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一般中文媒体把新疆独立分子要在新疆建立的独立国称作“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其实这是一种误译，土耳其人使人联想到土耳其共和国。事实上，土耳其和“土耳其斯坦”在地理上不是完全相连的两个地方。将Turkestan译成土耳其斯坦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是突厥斯坦。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人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自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从历史资料不难看出，突厥只是古代中世纪的一个部落或说部族，过去突厥人统治过的许多部落，今天形成许多不同的民族，分属不同的国家，突厥本身并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民族。今天除了土耳其自称为TURK（汉文习惯译作土耳其民族，土耳其一词近代译自TUEKEY，英文中的这个词从TURK转写而来）以外，学术界只把使用阿尔泰语系或突厥语族的各民族，概括为地称为“突厥斯坦诸民族”，这些民族在我国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国外有阿塞拜疆，巴什基尔，土耳其，雅库特以及与国内相通的一些跨境民族。与突厥相关的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锡尔河边，原来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19世纪，欧洲地理学家为了叙述方便开始使用这个名词，并把所属的范围扩大—中亚的俄国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而中国新疆主要是南疆被称为东突厥斯坦，这是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理名词。如果把东突厥斯坦译成土耳其斯坦就混淆了古代突厥民族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族名。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突厥斯坦无非是突厥人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并不能证明它与维吾尔人有多少联系。从族源上看，虽然维吾尔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有所关联,但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19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中国当局从来不曾用“东突厥斯坦”来称呼新疆。
新疆自汉代起，称西域，满清乾隆皇帝更名为“新疆”，取“故土新归”之意，在历史上除了汉语的“西域”和“新疆”以外，就没有一个能概括天山南北大地的地名。
东突厥斯坦一词传入新疆并被一些知识分子所熟悉，大致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一开始就是同泛突厥主义一起渗入新疆。从此，地名成为一些人作为分裂国家的论据。学者马大正认为：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将“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一个以分裂国家为核心内容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关键是要把新疆分裂出去。所谓的“新疆独立”论极力扭曲新疆的历史，杜撰“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根本上否认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事实上，新疆在公元前三世纪已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二，两次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曾两次出现，一次是在1933年11月12日，政府设在喀什，一次是三区革命初期，成立于1944年11月12日，政府设在伊宁。
新疆分裂运动利用的是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泛漫。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建立一个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帝王）兼哈里发（教主）统治下的大伊斯兰教国家，泛突厥主义主张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的大突厥人国家，将所有操突厥语族诸语言的民族统统囊括在里面。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上世纪初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
1933年，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旗定为“新月，星星，蓝色”，国徽定为“两颗麦穗为中心的新月和星星”，国家法律定为“可兰经为根据”。
这个政权建立后，首先设立宗教法庭，实行残酷的肉刑，作了贼的，要将手砍下来示众，如果有不带面纱的妇女要将面部遮住并当场鞭笞。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尤其是历代统治阶级在新疆实行大民族主义，大土耳其主义者蛊惑人心的宣传在新疆有一定市场，所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也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出现有一定的国际背景。英国是主要的支持者，英国长期以来用新疆，中亚，南亚穆斯林聚居的民族宗教特点，将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建立一个大伊斯兰教国，其目的是保全殖民地印度，并抵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英国曾在南疆扶植阿古柏政权，20世纪30年代又乘全疆动乱，策划南疆独立，其目的是扶植傀儡政府为分裂中国做准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3个月后破产，不难看出，东突厥斯坦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分裂主义的旗号。以此为开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总是危害新疆的社会发展和稳定。
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则是发生在三区革命时期。三区指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地区。引发革命的导火线是盛世才，国民党强迫人民的“献马运动”。1944年8月，巩哈县牧民首先发动起义，11月12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推举艾列汉·吐烈为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45年1月5日这个政府还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宣扬反汉排汉。艾列汉·吐烈是一个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所以，三区革命初期，当时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直到阿合买提江掌握政权后才作了扭转。1945年10月，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在成立联合政府的前夜，才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称新疆伊犁专区政府，并纠正三区革命初期的错误，抛弃“东突厥斯坦”的称号而恢复使用“新疆”这一名称。
三区革命也有国际背景，按中共教科书的说法，是在苏联支持和中共影响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在三区革命初期也利用过分裂势力，事实上三区革命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导下起事，但苏联的目标不是要新疆独立，只是为了利用新疆形势来迫使蒋介石早日签订保证它在东部，中部战略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当条约签订，它又开始扮演调停者角色。“莫斯科对新疆独立国家不予支持”。有学者认为，三区政府是反对国民党的，人民政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所以解放后，把这一事件定为三区革命，尽管伊宁伊斯兰政权在苏联压力下放弃了独立，但在三区，要求重新竖起当年绿色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人大有人在。
需要指出的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也得到过蒋介石、张治中的支持。南京政府出于牵制盛世才，反苏反共的目的，也支持过分裂主义者麦斯武德。麦斯武德1946年出任联合政府监察使，第二年还当了省主席，这一时期也是新疆泛伊，泛突主义最猖狂的时期。他们打着“中国突厥斯坦”的旗号，表面上与伊犁的“东突厥斯坦”相对抗，得到了国民党的赞赏，反过来又用三区革命力量的存在，同国民党讨价还价，搞高度自治，实际上是新疆独立。在麦斯武德的支持下，分裂势力的口号是：我们的祖国是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联合政府还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新疆专用券”的维吾尔文译成“中国突厥斯坦专用券”，而且“中国”一词用土耳其文CIN。在三区方面的坚持和张治中的努力下，国民党政府于48年底撤消了麦斯武德的任命，改任包尔汉为主席。
纵观新疆的几次分裂活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萨比提大毛拉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被马仲英的部下捣毁，艾列汉·吐烈的“共和国”被阿合买提江等人从内部纠正，麦斯武德想搞“半独立”又被国民政府加以撤换。可见要分裂也不容易得逞。
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影响新疆
国内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王力雄认为，新疆民族混杂，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但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地民族。新疆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当地5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背后还有土耳其这样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视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内蒙古，俄罗斯等。
跨界民族的不稳定性对新疆也有影响，中亚主要突厥民族的独立和伊斯兰教的复兴对维吾尔分裂势力起了刺激作用，他们利用跨界民族来往频繁，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1962年新疆的6万边民集体迁到苏联中亚地区，中亚5国成为独立国家后，纷纷制定了对待跨境民族的政策，对居住在国外同一民族产生一定影响，其中有5万人返回哈萨克斯坦。
中亚地区有100多个民族，宗教派别繁多，民族宗教问题突出，有着明显的“巴尔干化”色彩。中亚独立之后，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在那里重新抬头，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活动嚣张，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主要障碍，给新疆的民族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中国政府为了阴止这三股势力影响新疆，主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并且前段时间还搞了联合反恐演习。
不要忽视了意图成为区域领袖的土耳其。我经常在香港报章上看到有从总部设在土耳其的一个东突斯坦解放阵线的消息，它的发言人还曾经警告香港资本家不得到新疆投资，并且警告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其理由是“新疆还在被敌人占领，被汉人殖民”。
印象中，中国领导人近几年几次访问土耳其，并把土耳其列入中国居民旅游地，以影响土耳其遏制新疆分裂势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土耳其军队为了阻止伊兰原教旨主义者控制政府，曾于1960、1980年两次发起政变，迫使伊斯激进势力退出联合政府。1996年伊斯兰激进势力取得大选胜利被军队逼下台，去年提前大选的则是温和伊斯兰势力。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于1923年创立土耳其共和国，按照法国模式建立现代世俗政权，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立，解散宗教团体，禁止穿戴头巾长袍，伊斯兰虽然仍具有国教地位，但它已经成为私人事务，土耳其军队是凯末尔主义的忠实捍卫者，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卷入世俗政权，几乎成为防范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美国、欧洲把土耳其看作成功现代化的榜样，并希望土耳其能以世俗主义影响中亚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冷战后，土耳其积极扩大在中亚的影响，推动这些国家复兴“奥斯曼遗产”，虽然土耳其输出的并非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在某种程度仍然有可能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加强声势。这也是中国与土耳其这个突厥人国家关系微妙的地方。事实上，土耳其人们以匈奴“传人”自居，对中国有着复杂的情感，中共与土耳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朝鲜战场，土耳其劲旅与中国沙场相见；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祖龙太也夫，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公开露面，此事也是土耳其对新疆的态度从凯末尔的少管闲事逐渐向右翼泛突厥主义演化的实例之一；中共也积极与土耳其世仇塞浦路斯，希腊发展关系。土耳其的已故总统，继任总统都公开宣称：“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土耳其国务卿英南92年说；“2010年起土耳其就可能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德米雷尔还说：“一个新突厥世界已经展现，一幅新地图正在形成”。作家依汉宣称：土耳其的影响一直伸展到黄河，土耳其的公民身份对世界上所有突厥族人开放。今天，土耳其几乎成了疆独的大本营，土耳其的一举一动都值得留意，也许中国与土耳其还会有冲突。
四，反思新疆政策
新疆的伊斯教是从中亚传入的，多为逊尼派，信仰伊斯教的不仅有回族、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乌兹别克等10个民族。新疆的伊斯兰教具有宗教性与民族性的同一，他们的信仰历史上就是全民性的。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引发民族起义，清朝统治者在处理事务时，总是带有宗教评价的眼光。学者于本源认为，清朝对伊斯兰教的一般态度有如下几点：坚持各行其道，不必强使伊斯兰教信仰者改宗的政策；强调对回民回教一视同仁；坚持以儒学思想训导回民，使之归于“德化”，兴孝勤忠，型仁讲让；既许回民传教，也就不干预伊斯兰教的传习、抄录、携带经卷等。这些政策几乎都以社会的安定为着眼点，比较稳定、有效。但是，清王朝对待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派之争进行的干预和镇压却是残酷的，甚至借刀杀人，让新旧两派自相残杀，以加强对信教地区的统治，从而也使追求安定的宗教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清王朝，中央王朝已经完全控制着新疆地方政府，实现了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但是从辛亥革命至1 949年9月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地方军阀统治史。民国时期，新疆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依存度下降的同时，在经济上对中国内地的依存度也大大下降，形成半割据的局面，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俄势力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尽管这些军阀的统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
民国时期，曾有新疆问题大讨论，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倍受大讨论影响，当时国人讨论的方案大致有三：以缓和民族矛盾入手而谋新疆边防的巩固；实行移民屯垦以谋长治久安；开发新疆产业，便利新疆与内地的交通以巩固边防；用武力结束半割据状态。
新疆解放后，中共对新疆的政策总的来讲是成功的，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虽然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但新疆大局还是好的。近年，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之后，美国从先前的“不能把民族问题作为恐怖势力来镇压”到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大大缓解了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压力，这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大胜利。今天新疆的状况已比90年代中期缓和，在这种局面下，更应该反思我们的政策，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划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划清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界限，划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勾结敌对势力分裂中国的界限，要团结大多数，打压一小撮。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忽略软文化因素。经济发展固然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问题，但经济发展却不必然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不要企图用经济援助解决一切民族问题。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可忽视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与精神的撕裂，道德的沦丧，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
更加尊重伊斯兰民族文化，维汉双方都要克服狭隘族群意识，在市场环境下，要更加促进民族的融合，一同走向美好的未来。汉人要摒弃“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和以统治者自居的心态，不能动辄把治安问题政治化，要顾及少数民族的心理感受，即便有分裂力，也要对少数更加亲和，更加信任。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信仰要得到尊重，但是也不能让宗教染指公共权力，这也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