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舆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于下：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舆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舆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舆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新唐书》贰壹伍上《四夷传》总序略云：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兹篇论述则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迹，列为次序，欲藉以阐发其间之连环性。至唐亡由于南诏，乃属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之范围，俟于篇末论之，兹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舆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旧唐书》陆柒《李靖传》（参考《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贞观政要》贰《任贤篇》、《大唐新语》柒《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王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羣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但唐太宗仅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宝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通典》壹玖柒《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壹玖肆上《新唐书》贰壹伍上《突厥传》、《唐会要》玖肆北突厥条等）云：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与颉利有隙，奏请击之。诏秦武通以并州兵马随便接应。三年薛延陀自称可汗于漠北，遣使来贡方物。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

《旧唐书》壹玖伍《回纥传》（《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鹘传》同，又参《旧唐书》壹玖玖下《铁勒传》、《新唐书》壹壹柒下《薛延陀传》、《唐会要》玖陆《薛延陀传》、《通典》壹玖玖《边防典》薛延陀条等）云：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萨，部落以为贤而立之。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追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贞观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唯菩萨、薛廷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绪阿跌等部，回纥酋帅吐迷度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

寅恪案：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它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否则虽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奇迹。斯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旧唐书》壹玖伍《回纥传》（《新唐书》贰壹柒下《回鹘传》同）云：

开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与特勒（寅恪案：勒当作勤，下同）柴草欲篡萨特可汗。萨特可汗觉，杀柴草及安允合。又有回纥相掘罗勿者，拥兵在外，怨诛柴草、安允合，又杀萨特可汗，以㕎馺特勒为可汗。有将军句录末贺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十万骑破回鹘城，杀㕎馺，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有回鹘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勒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勒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寅恪案：《通鉴》贰肆陆开成四年末条柴草作柴革。《考异》较《后唐献祖纪年录之语》及《唐会要》玖捌回纥条俱可参考。）

《唐会要》玖捌回纥条云：

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

《新唐书》贰壹柒下《黠戛斯传》略云：

回鹘授其君长阿热为毗伽顿颉斤。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孥鬬二十年不解。阿热恃胜肆詈，回鹘不能讨，其将句录莫贺导阿热破杀回鹘可汗，诸特勒（寅恪案：勒亦当作勤）皆溃。

寅恪案：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然考之史籍，当日中国亦非盛强之时，而能成此攘夷之伟业者，虽以李文饶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无乃由坚昆之兴起，遂致回纥之灭亡欤?斯又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一例证也。

《新唐书》贰壹陆下《吐蕃传》论云：

唐舆，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寅恪案：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谧。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然则吐蕃一族之兴废关系吾国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迹兹篇固不能详言，而其盛衰之枢机即与其它外族之连环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应之对策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行包围之秘计，旧史虽亦载其概略，惜未有阐发解释者，故不得不于此一论述之也。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见下论高丽事节），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亦见下文论高丽事节），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舆唐之竞争影响甚巨，更不能不为一论述之也。

《新唐书》捌《宣宗纪》（参考《旧唐书》壹捌下《宣宗纪》、壹玖陆下《吐蕃传》、壹玖捌《西戎传•党项传》，《新唐书》贰壹陆下《吐蕃传》、贰贰壹上《西域传•党项传》，及《唐会要》玖柒吐蕃条玖捌党项羌条等）云：

（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萧七关归于有司。十月吐蕃以维州归于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归于有司。

（大中）四年十一月党项寇邠宁。十二月凤翔节度使李安业、河东节使李拭为招讨党项使。

（大中）五年三月白敏中为司空，招讨南山平夏党项行营兵马都统。四月赦平夏党项羌。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项羌。十月沙州人张义潮以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靡十一州归于有司。

同书贰壹陆下《吐蕃传》（参考《通鉴》贰肆陆会昌二年、贰肆柒会昌三年、贰肆捌大中三年诸条）略云：

（彝泰）赞普立几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鼙鼓声，人相惊。会昌二年赞普死，无子，以妃琳兄尚延力子乞离胡为赞普，始三岁，妃共治其国。大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肯拜，曰：“赞普支属尚多，何至立纷氏子邪?”用事者共杀之。三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尚）恐热自号宰相，以兵二十万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恐热败，单骑而逃。大中三年，婢婢引众趋甘州西境，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保渭州，奉表归唐。

寅恪案：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观此可知也。吐蕃中央政权统治之力既弱，故其境内诸部族逐渐离逻逤之管制而独立，党项之兴起，张义潮之来归，皆其例也。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滉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见矣。

《新唐书》贰壹陆上《吐蕃传》略云：

是岁（长寿元年）又诏王孝杰（等）击吐蕃，大破其众，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议者请废四镇勿有也。崔融献议曰：“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腧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虏，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议者乃格。  （开元）十年攻小勃律国，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始勃律王来朝，父事帝（玄宗），还国，置绥速军以捍吐蕃，故岁常战。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国，我假道攻四镇尔。”

同书壹叁伍《高仙芝传》（参《旧唐书》壹佰肆《高仙芝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小勃律传》）略云：

小勃律其王为吐蕃所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羁属吐蕃。天宝六载诏仙芝以步骑一万出讨。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还连云堡，与（监军边）令诚俱班师，于是拥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摄降附。

同书贰贰贰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时（贞元时）唐兵屯京西朔方，大峙粮，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镶稽期，兵不悉集。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韦）皋令（部将武）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韶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惩野战数北、乃屯三泸水，遣论妄热诱濒泸诸蛮复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蛮酋潜导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狙击。（贞元）十七年春夜绝澶，破虏屯，斩五百级。虏保鹿危山，昆罗伏以待。又战，虏大奔。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时虏兵三万攻盐州，帝（德宗）以多诈，疑继以大军，诏皋深钞贼鄙，分虏势。皋表：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俄闻虏破麟州，皋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蜀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围昆明、维州，不能克，乃班师。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

《唐会要》壹佰大食条（参《旧唐书》壹玖捌《西戎传•大食传》、《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大食传》）略云：

又案贾耽《四夷述》云：贞元二年（寅恪案：旧传作“贞元中”，新传作“贞元时”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舆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舆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旧唐书》壹肆拾《韦皋传》（《新唐书》壹伍捌《韦皋传》同）云：

皋以云南蛮条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新唐书》贰贰贰上《南蛮传》略云：

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旧唐书》壹贰玖《韩滉传》（《新唐书》壹贰陆《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况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聚，束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主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贞元三年二月滉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壹贰柒《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鉴》贰叁贰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 ”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贰叁叁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着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七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舆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它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善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藉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捩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藉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中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通鉴》壹玖柒纪唐太宗伐高丽事略云：

上（太宗）将征高丽。（贞观十八年）秋七月（大尽）辛卯（二十日）勑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二十三日）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秣羯，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冬十月（大尽）甲寅（十四日）车驾行幸洛阳（寅恪案：在今河南洛阳县。《通典》壹柒柒州郡典河南府洛州去西京八百五十里）。十一月（大尽）壬申（初二日）至洛阳。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诣洛阳。甲午（二十四日）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人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三十日）诸军大集于幽州（寅恪案：在今河北蓟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范阳郡幽州今理蓟县，去西京二干五百二十三里，去东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手诏谕天下，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十二月（小尽）甲寅（十四日）韶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小尽），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胡注云：虑思台去幽州八百里，此漕渠盖即曹操伐乌丸所开泉州渠也），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二月（大尽）庚戌（十二日）上自将诸军发洛阳。是月李世绩军至幽州。三月（小尽）丁丑（十九日）车驾至定州（寅恪案：在今河北定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博陵郡定州今理安喜县，去西京二千一百里，去东京一千二百十里）。丁亥（十九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上将发，太子（高宗）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贤俊，悲泣何为?”壬辰（二十四日）车驾发定州。李世绩军发柳城（寅恪案：在今热河朝阳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柳城郡营州今理柳城县，去西京五千里，去东京四千一百一十里）。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寅恪案：《新唐书》叁玖《地理志》营州柳城郡有怀远守捉城）。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大尽）戊戌朔（初一日）世绩自通定济辽水（胡注云：通定镇在辽水西，隋大业八年伐辽所置，甬道，隋起浮桥度辽水所筑。寅恪案：《通典》壹柒捌柳城郡营州至辽河四百八十里），至玄菟（寅恪案：《三国志•魏志》垒拾《东夷传•东沃沮传》云：（汉武帝）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勾丽西北，今所谓玄菟府是也。胡注云：有辽山，辽水所出），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初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寅恪案：在今辽宁沈阳县西北），城中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胡注云：自辽东城西行三百里至建安城。胡注盖依据《新唐书》肆叁下《地理志》引贾枕所记入四夷道里也）。丁未（初十日）车驾发幽州。壬子（十五日）李世绩、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胡注一下．盖牟城在辽东城东北。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平县）。丁巳（二十日）车驾至北平（胡注云：此古北平也，旧志平州隋为北平郡。寅恪案：在今河北卢龙县。《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北平郡平州今理卢龙县，东北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三百二十里，去东京三千五百二十里）。癸亥（二十六日）李世绩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寅恪案：《隋书》陆肆《来护儿传》云：“大业）十年又帅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将趋平壤，高元震惧，遣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炀）帝许之，遣人持节召护儿旋师。」卑奢城即卑沙城也，可以参证），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小尽）己巳（初二日）拔之。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寅恪案：《通典》壹捌陆《边防典》高句丽传云：马訾水一名鸭绿水，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辽水东南四百八十里。胡注云：《汉书》谓之马訾水，今谓之混同江）。李世绩进至辽东城下（寅恪案：在今辽宁辽阳县北）。庚午（初三日）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监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初五日）渡泽东。乙亥（初八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既合战，唐兵不利。（江夏王）道宗收散卒，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绩引兵助之，高丽大败。丁丑（初十日）车驾度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李世绩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甲申（十七日）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乙未（二十八日）进军白岩城（寅恪案：在今辽宁辽阳县东北）。六月（大尽）丁酉朔（初一日）城主孙代音请降，上受其降，以白岩城为岩州。丁未（十一日）车驾发辽东。丙辰（二十日）至安市城（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平县东北），追兵攻之。丁巳（二十一日）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象，与之宵遁，中策也。来与吾战，下策也。”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为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戊午（二十二日）诸军并进，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己未（二十三日）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来）降。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佗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上驿书报太子，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秋七月（大尽）辛未（初五日）上徙营安市城东岭。上之克白鼓也，谓李世绩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粮少，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若贼断吾粮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世绩遂攻安市，攻久不下。高延寿、惠真请于上曰：“安市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乌骨城（寅恪案：在今辽宁盖子县东境地）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余当道小城望风奔溃，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曰：张亮在沙城（胡注云：沙城即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并力拔乌骨城，度鸭绿水，直取乎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建安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玻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诸军急攻安市，江夏王道宗督众筑上山逼其城，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泉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九月（大尽。寅恪案：是年八月大尽）癸未（十八日）勑班师，命李世绩、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乙酉至辽东。丙戌（二十一日）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小尽）丙申朔（初一日）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度勃错水（胡注云：蒲沟勃错水皆在辽泽中）。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凡征高丽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之。丙午（十一日）至营州，丙辰（二十一日）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榆关（寅恪案：《通典》壹柒捌《州郡典》北平郡平州卢龙县临榆板在县城东一百八十里据此当即今山海关地），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猾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十一月（大尽）辛未（初七日）车驾至幽州。庚辰（十六日）过易州境（寅恪案：今河北易县。《通典》壹柒捌上谷郡易州，去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去东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丙戌（二十二日）车驾至定州。壬辰（二十八日）车驾发定州。十二月（小尽）戊申（十四日）至并州（《通典》壹柒玖《州郡典》太原府并州今理太原、晋阳二县，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东京八百八十五里。寅恪案：唐代州治在今山西太原省会西南三十里）。

（贞观）二十年二月（大尽）乙未（初二日）上发并州。三月（小尽）己巳（初七日）车驾还京师（寅恪案：即今西安市）。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寅恪案：唐太宗之伐高丽，于贞观十八年秋冬间着手准备，至半岁之后，即贞观十九年二月间太宗发洛阳，李世绩会集陆军即高战斗主力于幽州，于是开始出动，盖非俟至气候稍暖之时不能于东北行军也。又历二月之久至五月初，李世绩军进至辽东城下，太宗亦于此时渡辽东，但为泥淖阻滞一星期之久，始与世绩会兵，其军行已嫌迟缓，及攻围辽东城，经十有二日方能克之，已在五月中旬将尽之际矣。又顿兵安市，由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八日三月之久而不能克取其城。辽左秋晚气候转变。粮道不通，若不急速班师，则将全军覆没，江夏王道宗出奇之计，高延寿、惠真攻乌骨之策及太宗越安市先取建安之议实皆不可施行，祇为快意之谈耳，观李世绩、长孙无忌等之言可知也。至太宗虽经寒暑不肯易弊褐一事传为美谈，实则太宗明知此役利在速战速决，若至秋季不能复衣褐袍之时，无论成败如何，断不能不班师归来，舆太子相见。故不妨先作豪语，以收人心，斯亦英雄权谲之一端欤?又张亮等虽克卑沙，竟无大效者，殆以从海道攻高丽，与百济之关系甚大，观于同一李世绩之人在太宗贞观时不能克高丽，而在高宗总章时能减其国者，固由敌人有内乱可乘，而百济先已取得，要为其主因之一也。其它史籍所载太宗伐高丽之功绩多是官书讳饰其失败之词，既不足信，故亦可不辨。

《新唐书》贰贰拾《东夷传•高丽传》（参《旧唐书》壹玖玖上《东夷传•高丽传》、《唐会要》玖伍高句丽条）略云：

（泉）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园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盖苏文弟亦请割地降。（干封元年）九月（庞）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以李绩为东道行军大总管，转燕赵食廥辽东。明年绩次新城，城人缚戍酋出降，绩进拔城十有六。郭待封以舟师济海趋平壤。三年（是岁改元总章）绩率（薛）仁贵拔扶余城，它城三十皆纳款。侍御史贾言忠计事还，帝（高宗）问：“军中云何?”对曰：“必克。先帝（太宗）问罪所以不得志者，虏未有邅也。今男生兄弟阋很，为我乡导，虏之情伪我尽知之，故曰必克。”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绩破之萨贺水上，进拔大行城，契芯何力会绩军于鸭绿水上，拔辱夷城，悉师园平壤。九月绩纵兵噪而入（城），执（高丽王高）藏男建等，收凡五部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后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总章二年大长钳（钳《通鉴》壹佰壹咸享元年条作剑）牟岑率来反，立藏外孙安舜为王。诏高偘（等）讨之，舜杀钳牟岑，走新罗。偘徙都护府治辽东州。仪凤二年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以永淳初死，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

《旧唐书》壹玖玖上《东夷传•新罗传》（参《新唐书》贰贰拾上《东夷传•新罗传》、《唐会要》玖伍新罗条）略云：

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贞观）二十一年（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隶。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龙朔元年法敏袭王。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等）发兵穷讨，破其众于七重城。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仁问乃还（自“龙朔元年”至“仁问乃还”一节为新传之文）。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唐会要》玖伍百济条（参考《旧唐书》壹玖玖上《新唐书》贰贰拾《百济传》）略云：

百济者乃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与新罗为仇雠。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合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旧将）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龙朔元年（刘）仁轨发新罗兵往救，二年（刘）仁愿遣刘仁轨破（其众），丰走，不知所在，诸城皆复。帝（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旧憾，招还遣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刑白马以盟，仁愿等还，隆畏象携散，亦归京师。（自“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至“亦归京师”一节为新传之文。）

《新唐书》贰壹陆上《吐蕃传》（参《旧唐书》壹玖陆上《吐蕃传》及《旧唐书》捌叁《新唐书》壹壹壹《薛仁贵传》）略云：

自是岁入边，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总章中，议徙吐谷浑于凉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议，先击吐蕃，议不决，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有其地。

寅恪案：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惟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

《册府元龟》玖柒壹《外臣部朝贡门》云：

（开元二十四年）六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献表曰：“伏奉恩勑：浿江已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沬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

南诏与其它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观前引关于吐蕃诸条，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见《旧唐书》壹玖柒《新唐书》贰贰贰中《南蛮传•南诏传》，及《旧唐书》壹玖叁《杜元颖传》、《新唐书》玖陆《杜如晦传附元颖传》），西川大困。《通鉴》贰肆玖大中十二年六月条略云：

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羣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自是安南始有蛮患。

同书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条略云：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羣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羣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慰悦羁縻之。如是五十年，羣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策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佑怒，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中使告哀，丰佑亦卒，子酋龙立，礼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遣兵陷播州。

胡注云：

为南诏攻蜀攻交趾张本。

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当别于后述之，兹暂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今已论其重要者，其余虽从略，然可以前所言之义例推之也。

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它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烦，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关于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论之范围，即直接有关内部政治者，亦只能举二一大事，以为例证，未遑详尽论述之也。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壹叁捌《兵制》叁所引，《通鉴》贰叁贰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舆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惟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  一为《通典》陆《食货典》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放还，令出军，仍免庸调”，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之文。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二为戈本《贞观政要》贰《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捌伍《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勑三四出。  （魏）征奏以为不可。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太宗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征曰：“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若精简壮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鉴》壹玖贰武德九年十二月亦载此事，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回纥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论者颇众，又不属本书范围，自可不言。其族类舆中国接触，而影响及战时之财政经济者，亦非所欲论，兹仅略述回纥舆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于下：

《新唐书》伍拾《兵志》云：

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

同书伍壹《食货志》云：

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旧唐书》壹贰柒《源休传》略云：

（回纥）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

同书壹玖伍《回纥传》（参《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鹃传》）略云：

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作缣）。动王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军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大历八年十一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贞元）八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检校右仆射，仍给市马绢七万匹。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

《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鹊传》（参考《李相国论事集》）略云：

（回鹘）遣伊难珠再请昏，未报，可汗以三千骑至鸊鹈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备虏。澧部尚书李绛奏言：“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缯帛之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雠，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臣谓宜听其昏，使守藩礼。或曰：降主费多，臣谓不然。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翻，以一县赋为昏赀，非损寡得大乎?今惜昏费不与，假如王师北征，兵非三万，骑五千，不能扞且驰也。又如保十全之胜，一岁辄罢，其馈饷供拟岂止一县赋哉?」帝（宪宗）不听。

《白氏长庆集》肆《新乐府》云：

阴山道  疾贪虏也。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岁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赢，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受金银与缯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寅恪案：唐与回纥在和平时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李绛所言许昏回纥之利。宪宗岂是不知?而终不听者，实以中国财力有所不及，故宁可吝惜昏费，而侥幸其不来侵边境也。白香山《新乐府》之《阴山道》一诗即写当日之实状者，据《旧唐书》肆捌《食货志》（《通典》陆《食货典》租税下同）云：

开元八年正月勑：“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简阅，有腧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然则唐代定制，丝织品以四丈为一匹，而回纥马价缣一匹长止三丈余，且疏织，宜召回纥之怨诉。唐室之应付此项财政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又回纥在和平时期，与唐代中国政府财政关系既如上述之例，其舆中国人民经济关系亦有可略言者。《册府元龟》玖柒玖《外臣部和亲门》（参考《旧唐书》壹叁叁《李晟传附慕传》）云：

大和五年六月有龙武大将军李惎之子某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为回纥所拆，贬惎宣州别驾。下诏戒饬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合及时。自今已后，诸色人宜准勑互市外，不得辄与蕃客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惩理处分！”

又《新唐书》贰壹柒上《回鹘传》（参考《旧唐书》壹贰柒《张光晟传》及《通鉴》贰贰陆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上篇已引）

据《新唐书》贰贰壹下《西域传•康国传》（上篇已引），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族类，所谓西域贾胡者是也。其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赀殖产，殆如今日犹太商人假借欧美列强势力来华通商致富之比耶•斯亦唐代中国在和平时期人民所受外族影响之一例也。

《新唐书》壹肆捌《康日知传附承训传》（参考《旧唐书》壹玖上《懿宗纪》咸通四年五年九年十年诸条，及《新唐书》壹壹肆《崔融传附彦曾传》等）略云：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寅恪案；《新唐书》陆伍《方镇表》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韶本道观察使崔彦曾尉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遂入徐州，据之。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道隐还，固求节度。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率魏博、墉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兵二十万讨之。勋以（其父）举直守徐州，（承训使降将张玄稔破徐州），勋闻徐已拔，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悉兵八万逐北，沙陀将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勋焚南城，为刺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亳。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乃纵擎之，斩首万级，余皆溺死，阅三日，得勋尸。

《旧唐书》壹玖下《僖宗纪》（参考《旧唐书》壹陆壹《李光颜传》，《新唐书》壹陆伍《郑余庆传附从谠传》、壹陆柒《王播传附式传》、壹柒壹《李光颜传》、壹捌捌《杨行密传》、壹捌玖《高仁厚传》、贰百捌《宦者传下•田令孜传》、贰壹肆《藩镇泽潞刘悟传》，又同书肆叁下《地理志》羁縻州回纥州鸡田州条、陆肆《方镇表》兴凤陇栏大中五年条等）略云：

干符四年十二月（黄巢）贼陷江陵之郛，（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其师援之。时沙陀军五百骑在襄阳，军次荆门，骑军击贼，败之，贼尽焚荆南郛郭而去。

中和三年四月庚辰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曰：“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入京师，力摧凶逆。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劫，欲权归北司，乃黜王铎，而悦复光也。（中和三年五月条中篇已引。）

寅恪案：唐中央政府战胜庞勋、黄巢，实赖沙陀部落之助，盖府兵制度破坏已久之后，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它可用之武力也。至黄头军疑出自回纥，与沙陀同为胡族。兹以其问题复杂，史料阙少，未能于此详论。总之，观于唐季朝廷之忍耻曲宥沙陀，终收破灭黄巢之效，则外族舆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又《新唐书》贰贰贰中《南蛮传•南诏传》（参《通鉴》贰伍叁广明元年条及胡注）云：

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重申和议，时卢携复辅政，与豆卢瑑皆厚（主和之高）骈，乃谲说帝（僖宗）曰：“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白）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  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枕，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轮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土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舆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着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见上篇所引《旧唐书》壹肆《宪宗纪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条），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详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及拙著《秦妇吟校笺》），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遏，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