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新一届的美国总统就要产生了。无论布什去留，对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工作进行一番回顾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美国政治的运作，也有助于我们系统地反思一下过去4年美国乃至这个世界的变化。

MBA总统与他的管理团队

如果单纯拿布什与克里相比的话，无论是智识水平，还是口才，布什都不是克里的对手，这一点从两人的辩论中就可以看出。但问题是，现代的总统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团队政治，一个领导者的不足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团队得到弥补，而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却可能因缺少强力团队的支持而落落寡欢，这一点，从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效果就可以看出。

在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人们的感觉是很精彩，无论是克里和爱德华兹一家的亮相，还是克林顿夫妇、卡特的捧场，都很养眼，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亮相都像是单兵作战，像是个人秀，而非集体秀，有即时效应，但却缺乏长期影响力，难以达到震撼人心、冲击对手的效果。而共和党的大会就不同了，不仅所有关键人物的亮相都经过精心设计，而且所有的亮相集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政治大片，而非精彩片段。

事实证明，团队精神和战斗力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体育比赛还是政治较量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在国际政治中，同盟关系和地区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对此，作为第一个MBA总统的布什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意识到自身不足后，布什对团队的组合与凝聚显得十分用心也颇为见效。

人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无论布什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的“战友”们都会积极呼应、挺身而出，特别是在布什犯错误时，他们更是倾力予以弥补和转移视线，必要的时候还会主动负起责任来。这也使得在数次面对危机时，布什的团队都会释放出不可小视的能量，不仅总能化险为夷，还常常能够借鸡下蛋。而在私下里，布什与他的主要支持者之间更是建立起了朋友般甚至家人般的关系，彼此都能够说真话，并且忠诚以待。而这种相对比较真诚的关系在现代政治中是并不多见的。

也正是基于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布什会非常注意听取周围人的意见，这不仅增长了他的“慧”，也使部属各得其所，都能独当一面，而这种有效授权的结果便是，组织内部充满活力和信任。作为对忠诚的回应，布什对他的主要追随者也是不离不弃，即便是一身麻烦的切尼，也仍然被布什视为不可或缺的搭档，无论党内外多少人要求“换马”，也还是坚定地选择切尼作为竞选伙伴，而他这样做，温暖的大概并不止切尼一个人的心。

正如一位政治学家所言，一个受相互关系和对利益关系敏感影响的政治易于激励和解，并有利于培养“让我们共同思考”的组织氛围，而这种团队精神也很容易被一个面对危机和挑战的民族所接受。在“两个美国”和“一个美国”的争辩中，民众更容易被后一种说法所吸引，而决定一场选举的根本因素则往往在于，候选人能否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情绪，能否有效地影响这种情绪，能否尽可能平和而亲切地触摸到选民的内心感受，让他们感到，你是可以信赖的人，至少是相对于你的对手而言。在这方面，缺少强有力团队支持的克里是不甚成功的，尽管他遇到了很好的机会（民主党人一心要拉布什下马，许多选民都对布什不满），但他却始终无法让那些不喜欢布什的人更喜欢他。

形象策划与公共关系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叫做“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对这个词汇的体会及对这门艺术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级政府的前途，也影响着政客们的政治命运。对此，小布什有着切身的感受。

在布什总统的第一个4年任期（当然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4年任期）里，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一直伴随着他的左右，而他之所以能够长时间保持着较高支持率也在很大程度上仰仗着他的一帮人对多次危机比较成功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谓是一位公共关系总统。

自从“9·11”以来，“安然门”、“预警门”、“夫人门”、“情报门”、“虐俘门”等一扇扇“门”便纷纷打开，但让人多少有些惊异的是，布什政府没费多大力气便把这些门都一一关上了，而且并没有付出多大代价。而在不远处，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却被“凯利事件”等折腾得精疲力竭，至今也没有从阴影中完全走出来。

布什政府的公共关系能力确实令人感叹。尽管布什并不具备像前任那样的高智商和个人魅力，但在团结人方面却堪称许多政治家的榜样。在他身边，聚集着众多强力人物，虽然他们个性迥异，彼此也常有观念冲突，但经由布什这条线，所有人好像都放掉了眼中的横梁，为着共同的目标而鼓与呼，就是鹰派和鸽派也似乎变成了“布什战车”左右两个轮子，尽管并不“相逢”，但却向着同样的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众人便把化解布什所面对的危机和挑战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有的人甚至会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布什则把维护部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也是他不愿抛弃拉姆斯菲尔德的原因之一。

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够多次化险为夷，除了有一帮公共关系意识很强的人马之外，还在于他把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常态的工作，由于布什政府很善于做好日常的公共关系活动，使得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对布什政府的信任程度要远远高于外界的想象和判断。像前任一样，布什也经常把记者们请来做客，与企业界则颇有默契，对民众心理也有比较恰当的把握，在形象塑造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一切至少是在国内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布什得以经常把“门”关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布什思维与民众心理的契合。不止一位学者指出，就个人风格而言，布什较克里更接近普通美国人，而“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尽管伊拉克问题使得布什政府颇为头疼，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没有错误的，布什高举的反恐旗帜是高高飘扬的，为了反恐和美国的安全作出些牺牲是值得的，无论被牺牲掉的是一些人的权利，还是一些人的尊严，甚或是一些人的性命。

决策机遇与决策陷阱

就领导技能而言，布什是一个把抱负和利益结合得比较紧密的领导者。在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的“抱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这份文件被视为“布什主义”的诞生，其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三大支柱为基础:不可超越的军事优势，为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即必须在恐怖威胁抵达自己及其盟友边界之前将其摧毁；必要时，在无法争取到其他方面的合作的情况下采取单独行动，以捍卫美国利益。跳出这份文件，我们会发现，在过去4年中，布什以其近乎偏执的精神把他的诸多抱负付诸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家和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了大量利益，尽管他本人对这些利益常常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应该说，布什政府在执行既定方针的“毅力”和能力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但问题是，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国家生活中，“做正确的事情”要比“正确地做事”重要得多。在我们强烈感受到布什团队的合力和空前统一而较少异见的氛围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过度自信的政府的充满单边色彩的领导者，是很容易错过决策机遇而拐进决策陷阱的。

很显然，布什政府的一个优势是，在战略意图和追求上高度统一，即便是鸽派的代表鲍威尔等人，在打击伊拉克等问题上也还是坚定地站在总统一边的，他们与鹰派也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分歧。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种统一的好处是，当面临同一个目标时，团队会很容易迅速地进入状态，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问题也正出于此。由于一些谨慎的、多少有些令人不悦的声音被埋没，当乐观情绪极度高涨时，人们会忘记对可能的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对目的地也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导致在困难出现后应对不暇。

在这方面，布什先生应该听听巴顿将军的建议。在半个世纪前，巴顿将军就告诫他的部属，在制定计划时至少要有一个备用计划。事实证明，在这个多维的世界里，制定单一计划并死守这一计划，无论这个计划看上去多么完美，都是单向思维，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决策陷阱之中，就像今天的布什先生始终找不到最妥帖的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通道那样，嘴硬心苦。

事实上，无论是作战中，还是政治生活中，都应该恪守“要迅速，不要仓促”的“巴顿原理”。在巴顿看来，仓促与快速这两词之间有着很大差别，仓促的进攻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部队虽然很快投入了战斗，但会久拖不决。现在看来，美国在打击方面的军事准备大多比较成功，但在类似重建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准备却显得十分不足。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当初的决策失误。在面对“9·11”之后的决策机遇时，布什政府做对了一半（打击塔利班），却做错了另一半（贸然涉足伊拉克困局）。就连美国媒体自己都承认，如果当初聚集全部精力彻底剿灭“基地”组织的话，不仅美国和这个世界会变得安全许多，而且布什政府也会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敬重。有的时候真是，向前一步是泥潭，退后一步是天堂。

遗憾的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来得太容易，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太明显，从布什到拉姆斯菲尔德，都滋生了美国无敌的念头，想当然地认为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人民会欢欣鼓舞地欢迎美军的到来，而伊拉克战后重建也将成为中东民主化的起点，加之布什团队中的一干人等都唯布什马首是瞻，反对意见缺乏市场，从而“帮助”布什陷入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陷阱中，待船到江心，已难以从容回头了。

外交上的得与失

在美国历史上，似乎还很少有像布什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充满争议的总统。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意测验后，人们不禁感叹地说，如果是全世界来选美国总统的话，布什是铁定下马了。在反思美国外交的种种失误时，我们注意到，与美国的单边主义“交相辉映”的是，布什政府在理解异文化乃至盟国文化和心理感受方面很欠火候，十分有必要上上下下一同加强一番“国际理解教育”。

针对当代社会发生的诸多国际冲突，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国际紧张局势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对其他民族的欲望、目的和特性的无知，导致了恐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侵略。为此，各国间需要相互了解，从传媒中清除“歪曲事实、捏造谎言以及对民族特性的虚假描述”，多些彼此尊重和欣赏，多些了解和沟通，进而增加宽容。

尽管布什政府在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弥补大西洋联盟间的裂痕，但他需要认真面对的是，考验大西洋联盟的不仅仅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普遍反对和布什在全欧洲普遍不受欢迎这两个问题。如今，许多欧洲人都视美国的单边主义为早于布什政府出现并将在布什卸任后继续存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他们如此毅然决然地发展壮大的原因。布什政府需要反思的是，在过去几年中，对盟友的怠慢乃至无理以及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并在事实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

对于美国来说，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会承认美国是世界这个养满鱼的巨大鱼缸中最大的一条鱼，但在这个没有一条鱼可以逃出的鱼缸中，“最大的鱼也许可以战胜其他任何一条鱼，但却无法战胜它们全体，即使只是其中较多的部分联合起来，它也无法战胜它们”。从现实的角度看，反恐和国土安全是美国最重要的课题，而从长远的角度看，认识自我和尊重他人仍将是跨千年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认知程度将不仅影响到美国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还将影响到未来世界的格局和人类能否化解反恐挑战以及日益突出的南北问题，能否创建出一种相依相携的国际关系和族际关系。无论布什能否留任，未来美国的领导人都必须直面布什并不十分成功的外交工作所带来的隐患和硬伤，直面充满不确定性的反恐现实。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来源：《看世界》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