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认为，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外汇体制，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而是与各国货币相关联，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储备功能而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的国际化真正上升到新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正日益凸显。有观点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际效应会递减，需要结合供给侧改革做些必要的调整。

那么，货币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如何?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又将如何?近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樊纲。他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

樊纲说，中国经济长期的问题就是供给侧的问题，而调节需求的政策是短期政策，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需要两相结合。

不能用长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

樊纲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发展教育、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类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生产力的提高和长期的增长趋势，也就是潜在增长率提高的问题。这方面的改革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问题，不是短期内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不像印发货币对需求马上就有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困难最多的问题，要解决的话需要时间。”

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属于短期调整。在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如果突然出现需求过剩，通常需要抑制这种过剩，防止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时，通过宏观政策去弥补这种不足。

樊纲说，严格说来宏观政策是调节需求方的，而这些改革政策是调节供给方的。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做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和不同的时间点需要利用这些政策来稳定供求关系，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能否增长一般取决于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这涉及到教育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二是资本的积累、储蓄、资本运营的效率提高，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三是创新和技术革命， 以及企业创造力的发挥。四是体制改革，包括法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樊纲说：“不能说用长期政策替代短期政策，否则金融危机来了怎么办?为了应对危机，还是得采取一些需求方面的政策。”

进一步改进外汇体制

目前，中国经济的种种迷茫来自哪里?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樊纲认为，过热是主因。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两次过热，并且引发了大量的后遗症。上世纪90年代那次过热后，政府花了多年的时间来清理，一直到2003年经济才恢复正常增长。

他说，现在正在清理过热的后遗症，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等在周期意义上都属于过热的后果，还需要一定时期的调整。度过这个周期后，中国经济会迈入下一个阶段正常的增长。

今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距离上一轮评估整整五年后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这被誉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

樊纲认为，尽管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标志中国实力的提高，也标志中国货币的稳定性。“我们的通胀率一直较低。通货膨胀率最高的一次是1994年的24%,其他年份8%、9%就算是比较高的了。而其他很多国家动辄20%，100%甚至1000%。”

他认为，要进一步改进我国外汇体制，第一步就是不要再回到盯住美元的制度，而是与各国货币相关联，从而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因为储备功能而使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的国际化真正上升到新水平。“今年汇率之所以波动性大， 就是因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又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制度。本来我们正式的制度是盯住一个篮子，按照一个篮子实现浮动，但是最近几年又变成盯住美元了。”

他说，人民币对美元很稳定，但是过去几年日元和欧元相继贬值，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包括澳元和加元，也对美元大幅贬值。这就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币被严重高估，市场上就形成了人民币贬值的预期。那么我们一调整人民币的定价制度，一下子就出现了震荡。

直接融资是真正的短板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外界呼吁完善股票市场各种规则，同时需要更多的政策和立法来保障各种直接融资渠道的畅通和形式的稳定。

樊纲说，中国资本市场高度欠发达，直接融资到现在占整个社会融资的比重仍然非常低，过去有些时候是2%--3%，今年也不会超过10%。而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即使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银行起的作用比较大的经济体，直接融资都会占到30%--40%，美国直接融资占的比重甚至占60%--70%。

“中国真正的短板是直接融资。银行应该只提供间接融资，提供流动性资本，真正发展的资金包括产权重组的资金都应该是直接融资来提供。从天使投资到风投到一轮一轮的PE，到IPO之前的投资，都是直接融资，这一块应该大力发展，包括民间私人的基金都应该积极发展。”

他补充道：“中国其实不缺钱，储蓄率将近50%，但是大量的钱怎么用好?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使资本发挥更好的作用，也是提高供给能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