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美尔从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理论立场出发，把文化看成是生命主体同化外部对象的过程。文化一开始就包含了生命主体与外部对象之间的冲突倾向。这种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它具体表现为物的文化形式严重束缚人的主观创造力的发挥。西美尔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看成是这种冲突的原因，并主张通过艺术的总体和开明的文化政策来消除这种现代文化的异化。西美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剖析反映了他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特征以及方法论上的非历史主义。
【关键词】西美尔 文化 形式 文化的异化 劳动分工
西美尔是本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逐步陷入由经济的片面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危机之中。西美尔在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潜在危机。他详细阐述了这一危机的表现形式，并把它的内在原因追溯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劳动分工。西美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和异化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美尔的文化概念
西美尔对文化的理解以及对现代文化异化的剖析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框架中完成的。尽管他早年曾一度倾向于实证主义，但是他晚年的思想观点更接近于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在他看来，文化世界的内容只有经过各种精神形式的组织和构造才能成为经验、认识的对象。像康德一样，西美尔把形式看成是一个范畴或多个范畴的集合，这些范畴具有先验图式的构成性功能，通过范畴的构造，分散的、互无联系的外在对象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由于世界是经过特定形式范畴的加工而再现，因此形式又是构成的过程和构成能动性的产物。
西美尔认为，仅仅从形式构成的角度来认识文化世界是不够的，对文化世界这一复杂对象的认识还必须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加以理解。遵从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西美尔把生命看成是创造运动的永久力量。他使用“更多生命”（life is more life）和“高于生命”（life is morethan life）这两个术语来说明生命的创造本能。他说，生命的本性是 带来“更多生命”实现种的繁衍，不仅如此，生命还会在精神领域带来“高于生命”的东西。这个“高于生命”的东西就是生命超越自身而创造的艺术作品、宗教教义和组织、哲学原理、科学体系、道德戒律、法典和法律制度等文化对象。这些文化对象的总体西美尔采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客观精神”。西美尔的文化概念就是说明个体精神和客观精神之间一种特殊关系的范畴。
西美尔反对实证主义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客观知识和行为方式组成的和谐统一整体的观点，而主张文化从其本性来说是分裂的、矛盾的、冲突的。他认为，文化只与对象发生关系，包含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灵魂”和“对象”。所谓“灵魂”就是天然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的潜能，这种潜能只有通过教化的过程才能得以完全实现。“灵魂”作为一种深层的内在冲动，对完美性具有内在的和先验的追求。不过西美尔并不认为，纯本能的内在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就是他的统一、文化发展。在他那里，真正的文化过程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对象才能加以展开。
西美尔举果树栽培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文化概念。他说，野梨树在自然状态下只会结出酸果，而在人的智慧和意志影响下，经过精心培育，野梨树将会成为枝繁叶茂、果实鲜美的梨树。从梨树的例子，西美尔对他的文化概念作以下说明：一、文化是一个培植过程，即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更高、更完善状态的转变，而未来状态必须潜在于主体的自然结构关系中。比如把梨树制成桅杆就不是培植过程，因为桅杆这一形式并不是梨树本质所固有的趋向。二、文化的始初状态是个体的自然状态，即个人进入世界的那个状态。文化是个人全部潜能的展开和发展。就梨树而言，园丁所做的工作只是开发了蕴藏在梨树天然生理结构中的固有可能性。如果个体仅仅发展了他潜能复合体的一个方面，而造成其他潜能的萎缩退化，那么，这样的发展就不是个体的真正发展，而是对个人发展的歪曲。三、文化过程需要借助于外在于个体的对象，质言之，文化是个体内化外在对象的过程。果树的培植需要园丁的帮助，如果没有园丁的技术帮助，果树是不可能结出味美爽口的鲜果来。
西美尔用梨树的栽培来说明他的文化概念，并不十分贴切，因为果树的生长与人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果树也不可能具有追寻某种发展目标的自我意识。西美尔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补充说，尽管动植物有文化趋向的现状，但这种现状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存在过。因为动植物在自然阶段中从来不是主动性的，而且也不像在人的灵魂中那样可以达到完善。西美尔解释说，用梨树例子来解释文化概念，不过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而已，他认为他的文化概念可以作以下概括：“文化表明个体的完善，这种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借助于同化或使用主体之外的一种超个人的结构才能加以实现。”〔1〕
文化就这样将生命内容置于主客观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点之中。从本质上说，人可以经验作为对像的客观精神的要素，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经验的产物，像人自身一样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如果个人成功地实现了教化过程，那么他在人所设计的宇宙中象在家里一样舒适，他的人格与对象世界是和谐一致的。西美尔认为，古希腊时代的客观精神领域，比如哲学、科学等，其结构非常简单，风格也相对一致，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掌握。但现代世界由于客观文化领域越来越大，人们已无法同化它们，并使之全部进入自己灵魂的发展过程。这样，本来和谐一致的文化世界就出现了裂缝、对立和冲突。
二、现代文化的异化或悲剧
实际上，当西美尔把人类的精神产品看成是永不停息生命之流创造物的时候，就埋下了文化冲突的种子，在西美尔看来，生命和对象世界的每一极都不是完整的、自足的，每一极都依存于另一方。主体生命充满活力不知疲倦地流动，但是这种流动是不定形的和盲目的，只有赋予了形式，生命之流才有了方向和形状。因为形式是生命之流所必需，没有形式的生命之流将是一片混乱。但是，生命之流有了形式却受到阻碍和约束。这是因为形式化的对象由于其自身内在“逻辑”而是自足的，它约束着永恒的、内在的生命之流。形式强加了秩序，并阻止、反对生命之流。结果，生命的活力一定要继续与固定的、僵死的和无生命的形式进行斗争，抵制它的束缚，并努力超越它们。
生命和形式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是西美尔文化悖论的关健。文化使生命富足，但其产品是可分离的，并背叛了它始初创造的主体。形式一旦与其生命之流相分离，就成为超生命的东西。形式是生命潜能和创造力的现实化，但同时也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形式有自己独立运行的逻辑和尺度，而这点更加剧了生命之流与形式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对于上述的观点，西美尔在其名著《货币哲学》（1900年）等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引起了符号和技术形式逐步增加的多样性，正是这一渐增的多样性使人们同化文化对象的能力日益衰竭。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艺术、科学、宗教和法律，需要内化这些文化价值观念，使它们重新完整地进入自己的生命之流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但是文化在它发达时期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类创造了文化旨在让文化服务于人类自身，但是文化却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一条固有的发展规律，并试图表现出异于人的其他东西。文化既脱离了它产生的原因，又脱离了产生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趋势的结果使得现代人感到他自己深深地处于一个不可认识的世界之中。多种文化因素对他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文化因素压迫着人，因为人不能完全吸收他们。各种文化客体在自治世界中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而人和人的愿望情感的联系却变得越来越淡漠。文化是人创造的，然而对个人来说，似乎从来没有创造过这个世界。客观文化领域的发展进步反而使个人的创造力变得更加枯竭。虽然人需要文化，自己受到教化，但是人创造文化和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竭。
西美尔满怀道德义愤强烈控诉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文化形式对人的主观创造力的限制和压迫。他认为，现代社会既定的文化形式与主体创造冲动之间矛盾并不是个别、暂时的现象，相反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表现在艺术、宗教、哲学和爱情等各个领域。
在艺术方面，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自然主义文艺表现派和未来派的异军突起。这些艺术流派的出现代表了对那种艺术仅仅是表现一成不变的客观形式的思想的反抗。它们标志着传统的艺术形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生活的需要，当今生活希望热情地讴歌自己、表现自己，可惜尚未找到新的适当今生活的需要，当今生活希望热情地讴歌自己、表现自己，可惜尚未找到新的适当的表现形式。
哲学领域的情况也许比艺术领域更加严重。西美尔认为，整个哲学机体已开始变成空洞无物的外壳。通过精神表达来证明我们生活内容的手段又远远不够。它们不能深入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它们要飞跃、要突破、要寻找新的形式。目前逻辑上成立的两种概念之间抉择已经失灵，人们要求尚未成章的第三种解释的出现——这正宣告了令人痛心的哲学危机。西美尔还讨论了实用主义，认为实用主义努力使知识的追求和现实生活过程相结合，由此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那种与现实生活思考相分离而单纯寻求知识为目标的哲学的一种反动。
在宗教领域，现代人很少把宗教生活当作正确的表现形式来追求，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形式已不能充分地表现纯粹的宗教情感和冲动，人们干脆拒绝各种宗教生活形式，而热衷于超越宗教信仰的神秘主义。这种无定形的神秘主义之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主张宗教灵魂可以直接享有宗教生活，不受任何教义的束缚。
在两性关系方面，西美尔认为，男女之间在一种美妙自发的感情极深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生活过程，可以期待要受到婚姻关系的客观文化形式的支配。最后在经济领域，西美尔运用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指出从人类创造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物质产品变成了一种似乎遵循着无人格的市场规律的客体，而这种客体显然与它们的创造者的意愿、目的和需要完全无关。结果，人们感到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相分离或相异化。
对这种既有文化形式的压迫或束缚，西美尔的态度是悲观主义的。他认为，物的文化形式对主观创造潜能的束缚或压迫是很难加以消除的，这是因为它源于人类文化的本质——个人主观生活及其创造潜力的成熟和发展都需要依赖于内化现有文化的某些成分。虽然一个创造者可以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最终超越、甚至抛弃那些已经内化的文化形式，但是现存的形式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出发点还是很适当的。西美尔提醒人们，一旦人们专心吸收现有的文化素材，他们的创造冲动可能不知不觉地适应现有的文化形式，并为其俘虏。这样，一个人的主观创造性可能会受到既有文化形式的限制和束缚。西美尔对活跃的生命之流寄予厚望，相信它不能长时间被限制在沉闷无声的现存的形式范围内，而一定可以超越这些形式。
然而，日益扩张的事态文化、客观思想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其扩展的范围无穷无尽。个人把这个更大的文化领域内化得越多，他们就越加感到存在着他们永远不能达到的完全内化的广阔领域；与这个广大无边的文化基础相比，个人想要为文化思想增添任何创造性的贡献都似乎毫无意义，十分渺小。个人创造潜力的主观过程变得与这个客观文化世界更加疏远。西美尔以一种绝望的心情预言道：“未来的牢笼”（韦伯语）将把人类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完美的客观世界的实现将以人的心灵衰退为代价。
三、作为文化异化原因的劳动分工
西美尔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诊断中，着重强调了由于客观文化的片面发展而造成的主观生活过程与客观文化形式之间的冲突或异化。那么造成现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其动力是什么呢？
西美尔在一些场合，把文化异化或冲突看成是社会规模扩大和社会复杂性增强的结果。他认为，在小型简单社会里，人们彼此密切相处，共同享有相同的生活经验、习俗及社会价值。如果有人创造一项有用的文化发明，也很容易为所有的人所了解、所接受。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人的异质性的增加，更多的人为自己的文化基础增添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这样一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共同的社会经验或文化基础，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一项发明，其他领域中的人可能既不理解，也不欣赏。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到自己与当代客观文化的发展疏远或异化了。
当然，西美尔并不满足于对现代人文化悲剧的社会学的分析，他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的分析，力图发现现代社会中物的文化与人的文化之间分离或疏远的具体的、实际的原因。他把这种原因追溯到现代生产和消费中的劳动分工。
西美尔《货币哲学》对劳动分工以及由劳动分工带来的异化现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在西美尔看来，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的发展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它首先造成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分离。西美尔认为，人类的劳动产品是最完善的自治统一体，然而在劳动分工盛行的地方，人类产品却失去了主观精神统一体的意义，成了纯客观的、匿名的东西。这种产品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并带有明显的自发性质，劳动者不能在其产品中发现自身。“它的形式成为与主观思想不相一致的东西，并仅仅表现为我们存在整体专门化的一个方面，而这个存在与人的总体的统一体毫无关系。”〔2〕
其次，劳动分工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西美尔认为这种分离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分工。在他看来，劳动分工造成了劳动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分离，使劳动本身和它的直接对象分别属于不同的人。劳动分工要求资本家拥有、组织和分配这些生产手段，而这些生产手段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来说则成为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力量。西美尔认为，科学研究和发明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因为在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劳动者的客观材料与他的主观劳动过程相分离。
再次，既然劳动和劳动手段分别属于不同的人，那么，当劳动者把他的劳动按市场价格出售给别人时，他就把自己同他的劳动分离开来，“劳动现在分享着和所有其它商品相同的特性、估价方式和命运，这一事实表明，劳动已成为客观上和劳动者相分离的东西”。〔3〕这种分离表明劳动已属于其他人或一个客观的劳动组织，劳动者本人所拥有的仅仅是他自己劳动的货币等价物。西美尔在这里也谈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论述，他认为这一论述预示了劳动者与劳动的分离。但西美尔并没有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的叙述中常常把劳动力和劳动混为一谈。
最后，西美尔分析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分离。西美尔认为，消费的扩张是以生产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一方面分工发展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廉价商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另一方面，这种满足是受到种种限制的。因为大量的消费品不可能为不同口味的消费者主体所设计，因此，消费者面临着与其需要不相一致的消费客体，这种消费客体性由于生产分工的精细而进一步增强。由于消费品日益增长着的客观性，消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间接，当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变得足够多时，他们彼此就完全分离了。
根据西美尔的观点，劳动分工带来的对象化过程最终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他认为，家具及其他可供人们使用的娱乐物品，当它们成为我们环境的对象时，就造成了人的依赖。19世纪初，家具相对简单并经久耐用，它们很容易被个人同化，但大量不同类型的家具就成为敌视人的力量。在西美尔看来，家庭主妇抱怨家务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拜物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劳动专业化使家庭主妇受到的关心和帮助比以前少了，进而造成了主妇人格和她的劳动的分离。
西美尔认为，个体与其更为密切的日常生活相疏远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是可获得商品绝对量的戏剧性的增加，西美尔把它称之为连续性分化，它在5分钱商品和自动售货机那里达到顶点； 第二是商品的共时性分化，它在时髦、流行那里得到体现；第三是个体所面临的风格多样性像客观实体一样格格不入。
西美尔对劳动分工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的分析，很容易使人联想起马克思《巴黎手稿》对“异化劳动”诸方面的分析，以及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对物化现象所作的著名表述，这些分析之间存在着一种偶然的相似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西美尔是在完全不同的论述上下文中来谈论异化现象的，因此，西美尔的分析能否象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构成了对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新发现，那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西美尔在分析劳动分工造成种种异化现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他写道“现代文化的对象化过程是由人的活动的专门化造成的，这个过程表现为客体的独立性，表现为个体无力同化对象并使之服从他或她的节奏，这些手段被区分得越细，它们所包含的专门化部分就越多，劳动者通过它们表现他的人格就越少，他个人对产品的贡献就越少看得见。”〔4〕
现代文化分裂、异化是由劳动分工造成的，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现代文化的悲剧呢？西美尔的态度是悲观的。他有时把这种文化悲剧看成是人类发达社会不可避免的永恒现象，有时玩世不恭地主张废除劳动分工退回到传统的生产形式中去。当然退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西美尔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生产分工很少渗透的艺术领域来寻找解决文化异化的办法。
西美尔认为，艺术领域为人格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这里艺术家所使用的工具相对一致，它们没有作为一种客体和艺术家相分离。西美尔似乎渴望一种艺术精神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劳动分工造成的支离破碎、对象化、物化的文化悲剧将得以消除。当然艺术毕竟不能代替现实，向艺术的逃遁并没有真正消除现实社会的文化异化。
于是，西美尔寄希望于开明的文化政策。期望切合实际的、特殊的文化政策将会改善当代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他写道“文化政策可使个人具备一定能力，使之比现在更好、更快地将所经历的客观文化内容变成主观文化素材，使主观文化最终体现其应有的价值，那么文化政策就可以缩小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分歧。”〔5〕
本世纪初，德国知识分子中盛行浪漫主义反科学、反合理化思潮，反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向往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主张返朴归真，返回大自然。西美尔一开始就把文化看成是潜藏着对立、冲突和矛盾的东西，只不过这种对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还不那么明显，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发达，客观文化领域的扩大，人的主观文化同化、吸收文化对象的能力不断下降，于是主客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越演越烈，人类陷入几乎无法挽回的文化异化或悲剧之中。西美尔向往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和谐和统一，有时主张用返回过去的办法来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异化或悲剧，他的思想方法及其内容同德国盛行的浪漫主义的观点没有两样。
尽管如此，西美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危机和异化的揭露是震聋发聩的，值得肯定。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书刊中，西美尔第一次（尽管是间接地）承认了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现象。然而由于他分析问题方法论的非历史、非社会的特点，使得他对现代文化的剖析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尖锐的，他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异化看成是人类普遍文化悲剧的一个特例，不仅抹煞了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且使他的观点带有历史悲观主义的色彩。他时而闪现的思想火花，往往被非历史的抽象的分析所掩盖。
西美尔在分析文化冲突的原因时，把这种原因追溯到经济领域的劳动分工，从某种意义上讲，西美尔分析问题的眼光是敏锐的、独特的，甚至具有某些真理的成分。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对劳动分工是造成文化异化的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指出，劳动分工是异化的原因；另一方面，西美尔所分析的劳动分工造成劳动者同其产品、工具、劳动本身及生产者同消费者之间的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同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理论的某些方面存在着偶然的相似，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由于西美尔方法论上的非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对异化的分析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在他那里，异化受害者仅仅面对一个客观过程，而不是面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社会阶级，因此，尽管西美尔描述了劳动分工带来的消极后果，但由于他忽视了这些后果的历史起源，因而只能赋予社会和客观文化一种自发性质，这种自发性质有效地破坏了他有关社会批判的任何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扬弃异化问题上，西美尔从非历史、非现实的思想方法论出发，不愿像马克思那样，把异化的起源和消除同私有制联系起来。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宁可把异化的消除和艺术总体、开明的文化政策联系起来。在他那里，异化成为人类社会难以克服的永恒现象。虽然异化在生产分工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但它们不过是人类普遍文化悲剧的一个特殊形式。根据同一个思想，他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看成是“仅仅代表文化内容一般命运的一个特殊情况”。〔6〕
【注释】
〔1〕“文化概念和悲剧”，《艺术哲学》（英文版）第233页。
〔2〕〔3〕〔4〕西美尔：《货币哲学》（英文版），第455， 456，459页。
〔5〕《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版，第98页。
〔6〕西美尔：“论文化的悲剧和概念”， 《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其他论文集》，英文版，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