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9.8%，其中“十一五”期间高达11.2%，取得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发展成就。但进入“十二五”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未能实现两位数增长，2011年为9.2%，2012年和2013年皆为7.7%。按照国际标准，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仍是鹤立鸡群，但在国内外分析家中产生了经济悲观情绪。一些国际上的观察家关于中国经济将要“撞墙”，乃至泡沫即将破裂的预言不绝如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尽管得以改善，但仍成为唱衰中国经济的素材。国内一些经济分析人士也受到增长速度减缓等现象的影响，陷入经济悲观论。

这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是以往“狼来了”谎言的重复，还是会不幸而言中？关于增长速度的悲观情绪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通过科学分析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对于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心，更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从而影响政策手段选择的恰当与否。

一、中国经济正常进入换挡期

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有学者在分析多国历史数据后发现，以一个特定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拐点，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平均6.8%下降到之后的平均3.3%。分别看不同的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减速本身是发展阶段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在换挡期采取的应对之策，却决定一个国家从高速增长进入较低速度但更可持续的增长，还是一路减速至长期经济停滞。正是在后一情景下，某些一度经历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亦称增长速度换挡期。在过去36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度条件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稳步降低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这个人口红利表现为，第一，较低且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力充分供给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份额；第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为载体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意味着资源实现了重新配置，推动了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1982—2010年期间的GDP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71%，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为7.5%，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5%，人口抚养比贡献率为7.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9.6%。

多年来，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人口结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首先表现为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因此，可以预期中国将经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过程。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决定GDP的潜在增长率。而从需求方面来看，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决定了该经济体是否能够在其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增长。由于人口因素的影响涉及劳动力供给、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2010年以后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根据我们的估算，GDP的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可以维持的正常增长速度，正在从1995—2010年这15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到“十三五”时期还将下降。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过去两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方面因素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方面的短期冲击结果。第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7.5%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压力。第三，人口因素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二、正确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我们说建立在“崩溃论”基础上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认识是有害无益的，是因为这样的错误认识会妨碍我们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大多数悲观论都把中国经济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原因。其中广为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以往的增长过分依赖外部需求，不仅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负责，还导致自身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一般建议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提高国内需求对GDP的贡献份额。与此逻辑上相连的政策建议是，既然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那么，通过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则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由于这类政策建议错把经济增长减速归结为需求方面的因素，而不顾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供给方面因素，一旦转变为实际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在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从而供给因素制约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除了通过补贴等方式保护落后产能，并不会对竞争性的实体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由于基础设施需求是由实体经济派生出来的，在实体经济没有更大投资需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刺激性政策除了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之外，只会把流动性引向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最终推动经济泡沫。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破裂以及此后的长期经济停滞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针对经济增长减速的政策应对，第一步是使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的“奥肯定律”表明，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对应着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业，2012年和2013年中国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没有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就业问题。例如，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的水平，而调查失业率大体保持在不高于5%的水平。根据测算，由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率目前大约为4.1%，不高于5%的调查失业率则意味着，周期性失业率最多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现象，而结构性失业不能靠总量刺激政策来解决。

可见，近年来政府确定的7.5%的GDP增长目标，由于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而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将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实际上，过去两年中央政府没有寻求高于预期目标的增长速度，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减少了政府对直接经济活动的干预，缓解了产能过剩的进一步加剧，避免了经济泡沫的形成，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宏观经济受到需求方面因素冲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有其用武之地，但是，在选择恰当政策手段时，区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的冲击因素至关重要。

三、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往的增长源泉已经式微，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驱动型，转向主要依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

一般来说，发达经济体处在技术创新的前沿，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也比较成熟，实现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都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它们不可能有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中国经济也会到达这个阶段。但在这之前，通过消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性障碍，在一定时期里仍可取得较快的增长速度。换句话说，虽然不应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就是获得改革红利的过程。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压力，与过往10%的增长率相比显然是降低了。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

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例如，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约束条件看，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一些具有优先地位、需要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并同时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制订负面清单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同样能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将增进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力。这些改革，无疑都在创造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作者简介】

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