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阶段性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新趋势，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新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中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是我们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所在。
一、在世界格局调整中确立新优势
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差异，发展中国家以两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其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由198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39%。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发展中国家份额提高的14个百分点中，我国贡献了约11个百分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却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全球经济增速普遍降低的同时，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增速分化。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欧盟和日本内部经济结构的根本性矛盾尚未消除，仍未完全摆脱危机阴影；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要好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基于不同经济状况出台的差异性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各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过去我国依托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通过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重大机遇，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相结合，创造了快速增长奇迹。当前，我国发展所依赖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其需要重视。
外部需求萎靡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速大幅下降。2012—2014年间，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三年低于3%，年均增速仅为2.4%，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水平。危机前5年，贸易量增速约为GDP增速的2倍，但目前已降为1:1左右。贸易自由化安排也多表现为互惠性质，即排他性的区域贸易机制安排增多。
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原来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人口数量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优势。比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2，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3，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我国的1/4。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分工格局。智能制造、新型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价值链的一体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抓住新的机遇，逐步确立新优势。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对合作伙伴有较强的吸引力。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800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拥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丰富。我国每年的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700万，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
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为我国带来低成本海外并购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尤为突出，导致大批拥有先进技术和国际品牌的外国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它们迫切需要有实力的合作者，这就为我国企业更好实现大规模“走出去”提供了机遇。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等，都是抢抓机遇的成功案例。
二、在新常态下积极培育新动力
有关研究表明，经济高速增长无法永久维持，几乎所有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都出现了明显回落。比如，追赶历程和产业演进路径与我国相似的日韩等东亚经济体，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经济增速平均降幅在30%左右。目前我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90年代初的韩国发展水平相当，正处于类似当年日韩等典型后发工业化经济体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回落的时间窗口。在后发经济体发展规律主导下，我国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与以工业化追赶为特征的高增长期不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
需求结构和动力不同以往。一是出口拉动作用减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进入低迷期，外部需求空间相对收缩。同时，由于要素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传统低成本优势削弱，出口两位数增长已成为历史，进入个位数增长时期，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二是高投资难以为继。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很多传统工业领域已经相对饱和，不少代表性工业产品产值到达或临近峰值，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效率持续走低。城镇户均住房超过1套，房地产市场出现趋势性调整，新开工投资峰值已过。基础设施主要架构和干线建设基本完成，投资虽然尚有空间但带动力已然下降。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集中爆发力减弱。过去以住宅、家电、汽车为主要拉动力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开始出现。
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格局变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预计整个“十三五”期间将呈现年均减少200万人的态势。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大幅下降。二是投资率降低。201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0.7%，企业利润水平下降对投资产生了直接影响，投资率逐渐下降。三是土地资源约束日趋增强。我国国土辽阔，但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有限。近几年来，工业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与保护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土地价格上涨，导致一些地区房价、租金高企，对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还有一些区域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严重，环境承载力接近甚至达到极限。四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1978—200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7%，但2009年以后增速明显回落，2009—201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目前，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的空间明显收窄，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也在减弱。这一方面受制于技术追赶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原有的生产率提升路径难以为继。供给条件的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回应人民对良好安全环境的期待，满足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要求。
资源配置方式亟须深入调整。由于先行国家有成熟的经验、技术和产业发展路径可供直接学习借鉴，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努力与政府资源配置力相结合，就能够在追赶道路上释放出巨大能量。但随着我国不少领域逐渐接近世界前沿，现成的技术和经验会越来越少，就需要更好发挥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试错能力。同时，宏观调控中总需求管理的作用也会相对减弱，而更多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条件，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
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经济中的巨大潜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空间广阔。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54.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大约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二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据相关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的规模达到全球领先。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具有全球最大、成长最快、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国将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些潜力必将变为现实，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力量。
三、在新的开放条件下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度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中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积极推进经济迈入更高阶段。实践证明，追赶型后发国家在经历高增长后，经济增速回落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经济转入成熟阶段后的回落，如德国；另一种则是经济体在经历快速增长后，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新条件和新情况，导致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引发社会冲突，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要清醒认识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结构优化升级会自动实现，经济风险会自行消化，经济发展会自动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也就是说，新常态阶段的调整变化并非指向唯一结果，经济成功迈向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是积极争取、努力作为的结果。
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虽然下来了，但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巨大，要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实现质量效益更高、更有利于生产率提升、更有利于发展成果公平公正共享的发展。我们原有的发展模式存在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点，即企业盈利状况对高速度比较依赖，速度一旦降下来就会有大面积的企业亏损。而国际经验显示，增长速度降低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不能盈利。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决摒弃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利用好自贸试验区这一开放平台。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仍是我们新时期的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还不高，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应努力为服务业发展创造宽松环境，加快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内要积极深化改革，为服务业松绑，对外要扩大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改革。当前我们对服务业领域先进的开放管理模式还不够了解和熟悉，自贸试验区就为学习借鉴国外服务业发展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允许我们在试验区内先行先试，再逐步向全国推广。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要注重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试验示范作用，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二是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开放高地，发挥地区增长极作用。
积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这项倡议很好地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得到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覆盖面广，合作内容丰富，合作方式和路径多元，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理念极具亲和力，已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的大平台。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平台，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机制，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磋商，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开拓新兴市场，优化产业布局，提高我国统筹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