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强劲扩张并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推动要素价格上升与增长动力转换，派生新一波深度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及外部不平衡深度嵌入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使得中国与全球经济调整呈现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观察目前形势，经济双重调整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经济运行尚未走出调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新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挤水分、去泡沫、控杠杆 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与决策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经济工作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功能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同时采用各种宏观总量性与定向结构性政策工具手段，千方百计稳增长。

近年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正在为下一阶段经济周期过渡转变准备必要条件。

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逐步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在经济景气扩张阶段，那些投资规模大与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增长更快，近年经济周期调整重要内容之一，是逐步调节消化早先过度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

如我国钢铁等上游部门世纪初超常扩张，到2007-2008年已面临产能过剩压力，刺激经济时期新一轮扩张使失衡矛盾有所加深，近年调整期无法回避“去产能”阵痛。近年我国PPI整体持续负增长所伴随的分行业价格结构特点，形成一种特殊的“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发挥实际调节作用。

这种“宏观相对价格”与市场出清机制调节过剩产能过程，大致原理是通过限制投资调减增量，通过经济增长消化存量。在价格信号引导和竞争机制倒逼作用下，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增速下降或绝对调减不同程度控制新增产能，已有过剩产能存量则通过经济总量需求中高速增长逐步消化，构成近年调减过剩产能的主要途径和图景。

上述“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在所谓“通缩”环境下具有市场化“去产能”效应，显示物价下降或通缩压力客观上承载了应对过剩产能及过量库存的周期调整功能。

分析我国制造业几十个细分行业PPI和投资数据，可以看到两点现象：

一是早先经济扩张时期价格上涨幅度越高行业近年价格跌落幅度较大；二是近年价格降幅越大行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越低。可见“宏观相对价格”变动与传统行政管制手段控制产能过剩方式比较，提供了一种主要基于市场价格和竞争机制的替代性市场化“去产能”机制。目前这个进程已经取得显著成效，这个过程大体完成将是最终实现本轮周期转换的重要推手和标志。

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2003－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2009-2010年大规模刺激经济时期，房地产经历新一轮更为迅猛扩张，从官方统计部门提供的存在增速低估倾向的房价指标看，大规模刺激政策推出后17个月全国平均商品房销售价格上涨近一半。

房地产过度扩张受到多方面因素作用，然而就宏观经济分析逻辑而言相当程度是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的产物。随着十八大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过量库存与风险逐步显现，近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双双较大幅度下降，整个行业经历“去库存”过程，房地产投资回落成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原因。

今年我国楼市行情出现分化格局，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仍处于低迷状态，一线城市则销售与价格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出现价格反弹形势，显示楼市调整也取得一定成效。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此前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一些行业与机构杠杆率偏高为经济运行注入不确定因素。近年调整期政府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监管及对地方债务管理。

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2013年年底国办107号文，政府有关部门系统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监管，影子银行业务增速从2013年增长34.9%下降到2014年13.6%，2015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3.4%，过度扩张势头得到遏制。

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管理，并着手理顺地方政府融资机制。2013年底国办20号文件部署对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工作。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修改有关地方政府发债法律规定，对地方政府举借债务规模、偿还、资金使用等提出明确规定。

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下发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43号文件，规定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财政部下发配套文件对存量债务的清理甄别提出具体实施方案，2015年3-8月，先后分三批共实施3.3万亿地方债置换，地方债过度扩张风险正在得到逐步化解。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回落政府必然大手刺激的预期。新世纪初多年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更多利用市场力量与价格机制调减过剩产能，在防控金融风险前提下降低过高杠杆率并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

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的早先流行预期，有利于提升市场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2015年夏季股市波动与干预政策引发不同意见讨论，然而这个特殊变动并未改变上述基本调整趋势。

实际考察告诉我：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同时由于改革政策推动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倒逼作用，近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无论在行业还是宏观层面都有活跃表现，取得多方面明显进展。今年暑期我们研究组调研广东、重庆、山西、黑龙江四省市经济，切实感受到深度调整期地方经济普遍面临多重困难考验，也看到基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活跃表现。

首先是经济比例结构显著改善协调。从产业结构看，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

从收入结构看，居民部分收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例从2008年58.7%上升到2015年61.6%。从节能降耗情况看，2015年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7%。这些改善发生根源既包含周期性因素，也不同程度体现趋势性变化。另外投资和贸易结构也有明显改善。

其次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简政放权和改革举措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互联网、物联网、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利用，在改造传统产业同时创造出很多新业务，成为推动服务业活跃发展的新亮点。广东等沿海地区近年开启利用工业机器人潮流，浙江利用互联网服务中心平台开拓服务业创新之路，高铁快速普及带来交通便利与经济效益。

在地方调研中看到，广东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2015年上半年增长22.7%，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8.4%，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7.1%，批发零售业通过网上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52%。

在外贸方面也出现新业态。2015年1-5月，广东旅游购物出口4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几十倍，23家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出口73.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1%，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初步试水达到3.9亿美元。正如李克强总理在10月6日八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的，经济“新动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咄咄逼人’，在一些方面已经发挥了突出作用。”

再次是近年开始推进实施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通过简化企业注册登记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营造宽松市场环境，显著调动社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从2012年开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深圳、珠海、东莞和顺德等地开展试点并取得成效，一年内新登记各类企业同比增长68.9%。

2014年3月1日起，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实施，平均办一家企业所用时间从原来的25.6天缩短为14.3天。一年内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383.2万户，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达10500户，同比增长49.8%，注册资本20.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2015年上半年，广东省新登记各类企业29.1万户，同比增长26.3%；重庆市新发展小微企业5.5万户，实现产值3200亿元，增长31.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下一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沿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更加需要通过简政放权为草根创业松绑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为通过市场试错发现新增长点提供适宜体制和政策环境。

又次是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分化转型格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与江浙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前沿创新活跃亮点频现。笔者近年在广东、浙江考察激光、医疗器械、特种车、纺织机械等行业企业考察，一些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已接近全球产业技术与制造前沿，显示我国制造业在华为、联想、格力等传统制造标杆企业确立世界影响力基础上，也出现了一批知名度不高、但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登堂入室的新行业企业，这代表了未来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近年广东、浙江等地技术改造投资大幅提速，显示我国工业制造较发达地区正从早先侧重基建投资推动产能外延式增长，转向更加重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内涵式增长方式。

如前文讨论，得益于目前大宗商品供应充足与价格走低形势，依托劳动力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相对优势，一大批中西部经济相对后进省区市在调整期逆势而上，多年保持较快经济增速，不同程度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

我国北方与东北资源富集省区在新世纪初年得益于“商品红利”较快增长，近年调整期普遍面临上游原料与基础原材料价格深度回落的巨大冲击。另外有的地区还面临资源储量趋于下降枯竭、国企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人口增速较早达到拐点与劳动力流出增加等方面结构性困难，这些地区经济如何突出重围是本轮调整面临的最大区域经济挑战。

不过即便在这些地区也能看到转型升级努力与成效。例如山西省近年新增投资行业分布与地区经济结构呈现合理调整趋势，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20.5%，比全省平均增速高9个百分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58.3%，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

黑龙江是传统“四原（原煤、原油、原粮、原木）”优势比较明显东北资源大省，近年调整期经济面临严峻考验。然而该省某个早先重工业主导城市，由于较早重视与主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产业结构已转变为以奶制品为龙头的食品加工业等轻工业占工业比例过半的比较均衡结构，得以在本轮下行周期调整中取得较好增长绩效。

风险还在 经济运行尚未走出低谷期

虽然双重调整都取得显著进展，目前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面临新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外部不确定因素与风险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持续发生深刻演变，突出表现之一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贡献从早先7-8成左右下降到不足3成，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从早先时期不到3成上升到近年7-8成，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包含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

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也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例如近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格局趋势性演变对中国意味着长期机遇与短中期风险。从长期看，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将有助于形成更加平衡与多元并对中国发展更为有利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决策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经济逻辑与这一历史趋势相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开放方针折射上述时代诉求。

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追赶形势下，如果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调整创新成功拓展全球技术产业前沿从而动态保持产业结构相对领先度，会面临开放条件下潜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战。发达国家仍拥有国际货币体系掌控权等历史遗产，仍能通过超常宽松货币与宏观政策勉强支撑局面，然而会长期面临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与追赶的深刻挑战。

上述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受通缩恐惧论理论范式引导与“涨掉债务”政策动机驱动，美国在挺过金融危机冲击走出“急救室”后多年实施超宽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加零利率等大剂量刺激措施有助于提振资产价格，对其弱势复苏发挥支持作用同时，也在其经济体内诱致与积累新的金融脆弱性与资产泡沫因素。意识到上述风险因素积累需尽快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又担忧利率朝常态变化，会打破脆弱复苏平衡并再度遭遇衰退危机。

无论是继续维持超宽货币政策还是较快结束零利率政策，都面临新一轮资产价格调整与经济增长失速风险，使美国经济面临骑虎难下困境。欧元区与日本经济比美国不利条件更多，前景更为黯淡。超宽刺激政策支撑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脆弱复苏可能维持一段时期，也可能不久出现逆转性不利变化，对全球经济构成潜在新风险源。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多方面问题，不少发展中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各种脆弱性因素困扰。近年国际经济形势波动事实显示，全球经济增速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美国调整货币政策影响，对很多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调整压力，可能引发较大波动甚至危机。

今后几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针对外部环境的潜在新风险源甚至新危机冲击，中国不仅要实施正确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还要准备应对在万一发生新外部冲击时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行动。

全球格局快速重构注定是危机风险增长的多事之秋，同时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与机制逐步转轨的历史机遇。万一发生新一波国际金融与经济动荡局面，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内”与“安外”双重挑战。

推进调整仍有多重挑战

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然而产能过剩与投资减速尚未见底，僵死企业退出与金融风险释放有待突破，新旧增长动能交替转换仍处于胶着相持状态，要成功实现探底后景气回升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仍在释放消化过程中，制约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又如商品房销售虽然总体回升，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并且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一定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二是利用市场出清机制淘汰僵死企业与重组资源面临挑战。失衡调整持续深入到水落石出阶段，需要借助市场出清机制允许难以持续企业退出并重组资源，通过创造性毁灭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稳增长与防风险措施对于实现稳健调整目标据有积极意义，然而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业依靠救助政策扶持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机构受到政策保护难以清盘重组，会妨碍调整进程顺利推进。

三是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近年调整大环境下“三新”活跃成长有望推动经济成长步入新阶段，然而目前新动力尚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增长周期回调与趋势走缓因素影响，沿海与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活跃增长尚不足抵消资源密集省区调整派生下行压力。某些资源密集地区经济下行困难，与早先国企改革不够充分派生冗员困难结合，增添经济形势复杂程度。

粮食周期转变存在变数

从目前粮食仓容爆满与过量库存现实情况看，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对早先“五连降”可能已明显超调。最近粮价较大幅度下跌，显示粮食产量、进口、库存多年“三量齐增”格局难以持续。从改革时期早先经验看，粮食周期调整会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与消费、劳动力转移以至短期宏观经济形势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今年秋粮上市后玉米市价从9月初每吨2300元下跌到11月中旬2000元上下跌幅约15%，小麦价格较早时也下降一成左右，今年官方玉米临时收储价2008年以来首次较大幅度下调。直接原因是目前粮食库存过高，依据政府有关部门文件表述已高到两个“前所未有”地步：“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估计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可能超过全年实际消费量，远高于合理库存规模，再次出现“存不下、卖不动、收不起”形势。

新一轮粮食过量库存在我国新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下发生。一方面，农村劳力成本、汇率、土地等要素价格较快上升导致农业比较成本较快增长，受比较优势规律作用大豆进口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谷物进口近年也有不同程度较快增长，2014年粮食进口总量首次超过1亿吨。同时由于进口管制与其它干预措施，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国内价格已普遍较大程度高于国际价格。

另一方面，借助粮食周期调整力量与政府对粮食价格与生产补贴刺激作用，国内粮食生产2004-2014年取得“十一连增”成就。上述环境下，粮食与食品加工企业作为粮食需求方倾向于采购利用进口粮食，国内粮食增产一定程度上为增加库存做贡献，形成所谓“进口入市、收购入库”反常现象。

粮仓爆满与粮价下跌，提示一段时期延续的“三量齐增”粮食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并亟待调整。从改革时期几次粮食相对过剩调整经验观察，粮价下降和粮食周期调整不会影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然而会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连锁反应，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一是可能会终结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局面，引导明年甚至今后几年粮食产量下行调整。二是粮食“量价同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会拖累农村消费增速。三是改变近年粮食进出口变化态势。四是可能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依据有关CPI对粮价弹性估计，如果明年粮价下降10%到15%或许会拉低CPI约0.8到1个百分点，这对政府的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政策会带来新压力。五是对劳动市场产生边际影响。粮价下调与粮食生产比较收益降低，会在边际上降低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并相应增加转移激励。

新一轮粮食市场周期调整，有可能成为决定本轮宏观调整探底时点的“最后一只靴子”。

谋求改革突破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时期改革开放系统突破，是保证双重调整最终完成并迎来新一轮强景气增长的根本保障条件。

十八大以来最高决策层制定了三中全会系统改革规划，并在人口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推进改革开放实际步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适应，在关键改革领域谋求系统突破受既得利益格局阻碍，也面临不适应经济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思想观念制约，改革面临的“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困难超出预期。

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碍实现关键领域改革的系统突破，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在低位和下行阶段盘桓滞留过久，也可能使经济走出下行低谷后面临增长后劲不足的浅复苏或弱景气局面，甚至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弱势增长组合而成的某种滞涨状态。唯有力推供给侧系统改革突破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才能有效助推较快完成双重调整，为中国经济强景气复苏与持续较快追赶创造必要条件。

若成功走出低谷，中国将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人均GDP从世纪初1000多美元增长到去年7500美元上下，实现从较低中等收入提升到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据我国经济追赶历史表现与现实情况推测，目前这轮调整如能最终完成并向强景气增长转换，我国经济在新一轮景气成长阶段有可能达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上下，初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目标，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因而，本轮经济调整前景及其决定的未来五至十年经济运行状态，在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然而要实现经济后续强景气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有待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并由此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待于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有待于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第一，全面辩证认识调整期经济形势，坚定实施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政策的信心。既要重视GDP增速回落派生严峻困难，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合意变化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利益；既要看到调整期传统部门特别是上游工业部门调减产能过剩派生阵痛，也要看到新行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生长；既要看到资源密集省份面临特殊困难，也要看到中西部省区经济“弯道追赶”新亮点。

要反思西方主流理论通缩恐惧论偏颇，结合中国与国际经验重新审视通货紧缩影响，既要看到通缩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积极追加充实稳增长措施以应对，也要看到通缩派生“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化现实调节机制。在全面认识形势基础上坚定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

第二，充实加强稳增长与推进调整政策措施。一是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中性立场，需在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防范出现新泡沫之间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创新与传统总量工具运用上保持平衡，适当加大退出高位存准率等总量工具力度，以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

二是适度加大利用财政稳增长的政策力度。财政政策具有较好定向瞄准特点，并能有效撬动民间资金，在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形势下，可通过适度增加政府债务用于减税、增加民生支出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应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适当降低社保费率决定。

三是要在稳定资本市场近期波动基础上，稳健推进资本市场准入制改革，为企业在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创造便利条件，兼收调整期减杠杆与稳增长政策效果。

四是重视我国粮食周期调整动向和影响，从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减少流通价格干预、扩大农业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应对新一轮粮食市场调整并“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五是设立转型基金帮助特定地区面临特殊困难的资源性企业一次性转移或退出，这方面政策有助于稳增长与促改革，对目前困难较大的重工业部门与少数地区也具有较好政策瞄准锁定效果。

第三，短期稳增长措施有助于为双重调整赢得时间并推动经济复苏，然而实现强景气复苏则取决于能否切实推进供给侧的深层结构性改革，通过大幅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在劳动力等不可贸易要素成本以及在资产价格快速提升背景下，如果不能通过深化改革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下一步可能出现经济弱势复苏与物价快速上涨的更为棘手局面。

要加快推出实施类似于取消二孩生育管制这样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经济增长的改革举措，果断摘取改革地平线上“早已低垂的果实”。可分步骤取消与计划经济城乡隔绝要求相联系的户口管制制度，在农地普遍确权基础上尽快取消对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和流转权的限制，赋予农民在择居择业方面更为充分的公民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并进一步激发被抑制的城市化发展潜能。

要大范围减少对行业投资的准入管制以激活民营企业投资潜能，减少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准入管制并扩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度，让这些收入弹性较高部门更好发挥助推潜在增长作用。要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全部成就与中国崛起带动全球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代高度，在全面认识总结新中国经济体制选择与经济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拓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实践所需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空间。

第四，公众政策与市场力量互相补充，底层创新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鼓励培育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随着世纪初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过去以及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未来中国经济将越发呈现结构多样化与动力分散化特点。目前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大约6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水平，沿海四个最发达省区约3亿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从早先主要通过模仿创新实现追赶，逐步转向模仿与原发创新并重支持追赶。

一方面要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加快培育其前沿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培育推动增长的市场草根力量推动增长。顺应新信息技术与各类传统与新兴行业融合大趋势，积极实施鼓励“互联网+”政策方针，以改革创新为取向积极化解新兴业态生长与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

第五，要发挥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新世纪中国开放追赶提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无论在影响全球经济短期增长还是塑造未来发展格局的能力都有实质性提升。“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应全面分析评估我国经济能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在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时，主动设计实施建立中外的开放发展政策，更加奋发有为地改造世界经济。

一方面要扎实推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通过五通融合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防范风险存利去害，在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中发挥自身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我国明年举办G-20峰会的机遇，在多边场合系统倡导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理念，回应一段时期国际主流社会过于依赖短期刺激政策应对长期问题的政策倾向。

第六，防范潜在风险，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冲击未雨绸缪。调整最后阶段各种矛盾和压力最大，可能诱致相关政策动作变形导致旧泡沫尚未化解又促成新泡沫，这方面变化与原有风险释放相互交织可能派生新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延缓拖累调整周期的顺利过渡。

部分发达国家多年超宽刺激政策推动下形成的脆弱增长与新生泡沫因素，随着刺激政策退出与国际形势演变也存在较大变数甚至可能再次爆发危机，从外部加剧我国经济周期转变的困难。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加快推进并取得人民币“入篮”最新成就，然而也会对我国未来应对外部冲击在政策选择上构成新的限制条件。

我国经济一两年大体走出本轮宏观调整低谷期具有可预期较大可能性，然而也不应排除内外环境超预期不利变化派生潜在冲击。需动态管理与充实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与计提拨备资金以减少其系统脆弱性，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以增加应对来自内部外部金融风险释放冲击的主动性。需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在劳动市场、企业重组、减免税费等方面研究应对冲击预案，以便在小概率逆向情景发生时沉稳应对并争取最为有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