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大国崛起; 安全困境; 中日关系
今年以来,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中日官方和民间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中日关系陷入了自1972 年建交以来的最低潮。在此情况下,如何从战略高度正确认识和破解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就成为众多学界和政界人士的课题。本文试图运用国际关系安全困境原理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对中日关系出现战略性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度透视,揭示两国“崛起竞争”背景下的安全战略利益的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缓解中日安全困境的设想。
一、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僵局
当前,中日关系在政治上进入了“冰冻期”,正处在一个面临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上。解读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同世界其它主要大国关系相比,中日双边关系存在着十分奇特的两大悖论。
首先,从纵向考察建交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史,可发现中日关系整体上出现了先热后冷的发展悖论。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从官方到民间,发展中日关系的热情倍加高涨,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上的“蜜月期”。然而,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日间风波迭起,摩擦开始增多,两国首脑互访持续搁浅,国民感情渐趋恶化。中日邦交正常化迄今为止已经30 多年了。按理说,中日关系应该逐步趋向理性和成熟,至少不应该出现大起大落的失衡局面。像这样前热后冷出现空前反差的发展悖论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历史问题是导致中日关系变冷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在90 年代之前它们没有成为阻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而在这之后却日益凸现成为两国交恶的焦点呢? 实际上,历史问题早在中日两国建交时业已存在并已得到处理。在当时建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明确表示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基于此立场,中方则提出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
其次,从横向来看,当前的中日经济关系热络异常,政治关系趋于冷淡,呈现出“政冷经热”的悖论。2004 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 ,678. 9 亿美元,几乎是2001 年877. 5 亿美元的两倍。〔1〕尽管2004年日本失去了它垄断11 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经济的相互拉动作用日益突出。同发展势头迅猛的经济关系相比,两国持续冷淡的政治关系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日两国首脑互访长期中断,这不仅在邦交正常化以后的中日交往史上没有先例,就是在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为什么在中日经济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今天,会导致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倒退呢?
基于上述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两大悖论分析,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历史、经济等因素只是中日关系变化中的干预变量,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两国的战略利益冲突,安全利益是决定国家战略利益性质的首要因素。鉴于此,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出现摩擦的真正原因本质上在于两国战略攀升中安全利益外延而导致的自然碰撞,双方进入了短期难以逆转的安全困境情势或模式中。
“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在1950 年首先提出。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 terfiled) 将安全困境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 Hobbeaian fear) 。1951 年他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一书中对安全困境作了更为经典的描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着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的了解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做出可以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2〕因此,基于对方意图的难以决断的不确定性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核心特征。约翰·赫兹为此感叹道, “正是由于对自己的邻居的意图的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焦虑才使人类处于困境之中”。〔3〕观察当今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所处的情势完全符合安全困境的特征。双方互不信任,相互疑惧的气氛甚浓,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影响广泛,“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市场。
近年来在日本关于“中国威胁论”之说可谓大行其道。日本各派战略家都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和令他们感到担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正是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4〕日本学者中西辉正断言,在2010 年前后形成亚洲新格局的时候,中国将超级大国化,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同过去的超级大国一样的态度,从而成为亚洲的“威胁”。〔5〕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现代化和每年正常军费增长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
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在中国也倍受关注。近年来,日本加快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谋求更多地发挥军事上的作用。战后一直规范日本发展方向的和平宪法逐渐被架空,日本国内否定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不断发生。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执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当局加速走向军事大国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与不安,中国十分担心日本通过否定侵略战争,最终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因此,尽管两国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发展程度,但仍然在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彼此疑惧,结果使得双方的不安全感更为突出,随着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日趋对立,中日两国进入了安全困境的敌意螺旋模式中。
二、大国崛起与中日安全困境
战后一贯声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困境的情势? 换言之,导致这种安全困境发生的原因到底来自何方呢?
现实主义所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无疑是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大国崛起却是加剧这种结构性困境生成的直接诱因。因为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往往加深了特定国际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引发霸权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和强力反弹,导致常态下的国家关系骤然陷入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之中。正像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正确指出的:2500 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达就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6〕处于这种结构性安全困境模式之中的国家之间战略利益难以调和,除非一方主动放弃其战略目标,否则,国家间的激烈对抗不可避免,这可谓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
从历史上看,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不仅会导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造成冲突和紧张局势,而且极易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从16 世纪末开始,通过发展工商业和海外扩张的英国开始崛起后,才发现面临着同早已建立起强大殖民帝国的西班牙的安全困境。双方针锋相对地扩充海军军备的行动最终导致1588 年在英吉利海峡上展开决战,最终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英国从此开始建立海上霸权。但是,随着其后荷兰、法国等国的相继崛起,欧洲地区的国际结构始终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军备竞赛、安全竞争、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虽然英国通过三次英荷战争和七次英法战争解决了它们之间面临的安全困境。〔7〕然而,19 世纪末德国的骤然崛起,又使英德之间陷入了深刻的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以致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的霸权优势从此不复存在。〔8〕二战后崛起的美国和苏联同样深陷安全困境之中,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军备竞赛和冷战,更是史无前例地主导了20 世纪下半叶的国际政治走向。
如果将中日两国的问题放大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结构中进行审视,就不难发现,东亚地区的力量结构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猛崛起,综合国力日益提高,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日本不仅在经济长期萧条后维持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还出现了所谓“普通国家”的大国化战略取向,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这样,中日两国正在同时崛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东亚地区将首次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格局。因此,中日两国崛起所出现的大国化趋势,正是目前两国关系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一针见血所指出的:“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9〕埃兹拉蒂断言:崛起的中国和崛起的日本之间的日益竞争将在该地区造成最大的安全风险。〔10〕中日两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今天双方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日本现在对这种“两强制”局面的不适感明显超过中国。因此,来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动作也明显多于中国。
作为近邻的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最深刻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种形象的比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日两国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并排高速行驶的两辆汽车,其中中国是重型载重汽车,日本是轻型轿车,即便重型汽车的司机没有恶意,轻型轿车的驾驶员仍然惶惶不可终日。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完成了对华战略的重新定位。2002 年由小泉外交智库提交的《21 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通篇围绕着一个隐含的战略主题,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认为日本遇到了“鸦片战争以来150 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的新问题,在安全方面,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11〕2004 年12 月,日本新的防卫大纲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的安全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发展在加强,特别是要扩大海洋活动的范围”。日本参议员、自民党“海上权益工作组”组长五建进三更进一步说,中国要把太平洋两侧海域纳入其势力范围,把台湾并入国土,并同时影响从东北亚到波斯湾的海上通道。这种严重的战略判断还是战后第一次出现,这反映了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强烈不安心理。
在上述不安心理的刺激下,日本一改以往消极的安全战略,正在越来越明显地采取积极大胆、甚至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策略,对中国崛起作出防范之势。日本首先对中国核政策说“不”,并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国家。〔12〕自卫队部署针对中国的一面不断突出,90 年代中期新的情报本部成立后更是把中国作为情报搜集的主要对象。日本在处理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1978 年中日双方关于搁置钓鱼岛领土争端的默契被日方否定,日方强化了对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实际控制权;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无礼要求中国停止在靠近其单方面提出的“中间线”的海域勘探油气资源,并要求将有关数据交给日本。日本政府甚至批准了日本帝国石油公司在东海另一侧的油气开发,从而使两国在东海面临着军事冲突的危险。
为防止中国进一步强大,日本开始削减自建交以来实行的对华日元贷款援助。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改过去的模糊政策,在与美国最近发表的安保联合声明中首次具体提到台湾问题,并首次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明确列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13〕2005 年2 月份,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高岛肇久在华盛顿公开表示:“日美安保条约包括台湾海峡”。〔14〕日本堂而皇之介入台湾问题的目的正是在于牵制中国, 限制中国的发展潜力, 以实现日本的安全利益。
三、东亚安全共同体与中日安全解困
《新加坡时报》危言:“对亚洲真正的威胁是日本和中国之间正在酝酿的冷战。”中日安全困境的形成,正在各种层次上酿成和增大“误解”与“不信任”。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在安全困境机理的作用下引发作用———反作用的恶性循环,导致双方展开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和对抗,其后果和影响都是十分严重的。对中国来说,如果中日交恶,甚至全面对抗,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日本将成为横亘在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障碍。而日本安全环境的恶化也将会阻碍日本大国化战略的实施。无论在对日安全攸关的朝核问题上还是在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日本可能最终也绕不开中国这道坎。
中日之间如果不想让历史上的血雨腥风式大国崛起剧情再次上演,那就只有一种选择,努力缓解乃至走出双方的安全困境。如何做到这一点? 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最一般的指南。尽管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揭示了安全困境的逻辑必然性,但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国家互动的行为造成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只要国家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互不信任的主体间认识,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15〕阿德勒和巴纳特通过对地区安全共同体的考察验证了国家之间可以避免安全困境,他们把安全共同体定义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跨国地区,这一地区的国家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16〕阿德勒和巴纳特还勾勒了可资借鉴的安全共同体初始、上升和成熟发展阶段的三层级图式模型。〔17〕
日本民主党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曾说过:“历史上,法德两国的关系曾充满了对立与抗争,然而,现在它们根本不用担心对方还会侵略自己。为了在东亚建立‘不战共同体’,日中两国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是该起步的时候了。”〔18〕对中日两国来说,建构这样的安全共同体应从地区视角出发、以东亚为载体来培育双方的信赖感。然而,从东亚的整体安全现状看,东亚地区仍处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传统均势安全模式之中,停留在大国制衡的层面,它不能真正解决新形势下东亚国家的安全问题。随着安全相互依存和区域内互动的加强,东亚走向安全共同体是必然的选择。目前,东盟国家的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已经起步。2003 年10 月7 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首次正式将2020 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作为东盟区域安全合作的最重要目标。
考虑到中日两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关系现状,建设中的安全共同体第一层级的安全模式应着眼于“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合作安全”。“大国协调”是指区域安全由该共同体内两个或更多的大国集体负责。而“合作安全”旨在加深安全的相互理解并拓宽安全的定义,这种安全机制倾向于协商而不是对抗,是冷战后出现的“最有效的”区域安全机制。〔19〕那么东亚如何从原来传统的均势安全模式走向大国协调下的合作安全呢?事实上,东亚已经出现次区域的“大国协调”,那就是2003 年启动的由美、中、朝、韩、俄、日参加的关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六方会谈”。这等于承认相关的大国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有“特殊的责任”,而这正是“大国协调”的一个“核心原则”。〔20〕截至目前,已举行了四轮六方会议,虽然最后的结果尚难以预料,但“六方会谈”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解决朝核问题本身,它启动了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对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它不仅“有助于削减东北亚次区域的冲突和其他严重的安全问题,而且可以为整个亚洲创造积极的安全与稳定的环境”。〔21〕
需要指出的是,以“六方会谈”为标志的“大国协调”为基础的“合作安全”,还只是共同体初始阶段的安全模式,它是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安全合作,还不能进行完全有效的危机管理。因此,这就需要大力推动第一层级的安全合作走向第二层级。具体而言,就是提升六方会谈的作用,使其升格为与东盟地区论坛并存的正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实现六方会谈的长期化和制度化,然后以此为基础整合和构筑整个东亚区域的安全机制。按照阿德勒和巴纳特关于实现安全共同体的层级理论,第一层级上升为第二层级的关键取决于结构和过程两类要素。在结构要素中,大国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东亚是大国地缘战略利益交汇集中之地,就目前形势看,在东亚,不管是建立何种安全模式都难以摆脱美国的参与,这是美国在东亚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应该承认,美国在稳定东亚地区现存秩序方面有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东亚地区合作将遵循“开放的地区主义”,不采取“东亚至上”的内向方略,这也是在目前全球和东亚地缘格局中,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要取得成功的一个现实选择和结构需要。在过程要素中,国际制度和组织作为过程,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国家间的信任和认同。〔22〕经过各方的努力, “六方会谈”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性机构。这个多边安全组织框架,应该成为中日之间促进合作与交流,增信释疑的一种有效途径和平台。
然而,从根本上消除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还有赖于两国认知的完全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就须努力培育双方的集体认同,将共同体建设推进到第三层级的成熟阶段。因为只有实现了集体认同,双方才能形成对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为此,当前紧要的工作是中日两国需要积极推进地区合作,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培育认同与信念。充分利用现有的“10 + 3”框架下合作机制,将两国在东亚合作上开展的双轨区域合作道路并轨,把两国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整合拓展为范围更为广泛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积极谋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化的“东亚共同体”。这样的组织不但可以在价值观、规范和共享理解的扩散和制度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而且可以鼓励中日两国在内的各国和社会将它们想象为某一地区的一部分,并通过灌输诸如共同货币、自主的规范和实践等共同命运意识来培育和中日之间如果不想让历史上的血雨腥风式大国崛起剧情再次上演,那就只有一种选择,努力缓解乃至走出双方的安全困境。如何做到这一点? 建构主义理论强化地区认同感。这种组织作为国际政治经济联合的媒介和地区安全秩序的社会结构的施动者,可以融合“合作安全”和“多边安全建设”等机制,因而是重要的“安全共同体建设”。〔23〕
总之, “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间超越差异的惟一共同理念只有一个词:“和平”。中日两国在安全困境驱动下单方面“零和”的安全诉求不能保障彼此真正持久的和平,只有抛弃那种旧式大国崛起的“零和思维”,做到相互战略克制和宽容,在地区视野内建构起安全共同体,才能突破历史上大国崛起所致安全困境的冲突定式,实现双方相互的、共赢的安全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安全互信与认同建构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局势更决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地区安全共同体真正建立起之前,同时处于崛起背景下的中日两个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完全避免。但从长远看,中日两国实现战略和解,走向安全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 :/ gcs. mofcom. gov. cn/jinchukou. shtml.
〔2〕H. Butterfield : History and Human Rel ations , London ,Collins , 1951 , p. 21.
〔3〕John Herz , Pol i tical Real ism and Pol i tical I deal ism , Chicago :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 p . 3.
〔4〕[日] 佐伯喜一: 《冷战以后亚洲的安全保障》〔J〕, 《日本问题资料》1993 年第8 期。
〔5〕[日] 中西辉正: 《2010 年亚洲新秩序》〔J 〕,日本《诸君》1995年1 月号。转引自李建民: 《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83 页。
〔6〕[美] 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版,第22 页。
〔7〕封永平: 《军事力量观的嬗变与大国崛起》, 《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7 期。
〔8〕参见叶江: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J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2 期。
〔9〕金熙德: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 世纪90 年代新动向》〔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4 页。
〔10〕[美] 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如何改变世界局势》(沈建译)〔M〕,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第325 页。
〔11〕金熙德: 《面对崛起的中国———解读“21 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 http :/ / www. china. org. cn/ chinese/ ch2yuwai/264390. htm。
〔12〕殷燕军: 《东北亚安全与中日安全关系的思考》,米庆余主编: 《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10 页。
〔13〕http :/ / news. tom. com/ 1003/ 3295/ 200522221876495.html.
〔14〕http :/ / www. china. com. cn/ chinese/ news/ 792257. htm.
〔15〕Alexander Wendt :“Const 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 nternat ional Securi t y , Vol. 20 , No. 1 ( Summer 1995) ,pp. 71-81.
〔16〕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 Security Communi t 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 30.
〔17〕Ibid. , Chapter 1.
〔18〕鸠山由纪夫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2000 年12 月13 日,引自民主党网页http :/ www. dpj. or. jp.
〔19〕[澳] 克雷格·A. 斯奈德等编: 《当代安全与战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0 —146 页。
〔20〕Amitav Acharya ,“A Concert of Asia ?”S urvi val , Vol. 41 ,No. 3 (Autumn 199) , p. 95.
〔21〕Amitav Acharya ,“Concert of Powers in the Asian Pacific”, in Derek Dacanna , ed. , The Evol ving Paci f ic PowersB alance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6 , pp . 63269.
〔22〕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 建构主义的解析》〔J〕, 《欧洲研究》2003 年第4 期。
〔23〕Emanuel Adler ,“Seeds of Peaceful Change : the OSCEps Security Community2building Modelp, in Adler et al , Securi t y Communi ties , pp. 119-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