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由贫穷的牧童到皇帝，尤其是他在与元朝和群雄的拼杀中，往往能出奇制胜，逢凶化吉；他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能，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他振兴破败的雄心，反腐倡廉的执着，治世理乱的雄心，以及开规模、立条章、审形势、构框架之中表现出来的局器宏阔、处事条理等等的较高文化素养，无不使人惊服。然而，又不得不使人产生怀疑：他的文化知识，以至深厚的文化素养，从何而来？如何聚积、升华？他何以对传统文化有如此的认识与理解，等等。本文拟由此入手，予以探讨，姑为引玉之砖。
（一）
文化如积沙，越积越厚。它沉淀了过往的经验与智慧。书册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文化必须通过长期艰苦学习而后得，因而一般是有闲者的专利品。文化人，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有闲者中间的一个特殊集团。这个集团也正是封建王朝立法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元朝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维护固有习俗，固有治法，歧视汉人，歧视汉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使这些文人学士中的大多数仕进无门，岐路徘徊，不得不隐身巷陌，和光同尘。这就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卷进农民造反的大潮。大量落拓书生背叛朝廷，作贼作寇，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不仅为农民起义增强了活力和智慧，而且给朱元璋这样的胸怀大志虚心向学的人提供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和方便条件。
最早跟了元璋的文化人，当推定远毛骐。元至正十三年（1353）元璋自濠州趋定远，毛骐“扶县令出降”，帮助元璋攻下第一个县城，并为元璋“筹划兵事”。［（1）］而后是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及李善长入伙。这是元璋最早的心腹和谋主。克滁州，儒士范常“杖策军谒门。”［（2）］胡惟庸、郭景祥、李梦庚、杨元杲、阮弘道、侯元善、樊景昭、汪河等也先后来投［（3）］。渡江前，元璋幕府中管文案、参谋议的著名文化人已有十多个。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渡江克太平，耆儒陶安、李习等迎降［（4）］。陶安是入幕的第一个举人，同时被征聘的还有宋思颜、潘庭坚、王恺以及流寓太平的名士汪广洋。十六年（1356）三月，攻克应天，儒士夏煜、杨宪、孙炎、孔克仁、栾凤、陈养吾、王璹等十几人被征入幕府。［（5）］这时的朱元璋更注重收罗知识分子，以提高决策能力。占领应天不久，命徐达攻打镇江，嘱托徐达寻访避居镇江的元江南行台侍御史秦从龙。秦从龙从镇江到应天，两人“每以笔书漆板，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6）］秦从龙成了元璋的首席军事政治顾问。南下浙皖向朱升登门求教，朱升以“高巩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诀相赠，它所包含的深根厚基、养精蓄锐，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权谋与哲理，显然更有助于元璋锻炼思维，提高境界。
诸葛亮初出茅庐，为刘备作了三分天下的划策，而后的事变进展若合符节。刘基初见朱元璋，陈时务十八策，并为元璋制定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的攻取次第和主攻方向，事变的进展同样是丝丝入扣。刘基的这个献策实在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莽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海边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扰，阴欲背元，阳欲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附，故汉易取也。夫攫兽之先猛，擒贼之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7）］。这个议论，对元璋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因为在渡江以来，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东部的张士诚。他为在与陈友谅之间仍有着元朝地盘的缓冲而心安理得，实际上他与他的部下都担心陈友谅率师东下。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元璋一直处在一种昏噩模糊状态。他的所有幕僚和顾问都不曾透此一关。现在刘基拨云开雾，指出了夺取天下的必由之路，真如柳暗花明，渐入佳境，有说不出的豁亮和痛快。关于这个决策的重大意义，元璋后来曾有一个解说，谓：“尝与二寇相持。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虑，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8）］这段话对当时决策的英明和事后应验讲的十分透辟，唯一的缺点就是掠人之美以为己美。用事后的清醒遮盖了当时的糊涂。
这么多的优秀人才凤翔鹤集，献计献策，自然为元璋提供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教材。正是在这些人的启迪训导之下，元璋逐渐成长成熟起来。
（二）
元末，群雄并起，谁能够成为这场角逐中的幸运儿？秦末蒯通对刘邦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9）］。所谓高材捷足，也就是聪慧、谋略与勇敢。怎样才能成为高材捷足者呢？其中有一条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用过往的知识与文化武装自己。如果他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将领，就必须向读书人求教，向书本学习。这个学习成绩的好坏与他的成就密切相关。元璋正是这个学习的佼佼者。
《明史?范常传》说：“太祖军滁，（范常）杖策谒军门。太祖夙知其名，与语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辄问。”这所疑所问，自然包括书本的句读释疑。元璋在于觉寺有没有达到粗读古典文献的能力，何时具备了这种能力，都不太清楚。至正十四年（1354）初，元璋在滁县心绪烦乱，不知何时为出头之日。便让范常写一篇祈祷上帝文。范常撰辞曰：“今天下纷纭，生民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倘元祚未终，则群雄当早伏其辜，某亦在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已厌元德，有天命者宜归之，无使斯民久阽危苦。存亡之机，验于三月。”元璋对这篇清秀典雅又相当得体的短文大为赞赏，于是命他负责整个文牍事务［（10）］。可见，这时候元璋对文言文已具备相当甄别与鉴赏能力。在从军早期，元璋还有一些诗作留下来，但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写作年代。不过，有一道叫做《不惹庵示僧》的诗，则是分明写于首克太平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诗是这样写的：“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11）］这首诗平仄合韵，章法工稳，已入诗家门径，非村讴山歌可比。可以肯定，在渡江前后，元璋已经可以马背哼诗，粗通文墨。
具有独立的阅读欣赏能力，经史兵法诸典籍才可以广泛涉猎。这在元璋的文化学习上是一个飞跃。徐祯卿《剪胜野闻》说：“太祖在军中喜阅经史，遂能操笔成文章。”谈迁《国榷》谓：“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流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12）］都是说他自学成才、久读自化的情形。元璋自己说：“我本野人，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13）］似乎是说自己的天综之圣，不过他也并不总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者。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时他对侍臣说：“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务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14）］强调亲近儒生，从师指授、读书明理的重要意义。从保留下来的片断材料可以看出，元璋读书学习是很认真很刻苦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三）
朱元璋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而且涉猎十分广泛，诸如兵书与天文星占、四书五经、史书等，无所不读。
兵书与天文星占战争环境，首重兵书。元璋后来成为一位大军事家，大谋略家，对经典兵学不仅有很高的造诣，而且苦学活用，出神入化，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洪武元年（1368）三月，大功告成，元璋与刘基坐在奉天门回顾讨论兵事。元璋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刘基说：“臣得侍左右，每观庙算（朝廷制定的战争谋略决策，这里指元璋的决策），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这话也并非全是出于恭维。刘基还说：“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其所难也。”元璋对自己的这个特殊之点，并不谦辞，说：“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何暇论古法耶！”［（15）］就象疱丁解牛，一切因情就势，顺其自然，一切依变化了的环境条件而转移，若无师承，若无成法，而一切不悖于经典，不悖于成法，这才是大手笔，大局器。如此的圆通精到，它的前提就是纯熟，就是对古训古法运用自如。它表明元璋对兵学经典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
元璋在决策中，在谈话中，经常引证《孙子兵法》。元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攻陷太平，直扑应天。有人劝元璋亲自率舟师西上，争夺太平，抵御陈部。元璋分析了战争奇正变化形势，认为不妥，说：“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集庆，南京），半日可达，我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驱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因而决定以反间之计诱敌深入，以奇兵破之［（16）］。《孙子兵法?军争篇》谓：“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百里驱战，疲于奔命，正是《孙子兵法》的活用。
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鄱阳湖一战，陈友谅授首，太师张定边拥陈友谅次子陈理逃奔武昌。此时朱元璋并没有乘胜追击，一举歼敌，而是对他围而不打，率主力返回了应天。直到第二年二月，元璋才再次督师攻打武昌。对这个行动，当时和事后许多人都不理解。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武昌举城投降。元璋就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作了解答，说：“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以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法所谓‘穷寇勿追’。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防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17）］”“穷寇勿追”见《孙子兵法》之《军争篇》。在这里陈理破胆如惊伤之兔，乘胜逐之，似无不可，元璋坚守“穷寇勿追”好象有些“拘守古法”。但是如果从全局考虑则并非如此。鄱阳湖一战，元璋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吃力，损伤相当惨重，部队相当疲惫。勉强追击，徒使陈理作困兽之斗，增加自己的伤亡。再说，还有东方张士诚的虎视眈眈，以逸待劳。因而不如回师休整，巩固腹心，方为万全之策。这正是熟读兵书，似拙而巧之处。
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被平定，商议北伐大计。刘基根据当时的一路奏凯，士气振奋的情况，认为可以“乘胜长驱”，直下大都。这是普遍心理与认识。元璋却说：“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餽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可不战而克，然后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18）］这是一个稳妥而绝妙的战略布署，极得《孙子兵法》“以迂为直”思想之三昧。
元朝灭亡后，作为残元劲旅的王保保（即扩廓贴木儿）一直活动在长城以西和以北，大将徐达等在北方边境严兵驻守。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元璋就如何利用与提防降卒问题驰谕徐达：“尔诸将屯军塞上，为日颇久。军中动静，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此确论也。……古之智将，谋虑深长，有鬼神不测之机。朕窃为将军虑之。尔所率步骑，多王保保部属。当其来降，实迫事势，非出诚心。今随尔往征，其心有不可测，当以诚待之，宜亦以计提防。今王保保力势虽微，然多诈谋，必筹之万全而后动，能不战而屈之，乃为上智。尔其勉之。”［（19）］多算，少算，无算之论，出《孙子?计篇》。为了与王保保斗智，元璋嘱付徐达要谨慎，要谋而后动，最好能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见《孙子?谋攻篇》）。
值得提出的是，朱元璋学习《孙子》并不迷信孙子。至正二十五年（1365）正月，他同起居注詹同讨论《史记?孙武传》，对孙武教战以宫人试法，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太史公好奇之论。又认为孙子教战，未见对吴国有什么功效。他的结论是：孙子“《十三篇》恐非自作，抑亦有所授也”［（20）］。这应该是读书力穿纸背之见。不过，在建国之后，元璋致力于贱权术而倡仁义，便把军事学中的机谋权变一概予以批判，兵学之圣《孙子兵法》也就成了把子。说：“（孙）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21）］这样地提出问题恐怕就是迁就眼前事变的违心之论了。
作为一个帝王，耍一腔子恻隐，满肚皮仁义，这正是儒家的理想与期望，元璋也实在不能不应付这种环境。有一天，元璋同大儒宋濂讨论古兵书《黄石公三略》，寻章摘句，边释读，边发挥，兴奋地讲给宋濂听。讲到一个段落，宋濂说：“《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殿下留意讲明之。”元璋只好说：“我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22）］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元璋对许多兵学经典相当熟悉。
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军事家。他的成就，一靠实践，二靠悟性，三靠对兵书的学习领悟。还有，就是他对中国战例战史的熟悉。关于战例战史，放在下面经史学习部分去讲。
在那个时代，兵法与天文星占密相关联。天文星占实际成为兵学的一部分，许多大军事家往往就是星象学家。刘基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星象学深奥而神秘，需要专门指授，潜心观察研究。元璋对这门学问很下了一番功夫。洪武十年（1377）元璋回忆说：“朕自起兵以来，与善推步（天文）者仰观天象二十有三年矣。”［（23）］照此推算，元璋学习天文当始于至正十五年（1355）渡江前后，大约是向李善长学习，也可能是向“精象数之学”的陈遇学习。至正十八年（1358）南下皖浙，在兰溪获月庭和尚。月庭师事精通天文的朱得明，并向元璋献天文秘籍，很得元璋信任。在金华，元璋专门为他建造观星楼，并亲自登楼学习天文观测。［（24）］刘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星占家，自然也就是元璋最好的老师。元璋就星象与军政的相关问题经常向刘基请教，有关这方面的书信问答，在刘基的《诚意伯文集》中还有保留。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向陈友谅主动出击。刘基对将士们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遂师发龙湾。［（25）］表明元璋在星象观测方面颇具自信。此次西进攻克了南昌，“谈祸福多奇中”的铁冠道人张中投奔而来。张中后来以玄洞法祭东风，协助元璋催舟西上解南昌之围，也成为元璋的天文师。［（26）］元璋学习天文星占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据载，他“每夕膳后自于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达旦不寐者。盖上兼善推测，于天心无不洞然也。”［（27）］他在讲到自己勤民勤政时也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28）］可见他夜观天象已经成了一种常课，一种习惯。长期的学习与观测，使朱元璋对自己的学习相当自信。洪武十年（1377）他对宋朝蔡沈解说《尚书》的《书集传》中关于日月五星运行方向提出疑义，并让儒臣根据他的意见编辑了一部书，名《书传会选》［（29）］这种与书生的学术论点较量长短的作法，正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独具心得。《书传会选》之外，元璋还命儒臣编了一部《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将十二分野星次分配于全国郡县，以供星相占卜之用。元璋对星相变化的留意历久不衰，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将星相所主吉凶驰谕边方大将和藩国诸王［（30）］。元璋在南京鸡鸣山建有观象台，高墙崇墉，门卫森严，对一般人悬为厉禁。元璋相信天人合一，相信上天无言以象示意，而他自己是可以熟练地领会上帝的旨意的。
《四书》《五经》徐祯卿说：“太祖于军中喜阅经史。”这可以找到许多佐证。先说《四书》、《五经》。
元璋与《大学》的关系，首见于《明太祖实录》卷6。元至正十八年（1358），元璋攻克金华，儒士范祖干手捧《大学》求见。说：“治道不出此书。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元璋接下去说道：“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31）］表明元璋对《大学》五书有相当领悟。建国后，《大学》成为帝王之学的必读书。洪武三年（1370）二月初一，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至传之十章，“有土有人”，元璋发挥道：“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32）］洪武五年，元璋对儒臣们说：《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岂可舍此而他求哉！”［（33）］洪武二十三年（1390）七月初二，又有记载：“上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同时发挥意蕴道：“《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人君修身而人化之。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俗陵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34）］这就不但是熟读了《大学》，而且很象是一个借端阐释的理学家。
元璋对《论语》几乎是有暇必读。至正二十六年（1366）他命地方官访求古今图书，藏之秘府，以供阅览，并对詹同说：“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论语》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35）］
元璋与《孟子》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至正二十六年（1366）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讨论用人时曾说：“《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三代以上纯乎道德，三代以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许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昔，自宋太祖至今，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36）］这是把孟子当作一个神秘的预言家来尊奉的。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在白虎殿看到他的儿子们读《孟子》，对许存仁说：“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37）］他还引据《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话，举用富民［（38）］。但是，在开国之后，却对《孟子》“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民贵”、“君轻”之类的话极为反感。洪武五年（1372）他边读边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能免耶？”时逢上丁日祭祀孔子，便命令罢除孟子配享，刑部尚书钱唐以死相争，又加上天象异常，才勉强保留了孟子陪吃冷猪肉的资格［（39）］。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元璋还是命令刘三吾对《孟子》进行了删节，共删除“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40）］对《孟子》的肢解和愤愤，自然显出了元璋的专制，但也看出他对《孟子》沦肌浃髓地了解。
元璋对《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至少都有过浏览。他与官员们谈话，往往信口引《诗》。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在讲到疏通言路时说道：“《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前后与我共事者？”［（41）］洪武二年（1369）他要求国子生兼习骑射，说道：“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洪武三年（1370）六月，元璋与群臣论元朝兴亡事，谓：“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何得乘隙而起，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42）］其所引所据，如水到渠成，不假思索。
《尚书》被称为帝王的大经大法，是“宪章文武，祖述尧舜”达到三代之治的根本经典。洪武五年（1372），他摹仿理学家的口吻，对《尚书?大禹谟》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尧舜传授心法进行发挥，批评后儒讲虽精，而行事多乖［（43）］。洪武九年（1376）十月，他告诫群臣：“《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陵分’之讯。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群臣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44）］这简直有点与文臣吊书袋了。洪武十一年（1378）三月，他对礼部臣说：“《周书》（按即《尚书》）有言：‘人无以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要求颁定奏章格式，申明天下［（45）］。为了表示对《尚书》的重视，令儒臣将《尚书》之《洪范》篇和《无逸》篇书写在殿壁，供自己朝夕观览。他还为《洪范》作了注。
元璋读《易》论《易》亦见记载。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元璋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按：见颐卦）则论述发挥养贤、知贤与养民的关系［（46）］。洪武十八年（1385），元璋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当讲到《家人卦》，元璋说：齐家治国，其理无二。家治则国治。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天闺门之失［（47）］。可见《易经》是元璋与大臣们讨论的课题，也是大臣进讲的内容。
关于《礼》书，由于重建礼仪制度的需要，元璋更下功夫学习。据《国初礼贤录》载，开国后，大封功臣，议立五等爵，元璋与宋濂在大本堂依据《周礼》和唐宋成法，通宵达旦商议讨论。他还就车制、服制、官制、丧仪等制度引据《周礼》和《仪礼》。
元璋喜读《春秋》，特别是《春秋左传》。鉴于《春秋》是以鲁国史为纲间叙列国史实，“欲究其始终，则艰于考索”，于是命儒臣分国类编，而附以《左传》，赐名《春秋本末》［（48）］。元璋不仅把《春秋》当作经而且是当作鉴古知今的史来读。
洪武朝还没有确立儒臣为皇帝定期阐发经书奥义的经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为元璋解说《四书》、《五经》。这种解释象历代经筵一样，并不以训诂通解为形式，而是以提起皇帝对圣经贤传的留意与悦服为目的。所以在儒臣进讲之后，元璋常就经传内容加以阐释和发挥，很有点象学术讨论。宋濂、王ｗěｉ＠③进讲《大学》、朱善进讲《易?家人》，朱元璋的一番阐释如涌如注，切扣题意，俨然老儒说书口味，显示出对经书的精审与老道。
读史读经之外，元璋更注重读史。在那个时代，史书不但有教谕意义，而且有着直接地启示与借鉴作用。可以说，谁对历史更清晰，谁也就对现实更明白。打江山是这样，坐江山也是这样。为己谋是这样，为人谋也是这样。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元璋对战史、战例、战将很下过一番功夫，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下面是从《明太祖实录》的大量记载中选出的几个例证。
常遇春打仗号跳争先，飚忽凌厉，唯失之暴烈浮燥，勇而寡谋。元璋多次引古代大将的经验教训，予以规劝戒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派常遇春自金华北进攻打杭州。临行，元璋告诫道：“克敌在勇，全胜在谋。昔关羽号万人敌，为吕蒙所破者，为无谋也，尔宜深戒之。”［（49）］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兵围赣州，守将熊天瑞固守不降。元璋担心遇春硬打硬攻，更怕他城破杀降，于是派中书省右司郎中汪广洋前去作遇春参谋，并告诉汪广洋：“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以为国家用，一则为未附者劝。且如汉将邓禹，不妄诛杀，但享高爵，子孙倡盛。此可为法。”［（50）］围困五个月后，熊天瑞被迫开城投降，遇春果然不掠不杀，元璋很高兴，便遣使持谕褒奖。谓：“今将军破敌不杀，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余深有赖焉。”［（51）］东汉初的邓禹与宋初的曹彬都以智谋远略仁武不杀名垂史册，在其他场合，元璋也多次提到他们。在这里用他们的事迹对遇春以则以劝勉，以则以褒奖，十分得体。徐达为开国第一员大将，为人恭谨持重，谋而后动，视民如伤，爱兵如子。且亲近儒生，常囊书自随。元璋给徐达的敕谕，常引古人古事作譬。洪武三年（1370）三月徐达率部西征，在沈儿峪与王保保对峙。元璋千里驰谕，要他不要以西北干旱而丧失对突然而至的雨水山洪的警惕。说：“昔唐裴行俭昼驻军平川，暮复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余，而军营无患，此其验也，将军其慎之。”［（52）］沈儿峪一战告捷，王保保仅携妻子数人仓促逃逸。然而左丞胡德济初战失律，按军法当斩。为谨慎起见，徐达将他械送至京，交元璋亲自处理。元璋于是遣使传谕徐达：“迩者浙江左丞胡德济临事畏缩，将军不以军法从事，乃械送京师，必欲朝廷治之，将军欲效卫青不斩苏建，独不见穰苴之待庄贾乎？且慢军功者悉归之朝廷，则将军之威玩而号令不行矣。”［（53）］
元璋引据历史，多非虚构，而是谈到哪一方面情况，即能触动灵机。至正二十七（吴元年，1367）十月改天文机构太史监为太史院。元璋讲，他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蒙，天必垂象示之，故常加儆省。侍臣附合道：天高在上，其监在下，能修省者蒙福云云。元璋遂引宋景公以仁人之心改变荧惑守心和齐景公感应甘霖应时而至的史实，对侍臣说：“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54）］同年十一月颁行大统历，他对太史院使刘基说：“古时以季冬颁来岁之历，似为太迟，明年以后，皆以十月朔进。”又说：“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辞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需各尽其心，必求至当。”［（55）］同月，元璋与侍臣论郊祀，说：“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役繁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余安肯用之。”［（56）］（慕容超号公孙五楼事见《晋书?慕容超载记》）。
洪武四年（1371）七月，讲灾异祥瑞。朱元璋对丞相汪广洋说：“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至臣下诈为瑞应，至于天灾垂戒，则厌闻于耳。”遂举宋真宗为例证说：“宋真宗亦号为贤君，安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即三万余本。”有鉴于此，他命中书省，“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57）］对各种制度沿革，元璋也很熟悉。
洪武元年（1368），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元璋说，治天下始理乱丝，凡事必精思而后行。他对刑法尤为关心。希望能做到民无冤抑，刑法轻省，以利百姓休养生息。接着引据说：“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得宜体之勿忽。”［（58）］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他劝勉大理卿周志清道：“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59）］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月，右都御史袁泰劾奏胡昌龄等御史缄口不言是“心怀谲诈”，元璋斥道：“此何异张汤腹非之法。”［（60）］（“腹非之法，”张汤并未采用过，是元璋记错了）。
元璋主张生财阜民，藏富于民，故而对历史上的理财家多有批评。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有人建议理财以纾国，元璋立即结合历史予以反驳。说：“人君为天下之主，当储财于天下。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天下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兢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61）］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他再次告诫户部：“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并说：“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62）］洪武十九年（1368）八月初二，他读《宋史》，见宋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一事，说：“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是犹为商贾者。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63）］讲皇家内库私藏及宋朝财政，缕缕如数家珍，颇象一个老于掌故的人。洪武十年（1377）六月，临淄县丞建议“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还建议各官员有事当向皇帝面陈。元璋把这个县丞召来训斥一顿。说：“汝云‘发山海之藏’，须人力乎？自发乎？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肃而不进善也，汝言果导人君以善乎？汉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不至于得无私。’汝必欲面陈何也？”［（64）］
对居官保禄、荐贤用人等事，元璋更留意历史的经验教训。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他对汤和等说：“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当保此禄位，传之子孙，与国同久。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接着便引证古事：“昔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危迫，单骑入王世充阵中，与单雄信力战，翼卫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与任城王道宗争长，击其目几眇，太宗怒，欲置之法，非群臣力谏，太宗肯惜其功而贷其罪乎？又如长孙无忌，文德皇后亲弟也，尝佩刀入禁门，监门者失于觉察，后请治以法，太宗特命释之。帝室亲姻有罪犹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谨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65）］出于同样讽喻劝诫的目的，他要求功臣子弟读书明理，奉公守法。洪武十年（1377）八月，他对大都督府官员说：武臣“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询学问，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其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至夷灭，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66）］
在讲到大臣要勤劳王事尽职尽责时，元璋引宋朝范仲淹的例证，说：“昔范文正公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治？”［（67）］对翰林院近侍之官，他提出于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知无不言的要求，遂以唐陆贽、崔群、李张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为榜样，要他们效法。元璋用人重视举荐。认为举荐得人才有助于国家治理。他说：“观唐太宗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玄宗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为鉴矣。”［（68）］又举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不自胜，说：“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69）］对地方治理，他认为更系于守令的贤否。他对吏部说：“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70）］显然，汉朝的黄霸、后汉的鲁恭这样的人是元璋心中理想的地方官。
为了鼓励官员勤劳王事，元璋希望身边官员对他的赏罚予以监督。他说：“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71）］
元璋召见朝观教官，要他们谈谈所在郡县“民间疾苦，稼穑艰难”的情况。山西岢岚学正吴从权和浙江山阴县教谕张恒都说自己专心教学，无闻民事。元璋说道：岂有久居乡里，不与人交接，至少朔望休假并四时节序与朋友往来，当谈及民情世务，他接着作史实引证：“且儒者所学，皆圣贤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虽未际遇，其心常在朝廷。如伊尹耕于莘野，常以致君泽民为念，及出相汤，发其所蕴，以安天下。宁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荐于齐恒公，佐兴霸业。汉贾谊、董仲舒辈皆起于田里，上书数陈时务，论文得失。唐马固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进用，汲汲求见于君，欲行其所学。……又如宋儒李沆，为宰相佐真宗，日取四方水旱虫蝗盗贼等事奏之，同僚以为细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有所儆惧，不然则留意于土木、祷祠、声色、狗马之事矣。’此人君不问，尚且数将四方水旱等事日奏于君。……宋儒胡瑗为苏、湖二州教授，其教诸生皆兼时务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事，当时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学不出，则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务不通，所训生徒虽有聪明贤才，亦为尔所坏。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辈所为，朝廷焉能得人？”［（72）］元璋这段议论如流瀑涌泉，从平民出身的商代名相伊尹，到宋代教育家胡瑗，先秦汉唐宋一路道来，条条缕缕，如数家珍。所引史籍，从《孟子》、《左传》、《史记》、《汉书》到《唐书》、《宋史》有六七种之多。在这种猝然遭遇未作任何思索准备的情况下，能就致君泽民教人育人这样一个很专门的题目广征博引，实在可以看出元璋对历史典籍的功力。特别是所引李沆的话，与《宋史?李沆传》大体相符，更可以看到他读史的精审与认真。
元璋很留意古来帝王的作风行事，那自然是要从他们身上领悟许多方面的道理。领悟中的东西有些是不可言传的，也有些是借助历代帝王的评论达到讽喻教诲的目的。这后一方面也有些见诸记载。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璋称吴王，强调礼法名分，便借孙权在驴脸上题字“诸葛子瑜”，批评孙权君臣戏狎不知君臣敬畏之道。［（73）］同年五月，他同宋濂、王ｗěｉ＠③等论及汉初为什么不能象三代那样恢复礼乐之治？说汉高祖创业伊始，礼乐未遑，汉文帝有其时而不为，周世宗则是无其时而为之者。［（74）］至正二十五年（1365）四月，他问孔克仁汉高祖取胜原因。孔克仁说：“由其知人善任使”。其实这话是刘邦自己说的。元璋另有分析，道：“高祖知项羽强忍而承以柔逊，知其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总之是斗智不斗勇。［（75）］至正二十六年（1366）九月，他与侍臣评汉高祖与唐太宗优劣。侍臣知道元璋出身经历颇类汉高，而且处处模仿刘邦，以当今汉高祖自命，故而都说汉高优于唐宋。元璋说：“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五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怨丰之叛，而不封雍齿，不肯以丰为汤沐邑，则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规模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各为己用，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为优也。”［（76）］元璋据此说刘邦心胸不够宽大。附带说一下，朱元璋在处理发迹以前的个人恩怨中，确实是接受刘邦这个教训。人们知道，元璋和他的父亲曾在钟离西乡孤庄村作刘德佃户。刘德对他家很苛刻，特别是在元璋父母兄侄相继而亡的悲伤时刻，刘德拒不施舍一角葬地。待元璋称帝后，对此事并未报复，而是以德报怨，在赏赐了他的恩人刘继祖、汪妈妈一家之后，赐给刘德田30顷，免徭役10年。说：“尔之所为，亦恒情耳，不必问。吾贫时，尔岂知今日为天子也。”［（77）］这样做比起怨恨羹颉之嫂来，自然是大度得多，因而也聪明得多了。但就汉高祖与唐太宗相比，他更多时候还是扬祖贬宗。一次，他举刘邦听张良一言而销毁铸好的六国之印时说：“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又说：“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唐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78）］
元璋在许多场合臧否人物往往慧眼独具。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他问詹同：石勒与苻坚优劣。因石勒出身低微，类元璋，詹同不敢说他的坏话，便说：“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元璋说：“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战争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来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79）］元璋的评论透辟而确当，可见其史识史断之高明。
对于汉文帝，元璋赞赏他惜百金而罢营露台［（80）］，又说：“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善。”［（81）］此亦为公允之论。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元璋同大臣畅论前后汉诸帝，当有人说到东汉明帝是聪明之主时，元璋说：“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他批评汉明帝往往屑屑于细故，未免苛察。［（82）］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他与侍臣观看古帝王画像，一边看，一边评论其贤否得失。至后唐庄宗，笑着说道：“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83）］洪武十七年（1348）十一月，他批评君昏臣谀，说：“朕观唐虞臣君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污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84）］陈后主、江总都是南京城的旧主人，元璋对短命的六朝往事自然更为关心。
此外，元璋还批评过秦始皇、汉武帝求长生好神仙，［（85）］批评唐玄宗“内惑声色，外蔽权奸，虽田夫野老能言其必有祸乱，其蔽于聪明甚矣”［（86）］。还赞扬过汉光武善用人才，［（87）］唐宪宗果断兴师伐吴元济。［（88）］总之，对过往著名帝王的成败得失，是很关心很熟知的。
由这些基本事实，可以看到，元璋对许多史籍都曾涉猎，它至少包括《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陈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宋史》。《元史》是受元璋敕命所修，又是元璋所亲历的当代史，且经常以元朝之亡教育臣下，他还亲自指导皇太子学习《元史》，对《元史》则当更加精到。当然，上引史实以及大量没有引证的史实，并非完全出于“正史”，《通鉴》、《本末》诸书，其他典、志诸书，也可能是这些知识的来源。但《明太祖实录》在许多地方明确记载了朱元璋读《汉书》、《唐书》、《宋史》以及评论《史记》的情况。特别是《汉书》，从称帝前到他的晚年几乎是经常阅读。［（89）］元璋处处模仿汉高祖的榜样，《汉书》便自然成为他的教科书，以致对《汉书》中许多名人警句能够出口成诵。
上面，我们是就明确引证的史籍史实择要略作叙述，以探讨元璋史学知识的范围。其实，就从《明太祖实录》记载说来，更大量的还是没有明言何史何籍而确乎是受了历史启示的那些事实。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出元璋对历史的真正理解和领悟。元璋是在士大夫们的启发诱导之下学习历史的。但是，恐怕是多数士大夫没有读懂历史，倒是朱元璋，由于他特殊的经历与环境所造就的对现实与历史的特殊悟性，才真正读懂了中国这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而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现实的航船，并把一切人，包括教给他知识文化的士人学子和帮他打下江山的功臣将帅，玩弄于股掌之间。关于这方面，只能另文叙述。
除去所谓正史之外，元璋还读了哪些史籍，不好悬断。但据一些零星记载，还可以稍作补充。
建国前，元璋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请读宋人真德秀《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衍义《大学》，是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部书。其编写方法是先经后史，以史铨经，史事的选择撮要举粹，很便于阅读与领悟，故而元璋一览之后，很是喜欢。开国前夕，新宫殿落成，元璋命儒臣把《大学衍义》这部书写在两庑壁间，以备朝夕观览。［（90）］又命儒臣为太子及诸王讲说此书。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四月，元璋依然提到此书的重要。说：“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多矣。每披阅，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91）］此外，元璋还喜欢唐太宗的《帝范》，认为它“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92）］也是帝王必读之书。
象朱元璋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对于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要想广泛涉猎，多所领略，借助类书是一条捷径。明初可以读到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是很多的。但这些书籍卷帙浩繁，只可备查，很难置诸案头，朝夕观览，大约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元璋才另有选择。据经常在他身边的江西才子解缙说，元璋好观《说苑》、《韵府》等杂书。［（93）］《说苑》20卷，汉刘向编著，所录为上古至汉初奇闻逸事。《韵府》即《韵府群玉》，20卷，宋人阴时夫编，是元明时候流行的一部按字韵编排的类书。解缙认为这些书思想杂而不纯，编辑水平低下，不适合皇帝阅读。但它的好处恰在篇幅适中，易读易记。这种类书对于拓展知识、沟通群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元璋对历代典故史实的了解，除去正史之外，这当是一个重要途径。
附带说一下元璋对另外书籍的阅读。如佛道，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信仰。它的淑世劝化作用不下于儒家的伦理纲常，这一点元璋有切身体会。他的多年的僧侣生活也培养了他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所以元璋与佛道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至正二十一年（1361）平定江西诸郡县，龙虎山42代天师张正常“遣使上笺，陈天命之符，”与元璋建立联系。开国后，元璋封张正常正一嗣教真人，领天下道教。他还为道家经典鼻祖《道德经》作了注。对佛教的亲近与扶持则进了一步。他屡建法会，并经常召大师座前说法。而且他还写了大量佛学论文，被佛教徒收为《护法集》。保留在《明太祖文集》中的也有46篇。其中有论三教关系，论儒释人才，论鬼神，有戒僧文，有祭僧文，有游寺记，有佛经序，有诗偈，有赞颂。他写有《心经》序，又为《金刚经》作注，大有护法教主和佛学专门的气势。从文章内容也可以看出他对佛道典籍有相当了解。解缙说他于《说苑》、《韵府》之外，好读《心经》、《道德》，正反映了他对佛道的偏爱。
当然，元璋所涉猎的范围要比上述广泛得多。一个皇帝，要发布大量公文，批阅大量文件，写大量公私信札。元璋喜欢亲自动手，这些文字有些是他的亲笔。还有些诗赋论赞序跋等，也当是个人构撰，但也不排除文人润色。这样，元璋的文章往往带有不确定的成分。故而本文在讲元璋的知识范围时，基本采自确凿的记载和即兴谈话。即兴谈话所反映的知识是一个人最熟知最肯切的部分。这些谈话纪录尽管也可能有史臣的整理润色，但基本内容是不敢更动的。我想，一个人在日常交谈中，对经史典籍如此地旁征博引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对这些征引十倍以上的熟悉与功底，断难做到如此的触机而动，滔滔不绝。其他，象《朱元璋文集》，从文章风格看，也应是元璋亲制，宋濂所作后序称：元障“当万机之暇，时御翰墨，多不留稿，见于侍臣之所录者，得若干篇”，也可以作一个佐证。其中所涉及经史典故，不难覆案。但从其诗文篇什，分明可以看到他游心韩愈文集、李白诗作、名家丹青、佛道典籍的明显迹象。
此外，朱元璋赋诗作文，不多加推敲，任凭情思流涌，显得朴野自然，常得天然之趣。同时不免露出未经系统训练的草率乃至拙劣。而一些诗文写得相当有韵味，亦有章法，也是事实。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不赘。
注释：
（1）《明史》卷135《毛骐传》。
（2）《明史》卷135《范常传》。
（3）参见《明史》各本人传。
（4）《明太祖实录》卷3。
（5）《明太祖实录》卷4、《明史?宋思颜传》。
（6）《明太祖实录》卷18。
（7）毕沅《续资治通鉴》卷215。
（8）《明太祖实录》卷58。
（9）《史记》卷92《淮阳侯列传》。
（10）《明史》卷135《范常传》。
（11）《明太祖文集》卷20；梁亿《传言录》。
（12）谈迁《国榷》卷2。
（13）徐祯卿《剪胜野闻》。
（14）《明太祖实录》卷150。
（15）《明太祖实录》卷31。
（16）《明太祖实录》卷8。
（17）《明太祖实录》卷14。
（18）《明太祖实录》卷26。
（19）《明太祖实录》卷86。
（20）（51）（75）《明太祖实录》卷16。
（21）《明太祖实录》卷68。
（22）《国朝礼贤录》。
（23）《明太祖实录》卷111。
（24）郑晓《今言》196条。
（25）《明太祖实录》卷9。
（26）《明史》卷299《张中传》。
（27）《九朝谈纂》引《濠谈纂》。
（28）《明太祖实录》卷115。
（29）《明太祖实录》卷111；234。
（30）略举数例：《明太祖实录》卷171：“十七年，太阴数犯上将，上忧之。谕徐达还朝。十二月，徐达有疾。”谈迁《国榷》卷10：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戊午：“太白经天，传谕晋王、燕王及诸将巡逻塞外。”又：洪武三十年四月辛卯，“敕晋王、燕王曰：‘近占天象，胡当寇边’。”
（31）《明太祖实录》卷6。
（32）《明太祖实录》卷49。
（33）（43）《明太祖实录》卷77。
（34）《明太祖实录》卷203。
（35）《明太祖实录》卷20。
（36）（87）《明太祖实录》卷19。
（37）《明太祖实录》卷23。
（38）《明太祖实录》卷101。
（39）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5《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典故辑逸》；《明史》卷139《钱唐传》。
（40）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明史》卷137《刘三吾传》。
（41）（50）（74）（79）《明太祖实录》卷15。
（42）《明太祖实录》卷53。
（44）《明太祖实录》卷110。
（45）《明太祖实录》卷117。
（46）《明太祖实录》卷40。
（47）《明太祖实录》卷175。
（48）《明太祖实录》卷125。
（49）《明太祖实录》卷8。
（52）《明太祖实录》卷50。
（53）《明太祖实录》卷51。
（54）《明太祖实录》卷26。
（55）（56）《明太祖实录》卷27。
（57）《明太祖实录》卷67。
（58）《明太祖实录》卷29。
（59）《明太祖实录》卷209。
（60）《明太祖实录》卷215。
（61）《明太祖实录》卷135。
（62）《明太祖实录》卷177。
（63）《明太祖实录》卷179。
（64）《明太祖实录》卷112。
（65）《明太祖实录》卷59。
（66）《明太祖实录》卷114。
（67）《明太祖实录》卷72。
（68）《明太祖实录》卷174。
（69）《明太祖实录》卷169。
（70）《明太祖实录》卷90。
（71）《明太祖实录》卷135。
（72）《明太祖实录》卷219。
（73）《明太祖实录》卷14。
（76）《明太祖实录》卷21。
（77）谈迁《国榷》卷1。
（78）《明太祖实录》卷211。
（80）《明太祖实录》卷37。
（81）《明太祖实录》卷173。
（82）《明太祖实录》卷172。
（83）（85）《明太祖实录》卷33。
（84）《明太祖实录》卷168。
（86）《明太祖实录》卷232。
（88）《明太祖实录》卷213。
（89）略举数例：至正二十四年五月，“上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上阅《汉书》。”洪武二年六月，“上读《叔孙通传》。”洪武元年正月，为太子评剖《汉书》七国叛汉事。洪武七年六月，指挥郭云死。附记：郭云被俘，送元璋处置，“时上方阅《汉书》。”洪武二十四年，“上阅《汉书》。”读《唐书》、《宋史》的记载亦多次见于《明太祖实录》，此处不备举。
（90）《国朝礼贤录》；《明太祖实录》卷25。《明史卷128《宋濂传》。
（91）《明太祖实录》卷161。
（92）《明太祖实录》卷152。
（93）《明经世文编》卷11《大庖西上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