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为南菁学子题辞时，正在主持一手创办的无锡国专，谋求在现代教育体制中继承育才传道的书院传统。20世纪的历史洪流是废书院而兴学校，而一些有识之士显然并不认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日乙未，清政府鉴于“人才为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乃谕各地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4个月后，长江之畔的江阴县城，时任江苏学政李殿林遵旨将治下开办近20年的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并上奏南菁学子经史、政治、天算、格致之学门径已通，直接改习经学、史学、政学、艺学各门课程即可，无庸循序渐进，如风气未开之地一般。奉旨报可。一切看起来仿佛焕然一新，又似乎依然如故。
大学堂里的旧教习改书院为学堂，原是受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影响。京师大学堂初设，无论师生，均以出身于国学和旧式书院者为多，在传统学术相关科目如经学、史学之中尤其如此。所以学制虽变，而学术格局仍在。
后来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16年、给顾颉刚冯友兰们从伏羲讲起的陈汉章，此时才入校就弟子列。陈氏回忆在大学堂读书的经历，曾有“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讲经皆宗是书，称曰‘黄教谕说’而不名”的说法（陈汉章《礼书通故识语序》，《陈汉章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这里提到的“黄教谕”是指黄以周；所说的“是书”，即黄氏名著《礼书通故》。黄氏不但是晚清礼学巨儒，而且是近世书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南菁书院任院长15年之久，陶冶风气，培育出众多的学者闻人。
所谓“太学诸经师多南菁书院弟子”， 据今人赵统的统计，大学堂时期在此任教的南菁书院弟子有章际治、刘可毅、杨模、顾栋臣、丁福保、汪荣宝、胡玉缙、孙雄、白作霖诸家，而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之后，执掌教鞭的还有田其田、孟森、夏仁虎等南菁弟子（赵统《南菁书院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此外，曾任北京大学法科及国学研究所教授的董康，也是南菁弟子。这份名单之中，不少至今犹鼎鼎大名，即使是一些现在看来不甚熟悉的，在当时也是颇具声望的人物。如顾栋臣（1869—1913）， 字恒斋，号枚良，出于无锡顾氏一族，甚得两江总督端方礼遇。他是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的学生，后来与蔡元培等一道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国文教 员。宣统元年（1909）起，清政府游美学务处每年组织庚子赔款留美预备生考试，顾栋臣都是判卷人。后来成为经济学家、西洋史教授的陈翰笙算是顾栋臣的小同乡，曾去投考，可惜英文和数学却不及格，只得落榜回家。多年后陈翰笙却与顾氏的小女儿结为伉俪，只是顾氏已不及见了。据陈翰笙说，他的父亲陈濬（觉先、菊轩）也曾就读于南菁书院（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孙小礼《我与北大往事三则》，载谢冕、胡的清编《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京师大学堂讲台上的南菁弟子虽然出身于传统书院，却纷纷登上新式学校的讲台，并始终能在清末民初的教育领域乃至动荡时局中占据一席之地，直接原因自然与新旧交替之际教学内容的相对延续有关，同时也提醒我们，像南菁这样的传统书院在培育人才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
南方之学，得其菁华南菁书院是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在两江总 督左宗棠的鼎力支持下于江阴创建的，时在光绪八年（1882）。先此，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迎来“同治中兴”，迅速决定恢复文教，以抚平战乱带来的灾难，底定人心。全国各地迎来大规模发展书院的热潮。左宗棠就是当时最热衷于办书院、育人才的大员之一，他任陕甘总督时，即在西北地区兴建、修复书院几达40所，及综制两江，下车伊始即赞助黄体芳筹办书院。
小城江阴，是江苏学政衙门所在地，一省学政在省城之外驻节，这种情况在清代是不多见的。惟其如此，南菁书院才能在这里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也因有书院之设，使得江阴愈益成为“文化枢轴”，“彬彬为人文渊薮”（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1931年）。书院光绪八年九月奠基，九年六月建成，2年后学政黄体芳卸任，继任者为王先谦，后更有杨颐、溥良、瞿鸿禨等人。至于书院院长，则由张文虎、黄以周、缪荃孙、林颐山、华世芳、丁立钧等人陆续担任。除去上述黄以周被执教京师大学堂的南菁学人尊称为“黄教谕”的事迹外，南菁弟子对其他诸位师长的感激、崇敬也是溢于言表，并将这种心情与对学坛风气及文化氛围的理解判断结合起来，确认南菁书院在当时的地位有足多者。南菁书院能在同治以降的书院发展潮流中后来居上，成为晚清民初人才的渊薮，无疑是与总督、学政和书院各位师长的辛勤栽培分不开的。其详情非此短篇所能展开，请以最初两任学政为例，略述其作育人才与发展书院的事业。
王先谦以国子监祭酒接任江阴学政，即发《劝学琐言》一本，劝勉江南士子以《尔雅》《说文》《文选》《水经注》四种撰为集注；复建南菁书局，发起编纂《皇清经解续编》和《南菁书院丛书》，收录众多清代学术著作，而其中颇有南菁师生著作入选，这应是王氏提携南菁之举，《续经解》至今犹有《南菁书院经解》的异称；又实行双院长制，令诸生闻道多途，
学力日增。所刊诸书皆为治学要籍，风行域内，南菁书院遂迎来全盛时代。宣统三年（1911）七月，王先谦七十生辰，门人缪荃孙撰为寿序（见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宣统三年条），又云：“江阴三年，使车再周，文学之士，选拔殆尽。南菁书院初创，先生为集巨款，增学额，弦歌鼓舞，蒸蒸日上，至今礼学馆所共推、 江苏通志局所首选，皆南菁之门人。呜呼，盛矣！”
黄体芳虽然在书院的时间未满三年，但他作为创始人筚路蓝缕、经营书院的功绩并未为后人忘怀，有人甚至发出“海内树风节，莫如瑞安黄”的慨叹（李祥《游南菁书院敬怀黄漱兰先生》，《学制斋诗 钞》卷一）。南菁弟子曹元弼对黄体芳的追忆，则褒扬得更为切实：“先师瑞安黄公漱兰先生督学江苏，以经史实学、经济气节教士，建南菁书院于江阴，以造就人
才。大江南北英儒瞻闻之士、鸿笔丽藻之客，蔚然并臻。”（曹元弼《纯儒张闻远徵君传》，载张锡恭《茹荼轩续集》卷端）其中“经史实学、经济气节”八字，确 实点明了黄体芳培养人才的思想要旨，就在于兼采汉宋之学。黄体芳离开江阴之前，范当世代之作《南菁书院记》一文，解释书院名称的由来时说：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之曰“南菁书院”，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祫祀汉儒郑君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性之所近而不限以一先生之言。礼致训诂词章兼通之儒以为之师，而征求各行省官刻书籍以庋乎其中。于是既敕既周，檄下诸郡，各以其异等诸生四面来至，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通经博古之课，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以至于今三年矣。
此文经黄体芳修改后，勒石存于书院内，应该代表了黄氏本人的意见。南菁之意，最早见于《北史•儒林传》“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一语，朱子《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引之，而谓子游敏于闻道，已开南方学统，黄体芳给书院命名之意在此，而无衡量南北学术异同之意在。曹元弼所说“经史实学”即与“训诂词章兼通之儒”相对应，而“经济气节”则观《书院记》下文“人才之兴，无非谓国家者”、“充其本原，而强乎其不可变之道，以待无穷之变”可见。书院奉祀汉儒郑玄与宋儒朱子木主，黄体芳又撰藏书楼长联有谓：“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其郑重申明的，仍是汉宋并重，读书与气节相砥砺。至于后人流传，将“文苑”二字讹为“道学”，似是无形中突出朱子所致，倒也与左宗棠《南菁书院题额跋尾》推重程朱暗合。而黄以周后来作《南菁书院讲学记》，以为子游独得圣人博文约礼之正传，郑朱两家又皆归于“礼”字，在院讲学特重三礼，遂将南菁学人引领至一新境界。
修书兼议礼，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黄以周最精三礼，南菁不少弟子随之问业，《南菁讲舍文集》《南菁文钞二集》中诸生研礼之作颇多。有几位极得院长黄以周礼学之传，如张锡恭著《丧服郑氏学》、曹元忠著《礼议》、曹元弼著《礼经校释》《礼经学》、林颐山《经述》、钱同寿《待烹生文集》说礼之文亦精。
从前述缪荃孙所撰王先谦寿序中可以知道，南菁弟子不但在京师大学堂执掌教鞭，还有不少人进入礼学馆等相关机构。光绪末年，清政府由礼部设立“礼学馆”，原意为赓续乾隆《大清通礼》之盛，略事修补，后乃将举凡国家、人民一切礼仪制度囊括进来，大加编订，欲通行全国，以为法则。林、张、曹、钱与同为南菁出身的胡玉缙、丁传靖率皆入馆。开设礼学馆是传统中国制礼的尾声，也是近代一系列国家制礼活动的序曲。连未入京的曹元弼，也备列顾问。可见缪荃孙说南菁门人为“礼学馆所共推”，洵非虚语。南菁学人
群体投身修礼活动之中，庶几不负黄以周栽培之恩，也彰显出书院弟子承继古学、希图用世的文化立场。
本来，张锡恭是抱着“纂修之职，是修书而非议礼”的态度从事纂修的，但于礼所当议者，认为也不能无所事事，后来终于忍不住肩负起“息邪说、放淫辞之责”，认为“凡阳托宪政、阴背纲常以塞礼教之路者，礼馆当辞而辟之，纂修者之职也”（张锡恭《修礼刍议》，《茹荼轩文集》卷二）。曹元忠更深有感于当时“礼教陵夷，邪说蜂起，裂冠毁冕，拔本塞源，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认为“惟礼可以已之”，乃“正言力辨，援据古今，申明大义，以合乎天则民彝之正”（曹元弼《诰受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载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端）。胡玉缙还作有《辨郑注明堂位天子谓周公之谬》一篇，据叶景葵说系针对摄政王载沣而发（见叶景葵《卷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礼学本是践履之学，诸人在研讨礼学的同时，绝不曾忘情时事，他们确实尽到了议礼之臣应尽的责任。汉末郑玄从学于马融，北宋杨时出程颢之门，遂有“道东”、“道南”之说。而这些南菁弟子在京师礼学馆贡献所学，黄以周倘若在世，便可自慰“吾道北矣”了。
这一礼学馆本拟大张旗鼓，妥善完成制礼工作，然而开馆未久，武昌革命爆发，清王朝倒台，礼学馆寿终正寝。《清史稿•礼志》记“德宗季叶，设礼学馆，博选耆儒，将有所缀述。……未及编订，而政变作矣”，即综括出了礼学馆的短暂历程。近代中国国家制礼活动屡起屡踬，即导源于此。在激烈震荡的20世纪，古老的礼学日渐等同于“吃人的礼教”，礼学馆之所作所为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难怪曹元忠会以“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自励，发出了“我礼学馆诸臣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必为其匈匈而辍行耶”的呼 声（曹元忠《救护日月礼议下》，《礼议》卷下）。
辛亥以后，张、曹等人矢志偕隐，闭门绝世，作起了遗老。曾几何时，袁世凯又开礼制馆，像曹元弼就峻拒之而已（王大隆《吴县曹先生行状》，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正如吴飞评价南菁学人时所说，“南菁诸公虽然总希望能通经致用，却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吴飞《斯楼应许附千秋》，《读书》2015年 第8期）。他们不是不想以礼学经世致用，只是他们有自己的坚守，黄体芳主张的“强乎其不可变之道，以待无穷之变”的姿态，在这些南菁弟子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而令人尤感兴味的是，在礼学馆的张曹等人为礼教鼓与呼的同时，同是南菁书院弟子的汪荣宝与董康却参与了法律馆引进外国法律的活动。南菁花开两枝，足见清季五光十色的思想倾向不能不投影到书院之中。
三吴才薮南菁书院所培养的人才以经学、礼学之士最为学者所称道，其实南菁弟子在清末民初政、教、文、商甚至军事领域的作用均不可小觑。这无疑也与书院训练生徒的导向有密切关联。
就书院课艺而言，经学、古学自是主要内容，而数学、兵制、阵法乃至时务等题目亦在课士之列。发表在《南菁札记》与《南菁文钞三集》中的数学论著比比皆是。书院主讲算学的教师华世芳原是书院弟子，后任院长，他是近代数学大家华蘅芳之弟。崔朝庆创办《数学杂志》，弟子杨冰也堪称我国近代数学研究的先驱。前文提到的顾栋臣，不但在大学堂担任国文教习，还充任过法政学堂的算学教习，在游美学务处是数学卷的判卷人，可见其在数学方面也颇具造诣，他曾发起算学研究会，有《算草》《算学讲义》等著作。丹徒学子何国恂还有算学课艺刊登在《南洋七日报》上，此后便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曾翻译过日本原村龙太郎的《测量教科书》，并主编了《宁省师范学堂算学 课艺初编》。
戊戌变法时期，南菁课艺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南菁文钞三集》中，可见《禁黄金出口议》《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西国听讼用律师论》《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论普法之战》《论美禁华工事》《论日本变法》等名目。据此已可窥见时代风气对书院课业与人才培养的影响。
改制以后的南菁书院，陆续启用了高等学堂、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省立第九中学等名称，直到今天的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而其作育人才的传统，历久弥新。南菁高中毕业的史学家王伊同说的好：“南菁之名书院也，裁十六年耳。其后两变：曰学堂，曰学校。论品类，则有公立、私立之殊。论学制，又有三年、六年、文科、农科、文理科之别。然而南菁之名，固 屹然不稍撼。”（王伊同《南菁书院志序》，载赵统《南菁书院志》卷端）我们翻看1930年代的校刊《南菁学生》，内容丰富，涉及领域众多，很多篇目置于今 日学术期刊中亦无愧色，如《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及其救济方法》《文艺与复兴中国民族及世界革命》《分子运动说》《我国矿产纲要》《文赋研究》《论多数的权威》等，很能体现南菁学子风貌。1931年第6期还刊有一篇化学领域的译文《重要有机化合物之一瞥》，译者是1926年入理科班就读陈国符，这时只有十六 岁，后来则写出了享誉世界的《道藏源流考》。1935年，书院时期的南菁弟子唐文治为了向这些青年才俊表示鼓励，给《南菁学生》题了四个大字：“三吴才
薮”。
南菁书院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变迁，她的弟子们却垂垂老矣。题辞后六年，1941年元旦，唐文治组织时在上海的书院校友在绍耕庐举行了一次聚会。有十一人到会，年纪最长的唐文治72岁，最小的 庄庆祥也已62岁，其余朱香晚、雷瑨、丁福保、蔡松如、吴增元、单镇、金松岑、钱崇威、蒋维乔率皆七旬上下，合计共七百六十岁了。
欲兼学堂书院两者之长唐文治光绪十一年（1885）入南菁书院，7年后成进士，历充清廷各部要职，后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一心培养国家栋梁。1920年底，已在当时南洋大学校长任上辛勤耕耘了14年的 唐文治，终辞校务，卜居无锡，联合同仁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从此操持该馆，作育人才，长达30年之久。他的后半生几乎与无锡国专相始终。唐氏在书院时践 履笃实，希圣希贤，与同窗章际治等人在黄以周门下“尤为高第弟子，若七十子之有颜、闵焉”（孙雄《清故翰林院编修章君琴若墓表》，《旧京文存》卷八）。尽管他并未像其他同门一般传承黄以周的礼学学脉，但却始终尝试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实践育才传道的书院传统。
而早在南菁书院改为学堂之际，沈曾植已对曾任院长、后改总教习的丁立钧表达了南菁书院本以经义自存、设学堂不必改书院的私见（《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历史文献》第16辑）。20世纪的历史洪流是废书院而兴学校，显然，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并不以为然。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因黄遵宪之介，就聘长沙时务学堂，在回复陈三立、熊希龄的信中，道出了他的办学主张：“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两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引之。”可知自那时起，即便是激进变法者也会承认，书院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要与新式学堂并举，乃能收到育 才造士之效。这一主张不知是否在湘中形成一种风气，到了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发起湖南自修大学，在《创立宣言》中就声称“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因此，他在船山学社创设的这所自修大学便要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
1920年代，胡适有多篇文字或演讲牵涉书院问题，其中一篇《书院制史略》讲到：“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以上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924年，清华校长曹云祥筹建研究院，“特请胡适之代为设计，胡氏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
制，为研究院绘一蓝图，其特点，如置导师数人（不称教授），常川住院，主讲国学重要科目，指导研究生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置特别讲师，讲授专门学科。后 来研究院的规章，大致即本此蓝图”（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蓝文徵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仿佛在现代大学中辟出一块类似书院的“乐园”。
从书院到学堂，再到现代大学，名称既改，形式亦大变，而书院精神嗣有余响，并未轻易消散。人们甚至期望，书院真像学者所说的那样，“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对现代教育体制深切反思的今天，重提书院文化应该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