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少原先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对现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不再感兴趣，他们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转而关注日益引人注目的以电子为媒介的高扬消费主义为宗旨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在文学理论一类刊物上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开了许多会议，形成了一种学术势力，于是有一些学者就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学理论的“越界”或“泛化”。

对于上述现象和“越界”、“泛化”的说法，应该作何种认识呢？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一切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所有的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它们仅仅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文学理论也是这样，它永远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发展，文学走到哪里，文学理论就跟随到哪里。世界上没有凝固不变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也是历史的“暂时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理论。这是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否定。文学在当代虽然受到电子媒体为中心的新的文化的挤压，文学理论也相对沉寂，但只要文学还在发展，文学理论也就还在发展。所以我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在当代随着文学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本文开头所说文学理论的“泛化”，我认为，并不是文学理论的发展。它属于社会学，确切地说，是属于文化社会学或政治社会学。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中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再满足于阅读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而把文化消费的目光转向电视、电影、互联网、时尚杂志、音乐图像光盘等等。这些有声有色的图像化产品，更能让消费者悦目悦耳，更能消除他们因工作劳累带来的疲劳，更能调动他们因事务忙碌而萎缩的感性欲望，更能满足他们娱乐化的要求，等等。因此以电子为媒介的各类文化消费产品，不胫而走，泛滥一时，加之商业利润的驱动，广告的宣传，报纸的评论，成为一种以前社会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中，或多或少又具有“文学性”，于是吸引了一部分对文学失去兴趣的学者，转而去研究这些社会文化。这样一来，他们脱离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进入到社会学领域，实际上是进入到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即文化社会学的领域。所以，我初步判断，目前某些学者所说的文学理论“越界”、“泛化”，并不是什么“越界”、“泛化”，而是“转行”。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很引人注目，那就是这些学者所引的文字中，开口“波德里亚”，闭口“费瑟斯通”，奉他们的言论为圭臬，就我的阅读范围看，有相当多的学者甚至把这两位英法学者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何许人也？认真一查，他们都是真正的社会学家。波德里亚生前曾任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后还获得社会学博士，其主要著作如《物体系》、《象征交换与死亡》、《消费社会》等都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学著作。费瑟斯通则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和传媒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也是社会学论著。中国当代的一些学者奉他们的言论为圭臬，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所说的文学理论“泛化”，并非什么“泛化”，而是离开文学理论，转入波德里亚和费瑟斯通的社会学了。当然，离开文学理论，转入社会学，是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行为，只要研究真有成绩，同样也是有价值的，甚至比某些不看时代的发展死守一些文学理论概念的学者更有价值。我甚至建议有关单位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文化社会学。但我以为似乎不要说这些研究成果，是什么文学理论“泛化”的成果。

“泛化”不是文学理论所需要的，它需要的是“发展”。文学理论还是以文学活动为对象，它也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在多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文学理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些概念上面兜圈子，而不是从文学的实际问题出发。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学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都是我们以前未曾预料到的。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似应特别注意方法论的发展。局限于文本的所谓“内部研究”显然有缺陷，而强调文学环境研究的所谓“外部研究”也遇到了困难。我以为，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要进入文学文本，一方面要走出文学文本。所谓“进入文学文本”就是要重视文学文本的文体研究，所谓“走出文学文本”就是不能仅仅就文学文本谈文学文本，必须把文学文本、文学问题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后一个方面在当前显得特别重要。

任何一种文学文本和文学问题都不是与社会历史文化无关的现象。它们是“暂时物”，只是因为作为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离开历史文化语境的就是抹杀了运动，抹杀了运动中的关系。这种脱离历史文化语境的抽象，是孤立的，很值得怀疑。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论、“兴观群怨”论、“知人论世”论、“诗无达诂”论，“气”论、“声律”论、“神思”论、“传神”论、“原道”论、“滋味”论、“景外之景”论、“言外之旨”论、“味在咸酸之外”论、“随物赋形”论、“冲口而出”论、“童心”说、“情景交融”论、“神韵”论、“境界”论……还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各种主义，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研究，一味地判断、推论、综合、界说，都是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当今的文学理论似应该有一个回归，就是要讲文学文本、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背景”。巴赫金说：一个语言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交往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的这个交会点上，才会出现闪光，照亮来路与去路，引导文本走向对话”。巴赫金的论说很有意义，他认为文学文本只有放在与其他文本(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交织的语境中去把握，其意义结构才会显露出来，才有生命。这种对话式样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吸取的。我把这个方法称为“文化诗学”。

我觉得“语境化”这个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即最低层级是文内的语境，第二层级是“全人全文”语境，第三层级是时代文化语境。我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简要地加以说明。王国维的“境界”说，大家不知写了多少文章。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面，归纳了目前对“境界”说的6种理解：情景交融说、“诗画一体”说、境生“象外”说、“生气远出”说、哲学意蕴说、对话交流说。王国维写了《人间词话》这部书，提出了“境界”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对于王国维这类话，我们不能孤立起来理解。首先，要看《人间词话》的前后文的关系，看懂王国维所说的那些话，不能断章取义。其次，要把它放到《人间词话》全书的联系中去理解。此时我们就会发现，王国维提出“境界”说的确是有追求的。他赞美五代北宋之词，贬抑南宋姜白石等人的词，神往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一切好的文学都是鲜血书写出来的理想，通篇强调“真景物，真感情”，其中还有“一切景语皆情语”、“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等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就《人间词话》来谈《人间词话》，得出上述我所归纳的那6种说法，仍然是不够的。这样，我们还必须追问，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否有现实的时代的针对性？难道他仅仅是要表达他的一种艺术理想吗？根据我的研究情况，并非如此。王国维是清朝遗老，他对清代的文学发展十分关注。清朝名为词的“中兴”，实际上他对此有不同看法。他特别不满意受到推崇的清初的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因为浙西词派继承的是南宋的姜夔、杨万里等人的专讲词的用韵、用典而不顾内容的形式主义词风。王国维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他虽然不是什么政治人物，没有卷入当时的改良运动，但对国事的关切仍然使他不能满意朱彝尊浙西词派的形式主义。他的《人间词话》主张“境界”说，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清初的浙西词派而发的。因此，我们如果把王国维的“境界”说，放到北宋、南宋以来的词学背景中，放到清代词学的发展背景中，放到王国维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研究，去探索，那么，这一理论的美学内涵就有可能被我们揭示出来。顺便说明一下，我现在仍然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我的关于王国维“境界”说的历史文化语境化的思路，已经由我的博士生凌晨写成了博士论文，并于今年获得通过，不久他的文章就会发表出来。我的“文化诗学”的思路也许就会被更多人所知。

文学理论还是可以独立发展的，重要的是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寻找新的方法，不能死守那几个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