦门，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临行前夕，家父与我挑灯长谈，谆谆告诫为人为学之道，并惠赐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一部。这部书系当年吴晗先生赠送家父之书，扉页上还有吴先生题赠之言。在“文革”中，家父用浆糊把该书的扉页与封面页粘了起来，使人无法看到题字，因而红卫兵抄家拿去后，不知这是一部什么书，未当作一回事，随手扔在抄来的书堆中，未予销毁。“文革”后发还抄家余物，此书又回到家父手中。家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年我做研究生时，吴晗先生专门买来这部书送我，说此书是治史必备之书，叫我放在手边，随时翻阅。当时他生活极度拮据，还为此破费。这件事，我至今每想起就感到无限的感激和不安。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希望你继承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业，薪火相传，真正做一个好历史学家”。带着他的殷切希望和热情鼓励，我登上了去厦门的火车。我充满坎坷的学史之路，从此也转入坦途。
自此以后，我有幸遇到韩国磐、傅衣凌、吴承明、方行等多位名师。他们都给了我宝贵的教诲和深切的关爱，使我得以在治学之路上一帆风顺。但是，把我培养成材的关键人物仍然是家父。正如我在拙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鸣谢”中所说的那样，家父不仅是我在“文革”苦难岁月中开始学习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位老师，而且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老师。在我几十年的治学历程中，每当遇到困难或者诱惑而对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动摇时，脑海里就会出现家父慈爱而肃穆的面容，耳边会响起他的谆谆教导，于是自己立刻提醒自己：勿忘初衷，要像“两司马”一样，把良史之路走到底。
自离开昆明去厦门求学，三十一年转眼就过去了。我离开昆明后，家父依然一如往昔，时时给我鼓励和指导，并为我学业上的每一点进步感到由衷的欣喜。例如，1980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工作生活如常，而会议甚多。既少暇又无可记者，故日记中辍。然月中回顾，亦有二三事堪记于下：先后得伯重两函，述迩来读书心得。他从唐人著作中注意到，唐代农耕有一大进步，即越冬作物的普遍种植，于是从一作制发展为两作制。唐建中创行两税法，盖即如此。后阅日人天野元之助所著书，亦论及两作制，然未及两税法。他拟再多集一些资料，为文申述之。这是很可喜的。当即复书予以鼓励。我早年从鞠清远辈之说，以为两税即户税地税。近数年前，读书稍多，始疑其非也。宋人并两税为二税，明人称夏税秋粮，皆唐人夏秋两征之，故称两税之延续。然未及深考，亦未思及一年二作问题。重儿之见，可为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极有价值的论证解释，作出科学的定论”。在1981年6月3日日记中写道：“旬日前始阅重儿毕业论文稿，至今日毕。约八万余言，述唐代中下游地区农民生产。进步甚大，能独立研究矣”。他的这种无限关爱和鼓励，是我在治史之路上得以一路顺畅的重要原因。
2008年5月12日，家父不幸驾鹤西去，留给我们兄弟姐妹无尽的哀思。目前家姊伯敬正在整理家父生前日记，从她已经整理出来的部分中，我们看到了世间最伟大的父爱。在读这些日记时，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家父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我为有这样一个好父亲而感到骄傲，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责：家父对我们，只有付出，而没有索取。我们对他表达的孝意，不管如何微小，他总是牢记在心（家父在1961年5月1日日记中记：“五一节放假。…..重儿欲以其所储金，买酒一瓶作节日礼物遗我，以价昂，力却之，殊感安慰也”。这样一件小事，我自己早已忘却，但家父却记在日记中。读至此，不禁感慨万端）；而他给了我们无限的厚爱（注：家父在1967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敬、重两儿参加‘云南大学农奴戟长征队’，明日将发，取道贵阳赴广西、井冈山，以达首都。这是可喜的事。但我犯错误，愧为人父，五内如焚。夜复失眠达旦”。
在次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未明即起，帮助孩子们准备行装。十时许，两个儿女背着背包昂首辞家而去了。我站在门里，遥望他们的背影，心都要激动的跳出腔子来。看看他们走上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前程，我高兴！但一想到我自己，又不禁眼泪直向肚子里流。伯约为重儿到武成路修鞋店取了鞋子，直送到东站外交给重儿，下午一时许回的家。我问了又问，问他们是怎样走着，有多少人，姐姐哥哥教导什么……我能去送他们一程，该多好啊！终日心慌心跳不止，服溴剂三次”。1969年我被送去瑞丽插队。2月6日上午临行之时，家父和家姊到我登车出为我送行，我看到家父眼中充满泪水，但却竭力控制着不哭出声来。他一直伫立在我登车出，目送我乘坐的卡车远去。我每回想起此情此景，就不由得想起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背影》。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家父对我的挚爱），却从来不望回报。我三十多年一直在外工作，远离膝下，仅只是暑假能够回来探望父母，少奉甘旨，未克尽人子孝道。如今天人永隔，悠悠寸草心，永难报三春晖矣。
我们兄弟姊妹仅可告慰家父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培养，刻苦自励，终于都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材。似乎是否命运的有意安排，家父年轻时的一些经历，分别在我们身上重演（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各自重蹈家父的部分人生经历。家父本科读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伯约后来在该校读了本科。家父研究生读的是北京大学，伯杰在该校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家父生前长期任教于云南大学，伯敬曾在该校读了本科。家父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我本人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外，我和伯约、伯杰也都继承了家父的职业，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的一些梦想，也在我们身上变为现实（注：家父年轻时很常羡慕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和张荫麟先生，“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学最好的知识，做最好的学问。
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出国深造和交流，但是直到1990年他已76岁时，才有机会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国，应英中友协之邀，并由英中友协资助，访问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而我们兄弟三人，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都多次出国，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著名学府学习、研究或者讲学）。
就我而言，少时家父为我讲解《太史公自序》，特别讲到司马谈临终之际对司马迁说的话：“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迁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家父说：“司马迁后来完成了父亲的未竟之业，以毕生之力，写出了不朽之作《史记》，这才是真正的孝道。这一点，你要牢记在心”。此语后来他又对我说过两次，一次是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高潮时，一次是在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时。这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我一直不敢或忘。
我如今也已年届耳顺，虽然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如家父期望的那样，继承了他钟爱的史学事业，部分地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注：但是我仅只是完成了他的部分未竟之业。家父一生治经济史，特别是唐宋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集数十年努力，“文革”前夕，他已完成专著《唐宋经济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两部书稿。但是书稿在“文革”初期被云大历史系红卫兵抄走，此后即不知下落。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家父感到非常痛心。他“文革”前在云大开的唐宋经济史课程，讲义尚在。“文革”后开的中国经济史课程，后来云大录了像。他1980年代初在厦门大学开讲唐宋经济史课程，当时陈衍德先生（今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正在读本科，选了这门课，做了详细笔记，长达四五万言。去年衍德兄到京，惠赠笔记复印件。由于我不是唐宋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方面的专家，因此无力将这些讲义、笔记和录像整理为能够体现家父学术水平的《唐宋经济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为此，我一直深感遗憾）。这，也可以说是我对他老人家将我培养成材的大恩大德所作的一点小小回报吧。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家父是一个好老师，这不仅对自己的子女来说如此，而且对众多的青年来说也如此。他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也以此为人生至乐。他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人生至乐也”。因此，他对学生倾注了满腔挚爱，努力把他们培养成材。许多学生对他的精心栽培都有美好而深刻的记忆。一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云大读书的学生邓新相先生，毕业后在河北一所中学任教，一直没有与家父联系。但是时隔半个世纪，他回忆当年在云大读书期间的情况时，仍然对家父的教导充满感激：“（在云大的老师中）我印象较深的，有讲古代史的李埏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引者按：应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还开了唐宋史选修课，有不少同学都选修了。他从《水浒传》等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社会在唐宋元时期有很大的庄园存在，特别是在宋朝。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学上应是一大成就。李埏先生还对我的毕业论文――《评朱元璋及洪武政权》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是很感谢李埏先生的”。（见邓新相：《逝水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章《大学生活》之三《云大漫记》。）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少数热爱学习的青年（包括他学生、知青、工人、军人、中学教师等）私下来看他，他总是热情鼓励他们读书，潜心钻研，不要虚度青春年华。其中一位是云大历史系1962级学生林超民先生，他后来回忆道：“1970年5月我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勐海茶厂当工人……工作之暇，以读文史哲书籍自娱。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孔子哲学讨论集》，写过一篇《孔子哲学思想试探》，得到李埏先生的肯定，推荐给哲学史大家任继愈教授。想不到任继愈教授从首都北京给远在西双版纳的我回信，送给我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在李埏教授、任继愈教授的鼓励下，（我）读书不辍。”（《林超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后记”）。这些青年在1977年后大多数进了大学，成为学者、教师和其他社会急需的人材。“文革”结束后，看到经济史研究后继无人情况严重，家父觉得多带出几个好学生，让他们能够传承经济史学事业，比自己写书更为重要，因此将主要力量用于培养学生。他不仅教书极为认真，深受学生欢迎。
他在1980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本期为三年级开‘唐宋经济史’选修课。旁听者甚多。教室可容百人，每讲均座无虚席（按：其时历史系学生总数不过二百余人）。学生反映极佳，对我称誉甚至，我深受感动。日前虽美尼尔氏病复作，服药后即力疾上课，并重新备课，查阅参考书，可谓全力以赴。刻下讲到两宋海上贸易，翻阅系中所藏阿拉伯史几偏。希提的《阿拉伯简史》（马坚译PhilipK.Hitti，TheArabs，AShortHistory）一书，则细过一遍，深爱之。希提有《阿拉伯通史》，简史可共缩写本。惜通史，校图书馆无藏，不得见”。由此可见他对学生的认真负责态度。为了教好学生，他还将教书育人的经验，作了总结，写成《关于导师工作的几点意见》（该文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1988年第2期）。他在文章中说：“导师只要遵循‘两因原则’，言教身教并重就好了。….‘两因原则’和言教身教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我虽然未能完全做到，但我相信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必要的。我要用这个要求鞭策自己，勉力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培养研究生工作做好，做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
他创造了“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的“两因原则”和言传身教的方法，尽力发掘学生潜力，精心培养他们。他特别看重那些出身贫寒而刻苦努力的学生，培养他们不遗余力。他的辛勤努力收到了丰硕的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重要成就的学者，使得他开创的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成为我国经济史学重镇之一。家父虽然未能重写他的《唐宋经济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两部专著，但是他在指导其高足们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和他们共同写作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宋金楮币史系年》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可以说，他的未竟之业大部分由他的弟子们完成了。这些，都是他对后辈的精心培养所得到的回报。作为一位良史和良师，看到自己心爱的经济史学事业蒸蒸日上，后继有人，家父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二OO九年8月最后完稿于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