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集中探究国际政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文章从“修正主义国家”概念入手,澄清“修正主义国家”与“崛起国”、“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批驳了流行的错误观点。文章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修正主义国家”的一些具体指标,并以此为参照,对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小布什上台后的对外政策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其已日益具有“修正主义”倾向。
[关键词] 修正主义国家;现状国家;崛起国;霸权国
“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常见的政治术语,常常被人们用来指称那些意欲颠覆或推翻现存秩序的国家。然而,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对这一概念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流行的观点和做法是,将修正主义国家与一个权力正在上升的大国(或称为“崛起国”) 划上等号,而将体系内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霸权国) 等同于现状的维护者(现状国家) 。本文将从修正主义国家这一概念入手,指出这一流行观点的错误之处,在此基础上力图给出判断修正主义国家的一些具体的指标。在本文的最后,以美国为例,指出当今的美国已日益具备修正主义国家的特征。
一、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
在国际政治中,“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states) 是一个常常被学者、决策者提及的概念,有时人们也用“不满意的国家”( dissatisfied/ unsatiatedstates) 、“帝国主义国家”(imperialistic states) 或“革命性国家”( revolutionary states) 来指称。在早期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中,这一概念已经常出现。如现实主义的重要奠基人爱德华·卡尔( E. H. Carr) 在《二十年危机:1919 - 1939》一书中,将国家分为“满意的国家”( satisfied Powers ) 和“不满意的国家”( dissatisfiedPower s) ,指出前者致力于维护现状,而后者则要建立一个“适者生存”的新秩序。〔1〕汉斯·摩根索在《国际纵横策略》一书中,则区分了现状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执行的不同对外政策:“现状政策”( status quo policy) 和“帝国主义政策”(imperialist policy) ,指出前者旨在“维持一个特定历史时刻所存在的强权分配”,后者则试图“推翻现状,根本颠倒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强权关系”。〔2〕亨利·基辛格在《重新恢复的世界》中将国家分为现状国家和革命性国家,指出后者要毫不妥协地根本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给体系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带来绝对的不安全。〔3〕
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 则着重从概念上对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进行了界定和区分。他指出,按国家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可分为两大类: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现状国家是指那些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维护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对现存秩序心满意足的国家。而修正主义国家则指那些对现状极为不满,致力于打碎现存秩序、改善自身在体系中的权力和尊严的国家:它们或许是因为“感到受到现状的侮辱、阻碍和压迫”、因而“要求变化,修正边界、修改条约、重新分配权力和领土”,以加以纠正;或许纯粹是为了建立自己的霸权。它们不惜以武力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价值观。〔4〕他由此对沃尔兹将国家全都视为“安全最大化的行为体”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对于那些修正主义国家而言,它们“宁愿牺牲自身的安全”,也要获得“阳光下的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是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体。〔5〕
在关于修正主义国家的文献中,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 ransition theory) 学派中一些学者的观点颇引人注目。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 ) 和库格勒(J acek Kugler) 从权力变迁以及对“游戏规则”的态度两个方面来界定国家的属性,指出那些权力急剧崛起的国家往往对自身在体系中的地位表现出不满,渴望获得与它们权力相称的地位,希望重新改写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它们是体系的“挑战国”(challenger s) 。〔6〕换言之,他们认为,修正主义国家与崛起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后者是前者的“候选国”,它既有动机亦有能力“修正”现存秩序。
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的观点部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认同。他指出,在国际体系中,几乎不存在现状国家,没有谁会满足于体系中的权力分布现状,都具有修正主义动机,并不惜以武力改变现状,对于那些崛起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他出人意料地指出,一旦一国成为地区性的霸权国,该国将成为一个现状国家,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他还特别指出,在现代历史中,只有美国一国有幸成为一个地区性霸权国。也就是说,只有美国是现状国家,其他所有国家、特别是崛起的大国都是修正主义国家。〔7〕这样,米尔斯海默就不仅将崛起国与修正主义国家挂上钩,还将当今的美国等同于现状国家。
从上述学者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基本看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是指那些对现状或现存秩序极为不满,谋求部分或全面改变现状或现存秩序,并为此不惜动用武力的国家。而现状国家,则指那些对现存秩序感到满意、极力要维护现存秩序的国家。
然而,从一些学者将崛起国描绘为修正主义国家、将霸权国等同于现状国家可以清晰看出,学者们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国家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可以辨认的指标,在关于修正主义国家与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上还存在一些需要廓清的认识误区。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做的事。
二、崛起国、霸权国以及修正主义国家
诚然,崛起国与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与现状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仅此而已,两者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更不能划等号。对于那些从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得到启发并进而将崛起国与修正主义国家划等号的学者而言,他们虽正确地指出,正是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拿破仑时代) 、德国(一战时期以及希特勒时期) 以及苏联这些崛起的大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它们不惜以武力改变或推翻现存秩序,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国家。然而,他们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即崛起国以武力对现存秩序进行挑战并不是历史的惟一模式,甚至也不是主导模式。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现存霸权国主动挑起战争的例子,它们对日益改变的权力分配及江河日下的威望感到不满而主动发起了预防性战争。如公元前58 年恺撒对赫尔维西亚人发动的战争,1424 年佛罗伦萨—威尼斯对维斯康丁米兰发动的战争都是现存大国(霸权国) 为阻止崛起国的权力增长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8〕换言之,是霸权国而非崛起国主动挑起了战争。对此,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个衰落的主宰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时, “它常常依靠发动预防性战争来消灭或剥削新兴的挑战者。⋯⋯当面前出现衰落或战斗选择时,政治家大多选择战斗。”〔9〕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A. Kupchan) 指出, “大国接受它们必死的命运是相当困难的,历史上很少有大国心甘情愿地为崛起的挑战者让位,并相应地调整它们的大战略。”〔10〕青年学者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 在仔细研究自古希腊至冷战时期总共13 个历史案例后也指出,发动大战的往往不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是正在衰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因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发动一场针对崛起国的“预防性战争”。〔11〕
此外,那些将崛起国等同于修正主义国家的学者似乎还忽视了像19 世纪的美国以及二战后的德国及日本和平崛起的例子。英、美在19 世纪的霸权转移并未爆发霸权性战争,相反是和平交接的。美国在19 世纪这一相对平静的“长和平”中,并没有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相反它接受了英国的霸权秩序,并在这一秩序下进行国内开发和开展获利丰厚的海外自由贸易,由此逐渐崛起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诚然,在19 世纪末,它与西班牙进行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海上战争,但西班牙根本不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而且这场战争范围极其有限,不是一场霸权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通过主动挑战现存霸权而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废墟上的崛起,靠的并非穷兵黩武,也不是以挑战霸权国的面目出现。相反,它们是在美国的主宰或卵翼下崛起的,且时至今日,至少日本在几乎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是紧随美国。对此,我们可以借用戴尔·科普兰的解释:如果只要等待或和平融入现存秩序就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那么崛起国怎么还会去以武力挑战现存秩序呢?〔12〕当前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崛起) ”理论以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对外战略,可以说既是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及趋势,也是汲取了历史上霸权兴衰的经验教训,作出的战略抉择。
正如崛起国并不必然就是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也不一定就是现状国家。从理论上说,霸权国具有成为现状国家的诸多有利条件。它是体系内的最大国家,肩负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责任。由于它参与塑造了现存秩序,因而维护现状符合其利益。它还有可能是现状挑战者的施害对象。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存在一些阻碍霸权国成为现状国家的不利条件。首先,霸权国具有改变现状的能力。由于体系内其他国家与其权力相差悬殊,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因而霸权国可以不大考虑其他国家的意愿,凭一己好恶改变现状。其次,霸权国的优势权力地位会诱惑其为所欲为。正如在国内政治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导致对权力的滥用和孳生腐败一样,在国际政治中,不受制衡的权力也将导致对权力的滥用,鼓励其为所欲为。拿破仑在建立了莱茵联盟、确立其在欧洲大陆的主宰地位后,并没有就此收手;相反他欲壑难填,将世界看作一副“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弹奏他的幻想曲的钢琴的键盘”,〔13〕左征右伐,并最终将矛头指向一度是其盟友的俄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其相对优势的权力地位对贫弱的东亚、东南亚各国进行武力征讨,妄图以武力建立一个在其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最后,体系内的“追随”(bandwagon) 逻辑加剧了霸权国的改变现状动机和意愿。由于权力对比悬殊,制衡霸权国往往代价高昂,因而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倾向于追随霸权国,借以确保自身安全或谋取一些额外的好处。这将大大鼓励霸权国的放纵和不负责任行为。
简言之,崛起国与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与现状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从理论上说,修正主义国家既可以是崛起国,也可能是霸权国。
三、如何判断修正主义国家?
既然权力并不是判断国家特性的惟一指标,那么什么才是判断修正主义国家与现状国家的指标呢? 怎样才能更好地确定国家的倾向呢? 在这方面, 罗伯特·吉尔平、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以及库格勒等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含蓄地指出,一个国家是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综合判断:第一,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第二,威望等级;第三,国际规则。如果一个国家寻求根本改变国际间的权力分布、威望等级以及国际规则,那么它就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14〕可以看出,在吉尔平的定义里,权力只是判断修正主义国家的指标之一,只有与对国际威望等级及国际规则的态度结合起来考察,才具有意义,才能判断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
江忆恩在吉尔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修正主义国家与非修正主义国家的五项指标:第一,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度;第二,对国际制度的认同度;第三,是否谋求改变国际制度;第四,是否具有剧烈改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明确动机和偏好;第五,是否将武力视为改变权力分配的重要工具。他指出,如果一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度低,或者说即便该国有条件参与也不愿参与,那么该国不大可能是现状国家;如果一国即便参与了国际制度,但却不接受公认的行为规范,违反制度规则,那么该国很有可能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一国参与这些国际制度,甚至有时也遵守制度规范,但一有机会就谋求根本改变制度规则,那么该国将可能是个修正主义国家;如果一国谋求剧烈改变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并不惜动用武力,那么该国将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15〕概言之,江忆恩主要从一国对于国家制度及其规范的态度以及对国际权力分布的态度这两个层面来判断其修正主义属性或倾向的。
库格勒在最近与罗纳德·塔门(Ronald L. Tam2men) 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则分别从领土争端、军备、对国际规则的态度、意识形态以及贸易等五个方面来判断一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倾向。〔16〕
上述学者给出的评判标准表明,判断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或具有修正主义意图,不能仅仅关注权力,还要关注该国对置身其间的国际体系规范的态度。本文在上述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权力以及制度规范两个层次,认为修正主义国家有以下一些指向性特征。
第一,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修正主义国家谋求的是根本上改变或颠覆现存秩序,并不惜为此动用武力,因而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是其政策的基本支柱。而这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动机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军费开支可从两个方面进行量化:一是军费开支占该国GDP 的比重;二是军费开支的绝对值。如果一国军费开支占GDP 比重有较大增加,或军费开支的绝对值较同期的其他国家有较大增长,那么该国很可能具有修正主义动机。
第二,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解决问题。由于修正主义国家具备相当的军事实力,又对现存秩序极为不满,因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成为它们改变现状的主要工具。希特勒德国在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时,就是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为后盾,迫使张伯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希特勒的领土要求。此后,他更是不惜发动世界大战来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主宰下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则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南亚地区, 妄图建立一个日本主宰下的东亚秩序。
第三,漠视或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国际关系准则的界定有所不同,但在同一时期内,仍然存在一些为绝大多数国家公认的准则或行为规范。这些准则和规范反映并规定了一个时期内国际关系的基本现状或秩序。如果一国无视或公然违反这些准则和规范,那么很难认为该国是个维护现状的国家。就当前国际关系而言,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反对侵略、维护基本人权无疑是主要的国际关系准则。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虽然存在争论,但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仍认为,一方面各国负有维护国内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除非一国发生严重或大规模践踏人权现象(如种族屠杀或灭绝) ,原则上不应以此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更不能以此推翻他国政权。
第四,对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低。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其对现存秩序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它对现存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上。如果一国根本游离于主要国际组织之外或对其充满敌意,则很难说该国对现状感到满意。概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漠视或频繁违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愿受国际组织的约束,那么该国即便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至少也是正在滑向修正主义的国家。
四、美国:正在生成的修正主义国家?
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俾斯麦在德国赢得三场精心策划的统一战争后曾说,德国已经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别无他求,惟一的任务就是消化战争的胜利果实,巩固德意志的统一。〔17〕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后的美国也处于类似俾斯麦口中的德国地位,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拖跨了半个世纪来一直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的惟一强大竞争对手苏联,赢得了冷战。它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文化吸引力无人能望其项背。它还拥有广泛的军事联盟网络,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是其盟国或朋友。它是惟一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庞大军事基地网络的国家,在全球主要的战略要津或“枢纽地带”拥有“前沿军事基地”。它也是惟一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常规和非常规力量的国家。它没有理由不“心满意足”。实际上,冷战后美国国内也一度升起要美国压缩军费开支,分享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的呼声。〔18〕
那么冷战后的美国有没有“心满意足”呢? 有没有顺应体系结构变化和国内舆论要求压缩军费开支,安享和平的红利呢? 有没有如美国一些学者所言,是致力于维护体系稳定的现状国家呢? 我们不妨以上述四项指标为参照,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判断。
第一,军费开支。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这一致命威胁不复存在,而且美国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因而国内要求压缩军费开支的呼声甚高。在这一背景下,克林顿上台后,开始逐年削减美国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占GDP 的比重由1992 年的4. 8 %下降到2000 年的3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军费开支的基数很大,因而绝对值仍然很高,2000 年时仍高达3223. 09 亿美元。而且同一时期,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均呈现下降趋势。〔19〕克林顿压缩军费开支的做法受到民主党、特别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强烈抨击。一些里根政府时期的军界要人以及保守派知识分子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的组织,鼓吹重振美国军备。〔20〕2000年,共和党保守派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将一大批里根、老布什时期的共和党保守派分子揽入外交及国防等政府要害部门,重振美国军备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001年的“9 ·11”恐怖袭击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从2001 年开始,美国的军费开支每年急剧上升,到2004 年更是高达4620. 99 亿美元,短短四年里军费开支增幅高达14 %。〔21〕无论是增长幅度,还是增长额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对使用武力的偏好或使用武力的频率。冷战结束以来,在所有的跨国界军事冲突或战争中,除了1990 年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的战争外,美国几乎全部参与进去。这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在1991 年的海湾战争以及1999 年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轻松”胜出,美国已经决定性地走出了曾困扰美国多年的“越南战争后遗症”,对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意愿显著增强,使用武力的门槛大大降低。〔22〕“9 ·11”恐怖袭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先后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伊拉克动武,并对伊朗、朝鲜、利比亚乃至叙利亚等国发出战争威胁。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在2002 年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传统的“威慑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鼓吹对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以及“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23〕这一新战略大大降低了发动战争的门槛,认为既便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只要对方具备了对美国造成伤害的能力、并具有使用这种能力的明确意愿,美国就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或战争。美国2003 年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正是这一新战略理念的首次实验。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这一“先发制人战略”已经大大突破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正义战争理念,恶化了国际关系,并可能由此引发其他国家的效尤,加剧国际紧张局势。〔24〕
第三,对国际关系准则的态度。虽然全球化以及地区整合使得主权已不具有先前那样的“不可渗透性”,出现了将部分主权(如经济主权) 部分(而非全部)让渡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主权独立(及平等) 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且,既便出现部分让渡的情形,那也是在一国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一国不愿意,它可以选择不让渡。不久前,法国及荷兰国民在全民公决中对欧洲宪法说不,清晰说明既便在一体化程度走在世界前列的欧盟,主权依然是一体化难以逾越的一道槛。美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更是极为重视。它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理由之一是它可能损害美国的司法审判权。然而,美国对自身主权的重视似乎并没有妨碍它对别国主权的漠视,也未能阻止它以各种借口干涉他国的内政。小布什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公然提出,为确保美国安全,可以更迭他国政权。伊拉克战争后,推进民主、更迭政权甚至成了布什每次发表演说的口头禅。这一“革命性”的新战略,无疑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成了挑战。此外,鼓吹不必等到威胁“迫在眉睫”、只要发现他国具有敌意并具有造成危害的能力就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其实质乃是试图模糊“自卫”与“侵略”的区别,借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25〕而这无疑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第四,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冷战结束之初,由于苏东集团不复存在,老布什政府一度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寄予厚望,视多边制度为其设想的“世界新秩序”之基石。〔26〕1991 年的海湾战争也是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由美国率领的多国部队发动的,并成功恢复了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其继任者克林顿也是多边主义的信奉者,认为多边主义是分担领导责任、获得行动合法性以及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合适工具。〔27〕克林顿执政时期推行的“接触战略”也是以多边主义为外交手段的。然而,即便在大力提倡多边主义的克林顿时期,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不满甚至敌意也时常显露,单边主义幽灵若隐若现。1994 年美国在索马里维和遭遇挫折后,干脆撤出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采取日益不合作的态度,并长时间恶意拖欠联合国会费。1999 年美国在未获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率领一些北约成员国悍然发动对科索沃的战争,挑战联合国的权威。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 esseHelmes) 曾傲慢地说,联合国可以成为美国发挥世界作用的有用工具,但如果联合国“渴望将自己标榜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道德权威⋯⋯那么它将招来对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将最终退出”。〔28〕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倾向骤然增强。持保守主义理念的小布什政府认为,多边主义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合适工具,只会束缚美国的手脚,甚至侵害美国的主权。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只是“空谈馆”,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美国坚强的实力以及运用这种实力的意愿,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29〕很快,小布什政府就对多边主义“操刀一割”:不愿介入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行动;退出克林顿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废除克林顿签署的任何关于国际法庭的协议,并拒绝签署任何有关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执意发展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追求一己的绝对安全。
“9 ·11”恐怖袭击后,出于反恐需要,小布什一度收敛了单边主义作风,但一俟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轻松”结束,其单边主义苗头便“报复性”反弹。他宣布单边废止《反导条约》(ABM) ;重申反对强化《生物武器公约》;要继续将反恐战火烧到他国国土,明确表明将不惜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仅引起中、俄等国家的疑虑和不满,也导致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之离心离德。一位欧洲政治家警告美国应与欧洲“协商”,而不是将后者视为其“卫星国”。〔30〕此后,围绕伊朗核查问题,欧洲与美国也数度发生“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外交解决”与“武力解决”的矛盾。美、欧分歧与矛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31〕当前,由于美国在伊拉克陷入的窘境,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开始有所收敛。
从上述四项指标来看,很难将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小布什上台以来的对外政策行为理解为“维护现状的”。其军费开支、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和频度、对国际关系准则的看法、对国际组织的态度,都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有较大出入,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驰,表现出较强的修正主义国家倾向。
五、结论
在考察修正主义国家时,权力虽然是个重要的概念,但却不是惟一重要的概念。正如本文及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并非取决于该国的权力是否正在急剧上升,而主要取决于该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所作所为。换言之,崛起国并不必然就是修正主义国家,而霸权国也并非“天然的”现状国家。如果一国的军备相对于他国大幅度上升、动辄威胁或实际使用武力、无视或践踏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和认同度低,那么即便该国是个霸权国而非崛起国,也可能是个修正主义国家或至少具有修正倾向的国家,正如本文对美国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
当然,任何指标的设定都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或不准确性,因而,按这一指标作出的判断也可能存在不足和需要进一步修正的地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一国在上述各项指标中都不能“过关”,那么很难说该国是一个坚定的维护现状的国家。同样,如果该国在上述所有指标中都显示出较强的“现状倾向”,也很难说它是个修正主义国家。
[注释]
〔1〕E. H. Carr , The Twenty Yearsp Crisis 191921939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ew York :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1964 , pp . 225-226.
〔2〕[美]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略: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时殷弘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64 —71 页。
〔3〕Henry A. Kissinger , A World Restored : Metternich ,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2 , Boston : HoughtonMif f lin Company , 1957 , pp . 1-2.
〔4〕Randall L . Schweller , “Bandwagoning f or Prof it : Bringi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19 , No. 1 ( Summer 1994 ) , pp . 87-88 , 105 ; 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 Tripolarity and Hitlerp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Chap . 1.
〔5〕Schweller , Deadly Imbalances : Tripolarity and Hitlerp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 Chap . 1.
〔6〕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 The War Ledger , Chicago :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p . 19223 ; See also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 . 27 , No. 4 (Spring 2003) , p . 9.
〔7〕John J . Mearsheimer ,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 W. W. Norton & Company , 2001 ,pp . 2-42.
〔8〕转引自[美]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 [美]江忆恩、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M〕, 黎晓蕾等译, 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10 —11 页。
〔9〕[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9 页。
〔10〕[美]查尔斯·库普乾: 《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 世纪的地缘政治》〔M〕, 潘忠歧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07 页。
〔11〕Dale C. Copeland ,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 Ithaca and London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p . 16.
〔12〕Dale C. Copeland ,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 p . 16.
〔13〕[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M〕, 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10 页。
〔1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第27 —38 页。See also , Alastair Iain J 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pp . 9-10.
〔15〕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pp . 10-11.
〔16〕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J〕, 《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3 期。
〔17〕朱赢泉等主编: 《国际关系史:1871 - 1918》(第三卷)〔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3 页。
〔18〕Michele A. Flournoy , QDR 2001 : Strategy2Driven Choices for Americaps Security , Washington DC : NDU , 2000 , pp . 10-12 ,转引自:周建明、张曙光: 《美国安全解读》〔M〕,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第15 —16 页。
〔19〕各国军费开支详情,请参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年度报告, http :/ / www. sip ri . org/ contents/milap/ milex/ mex_database1. html .
〔20〕Thomas Donnelly ,“Rebuilding Americaps Def ense : St rategies , Forces , and Resources f or A New Century”,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 , Sept . 2000.
〔21〕斯德哥尔摩2005 年世界各国军费开支年度报告, http :/ /www. sipri . org/ contents/ milap/ milex/ mex _ database1. html .
〔22〕陈东晓: 《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里根政府的对外军事干预政策》〔J〕, 《美国研究》2003 年第2 期。关于冷战后期以及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在海外使用武力的立场,参见[ 美]理查德·哈斯:《新干涉主义》〔M〕, 殷雄等译, 新华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 —19 页。
〔23〕The White House ,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 . 2002) , p . 1 , pp . 13-15.
〔24〕Franklin Eric Wester ,“Preemption and J ust War :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Iraq”, Parameters , Vol . 34 , No. 4 (Winter 2004/ 2005) , pp . 20-39.
〔25〕Franklin Eric Wester ,“Preemption and tust War : Considering the Case of Iraq”, pp . 25-39.
〔26〕Pragmatic Multilateralism : Strategies of Engagement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 p . 7 , available at : http :/ / www. cf r . org/p df / TM_paper . p df .
〔27〕Pragmatic Multilateralism : Strategies of Engagement in an Age of Interdependence , p . 8.
〔28〕转引自[美]小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M〕, 郑志国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7 页。
〔29〕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2eign Affairs , Vol . 79 , No. 1 ( Jan. / Feb. 2000) , p . 49.
〔30〕Steven Erlanger ,“German J oins Europeps C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npt Consult”, The New York Times , Feb.13 , 2002.
〔31〕关于冷战后美欧分歧的精彩论述, 参见[ 美]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M〕,肖蓉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