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激烈动荡。各大战略力量之间的安全关系在调整中重组,国际安全机制变革、振荡幅度增大。
各种安全挑战并存、交汇,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安全形势在动荡中有稳定,在总体稳定中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从整体上看,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 。
顺应这一总趋势,2015年,中国外交全方位拓展,既有大国外交的良性互动,又有周边外交的精耕细作;既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命运相通,又有多边外交的积极运筹,形成了一整套有理念支撑、有策略原则的战略布局。从大国博弈的走势来看,有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把握。
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面临“战线过长、力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继“瀛台夜话”之后,“白宫秋叙”成为中美高层交往中的又一段佳话。
在习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中,以及此次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一些较好的成果。这也让大家对中美关系有了更好的期待。当然,在此次访问之后,双方之间又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这也是近几年的常态。
面向今后,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妥善处理与对方的关系,这需要双方各自做一些事情。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需要认真思考和权衡自己的利益,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来解释自己的对美政策和行动,以减少美国的误判。要审慎处理好对美关系,崛起中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首先,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给中国更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而不是限制。其次,需要做更大的努力来解释美国涉及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减少中国误判的可能。最后,需要审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从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战略目标过大、手段能力不足”的矛盾特点,在2015年显现得更加突出。
奥巴马虽然高调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但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已力不从心,总体上已呈现出疲态。在此种战略困境下,美国全球战略继续整体收缩、局部加强、拆东墙补西墙,战略目标漂移的特点明显。
面对中国的实力、影响力增强,特别是中国成功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战略举措进展顺利,美国的战略焦虑症加剧。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集中聚焦中国的方针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受到来自中东、俄罗斯、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种安全挑战的牵扯力度增加。
美国国防与军队建设面临的“维持现有军事活动部署规模与投资未来新装备和新技术发展之间的矛盾”加深,只能通过缩减高价武器平台数量的方式,节约出资金加大新武器平台的开发与研制。
另外,中美两国安全关系互动中的战略误判可能随着美国大选进程加剧,这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战略警觉和战略定力,既严肃对待,又审慎处置,确保中美关系和国际安全大局的稳定。
俄罗斯 “以攻为守”,力图“转危为机”
2015年是俄罗斯外部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继续恶化的一年,美国、欧洲因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的制裁,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大伤害,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军事活动增强也给俄罗斯增添了压力。
面对压力的增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但没有退缩和让步,反而继续“示强”。特别是通过派军事力量参与在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了诸多战略目标。
俄罗斯巧妙地利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舆论手段,缓和了与法、德、英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逐渐扭转了战略被动。
在俄罗斯各项战略选择手段当中,军事力量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成了俄罗斯维系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重要倚仗,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挤压,特别是因为乌克兰事件,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制裁,俄罗斯手中缺乏有效的战略工具,近年来随着投入的增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大幅度回升。
俄罗斯以有限的国防经费,突出重点,以跟美国大体平衡的战略核力量,应对任何大国潜在的侵略威胁,以精干机动的常规力量,对付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
实施军事改革、调整军事部署,以新兵力构成非对称作战能力,并通过实战,特别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来检验军队和新兵器的战斗力。俄罗斯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不但实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也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产生了战略震慑作用。
日本“借船出海”,突破和平宪法限制
2015年是日本安全政策自二战后发生最大变化的一年,安倍政府以“帮助美国、平衡中国、贡献世界”的政治包装,成功地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其拥有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通过了新的安保法案。
日本首先是通过与美国共同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为其在国内通过法律程序突破和平宪法清除障碍。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卡特和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防卫大臣中谷元2015年4月27日在纽约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敲定新版《指针》。新版《指针》决定把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合作扩大至全球规模,提出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的“无缝”合作。
在为日本集体自卫权松绑的问题上,美日两国各怀鬼胎,美国目前越来越难以独撑一场国际军事行动,需要为日本松绑,让其更加有效地发挥盟友作用,日本安倍政权则想利用美日同盟关系“借船出海”,扩大日本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图谋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
安倍政权的政治走向将对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欧盟面对各种战略挑战冲击,一体化进程徘徊不前
欧盟在2015年可谓多灾多难,先后经历了欧债危机余波、乌克兰事件、英国威胁“退盟”、叙利亚难民潮、巴黎恐怖主义袭击等事件,严重打击了欧洲的经济复苏,同时也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造成巨大的负面冲击。
欧洲内部南北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东西之间的历史遗留痕迹依然影响着欧洲经济、政治、安全和外交的一体化。特别是在巴黎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很可能让许多国家在“国家主权部分让渡”问题上更加谨慎。
同时面对俄罗斯的强势不妥协和美国的战略压力,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美国要求欧洲国家增加军事开支的压力,以及俄罗斯军事活动的“咄咄逼人”,都让欧洲国家非常纠结。
在重大的地区与全球议题上,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越来越困难,德国、法国、英国作为欧盟一体化的三驾马车,各有自己的轨道,争先恐后地与中国发展关系,欧美关系则大不如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谈判(TTIP)止步不前。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剧增,促进国际安全合作
2015年,国际恐怖活动在各地区呈现出了一些新变化。
首先,继续在热点地区“缠斗”,如制造类似2015年10月10日发生在土耳其和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
其次,主动出击实施国际恐怖袭击,从西亚策划实施或者呼吁当地恐怖分子发出针对俄罗斯、美国的“圣战”呼吁。
第三, 实施战略转移,将恐怖势力骨干从叙利亚、伊拉克等热点地区化整为零地转移到世界各地,避免在叙利亚等地被“包饺子”“一锅端”,转移后实施“遍地开花”的暴力恐怖活动,在阿富汗、中亚等地明显地发现了这一迹象。
尽管美国及西方国家进行了打击IS的军事行动,但是“伊斯兰国”的威胁不减反增,活动更加猖獗,危害更加严重。
中国积极作为,实力加合作,稳步推进各项战略举措
面对各种复杂的安全挑战,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全方位地推进安全合作,极大地改善了安全环境并拓展了战略空间。
中国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相关活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首先,展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展示了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国家对外交往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的外交博弈,揭露了个别邻国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使其在国际社会陷入一定被动。
此外,仅就系列活动中的阅兵活动而言,适度展示我军现役先进装备,也有利于战略威慑,遏制潜在对手的挑衅行为,为国家营造了更加稳定和有利的发展环境。
2015年是中国政府出台和实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头一年,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沿线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已同20多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亚投行的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一步。在57个亚投行成员国中,欧洲国家的数量几乎占一半。
为什么这么多西方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如此支持亚投行?因为国际社会认为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等是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合作的新选项,中国的倡议有利于构建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中国走向全球负责任大国、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一步。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经过近200个缔约方的努力,大会最终通过了《巴黎协议》。这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为未来全球气候议题的进程指明了长期努力方向,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巴黎大会是一个转折点,是中国由全球气候议题的“参与者”转为“引领者”的转折点。中国在国内采取的节能减排政策,力度非常大,国际社会普遍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2015年,中国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深度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积极斡旋南苏丹国内和解,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步走”框架思路,向世界多个热点地区派驻2700余名维和人员,支持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
面对不断升温的南海形势,中国一方面坚决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同时,也积极倡导和参与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参加多边和双边的军事合作。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应对压力的能力增强,国家的外部安全环境得到总体改善。
总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形势,我们要着眼大格局,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奉行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政策,刚柔相济地应对安全挑战,坚持以我为主、积极拓展、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确保我们的外部环境总体稳定、安定、和平、友好。
作者:杨毅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