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3月12日报道，近几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汉语学习热降温了，几乎所有大学的中文系注册学生都下降了，一些大学下降了一半甚至更多。就我同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一些美国大学中文专业的老师接触，他们都为注册学生人数急剧下降而迷惑、担忧。路透社报道认为，美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下降有两大原因，其中之一是污染——基于我与美国人接触的了解，所谓污染，主要指空气污染，或者雾霾。
按说，我是应该知道美国人对肆虐中国的雾霾的忧惧的，饶是如此，看到雾霾竟然成为引起美国学生汉语学习热情下降的一个主因，乍然间眼镜还是差点儿掉下来：这雾霾的蝶翼震动波及这么无远弗届!
回想起来，空气污染、雾霾也不是现在才有。我个人对雾霾问题的关注起于1997年。当时我的英国朋友宗恩到访我生活的城市成都。闲聊间，他说起中国人也热情菜也美味，就是空气不好。成都也不例外。他的话好像一语惊醒梦中人一般，对呀，七十年代自己的儿童时代，夏日的晚上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和天边划过的流星，那会儿天是要青些，水是要绿些，视线时要远些。
温水煮青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每天生活在这里，对于一天天加重的污染，也就逐渐地调适了，以至于习焉不察，以至于习以为常了。
后来的这些年，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了，但是，正如那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之人，对空气之“臭”我也渐渐麻木了——何况，除了能见度低点儿，望不见西岭雪以外，倒也没觉得有太多身体上的不适。
我周围的大多数人对雾霾的麻木大致也跟我差不多。空气质量、雾霾成为公众生活的一个日常话题、以至于成为经久不衰的日常话题，据我的记忆，与美国有关。2011，北京美领馆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引发了中国公众和媒体对空气质量的惊呼，网上一片声讨之声，有部委官员批评美国大使馆无权“擅自”监测和发布“中国的”空气质量数据，几乎上升到某种主权之争的高度。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同胞对美国人的同仇敌忾，反而引起公众进一步的哗然和嘲讽，甚至觉得要不是美领馆的数据，都不知道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中国最知名也最敢言的医生、呼吸专家钟南山先生一再公开指出雾霾对于人体健康、寿命的严重影响，谓中国人的肺大多都是黑的。我每每在读文章的时候紧张，之后会戴几天口罩，可是时间一久也就淡然了，有时候甚至无力地觉得，这就是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命，如果自己对于改变这种状况什么都没做，那就该当承受任何后果。
据我观察，对于与雾霾长期为伴的大多数人来说，也许由于雾霾对健康的影响毕竟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生活中需要操心和马上需要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似乎也顾不上可能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才会体现健康后果的雾霾。大家会抱怨，不过，也就是——我估计是也只敢——私下说说而已。大家把头埋进沙子，日子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街上偶有戴口罩的人，但是，并不多，更多的人该怎么呼吸还怎么呼吸。有外国朋友问，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呢?朋友们会说麻烦。外国朋友不解：麻烦?难道比生病住院更麻烦吗?
不过，另一个外国人、我的苏格兰裔美国夫君对中国的雾霾有非常即时和强烈的反应，这有助于我理解那些因为害怕雾霾而决定不学汉语的美国学生——不然的话，我怀疑我会不会觉得难以理解这些美国学生，会不会觉得他们矫情、娇弱，甚至怀疑记者言过其实。
2012年的冬天，夫君第一次在成都过圣诞节。冬天，是成都空气质量最差的时节。天气寒冷，天空阴郁，雾霾严重，空气污染每每爆表，长时段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到了成都两周后，他感觉身体不适。胸闷、气紧、干咳。我以为是感冒，而且程度轻微。他认为不是。好吧，为表重视，次日就陪他去医院挂了专家号。老专家给他检查了一番，结论是“单纯感冒”，给开了感冒药。他坚持觉得自己患的不是感冒，但是既然专家都说是感冒了，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虽然心里还是犯着嘀咕。于是那个傍晚，他坐在电脑面前，说是要我看一首诗。我兴冲冲地跑过去，一看，题目是“我不是在招手，我快要淹死了”——我起初没有反应过来，突然灵光闪现：莫不是曲折委婉地抗议我对他的病太轻描淡写、重视不够么?不过，说真的，对我来说，我对他的病已经够重视了。如果病在我身，我一定是拖着，大不了凭经验去药店买点儿药对付。他对于身体状况的细致体会和周到关照、养护，不知道是文化的原因，还是生活水平健康意识的差异，总之，我的确没有见到自己的亲友对自己的身体如此悉心关爱。
事实证明他的感觉是对的。他乖乖地吃完了那堆感冒药，可是情况不仅不见好转，而且还越来越恶化了。好在再过一周后，他就回了美国。看了他的医生，诊断结论是空气污染引发的支气管炎——那会儿，他有些沉冤昭雪的得意：我就说是比感冒更高级的病吧!
这之后，他每次回成都，都会准备好充足的3M口罩——而且口罩越来越高级，防护性能越来越强大，多热的天出门都戴着，还给亲朋好友每个人都赠送了至少两个——不过，大家可能都拿来压了箱底，反正我从来没见大家戴过!去年的夏天，在成都呆了半个月左右，他又发作了支气管炎。这次他拒绝看中国医生。在中国看过几次医生后，他已经不信任中国医生，也不信任中国的药了。他宁肯推口好些了也不肯去医院。这可如何是好!好在侄子建议到网上去找找外资医疗机构，结果找到了“环球医生”——我顿觉如释重负!
“环球医生”的美国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支气管发炎，元凶是空气污染。医生给开了药，嘱咐他尽量少出门，随时戴口罩，家里二十四小时开着空气净化器。饶是如此，他还是常常觉得胸闷、气紧，呼吸不畅。他不仅不敢进行他热爱的跑步，连出门都尽量免了，即便出门，也是尽量少做停留。一旦办完了必须的事情后，他就要求离开成都，且目的地不能是其它大城市，因为那些地方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
去年的圣诞回到成都，不仅是出门，连在家里他都戴着口罩，吃饭和交谈的时候才取下来一小会儿。就是这样，不到一个星期，肺部就开始发紧，似乎又要发作支气管炎了，只好赶紧到峨眉山躲避。实际上，他一到中国就发作支气管炎，一回美国就什么事都没有，这给我非常大的精神压力，我觉得为了跟我的家人团聚，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实在于心不忍，所以，已经开始建议他以后最好不回中国了。
说真的，我一边心里多少觉得这美国人的身体也太娇气太娇贵了，一边也不能不感叹这与他们的养尊处优有关。夫君生活的洛杉矶已经是美国出名的空气差的城市，可是年平均空气污染数据只有十八，而据《成都日报》今年2月13日报道，2014年成都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有74天轻度污染、31天中度污染、30天重度污染、7天严重污染，而就是那些优良的日子，污染也比人家平均差着几倍。
有一个笑话说，一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某国家公园被眼镜蛇给咬了，结果，眼镜蛇中毒而亡!我们是该为我们千锤百炼百毒不侵而骄傲呢，还是该为空气这样如此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深重恶化而悲哀、而着急、而努力改善呢?
空气质量的改善，当然是全社会的责任，但是，政府是不是应该负起更大的切实的责任，尤其是在产业规划、环评和环保措施制定及落实方面严格把关呢?过去的几十年，发展被视为硬道理，以致于演变为发展拜物教、几乎到了只见发展不见人的境地，人的健康和基本福祉被严重忽视。就以成都来说吧，前届政府不顾专家的反对、民众的担忧，在成都上风上水的彭州，强行规划、修建了巨型的炼油和石化项目。当有公益人士和平表达担忧的时候，政府直接就抓人了，并长期把彭州石化设为敏感词，不许进行相关的讨论。有感于政府对民众的不沟通、反沟通，2009年，我写了《从彭州石化看政府与民间沟通机制的欠缺》一文，结果文章还没有宣读和发表，仅凭着文章题目，政府就如临大敌，我也就因此“享受了”“听取”有关人士“汇报情况”的“待遇”，而我当时任职学校的外语系总支书记则在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批评：有意见可以私下议论一下，但是绝不可以写文章说三道四——从此，他失去了我的尊重。当然，那届政府(其首脑近日正在受审)也失去了我的尊重。
美国学生学习汉语当然是为了和中国打交道，为此，他们需要前来中国，谋求把费劲学得的汉语转化为职业的机遇和收入的兑现。可是，在中国以雾霾深重、空气会毒害身体而成为畏途的时候，一些人宁肯不来中国，不学汉语。这很合理。他们当然也可以这么做。连李光耀后期也因为惧怕中国的雾霾而减少到访中国，而外国使领馆和跨国公司即便对派驻中国的人员提供污染补贴也不易招募到“敢死”之士。
雾霾治理非一朝一夕之功，我惟愿同胞真地可以形成对雾霾的免疫，真地在雾霾面前金刚不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