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胡耀邦诞辰官方纪念活动，会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推出更多的报道和回忆。其实，关于这位生虽逢辰、死却不逢辰的中共领导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也写得够多了。撇开官方党八股不谈——胡耀邦本人很讨厌党八股，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以此来烦扰他的英灵——民间和正直的体制内人士纪念胡的文章，最大的公约数是说他是一个“好人”。笔者当然也赞同这一评价。
然而，若是要更深入几层来总结他的遗产（其实是“遗憾”），笔者则愿意如此概括：在中共高层里面，胡耀邦是为数极少的“非典型领导人”之一。“非典型”在这里是社会学经验分析“不属于大多数、不属于主流类型”的意思，也就是说，胡耀邦与他的大多数经历类似、地位相当的同事们非常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有许多的人感谢和怀念他，有无数的人为他感叹和惋惜，也有不少的人挖苦和嘲笑他，更有少数人全盘否定他。
从“权力学”视角理解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一名中共领导人，他体现的“非典型”素质或特征可以列出好几条来。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讨论其中的一条，因为它是基础性的，那便是他与“权力学”的关系。
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们来说，重视权力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从1920年年底开始，就不知疲倦地开导他的青年伙伴们说，革命的目的就是夺取权力：“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 [注：指当时的中国政府] 宇下……。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12月1日“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件，《毛主席文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编，1967年8月版第1集第18页）。
毛泽东做了党的最高领袖后，更是每日每时以“权力学”训导其下属，直至他政治斗争的终结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人民日报》1967年8月13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致敬电》所引语录）。胡耀邦那一代的中共干部，人人都知道毛的这些教导。可是，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权力”意味着什么，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才有了百分之百的痛切体会——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绝对真理。
不过，与官方宣传所讲的大不一样，这句名言的主语首先并不是指“我们党”，更不是指“我国人民”，而是指具体的干部“我本人”及其亲属。因为整个文革期间，中共并没有下台，依然是唯一的执政党。至于中国人民，本来就没有接近过权力的边沿，更谈不上丧失它。可是，文革中大多数干部却丧失了权力，于是他们及其家属就丧失了原先依附在权力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好处，许多人甚至丧失了至亲至爱。这个从有权到无权的过程实在太沉重、太痛苦了，一定要从中吸取充分的教训。
胡耀邦自文革后期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步步分道扬镳，是从这儿开始的——胡渐渐地成了领导层中的一个“非典型”者。
“权力”的主人——抽象的、遥远的、具体的
对于文革后复出政坛的大多数干部来说，他们吸取的诸多教训里面最核心的是：“人民的权力”绝对不能落实，文革中干部受尽折磨，就是让老百姓有权造反，人民一有权中国必乱套。“党的权力”是真的，但还是比较遥远，因为“党”是那么庞大，层次级别那么多，谁是“党”呀？文革中大辩论最常用的质问各级干部的话便是：“你算老几，你能代表党？只有毛主席为首的红司令部才代表党！”所以，对于各级干部来说，“党的权力”如果不落实到自己的手里，就没什么实际意义。本人的权力才是最实在的，不然，自己和家人啥好处也得不到。当今的中纪委巡视组所揭露的“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现象（中纪委网站2015年6月16-17日公布的巡视意见），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片片成长，尽管那时物质利益的规模相对很小。
文革后复出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不失时机地抓权抢权，借此把文革期间丧失的一切实惠捞回来，甚至要加倍偿还。这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是官之常情，越来越放纵，闹得民众贴大字报抨击、游行抗议，搞得连邓小平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79年年底同意推出反特权反腐化的约束干部规定。邓还坦率承认：“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87-192页）。
胡耀邦力图解构“权力学”
与他的大部分同事们不一样，胡耀邦在文革结束之际，痛苦地、系统地反思中国的“权力学”，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一员，胡的反思虽然不能完整发表于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是可以从他亲友和同事的很多文论和回忆录里找到一些片段，梳理出大致的脉络。
胡首先不认可“文革动乱十年，根子是人民有权造反”这种似是而非论。恰恰相反，根子在于中国的权力金字塔顶层发生病变，恶化成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法西斯主义之实。“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中央党校教授沈宝详发言，《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座谈会纪要）。
整整三年之后，胡在中纪委会议上进一步抨击文革期间“农奴主、法西斯”现象的两大特征：“一是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二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577页）。虽然这里没有点名，听者和读者都知道抨击的矛头指向谁。
胡耀邦在反思“权力学”时，还特别揭示了中国贫困化的根源：“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对照这几年中国主流媒体时不时高调宣传的“没有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之类的政治伦理观，真令人有回到1911年之前的感觉。
胡耀邦解构“权力学”的思路，在他直接领导过的几个领域里都有实践，尽管效果有限，还是起到了重要的进步作用。比如推动对干部特殊化的约束规定、为历届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谅解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宽待京沪等城市高校区人民代表的自主竞选、党政分工、经济发展规划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新闻工作中“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倡文化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民主、和谐、理解、信任”，等等。
胡耀邦并不是独自推动这些，幸亏他在书记处有一个得力的团队，他们都理解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一切。每当胡遭遇忽明忽暗的阻抗和压力，他们都会设法为他分忧分压。这就部分地弥补了胡耀邦心直口快、缺乏心机、不善谋略、待友待敌几乎一视同仁的弱点。从当年参与这些大事件的对立派别的回忆录里，我们读到，这个团队里最能与胡耀邦风雨同舟的人，是习仲勋、万里、胡启立。胡耀邦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感叹：“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引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18、338-339页）。
从“以权为本”转型到“以民为本”
胡耀邦自文革结束到他被迫辞职的十多年里，所思考的绝大部分问题、所尝试做的绝大部分事情，均基于一个路子，那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党政系统从“以权为本”转型至“以民为本”。
这个“以权为本”的体制自列宁奠定基础、尤其经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力完善，发展到极端复杂精巧的程度。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它，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民的权力”虚幻化，让其永远只存在于宣传品里；同时，强调要用尽一切办法最大化“党组织的权力”；最终，用尽一切办法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对此一简化的描述参阅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3-61）。
胡耀邦绝对不是像极左派所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后台”（《邓力群自述》里充斥此类指责，包括对胡的经济发展要以富民为目标主张的声讨）。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绝对没有试图取消“党的权力”，他只是力图改变“人民的权力虚幻化”的长期趋势，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换言之，胡耀邦试图使执政党的权力持续良性化，以“如何对待人民”来衡量执政党是好还是坏。对此，在他身边工作的多位人士回忆录里，记载得很细致（参阅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352页）。
胡耀邦的许多同事无法容忍他这么做下去，但他们也无法公然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力求以民为本，那显得太荒唐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政府到军队到警察到货币到医院都冠以“人民”称号的国家。他们更无法把胡的问题归罪于他试图阻止把党组织的权力落实成“本人的权力”的种种花招，那也显得太丢人了。于是，他们就以“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把胡赶下台；这个罪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暗示的是胡不尽力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太看重人民意愿。胡耀邦下台后不久低调造访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被民众认出，受到热诚的包围欢呼。他意外之余动情感叹：没想到下台以后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人民群众还对我这样！（参阅《怀念胡耀邦》，江西高安：永生画册，2008年版第80页。）
其实他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民被善待的时候实在太稀少了，只要大权在握的人对他们真好一些，他们就永远不会忘记他。中国民众可不像中国权贵，对权力崇拜得那么五体投地。这几天里中国内地无数被组织起来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活动的干部、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你们了解胡的这些“非典型”的言行吗？若不了解，你们可太看低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