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意识”这个术语，是闻一多先生在研究唐诗中提出来的。近些年来，人们在纪念闻先生的文章中常常提到它。究竟什么是“宇宙意识”？它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研究中有什么意义？大家的看法似乎还不完全一致。本文拟谈些个人不太成熟的想法。
闻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援引了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闻先生接着指出：“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的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谶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漏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漏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注：《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 版，第19页。）在这段话里，闻先生认为“宇宙意识”就是“天机”。诗人“悟到宇宙意识”，是指在作品中“泄漏了天机”。据说“天机”是不准诗人随意泄漏的；一旦泄漏，必遭天谴。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诗谶”。
“诗谶”这个说法，一些诗话、词话以及其他杂记中，常有人提到，意思是，作者所赋之诗，无意中有预示着后事的朕兆。这就叫“诗谶”，其中自然包含着许多迷信的东西。即如闻先生所提到的刘希夷的《代白头翁》，《本事诗》（唐•孟棨撰）记载：“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构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注：《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页。）这是说刘希夷的《代白头翁》中的四句诗已预示着他“来春之初下世”的朕兆。这则故事不同于闻先生所引述的材料是，这里是说刘希夷“寿终正寝”，而不是“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对这种“诗谶”，我们现在的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著作是当作糟粕弃之不论的。闻先生却不然，他认为这种“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其中包含着可取的东西，不过要“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这个现代语，便是“宇宙意识”。
闻先生认为“诗谶”的核心是“泄漏了天机”。那么，什么是“天机”？我们从一般辞书所规定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上知道，它本是指宇宙造化的奥妙。显然，闻先生对它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而是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闻先生对刘希夷的另一首诗《公子行》的分析中指出：“正当他们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注：《闻一多全集》第3卷， 三联书店1982版，第19页。）。这段话中所说的“永恒”，其实就是“天机”。如果说“天机”二字多少带有些神秘色彩，那么“永恒”二字，则具有现代哲学意味了。同样是在《宫体诗的自赎》这篇文章中，闻先生又把“天机”称作“本体”，或称作“无限”，其实，称谓不同，却都是一个意思。
我们要了解闻先生对“本体”、“无限”、“永恒”等的看法，不可不读他的论文《庄子》。在这篇文章中，闻先生说：“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反来复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涅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0页。）闻先生早年对庄子十分崇拜， 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他的论文《庄子》，“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注：《闻一多全集•郭序》第1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页。）。我们知道，庄子的道，首先就是一个本体性的范畴，含有本体论的意义。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世界万物都是由道所产生。道又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它幽深寂静，不见形象，不可感知，然而，它有情有信，真实地存在于世界万物的变化之中。闻先生上文中对“永恒”的描绘，使我们从中可以感到，很像是庄子对“道”的描写。我们说，闻先生的“宇宙意识”这个概念，和中国古代哲人所提出的“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不是完全无根据的臆测。
闻先生研究唐诗的艺术美，把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这个范畴联系起来，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其实，它正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的民族特点，是非常深刻的见解，至今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历来是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它看成是同一终极实在不断运动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因此，古代的美学思想，也往往是把艺术美和宇宙整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艺术论艺术。例如《吕氏春秋》论音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就是从整个宇宙的形成过程来考察音乐的特质。由于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同一终极实在——道在不断运动过程中的表现，所以，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总规律和总根源，也是艺术美的规律和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的文论家、美学家们都重视艺术美与道的联系的原因。例如，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首篇即揭檗“原道”，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清代学者纪昀对此称赞道：“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论书法艺术，也明确指出：“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书断》）这种看法一直到清末近代之交的刘熙载，仍然认为：“艺者，道之形也。”（《艺概•自序》）从上述这些议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美，无不以道为本根。尽管历代的作家、理论家对道的具体理解或互有歧见，甚至有唯心、唯物之分，然而，在强调艺术美与道的联系这一点上，是莫不如此的。所以，道，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且也是艺术美的最高范畴。
既然闻先生所说的“天机”、“永恒”、“本体”，或者说“宇宙意识”，都近似于中国古代的“道”，那么，闻先生为什么不直接把“天机”叫做“道”，而要叫做“宇宙意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很不容易。我个人认为，这其间原因很多，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闻先生对道家的认识有关。闻先生早年崇拜庄子，后来，经过了约十余年，到他写《宫体诗的自赎》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他对道家已十分不满，甚至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注：《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版，第473页。）。郭沫若先生评价说：“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注：《闻一多全集•郭序》第1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页。）既然要彻底清算道家，自然连庄子的“道”的概念也不用了。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可能并非闻先生的本意。闻先生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用类似杂文的形式，“痛骂道家”（郭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很难说是对道家的真正科学的“清算”，倒是他的《庄子》那样的论文，尽管还不是彻底的唯物史观，却有不少真知灼见。
“宇宙意识”也好，“道”也好，从本质上看，它们都只能说是哲学性质的术语，为什么它们一经引进艺术美中，就是美的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哲学家“悟到宇宙意识”或“道”，不一定能写出诗来，而诗人“悟到宇宙意识”或“道”，就能创作出动人的诗篇呢？闻先生在论文《庄子》中是这样回答的：“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 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1页。）原来， 仅仅对“宇宙意识”或“道”有“认识”，有“信仰”，还不能创造艺术美，因为，艺术不就只是认识或信仰，它还需要炽热的感情，必须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只有理，没有情，仍然不能成其为艺术。庄子之所以从哲学跨进了文学领域，并使其著作具有审美价值，就在于他不仅是抽象的宣传“道”，而且同时对“道”怀有强烈的情感态度，“热忱的爱慕它”。庄子对“道”的那颗赤子之心，正如闻先生所描述的，“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81页。）
到了《宫体诗的自赎》中，闻先生又进一步提出，对“宇宙意识”或“道”的领悟或体验的情感态度不同，表现在诗歌中的审美意义也就不一样。闻先生说，像卢照邻的诗句：“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寒山子的诗句：“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都是感叹宇宙无限，人生有涯，然而，“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尤其是寒山子的诗句，更显得尖酸！与之相反，像刘希夷，一味感叹“以有涯随无涯”，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闻先生所欣赏的是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所持的情感态度。他先援引《春江花月夜》的诗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对此，闻先生赞道：“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为什么《春江花月夜》能达到这么高的艺术境界呢？闻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既不像卢照邻、寒山子那样“太冷酷，太傲慢”，也不像刘希夷那样“太萎靡，太怯懦”，而是“不亢不卑，冲融和易”。在这里，“‘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注：《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版，第20—21页。）。总之，作者与“宇宙意识”或“道”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亲密的，自由的。也就是说，作者与“宇宙意识”或“道”的关系，是一种知心朋友的关系。用闻先生的话说：“这里（是）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因此，他高度地赞扬《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闻先生关于“宇宙意识”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理论，都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例如，我们过去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春江花月夜》之类的作品，尽管也可以说出一些道理，但毕竟有时显得勉强无力。其实，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往往是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它的审美内涵是十分博大精深的，它所揭示的人生真谛，所洞察的宇宙奥妙，所凝聚的社会生活，都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没有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有深入理解，是很难有如实的审美判断的。
我们应当感谢闻一多先生，他在这方面的开拓、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