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关键词：政策动员；政策认同；信任政治。

一、政策动员

动员（mobilization）是“一个社会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一个总体人群的某个亚群中创造共意的努力”[1]，“就是一个虔诚的高度投入的积极分子（或一小群积极分子），是如何把一大群具有同样利益但却不如他们虔诚和投入的人们动员起来加入集体行动的”[2].实际上，动员是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组织社会力量，发动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过程，是把社会发展目标转化成社会行动的过程。所谓政策动员就是政党或政府就某个政策议程或某项政策，通过动用一定的公共资源，发动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泛参与，从而获得社会其他成员支持的过程。政策动员的功能主要是整合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调适社会心理以及维持政治稳定。从动员技术上来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政策，包括人事档案制度在内，他们既从社会运动中产生又在社会运动中推行。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并确立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必须首先制定基于政权生存的维护型政策，并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瓦解传统社会的政治运行机制。有学者认为，一场全面的革命包含三个层面：（1）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破坏；（2）将社会各利益团体和政治力量动员到政治圈之中；（3）建立新的政治制度。[3]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首先着力解决的是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所要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4].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况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10月10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使它第一次得以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得心应手的政策动员经验应用到城市中来。而这一套以激发底层民众“阶级仇恨”和“翻身作主人”为中心的动员经验，同样也促使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在新旧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虽然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大。据当时统计，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潜伏特务8万之众，此外还有一大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甘心人民革命的胜利，继续与人民为敌并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特别是1950年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们自以为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因而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然刺杀干部和进步群众，破坏矿山、铁路，抢劫物资，组织反革命地下军，搞武装暴乱，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在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5]加上，由于新旧政权交替所产生的大量统治真空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城市，与大量城市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混水摸鱼，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极其混乱。以上海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6]事实说明，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民主专政便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人民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为了镇压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反革命势力，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示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7月23日公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2月21日，经中共中央提议和批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如何处理反革命问题作了明确的全面的规定，使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有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由此，“镇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运动要求政府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对历史上有过“反革命”行为者追究惩罚，对有恶行者治裁，对已经坦白登记没有明显劣迹者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在长沙，浏阳县反革命派组织“湘东反共救国军”12名首犯，长沙市恶霸把头杨桂林、甘子宪，中统特务柳森严等一批重要案犯被处决。[7]这些“反革命分子”被处理以后，革命任务和社会管理也并未完成，因为：

当这些人被逮捕、判刑之后，对于新政权来说，更加危险的显然已经不是他（她）们了，而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发现，或尚未暴露出真实面目的隐藏得更深的敌对分子。注意到“杀”“关”“管”的数量有限，还有大批公开的和隐蔽的有政治问题的分子继续生活工作在社会人群当中，新政权不能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管形式。这就是建立细致的政治人事档案，以便于严密监控。还在1951年秋天，有关部门就已经明令各单位要对所属人员从政治上依据危险程度加以分类，并据此建立最初的政治人事档案了。这一作法，无疑是此后日益流行的将人按照“出身”、“成份”、“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划分成“黑五类”或“红五类”的滥觞。[8]

1951年依照建立政治人事档案的要求所做的分类，却大多并不是公开的，而是由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掌握的。但它同样具有建另册的性质。被列入这一类档案的人员，事实上也被以另一种“五类”[9]的形式归入了需要内部监管的范畴。随着人事档案制度的初步建立，因“镇反”而广泛推行起来的“管制”政策而渐成风气。被管制者是被免除了刑事处分的，但是，他却依旧要被剥夺大部分公民权利。被管制分子还要接受公安机关和周围人的全面监督与看管之下，并随时可以被执行管制机关处以劳动改造或思想教育的惩罚，从而始终处于政治的高压之下。在镇压反革命形成高潮后，1951年5月，党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从宽处理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改造成体制内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在原有的阶级词典里，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1960年代，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中出现了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明确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必须由体制外演变成体制内，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被新社会所接受。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之后，占居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撰写了以批判和反省为主的自传、感想、汇报、交代、检讨、揭发等各类材料。这类检讨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接着谈论1949年以后本人思想的转变，最后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这些文字都对作者过去的经历、立场、思想，特别是学术成就与教学活动，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特别是批判了自己亲美崇美的思想。至于普通人物写的这类文字，有的送交组织并存入本人档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单位里宣读甚至张贴。[10]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科技、文教、卫生等领域谋生，但这些部门里的每个机构实际上都机关化、行政化了。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干部”。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又开展了“三反五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经过多年的政治整肃运动，大至个人的政治生涯和思想言论，小至个人的私情、日记、信件乃至嗜好几乎全部都进行过清查，写进政府或党团组织的档案。甚至在对外开放以后，组织部门仍不时以各种名目（工作升降、作风问题、入党申请或思想汇报、个人主义、自由化等等），掌握控制属于私人空间甚至个人隐私的资料，包括过去的言论、男女私情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等。由此，这种“文攻武略”式的政策动员模式充分体现了国家管理的在场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特征，个人无论公事私事都有机地纳入到了单位组织之中，从而使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共同在场的管制政策。

二、政策认同

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认同（identity）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认同来自于自我的认知意识，也可来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其行动意义环绕着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成为认同。认同既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价值和精神的信念与信仰，也可表现为对某种体系的忠诚与支持。政策认同即是指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政策认同与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环境紧密相关。但是，一个新政权或新制度的建立要获得大范围内的公众认同，在相当大的层面上与政策组织有关，与政策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关，也与代表国家凝聚力的各种政治仪式和政治符号相关。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深厚的社会凝聚感缘此而生。民族主义精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利用旗帜、游行、大会一类的仪式和符号，来解决把异己人口整合于社会的问题，培养他们的国民认同感”[11].我们知道，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外代表全体国民与他国进行平等的沟通与交流，对内则为一切法律政令的合法源泉，它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输出达成公众的意识形态归属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忠诚。由此，中国共产党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建构了一套有效的制度操作规则，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政策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从而迅速地取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和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共和国成立之初，新政权采取“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异常严厉的镇压政策不仅没有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共意性运动”[12].这种“共意性运动”是以激发城市社会底层民众的“阶级”仇恨，来实现对敌对分子全面镇压的政策，其所以能够赢得相当广泛的社会认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运动的发动者成功地把那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的恶霸流氓与致力于复辟旧政权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镇反”事实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代受欺凌者伸张正义的代名词。[13]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新政权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都被基本上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和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同时，“镇反”运动的另一个附带性成果或边际性收益——人事档案制度在全国各个单位组织中也得以顺利推行。

按照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在延安时期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经验，基层控制和管理被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单位人和非单位人。在非单位人系统，由于其人群政治面目上的含混性，国家通过创设居民委员会把非单位人这笔巨大的社会资源转化成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同时，通过启动涉及民生大计的计划供应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生活的计划化”［14］。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消灭私营工商业，再到1958年实现户口登记条例，民众的口粮、就业、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国家纳入了严密的控制。这种涉及衣食住行之类的计划供应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也造成了极大影响。官与民、贫与富、身份或职业的不同，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之间，在计划化的社会生活中逐步接近、靠拢。同时，在“镇反”等各种运动持续开展的情势下，非单位人的管理在居委会的主导下越来越秩序化。而单位则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相关的工作部门，单位人作为“公家人”，他们既是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又是社会管理的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因此，在思想政治和工作业务方面对基层单位的严格控制和管理比非单位人群显得更为重要和必要，人事档案制度也就成为了单位人思想政治状况和工作业绩状态的主要评判依据。根据这种制度性要求，单位的人事鉴定一般遵循如下次序：首先，个人必须对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总结，形成“自我鉴定”；其次，由单位所划分的若干不同小组形成“小组鉴定”，或组织部门或主管机构代表单位形成“组织鉴定”；最后，由被鉴定人签定是否认同意见或者由单位签署复核意见。这种一年一度的人事考核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并延续至今（参见如下可搜集的不完全档案评语），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更文本格式和话语表述稍异而已。

鉴定11965年某档案评语

经小组鉴定，同意该同志的自我检查，其主要优缺点如下：

优点：（1）参加运动态度明确，对工作认真负责，干劲足，完成任务快，能吃苦耐劳，带病坚持工作；（2）能听党的话，组织性强，来大队调动三次没有怨言；（3）能坚持三同，劳动较好，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所到队的群众反应（映）好。

缺点：（1）修养性较差，接受意见不够虚心；（2）考虑问题简单，讲话不够注意容易影（引）起别人的反感。

鉴定21979年某档案评语

（1）该同志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2）工作积极干劲大，经常带病工作，出色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有时晚上加班加点干。能坚持财经纪律和各项财务规则，节约开支好。

（3）组织纪律好，团结互助精神好。

（4）热爱机关集体，生产劳（动）好。

缺点：性情急躁，个性比较强。

鉴定31988年某档案评语

该同志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积极参加十三大文件学习，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按时完成作业，勤于思考，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尊敬老师，团结同志，为人忠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自觉地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第一学期被评为三好学员。

鉴定41996年某档案评语

一年来，在县局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搞好税收稽查工作，工作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一年来共查补税款一百多万元，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税收检查工作，受到各级的好评，根据该同志一年来在德、能、勤、绩方面的表现，经县局机关民主评议，同意拟定为称职。

通过这些20世纪60－90年代不完全记录文本的话语表述，我们发现人事鉴定在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方面的特定功能。因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他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15］通过话语实例分析发现，鉴定1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干部成员，鉴定2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财务工作者，鉴定3中的被鉴定人为学员，鉴定4中的被鉴定人是一个税务稽查工作者。这些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话语表述的主要而又简洁的鉴定文本内容，也反映了一定时空场域中的历史境况和社会场景。作为社会实体及其相应社会关系的一个分子，他们都共同受到单位组织的业绩评定和思想考察，个人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都被置于组织的观察状态之中。组织的评价和鉴定决定着个人在单位中的地位、荣誉、升迁和利益分配，“作风如何”或“称职与否”成为了悬在单位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而，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被单位神圣地文本化、格式化，个人的点点滴滴都被纳入到公共的“标准化”之中，甚至连个性都在“共性化”。随着户口管理制度与工作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个人被户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动，又因单位里的档案要记录其社会行为而受到严格约束。从20世纪50年代的“镇反”到90年代，人们没有意识到“无档案生存”的可能性，所有的单位人“视档案如生命”（当然也是，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单位人的生命历程）。这种空前的政策认同度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制性动员、组织鉴定中的“治疗性话语”、单位设定的利益输入机制和单位人朴素的“共和国主人”心理等因素共同达成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单位人的人事档案政策认同度已经大不如前。1998年某人事厅印制的鉴定表格已经删除了“部门负责人意见”和“被考核人意见”两栏，更多单位已经不再用手誊写考核意见，而是刻章“同意定为称职”用以话语替代。这种话语简洁化和技术化模式一方面节约了时间资源和行政成本，另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人事档案制度的政策认同已经表现得“熟视无睹”。

三、信任政治

所谓“信任”（trust ），按照心理学家赖兹曼（L.Wrightsman ）的观点，“信任是个体特有的对他人的诚意、善意及可信性的普遍可靠性的信念。”［16］郑也夫先生在对信任进行溯源研究之后阐明，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17］信任是降低不确定性和简化复杂性的机制之一，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心理基础，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信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18］只有在社会成员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社会才可能建立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

通过对信任进行不完全知识研究（见表1），我们发现，信任的对象有三种，即对国家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和对个人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道德人格，是一种情感信任和经验信任。个人对组织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契约形式，是一种集体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更多地依赖于制度资源，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认同和忠诚，是一种委托信任，但这种制度信任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走向全社会的普遍信任。个人对国家的信任通过“委托”的制度形式去达成，个人对国家的信任在更多层面上表现为个人对制度的信任。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信任是将社会引入有序政治的必要途径。当然，一切群体组织和稳定有序社会都需要信任机制，但是具体是何种信任形式却会因不同社会型态而异。市场体制条件下的信任机制不同于计划体制条件的信任机制，“从信任机制因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信任匮乏可以被看成是信任处在一种正在转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时期，因而特别需要积极加以引导”［19］。实际上，计划体制形态下，通过官方政策表达的政府表现和通过朴素意见表达的群众表现来看，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生态基本处于信任政治阶段，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非信任状态的政治问题或政治事件。今天，许多过来人在遇到社会所存在诸如“信任贫困”、“道德滑坡”的某些现象时，常常怀念中国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之良好道德风尚，这说明信任政治在当时表现得颇为充分的事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道德环境传统、儒家文化习俗有关，与财富不充足和所有人致力追求的平等理念相关，但由强制性动员所造就的“全权政治”或“全权制”是其主要因素。

从政策动员的方式来看，中国人事档案制度就是一种典型全权制下的政治产品。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的发起和推动是以社会存在普遍“非信任政治”为逻辑前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封建官僚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压力下的非信任政治格局，但不信任的政治元素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铲除，因而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继续革命”。建国初期所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政治空间存在不信任元素为假设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因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对若干“不信任者”实施一定的社会排斥是符合这一政治逻辑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推行之目的就是希望重构社会新的信任格局，强制性地把个人、组织与国家的非信任状态转化为完全信任状态。从政策认同的效果来看，人们已经通过户籍制度和人事档案制度慢慢建构了对组织和集体的信赖与忠诚。单位组织提供单位人的工作岗位、生活空间和集体福利，人们在单位组织中感受到俱乐部式的“大家庭”般的温暖，因而个人必须簿记式阐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必须对单位组织和国家社会表示效忠。由此，通过“大运动”形式所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动员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共产党政策的亲民主义路线、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所形成“自下而上”的政策认同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信任政治。于是，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的“证明信息”会失真。至于“政治档案中的信誉即同社会生活不相配套，它本身能说明什么也是令人生疑的”［20］的观点是断然片面的，它偏面地强调了自愿性组织在信任政治建构中的作用，恰恰忽视了政策变迁前期所处的历史时空感。在那个时候，虽然档案内容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人为的信息失真，但人们对国家及其主导的人事档案生产制度是充满着高度敬意和高度信任的。

众所周知，普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制度。按照罗素？哈丁的信任理论模式，信任通常是一种三方关系：A 信任B 去做X （或者跟X 相关）。在这里，假设A 是一位公民，而B 是一位公务员、一位求官者、一个组织或一种制度，那么信任B 的最可能理由是，有一种将使B在X 方面作为A 的代理人好好做事的组织结构或政治动机对B 施加影响。［21］这个模式可能存在四个未能凸现的主要因素：首先，如果A 要信任B ，那么B 不仅必须有做X 的动机而且还有要做X 的能力；其次，如果A 的信任要得以实现，A 必须有能力判断B ；再次，如果B 是个人，A 在做X 方面不可能信任N 个B ，那么必然需要居间的制度来进行判断和处理；最后，如果A 信任B ，B 是一种制度，那么制度又能值得信任吗？“制度能否被信任，取决于他们是否被形成结构，以致他们能够通过推理诉诸其构成规则。在那些没有持续地诉诸这些规则的地方，普遍信任的基础受到削弱。”［22］“信任一项制度”意味着知道其构成规则、价值及准则为其参与者所共有，而且他们认为这些规则、价值、准则是有约束力的。信任制度也意味着信任政府，信任政府当然应该信任特定政府的规范性主张。人事档案制度作为规范个人、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一项公共政策，理所当然值得所有人的尊重、遵守和信任。在设想“善”的制度前提下，个人A 没有必要去怀疑组织或代理组织行使职能的B ，因为B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机构或好领导，在对待X 方面也应该是准确的、能够获得信任的。所以，有关X 方面个人事务的簿记式记录产品——人事档案成为了信任政治替代物。

随着时间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特别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社会要素的流动大大加快，人们开始感觉到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活动自由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对于单位严密控制模式已经显得有点越来越不习惯。同时，“该不该完全信任自己的组织”、“能不能充分信任撰写单位档案内容的那些人”等一些问题出现了。人们对于人事档案这种信任替代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对人事档案制度的合理性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动摇，于是人事档案制度的信任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不论如何，从整个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来看，由政策动员和政策认同构造的信任政治说明，人事档案制度在政策变迁的前期阶段充分体现了政策均衡的特点。它反映了在一个政策系统中，作为政策供给方的政府和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体现了社会力量的高度统一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趋势。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减少了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信任风险和败德行为。

参考文献：

［1］贝尔特·克兰德尔曼斯：《抗议的社会建构和多组织场域》，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2］帕米拉·E ·奥立佛、吉拉尔德·马维尔：《集体行动的动员技术》，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3］彭怀恩：《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台湾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5］资料来源于新华社2001年6月19日。

［6］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7］资料来源于http://www.csonline.com.cn/infomation/rlcsbnian/t20040903_230801.htm.

［8］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9］而另一种“五类”的划分标准大致如下：第一类为只有一般历史问题者，如集体加入过三青团；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后因故脱党；或为国民党报纸写过吹捧的文章；或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官吏。第二类为一般反动党团成员或仅有一般政治问题者，如个人加入过国民党；或做过童子军教练或总教练；或在国民党、三青团里面担任过并不很高，却较为重要的职务者；或虽无政治身份，但与国民党高层领导人过从甚密者。第三类为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但无现行活动者，如做过国民党或汪伪政权时期的校长、教导主任；或本人虽无明显问题，却有兄弟被杀，或有叔侄外逃港台者。第四类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可能有现行活动者。第五类为有血债或现行活动者。参见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0］蔡振翔：《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1期。

［11］参见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12］“共意性运动”是相对于“冲突性运动”而言的。冲突性运动——比如劳工运动、贫民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通常都是由少数群体或人口中的一少部分人来支持的，并且在试图带来社会变迁时，遭到了根本性的和有组织的反对。与此相反，共意性运动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它的目标受到了某个地理社区内全体人口的广泛支持，并且在追求社会变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碰到什么有组织的反对。参见约翰？D1麦卡锡、马克？沃尔夫森：《共意性运动、冲突性运动及其对基础设施的占用》，载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315页。

［13］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14］参见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5］诺曼·菲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6］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7］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8］Adam B.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69.

［19］徐贲：《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乏和转化》，《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

［20］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罗素·哈丁：《我们要信任政府吗？》，载马克？E1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22］马克·E ·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作者简介］陈潭（1969—），湖南常宁人，政治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长沙湖南41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