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话说自从韦伯提出新教假说，创立华山剑派后，门庭显赫，追随者前仆后继，演化出了“气宗”和“剑宗”两脉，前者强调工作伦理、商业文化等内功心法，后者强调人力资本等剑术招式，谁知平地一声“然并卵”，于是武林纷争又起。欲知详情，请听分解。

慕尼黑大学的Davide Cantoni教授于2015年8月发表在JEEA上的“The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_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the German Lands”，首次使用一国内不同区域的长时期历史数据来验证韦伯关于新教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假说。作者收集了1300-1900年6个世纪272个德国城市的数据，利用16世纪新教改革的事件冲击，来验证韦伯假说。这不仅能够消除因使用国别数据难以解决的文化、制度的异质性影响，也能够消除一国内不同教派地区经济发展的前定趋势影响。

16世纪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国新教改革，导致了之后不同城市的教派差异。为了抵制教会救赎券销售，1517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创立了新教，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查尔斯五世皇在试图恢复天主教信仰徒劳无功后，于1555年的奥斯堡会议（Augsburg）接受了一项和平约定，即“谁的领地，谁的宗教（Whose realm，his religion）”，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或领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是由领主的宗教信仰选择所决定；1624年的“共同约定”则规定了在此之后所有城市或领地的教派不再改变，这使得16世纪后不同城市的教派差异得以持续。作者利用这一新教改革事件作为不同城市出现教派差异的外在冲击，以每100年（1700之前）或50年（1700年之后）作为一个时间段，使用对数城市人口规模作为经济增长的被解释变量，构造了一个双重差分模型（DID）来估计新教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作者采用了三个不同的DID设定，即不考虑新教城市增长趋势、考虑新教城市增长的共同趋势和异质趋势。在此基础上，逐步控制城市的纬度、经度、1300年的城市规模、离大西洋海港距离等地理和制度因素，进行计量估计，结果没有发现新教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括考虑农奴制对人口流动限制、战争对人口损失的影响、领地的继承规则、自由城市与领主城市的区别等可能影响估计效应的因素，发现基准模型的估计仍不受影响，新教和天主教城市的增长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普通民众的教派信仰是由领主选择外在施加的，但领主对教派的选择可能是基于一些不可观测、潜在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作者使用不同城市距离威登堡的距离，作为一地采用新教可能性大小的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估计，结果仍没有发现新教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后，作者还讨论了新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新教和天主教的生育率差别、新教领地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以及新教和天主教城市的识字率差异都不是教派差异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原因。

虽然理论上有很多的理由支持新教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但本文的证据表明，上述效应可能是不存在的。

华山论剑，有data者胜。

【文章来源】DavideCantoni, 2015,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_ Testing the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ume13,Issue 4, pages 56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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