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繁荣，与其渐趋健全、严密与完善的科举取士制度密不可分。
两宋重科举，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科举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特奏名进士及诸科正奏名、特奏名登科约11万人左右，是“唐、五代1万多名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明代2万4千多人的4.5倍、清代2万6千多人的4倍”（龚延明《〈文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补正》，《文史》2002年第4辑）。然而，保存完整的登科名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所载进士分为330、601人，若是再加上《太平治迹统类》所保留的开宝六年榜26名进士，仍有115榜的登科名录与进士名单阙如。在浩瀚的文献中，龚延明与其团队筚路蓝缕，历时廿载，撰就了14大册近1000万字的皇皇巨著《宋代登科总录》（以下简称《总录》），是宋代科举研究的基石。《总录》首先以118榜先后为序，将可考之登第者一一系于榜下；无具体登科之年的登科者，作为附录；每位登科者，都有独立小传，包括登科人姓名、字号、籍贯（所属州县）、亲属关系、登科年、何种科目登科、登科后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最终官以及谥号等项，小传之下为第一手资料支撑的书证。体例甚为周详。可以预期，宋代科举及其相关研究将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以下仅以小传为例，粗略探讨其可以拓展的研究空间。
《总录》收小传达4万余人，已具备对宋代登科资料进行大规模数据统计、分析的条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需求生发出不同课题。
就地域而言，有宋一代江西一地文学大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陈贵谊、李道传《谥文节公告议》，《诚斋集》卷一三三）。以上名人，在《总录》中都能一一查检到，欧阳修（第1册第447页）、王安石（第2册第573页）、刘敞、曾巩（第2册第856页）、曾布（第2册第855页）、曾肇（第2册第1013页）、刘恕（第2册第627页）、黄庭坚（第2册第1009页）皆为进士出身。蜀地自西汉起“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汉书·文翁传》），就进士而言，宋代到底江西更盛，还是蜀地更多？再进一步，就江西一地而论，饶州、信州、抚州、吉州诸地，何地进士更多？洪州南渡后为隆兴府，就此地而言，南北宋及第人数、及第科目等有何差异？南昌、新建、奉新、丰城、分宁、武宁、靖安诸县及第人数又有何差异？这些根据《总录》皆能很方便地统计出来，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可以以此为模式统计其他区域。《总录》当前的呈现是以时间为纲，如果以上述模式统计，那么《总录》便可以以地域为纲呈现。在所有数据已经具备的前提下，不同的统计方式和呈现模式，带来的是研究领域与研究思路的拓宽。
就家族而言，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澶州晁氏、江阴葛氏、崇氏虞氏等都是久为学界所关注的依靠科举、道德、文学而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总录》呈现出了更多的家族、亲属、姻亲等进士群体脉络，完合可以构建出立体的宋代人物关系网络。
例如黄茂宗，“字昌裔，洪州分宁县人。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二甲第三十五名，初授崇信军节度判官，寻卒”（《总录》第1册第316页），与“弟滋、湜、淳、涣、灏、浃、注、渭、浚，十人并驰文声，时人号曰‘十龙’”（嘉靖《宁州志》卷一七），《宜州乙酉家乘》称：“铢龆龀时，先祖训之曰：‘吾七世祖仕南唐为著作郎，知分宁县，因家焉。传三叶，有孙十人，登第者七名，旁皆从水。从是者第四，左朝散大夫位也。’”（《豫章先生遗文》，《宋集珍本丛刊》本）结合《宁州志》《宜州乙酉家乘》，可以我们推知黄茂宗与滋、湜、淳、涣、灏、浃、注、渭、浚等皆有文声，《家乘》称“有孙十人，登第者七名，旁皆从水”，正与《宁州志》所载相吻合，那么登第者是否果为七人？有学者根据光绪重修《江西通志》将黄茂宗、黄注、黄渭、黄淳、黄浚、黄湜与黄灏七人勾勒出来，看似正与《家乘》所称相合。那么黄滋、黄涣、黄浃三人呢？《总录》称：
黄浃，字茂逸，号平之。蔡州人，徙洪州分宁县。嘉祐六年登进士第。
同治《南昌府志》卷二九：“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黄浃，分宁人，据《州志》增。”
同治《汝宁州志》卷一九：“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黄浃。字茂逸，号平之，双井人。”（《总录》第2册第910页）
黄滋，洪州分宁县人。茂宗弟。真宗朝登进士第。
同治《义宁州志》卷一九《选举志·进士·宋》：“大中祥符十二年己未榜黄滋。茂宗弟。”按：“大中祥符”年号只有九年。黄茂宗，字昌裔，分宁人，大中祥符八年登第。（《总录》第13册第7137页）
黄滋，《总录》据同治《义宁州志》称其为茂宗弟，真宗朝登第。黄浃，从表字与籍贯来看，很有可能亦是茂宗之弟，但《总录》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仅将其列在嘉祐六年榜中而未确言与茂宗之关系。《家乘》作于嘉定戊辰八月既望，远远晚于黄浃、黄廉登第的嘉祐六年，《家乘》记载黄廉登第之事：“子四人……次从广从兼，中嘉祐六年进士第，终给事中，太史之叔父也。”也记载了“登第者七名”，却单单没有将真宗朝登第的黄滋与嘉祐六年登第的黄浃载录，是《家乘》有误，还是此黄浃非彼黄浃？这是很好的问题。至于黄涣，《总录》所收二人，皆与分宁黄氏无关。以上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个家族间兄弟登第的例子，《总录》中有大量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第的资料，这无论对于地域人才分布，还是科举命运与家族盛衰关系的研究，都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
科举制源起中国，其影响却不仅限于中国。日本早在公元7～8世纪即仿行中国的科举制度，“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中国登科总录·总序》）。宋代科举对朝鲜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制度层面，还吸引高丽王朝的士人赴中国就学、应举：
金行成，高丽人，高丽王朝于景宗元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遣之入宋国子监就读。太平兴国二年登第，累官殿中丞、安州通判。淳化元年卒于任上。（《总录》第1册第40页）
康戬，字休祐。高丽国人，居信州永宁县。以宾贡附国子监就读，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初授大理评事、知湘乡县。官终京西转运使。（《总录》第1册第61页）
崔罕，高丽国人，淳化三年以宾贡登进士第，授将侍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归国。（《总录》第1册第146页）
金成积，高丽国人，穆宗元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入宋应举，登科第。（《总录》第1册第163页）
康抚民，高丽国人。宾贡进士。景祐元年，诏试舍人院，诗、论及格，特赐同进士出身，附进士榜第五甲。（《总录》第1册第527页）
如金行成、康戬二人宋太宗时入宋国子监就读，其后登第，在宋为官，卒后宋王朝皆“优其礼秩”，开高丽人入仕宋王朝之先河；真宗、仁宗朝，金成积、康抚民等相继入宋登第、为官；徽宗政和五年，高丽遣五人入宋赴太学；七年二月九日，御集英殿试高丽进士金端等；三月二日，赐权适等上舍及第、释褐，以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并文林郎，甄惟氐从事郎。令随进奉使李资谅归本国。
《总录》还记载更为特殊的一位：王彬，原为光州固始县人，徙居福州长乐县，又举家浮海奔新罗，以高丽宾贡入太学。淳化三年登进士第，初授秘书郎、雍丘县尉。历知潭州，京西转运使。终官太常少卿。（《总录》第1册第128页）
上述记载表明，宋与高丽两国因科举而建立起的沟通：其一，宋王朝在科举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越性，推动高丽士子入宋就学、应试，登第后；而宋代吸纳海外人才的用人政策，可使国外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留在中国筮仕为官，亦可归国为官，来去自由；其二，宋人登第后，可可赴高丽任职，大多初仕为秘书省校书郎。这是《总录》提供的研究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