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辽朝承仿晚唐五代及北宋制度，于五京京城内置设“军巡院”，于地方诸处置设“巡检司”，并于五京京城首创“警巡院”，由各机构官员率兵执行城乡巡逻缉盗、边疆御敌平乱、市场商贸监督，以及五京城市军、民户籍管理等任务。辽朝军警治安与民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 键 词】辽朝/警巡制度/军巡制度/巡检制度/军警治安

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朝于五京都城内设有“警巡院”，于东京城内设有“军巡院”；于西南、西北边地设有“巡检司”。关于辽朝的“警巡”和“军巡”，仅韩光辉先生的著作《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1]及论文《辽南京城的方圆与警巡院》[2]、《北京历史上的警巡院》[3]、《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4]中有所论及，特别是对“警巡”涉猎较多，研究亦较深入。但其中仍有论之未尽及可商讨之处。至于辽朝的“巡检”，至今尚未见有人做过研究。“警巡”、“军巡”与“巡检”均关涉辽朝的城乡治安与民政管理等，其机构置设、官员组成、职责区划等，都需要做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但因于文献史料的相关记载十分有限，因此，若想系统和深入研究确有困难。笔者拟钩沉出土石刻文字资料，结合文献史料，对辽朝的警巡、军巡和巡检制度略作考探，错谬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一

警巡制度肇始于辽。“警巡院”是辽朝政府首创的五京城市治安及民政管理机构。但《辽史》中关于辽代“警巡”的记载却很少，仅寥寥四条。《辽史•百官志》“南面京官”记载辽朝五京置有“警巡院”：“五京警巡院职名总目：某京警巡使。某京警巡副使。上京警巡院。东京警巡院。中京警巡院。南京警巡院。西京警巡院。”[5]辽朝诸京“警巡院”各置于何时，其结构如何，官员有哪些，职能是什么，等等，《辽史•百官志》已无只字记载。韩光辉先生认为辽朝的“警巡院”是由“军巡院”改称而来[6]。笔者以为，辽朝的“警巡院”并非“军巡院”之改称，有辽一代，“警巡院”与“军巡院”应是同存共处，其职能既有交叉重叠，亦有不同之处。“警巡院”为辽朝首创，其设置，应该是参仿了唐朝京城的“左右巡”及五代“军巡院”的某些内容。

“警巡使”是辽朝“警巡院”内主要官员。辽朝有哪些人出任过五京“警巡使”，《辽史》中仅见马人望一人。马人望曾出任“南京警巡使”，时间是在道宗朝后期[7]。检索出土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还有几人曾在兴宗朝、道宗朝和天祚帝时期出任五京“警巡使”。如“西京警巡使”张绩。清宁九年(1063)的《张绩墓志》即载：重熙“二十二年春，(张绩)除西京警巡使”[8]。“东京警巡使”张可及。大安六年(1090)的《萧袍鲁墓志》即见“东京警巡使、司农少卿张可及充敕祭使”[9]。“上京警巡使”某某。大安三年(1087)的《冢塔记》见“朝散大夫、尚书金部郎中、知上京警巡使(下缺)”[10]。“东京警巡使”张检。天庆六年(1116)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载：“先君朝散大夫、少府少监、甜水盐院都监、前知东京警巡使、见(现)辽阳少府……张检。”[11]等等。

梳理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资料的相关记载得知，作为辽朝五京城市治安及民政管理机构的“警巡院”，其主要职能有：巡查缉盗、执法鞫讼、济众安民及户口检括与户籍管理等。如《辽史•马人望传》即言，马人望于道宗朝后期由南京三司度支判官“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12]。可见，马人望任“南京警巡使”后，审办滞积讼案，检括户口民产，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得到了民众和上司的认可。另据寿昌三年(1097)的《贾师训墓志》记载，道宗朝后期，中京城区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上遣使授(贾师训)尚书左仆射，移中京留守。……既在道，闻京中猾盗朋聚，民不安寝。公下车，即督有司尽索京中浮游丐食之民，□□□□□□□□□遣之，其老弱癃疾不能自活者，尽送义仓给养。仍敕吏卒分部里巷游徼，人或被盗，俾偿其直。浃旬以来，开市清肃”[13]。“贾志”提到的“有司”，很可能就是“中京警巡院”。因为该“有司”的所作所为与“警巡院”的职能相同。还有，乾统七年(1107)的《董承德妻郭氏墓志》所见“大辽西京警巡院右厢住人久居系通百姓董承德”[14]字样，表明西京“警巡院”确有管理城区“厢”内常住居民户籍的职能。

此外，据《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十三年(1044)三月“置契丹警巡院”[15]。兴宗皇帝之所以批准设置“契丹警巡院”，亦与五京“警巡院”有处理城区居民讼案之职掌有关。《辽史•耶律重元传》云：“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诏从之”[16]。这就是说，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前，诸京城区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只要涉嫌违法犯罪，统由“警巡院”的汉人“警巡使”处理。一些契丹人认为汉族出身的警巡官员执法不公，便通过皇太弟耶律重元奏请，兴宗皇帝诏批，在诸京置设“契丹警巡院”，实行诸京城区汉人与契丹人讼案的不同处理模式，即法律适用上的“因俗而治”。

这里有必要对《辽史》记载的一处错误进行更正。《辽史•兴宗纪》记载兴宗皇帝诏批置设“契丹警巡院”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的三月；诏批“改云州为西京”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的十一月[17]。而耶律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应该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三月之前。这就是说，辽朝置设“契丹警巡院”时“西京”还没有出现。既然“西京”不存在，哪来的“五京”？很显然，《辽史•耶律重元传》记载有误。

二

军巡制度始于唐末，与专权宦官在京城统率的神策军有关。神策军接替左右街使行使京城徼巡职权后，于军内始设专管京城治安的执法机构“军巡院”[18]，并置“军巡使”，具体执行巡逻缉盗任务。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4记载，唐西京长安颁德坊即设有“右军巡院”。五代王朝更迭，诸政权于京城均沿置“军巡院”，缉盗理讼之职掌不变。如《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即云：“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敕：‘应御史台河南府行台马步司左右军巡院，见禁囚徒，据罪轻重，限十日内并须决遣申奏。仍委四京、诸道州府见禁囚徒，速宜疏决，不得淹停’。”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唐末禁军京城执法区域以“坊”为单位，五代时已改“坊”为“厢”。辽朝诸制多沿承于唐及五代，其中亦包括于京城设置“军巡院”。

辽有五京。“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19]。但《辽史•百官志》“南面京官”条依据同书《地理志》的记载，仅言东京(今辽宁辽阳)城设有“军巡院”。“东京军巡院。《地理志》，东京有归化营军千余人，籍河、朔亡命于此，置军巡院”[20]。查《辽史•地理志》记载与之大致相同：“东京辽阳府……军巡院，归化营军千余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21]除此之外，一部《辽史》再不见“军巡”字样。关于辽朝“军巡院”与“警巡院”的关系，韩光辉先生认为，“辽代在东京设有军巡院，为沿袭五代制度之证明”；“警巡院与军巡院在称呼上的一字之差，是制度在沿革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辽之建国设官分职，与五代战乱形式有所不同，改变五代以禁军管理城市的陋习，自然不能再以‘军巡’称之，而军巡院本有‘巡警京都’之任，故号曰警巡院”[22]。依韩先生所言，辽朝“军巡院”与“警巡院”应是承续关系，先有“军巡院”，后因社会环境变化而改称为“警巡院”。韩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完全苟同。前已述及，辽朝五京的“军巡院”和“警巡院”应是同时存在，并非前后承续关系。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朝五京除东京外的其他京城也有“军巡院”置设，只是《辽史》漏载未记。比如，辽在上京城亦设“军巡院”，并且在辽代中期的圣宗朝仍存在，时人常遵化即曾出任“上京军巡使”。统和二十六年(1008)的《常遵化墓志》即云：“至(统和)十九年，授(常遵化)上京军巡使、京内巡检使。顿得盗贼併(偋)迹，豪户洗心。巷陌宽而舞手行，辰夜静而启门卧。”[23]如此，我们总不能说契丹辽朝建国已近百年，尚未从“战乱形式”转变为和平模式，“制度”仍在“沿革过程中”吧？

既然“军巡院”和“警巡院”都有徼巡缉盗等维护五京城市治安的职能，的确没必要重复设置，但二者“同存共处”又是事实，那么，其中一定有其“并行不悖”的原因。实际上，唐末五代至辽，“军巡院”和“警巡院”除了具有京城徼巡缉盗、理讼问案的职能外，亦有“领诸厢坊、抚治齐民”的作用[24]。具言之，“军巡院”和“警巡院”还负责京城辖区各“坊”或“厢”内常住者的户口检括及户籍管理。根据相关史料分析，笔者推测，辽朝五京“警巡院”管理的是辖区的民户户籍；“军巡院”则兼管辖区外来入籍之军人。这一点在前引《辽史•百官志》及《地理志》记述“东京军巡院”置设原因时已经非常明确。辽朝时的“河朔”大致位于上京道南部、西京道西部的黄河以北，即西夏的东北部地区。河朔一带的西夏(公元1038年前为党项夏州政权)军人何时“亡命”入辽，并被安置在数千里外的东京“归化营”，落籍于“东京军巡院”，《辽史》没有记载，已无从查证。笔者以为，在辽初太祖朝的可能性较大。据《辽史•太祖纪》记载，神册元年(916)七月至十一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率契丹大军对“河朔”一带的党项等部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征讨，攻下蔚州、武州等多地，俘获甚多，“遂改武州为归化州”[25]。如果“河朔亡命”者所在的东京“归化营”与“归化州”存在某种关联的话，那么，“东京军巡院”的置设或许即在神册元年(916)之后的某一时段。辽朝军人的确有“籍”。如《辽史•兵卫志》即载：“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26]《辽史•兴宗纪》亦载：重熙二十年(1051)“冬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27]。“括”，检括也，即调查、登记军户之数额。《辽史•道宗纪》亦云：清宁四年(1058)“三月戊寅，募天德、镇武、东胜等处勇捷者，籍为军”[28]。“籍”，将军人登记入册。但五京城内辽朝正规军之军籍是否亦由“军巡院”来检括与管理，“上京军巡院”是否有兼管的外来入籍之军人，等等，《辽史》及出土石刻文字均不见记载，笔者亦不好妄猜，只得存疑待考。

三

“巡检”出现在中晚唐[29]，五代时设置范围扩大，各政权均于京师留都、州县军镇、沿边山地、江河淮海及各经济领域设置巡检官员，如“巡检使”、“都巡检使”等，肩负率军戍边御敌、弹压动乱、巡逻缉盗等维护社会治安之职责[30]。如《旧五代史》卷34《唐书•庄宗纪第八》即云：“有自贝州来者，言乱兵将犯都城，都巡检使孙铎等急趋史彦琼之第，告曰：‘贼将至矣，请给铠仗，登陴拒守’。”北宋终结五代十国割据政权，一统中原前后，亦置“巡检”，并且有了专任机构“巡检司”，负责国家的治安管理工作。北宋的“巡检司”按地方体制“路”、“州”、“县”三级设置。《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巡检司》对宋朝的诸类巡检及其职掌有比较详细之记载：“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及巡马递铺、巡河、巡捉私茶盐等，各视其名，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几察之事。中兴以后，分置都巡检使、都巡检、巡检、州县巡检，掌土军、禁军招填教习之政令，以巡防捍御盗贼。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皆以材武大小使臣充。”

辽朝承仿唐宋制度，亦置巡检机构及官员，负责京城之外的边防沿线、内地州县、契丹部族及商贸市场等处的治安管理。辽朝的巡检机构亦名“巡检司”。《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中即见“西南路巡察司”、“西南面巡检司”和“西北路巡检司”；官员有“西南巡边官”、“西南路巡察将军”、“西南面巡检”、“西南面同巡检”等[31]。《辽史•百官志》“南面边防官”中又见“巡检使司”[32]。《辽史•百官志》记载之内容既混乱又多遗漏。其实，辽朝的“巡察司”、“巡检司”和“巡检使司”应属同类机构；辽朝的边疆地区也决不止西南和西北两地有巡检机构置设。比如，《辽史•圣宗纪》即云：太平三年(1023)六月，以“萧孝恭(为)东京统军兼沿边巡检使”[33]。表明辽朝东京道所在的东北边疆地区亦有“巡检司”置设。此外，辽朝地方州县、契丹部族及商贸市场等处的“巡检”机构《辽史•百官志》也漏载未记，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如州县巡检。咸雍十年(1074)的《双城县时家寨净居院舍利塔记》即见“前双州同知、兼管内巡检萧孝祖。见(现)同知事副率、管内巡检耶律如”[34]。说明辽朝东京道双州及所属之双城县有“巡检”机构置设。部族巡检。咸雍八年(1072)的《创建静安寺碑铭》记载：兰陵郡夫人萧氏有二子，“长曰(耶律)佶，礼宾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同知利州事，兼部内巡检”[35]。此“部”即指契丹三十四部族中的某部。市场巡检。统和二十三年(1005)的《王悦墓志》即载：王悦原任“燕京西南面巡检使。阿私不入，奸蠹旋除。白刃雕弧，神惮鬼慴。复充行宫市场巡检使。”[36]契丹皇帝四时捺钵地的行宫市场设有“巡检使”，表明辽朝各地的大型商贸市场，特别是沿边一带的外贸榷场所在地均应有巡检机构置设。

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中所见辽朝的巡检官员有：(1)“巡检使”。《辽史•耶律合住传》云：景宗保宁初年，“以宋师屡梗南边，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马都监、招安、巡检等使”[37]。耶律合住汉名耶律琮，保宁十一年(979)的《耶律琮神道碑》亦载：“授兼涿州刺史、西南面招安、巡检使。”[38]在辽朝州级“巡检使”中亦有一职兼管数州者。如清宁八年(1062)的《耶律宗政墓志》记载耶律宗政于圣宗太平元年(1021)和道宗清宁六年(1060)两次“判武定军节度，奉圣、归化、儒、可汗等州观察、处置、巡检、屯田、劝农等使”[39]。宗政“墓志”中提到的奉圣州、归化州、儒州和可汗州均属西京道，大致位于西京道东南部与南京道交界一带。(2)“巡检”。《辽史•圣宗纪》云：太平八年(1028)“秋七月丁酉，以遥辇帐郎君陈哥为西北路巡检，与萧谐领同管二招讨地”[40]。(3)“都巡检”。重熙六年(1037)的《韩橁墓志》云：圣宗开泰、太平年间，韩橁“寻授乾、显、宜、锦、建、霸、白川七州都巡检”[41]。可见，辽朝“都巡检”中也有一职负责数州巡检事务之状况。(4)“市巡都监”。保大元年(1121)的《鲜于氏墓志》中见“大辽随驾市巡都监……赵公”[42]。所谓“市巡都监”，应是“市场巡检都监”的简称。说明辽朝市场巡检机构中除“巡检使”外还设“都监”一职。(5)“巡边官”，应是某巡检职名的俗称。《辽史•耶律侯哂传》云：“侯哂初为西南巡边官，以廉洁称，累迁南京统军使，寻为北院大王。”[43]此外，上引《辽史•百官志》中还见“巡察将军”一职。

辽朝的“巡检司”是设置于五京都城以外的地方治安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如下：

一是巡检官员率兵驻扎并巡徼边防铺口，御敌平乱，惩奸安边。辽朝的边地巡检机构大多设于边境障塞险阻控御之处，有驻军，其军人驻防之地多称“铺”。如王曾《王沂公行程录》即云：“至古北口，两旁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轨。口北有铺，彀弓连绳，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44]圣宗朝的耶律元宁曾出任边地“巡检使”，且颇有政声。开泰四年(1015)的《耶律元宁墓志》即云：“遂奉宣于西品府(大同府)，为三镇(云、应、朔)口巡检使。屡迁寒暑，甚有劳能，靡染脂膏，遐飞声誉”[45]。而太平三年(1023)的《耶律道清墓志》记载的“都巡检使”耶律延宁事迹，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朝边地巡检官员巡边缉盗之职责：“考讳延宁，云、应、朔三镇山口都巡检使，提点三镇节度使事。自天禀气，与国为祯。皇上以选出鹓行，□巡蕃翰。叅銮扈跸，早推尽节之功；察俗观风，又显惩奸之理”[46]。

二是巡检官员负责地方州县治安管理，缉盗抚民。如景宗保宁初年于南京道涿州出任“西南面巡检使”的耶律琮(合住)，即出色地履行了这一职责。保宁十一年(979)的《耶律琮神道碑》即云：“公之莅涿郡也，仁政俱行，宽猛兼济，戢彼干戈，用兴民利。况涿郡也，地迫敌封，境连疆场。盗贼公行，天疠时降。内奸外宄，出入难虞。雀角□□，猜□。由是民心不一，诈伪万端，导行逋逃，聚散无常。豺狼满野，蛇虺盈郊，唾毒穿乡，隳残井邑，边人畏惧，斥候日警。夫妇男女，不遑启处，诚无周召之材，伊尹之德，斯郡难于臻与理乎？□□□□仁惠，示之以赏罚，以杀止杀，刑期不刑。上行乎□□□，未三载俄变，效褰□露贞之徒，去兽不殊，功□□□糜草布政优不刚□百□□□……用咸不轨□□□□□□……□□□节，大拥貔貅见斗，依时教之礼，让之以□□。远结欢盟，玉帛交通须为政，道路无壅，烽堠疆高眠□□□□……□□□□□不已，途作咏歌，不胜所□，共吁请□刊石纪颂。”[47]虽然《耶律琮神道碑》有残损，一些文字已磨泐不清，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辽朝地方巡检官员的职责所在。

三是巡检官员负责维持市场交易秩序，保障买卖公平合理。如统和二十三年(1005)的《王悦墓志》即记载王悦任“行官市场巡检使，泊于守职，惊若徇墙。捐贫奉富之俦，都然屏迹”[48]。这就是说，在“巡检使”王悦的督察治理之下，行官市场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的现象不见了。

四

辽朝不少制度承唐(包括五代)仿宋，因此，中原王朝法政文化对辽代社会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辽朝诸制中也有自己独创者，是中原王朝所不俱备的。本文所考论之警巡、军巡和巡检制度中的“军巡”和“巡检”，显然是辽人学习、借鉴晚唐五代及北宋制度的结果，而“警巡”则是辽人的首创，并为此后金人所承继①。有辽一代，“警巡院”、“军巡院”和“巡检司”各司其责，“警巡使”、“军巡使”及“巡检使”等各有值守，是三机构分布城乡、同生共存的主要原因。“警巡院”、“军巡院”和“巡检司”分管五京城区和边疆地区、内地州县、契丹部落和商贸市场等处的治安管理，“警巡使”、“军巡使”和“巡检使”等官员率兵于城乡各处巡逻御敌，缉盗安民，管理户籍，为保卫契丹辽国领土之安全，维护社会之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宋谈玥《嘉泰吴兴志》卷10记载宋人曾称赞宋朝的“巡检”治安措施乃“万世良法”，不无道理。诚然，因于《辽史》记载严重缺漏讹误，出土石刻文字又散乱不全，拙文对辽朝警巡、军巡和巡检制度的研究亦不全面；还存留不少问题，诸如各机构的设置时间、发展变化、官员细况等等，都有待于今后发现新史料再作详考。

注释：

①据《金史•百官志》及同书《承裕传》等记载，金朝中都、上京、北京、东京、西京和南京均设置“警巡院”。“警巡使”为正六品，“掌平理狱讼，警察所部，总判院事”；“警巡副使”，从七品，“掌警巡之事”；“警巡判官”，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警巡司吏”，掌“通括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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