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将原来相对狭窄的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概念扩展到人在财富创造中的增殖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舒尔茨教授在明确定义人力资本基本概念内涵为人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人力资本外延进行了分析。从宏观角度，舒尔茨教授将二战以后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了比较，得出结论:决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再是货币投资多少，物质基础厚薄，而是人的质量高低即人力资本的多寡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决定国与国之间竞争输赢的关键。从微观角度，舒尔茨教授对每一个体人力资本的形成作了系统探讨，他将健康保健设施和各种服务的开支、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支出、成人教育训练、劳动力国内流动和移民入境的支出等看成是对人力资本的支出，而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支出，由此得出结论，教育支出的水平作为主要因素决定人力资本质量的高低。随后的贝克尔、卢卡斯、罗默等人都在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作用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际，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中国人认识世界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的时代特征、对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对于中国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人力资本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的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知识和创新能力重要性的认识，重视知识、重视人的创新能力终于成为中国人的共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及社会地位，真正得到了确认;人力资本形成的要素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人力资本的激励理论，使人们开始思考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弊端，设计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制度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的迁移理论，对中国人事管理中的流动机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从西方人力资本研究的现有成果看，我们不得不说，还是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就是对个体人力资本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研究，即缺少对群体人力资本的研究。我们置身的世界毕竟不是单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有着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社会关系是我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因而是人的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人力资本理论虽然史无前例地将人作为财富创造的源泉，但是这里所研究的人还只是比较笼统的人，没有经过社会关系分解的人。
我们透过人力资本理论，看不到人与人合作形成的组织关系，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交往，更看不到这种群体关系对社会财富增长的独特作用。舒尔茨教授曾经将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迁移作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因素之一，但是人力资本的迁移的方式、迁移的数量与质量关系都没有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更没有研究迁移后所形成的群体人力资本特征。他在谈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差异是人力资本质量的差异时，也只是从总体上举了西德和日本二战后迅速发展的例子，没有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的人力资本群体构成作具体的剖析。所以说，对于个体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个体人力资本联合基础上形成的群体人力资本系统，人力资本理论没有现成的理论说明。其他研究人力资本的专家也没有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深化舒尔茨教授的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缺陷，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有关。迄今为止的人力资本研究，毕竟还只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角度进行。之所以从这个角度重视人，是因为人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人被作为资源要素看待，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从某种程度是对人与其他非人资源区别的忽视。人不仅是诸多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之一，而且还是运用资源要素的主体人在运用资源要素的过程中，不是作为单个人出现的，而是作为社会群体出现的。作为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形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研究人，就必须研究这种社会关系，否则没有体现人的根本特点，也就不能真正透彻地研究人。当西方人力资本专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作为资源要素作用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运用其他非人的物质资源时的独特的主体地位，从而忽视了人在运用其他非人资源时的存在状态一社会关系。而一旦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外生变量时，人的群体性就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当需要从生产力要素角度研究人向社会制度角度研究人扩展的时候，人力资
本理论就显出理论概括力的不足。
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概括，社会资本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普特南等人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显现出国际学术界对于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的重视，深化了舒尔茨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教授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①而科尔曼教授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指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动。就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这使得没有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达到的特定目标成为可能。②综合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社会资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结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大致可包括:合作性企业和自愿性社团组织、畅通和谐的横向交往网络、民主自治的社会契约、互相信任的心理认同、互学共进的合作创新心态。
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首先对于人的社会地位作了提升。社会资本理论是将人的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从只有人才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人。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的审视的层次要比人力资本理论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体现了对于人的特性的更全面的把握。其次是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为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也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涉及到宏观视野，但是并没有展开。总体上看，还是微观个体分析法，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人力资本。而研究社会资本的专家则直接采用宏观分析法。所谓宏观分析法，是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心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社会资本理论抓住了一个国家维系群体人力资本创造性、生产性最本质的问题一国家机构与社会自组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线，具体分析了社会自组织系统的构成、具有资本增殖性特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宏观分析法将社会关系的各种要素置于互相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考察，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关系中的各种要素，而在于要素之间联系的模式方法，与现实生活的体验非常贴近。一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该国的每一人力资本个体的素质有关，但是更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有关，比如，是否允许社会民众在国家正式机构之外建立非行政性的、非正式的、非盈利的社会团体，允许社会民众在自组织过程中制定规则，建立自发秩序，是否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民众是否习惯于谈判合作，是一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公共产品的生产不是光靠国家机构，也靠社会大量存在的正式或非正式机构。因此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最大限度地让民众参与，尊重并鼓励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横向联合，在人们的横向联系和横向联合中发展社会信任、社会互惠、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社会创新。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文化制度也构成一国的生产力。比如排斥掉民主因素，显然无法探究中国某些地区和企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制度作用。再次，社会资本理论直接将无形资本因素引入分析中。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重视人的作用，就不能忽视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个人心灵之间接触的社会精神世界，将社会财富的增长看成是社会的组织关系构成的群体作用的结构，也看成是社会交往网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心理关系作用的结果。社会心理关系在某些时候可能比社会组织关系更能对一国发展起作用，中国改革之初的解放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推动很能说明这一点，实际上，在中国的整个转轨时期内，都存在观念创新带动社会发展的现象。
当然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之间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为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概念从钱物扩展到人本身，为人们研究人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点并开辟了宽广的领域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思维视角才进一步启发了人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理论的前期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会如此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才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才能将人力资本理论从单纯的个体研究扩展到群体的、社会关系层面的领域当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关系层面研究人时，人力资本理论就被内化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体系中，人力资本理论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会更有研究的前途，社会资本理论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因此，我们在深化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时，也在深化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对于正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具有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借鉴之一是对于社会民众个人权利的尊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集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家对于社会民众个人权利的忽略由来已久，民众个人总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个人权利被忽略，个人自主建立的社会组织也非常稀缺。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被传统文化所拖累，在相当长时间内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实践正是这样，长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将经济和社会权利过多地集中到中央国家机关手中。个人不能作为经济活动中的独立主体存在，缺乏自由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个人直接服从于国家机构的行政指令。由于个人独立自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缺乏，导致个人创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缺乏，也导致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的缺乏。因此在国家机构与社会个人之间缺乏“中间地带”由于“中间地带”
的缺乏，国家机构承担太多的责任，事无巨细，直接管到每一个人，个人没有责任却觉得受到束缚，得不到作为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环境。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往往不能形成正和博弈反而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社会资本理论是以尊重个体的社会独立地位为起点，将个人权利实现基础上的社会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这种思维理念对于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所讲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不是生理人，而是生产人、创造人，他们具有独立自主的创业知识和能力，他们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创业权利和责任。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制度的创造者。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社会劳动者个体以民为本。
根据中国体制改革现阶段的特点，社会资本理论的借鉴意义之二是:构建社会的自组织系统是社会制度生成并有效的必要条件。社会资本是有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为载体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一盘散沙一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力量往往被散沙形的社会结构所消耗。在集权体制下，个人则被禁锢在等级制度的框架中，有着较多的上下级纵向关系，缺少互相合作的横向关系。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中都谈不上有社会资本的存在。社会资本必须在民众的横向交往的关系中产生，社会民众作为社会中一份子，本身就处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允许民众利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守法的前提下创业，在创业的横向交往过程中，就必然产生民众的社会自组织，民众自组织是社会资本的物质载体。
一般来说，民众的社会关系包括:亲缘一由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形成的亲情关系、
地缘一邻里乡亲关系、业缘—同事的工作关系、物缘一商品的交换关系、神缘一精神的信念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潜在生产性价值是需要挖掘的。如果民众能够在这些社会关系的运作中进行自由组合，比如利用亲缘和地缘关系建立中小企业，社区组织。利用业缘和物缘关系建立行业协会、商会，利用神缘关系建立文化社团等，就能创造出相对于个体生产力更高的群体生产力。通过自由组合形成的社会自组织系统，是民众从事创业的依托，是利益的代表，是与国家机构联系的桥梁。构成社会资本的物质载体。在传统计划体制下，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使中国民众的纵向联系多、等级服从、行政指令多，横向联系、横向交流、横向合作甚少，凡事依赖国家、听命于国家成为民众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不知道自己的人力资本潜能有多大，没有动力靠自己的奋斗解决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国家也习惯于替代民众行事，没有提供充分的制度环境让民众自己去自力更生，更谈不上在横向交流中建立社会自组织。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转变。民众的自组织潜能逐步被释放，开办中小企业、建立行业协会、成立基层自治机构、组合各种文化社团，但是体制转轨的艰难，使民众在自主创业中的体制障碍还很多，很多民众可以自组织解决的问题政府还是介入太多。比如: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始终不到位，又没有明确支持中小合作银行的开办;农民的产品销售有困难，但对于建立竞争型的粮食棉花市场却顾虑重重；目前农民的权利保障不到位，但是村委会行使民主权力又受到制约;农民急需向现代居民转化，但社会转移受到户籍限制。开宗明义地支持和鼓励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前提下自组织起来，通过自组织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实现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比如民众自办的合作银行，农民自办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合作社，社区自办的各种社团等等，在经济自组织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民众政治文化上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国家权利之外，构成一个全方位的民众自组织网络，目前的新一轮体制改革正是应该围绕着允许民众自组织起来展开。
建立民众自组织网络的效用，不仅在于建立民众自组织，对于自组织之外的关系网络建设也很有益处。社会关系结构始终处在民众横向联系、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促使民众自觉地在竞争中寻找最佳的人力资本组合。平行联系或横向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反映一国民众作为经济主体权利的拥有度，决定民众人力资本知识能力的发挥程度，决定民众个体人力资本能否形成社会群体人力资本即社会资本的关键。社会资本的其他资本内容大多是从平行性的民众自组织中生长。
社会资本理论的借鉴意义之三是：民众是社会规范的制定主体。在自组织过程中，会逐步形成民众自治规则系统一社会规范。规范包括各种层次: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行为习惯等。规范由民众在自组织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要求制定的。这种社会规范不同于由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布的法律规则。是民众在多次重复自由组合过程中逐步发现为保障个人利益最优而存在着的最优纳什均衡。这种最优纳什均衡可以在信息逐步相对完善的长期博弈中产生，使个人理性最大化与社会理性最大化相一致的求解。允许民众自组织系统的形成，不仅为民众个体之间的平行联系驾起桥梁，而组织内外平行联系的多次重复性，则为民众之间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提供了前提。社会规范就会在社会自组织的运作中形成。
社会正式制度质量与社会正式制度的形成来源有关。社会正式制度的形成有两种渠道：由国家机构自上而下利用强制制定和由社会民众在社会活动中由下而上自发谈判制定。在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正式制度的建立主要依靠国家机构自上而下建成。这种建立方式的弱点是相伴正式制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往往是缺乏信任感极具内耗特点，并具有历史惰性，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对较慢甚至停滞倒退。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国家，正式制度大多是民众在自组织过程中自发建立的。与这种建立方式相伴随的则是互相信任团结合作的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具有历史创新性、生产性。中国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国家自上而下建立正式制度的方式转变为由民众自下而上制定制度规则的方式。
几十年的集权计划体制，带给人们的行为惯性是长于等级服从，短于谈判协商。在中国，
当一开始建立自组织系统时，民众不一定能够自觉地按照合作的规则行事，自组织的水平低，
机会主义产生，互相背叛现象的存在，都是可能的，比如目前比较严重存在的假冒伪劣、合同违约等现象，自组织的初期，无规范也许会使民众获得很多的短期利益，但由于无规范的混乱导致的个人长期利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个人短期利益的获得，因此，从长期利益考虑，民众自然会聚集商讨契约的制定、规则的完善、合约的有效，这种由民众自身利益出发对规范的要求，比单纯由国家机构制定后行政性指令执行更有效。因此自组织初期的无规范现象，不是自组织本身的过错，恰恰相反是自组织不够成熟处在发展过程中的表现。随着自组织的生存时期的延长，自组织联系的增多，自组织的管理水平会提高，自组织本身的无规范现象将大为减少。因此自组织存在的问题不是国家机构干预的理由，许多社会规范的产生基础只能是在民众自组织的过程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先觉能够事先制定出完美无缺的规范，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规范只能是在人们的自组织过程中试错形成。而且，在人们的自组织过程中形成的规范起源于人们自身利益的保护要求，是人们在非合作博弈教训后的合作博弈解更能为人们自觉接受。在横向交流中形成社会规范，与纵向交流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是不一样的。在纵向交流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是自上而下灌输的，虽然决策可以发扬民主形成，但民众毕竟是被管理者。而横向交流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是民众在自组织机构内平行交流的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形成，规范的自我约束力大大增强。平行联系保障每一人力资本个体的独立交易地位和平等谈判权利，较少产生等级压抑和被剥夺感。参与能够增强规范的科学性，继而产生权威性，也必然增加执行规范的自觉性。在执行规范的过程中，又会促进民众自组织的成熟和完善，比如行业自治协会、同业公会、民主自治组织、文化团体等深层次社会组织的产生，凡是涉及到民众创业过程中的规则，除开必须要由国家亲力亲为的规则决定外，民众的自我决定是必要的。规范的形成从民众创业过程中的自发要求出发，自己来治理自己。中国长期高度集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众的自治能力缺乏信心，认为国家制定规则的效率要超过社会自治。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误解。民众自治的效果比国家管制的效果好。
社会资本理论的借鉴意义之四是:培育民众之间的互相信任关系，是中国民众社会资本培育的基础心理层面。社会规范的建立和执行，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比如全国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的建立，对违反金融信用的现象是有效的约束。长此以往，为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生活便利，讲信用就会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当大多数人都自觉地讲信用时，人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的心理认同就构建起来。互惠互信的心理认同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人们社会
交往关系中自觉自愿签订的隐性契约，伴随显性契约的逐步发展完善而产生，是民众在长期重复性横向交往中，克服信息的非对称性，由于相互信息的自愿性提供产生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关系的建立可以节省大量的信息收集时间，可以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概率。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目前存在的某些失信现象是由于国家对民众放纵的结果，只有国家重新严格管制才能解决问题;反之是国家对民众长期过于管制的结果，是中国人长期缺乏横向交流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众对于自愿互利合作关系的生疏，从而是互相之间的不信任。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不善于合作，钩心斗角严重，假冒伪劣盛行，坑蒙拐骗颇多，不能不与长期的专制集权有关。横向接触、横向交流、横向联合是平等互利关系的经常化，
而经常化的交往关系容易构成互相信任的心理关系，因此横向关系比起纵向关系来，容易建立互信关系。只有横向交流的广泛化，才能产生合作民主宽容的民族性格。而合作民主宽容的民族性格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直接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社会资本理论的借鉴意义之五是:建立民众互学共进的合作创新系统，是中国社会资本积累的高级心理层面。如果说互惠互信系统是静态层面的隐性社会资本，而互学共进的合作创新心理系统则是动态层面的隐性社会资本。横向联系、横向交流、横向合作不仅可以培育互相信任的心理关系，而且可以培育互相竞争的心理关系。互相竞争从根本上看不是你胜我败，也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合作创新。互相竞争的结果是互学共进。互学共进达到双赢。互学共进合作创新心理系统是一种由于横向交流产生的自我超越倾向，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国与他国竞争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精神资源。
很显然，在中国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积累不可能在完全自发的条件下完成，国家机构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是国家为民众创造横向交流的环境。允许横向联合，大力提倡横向联合。允许民众自主创办各种民营性公有制企业，允许民众创办各种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允许民众创办合作制中小银行，允许民众建立非国有的风险投资公司。允许民众建立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允许民众组成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第二是国家为民众提供改革的环境，
在民众自发性横向交流中所涉及到的外部环境是需要国家制度保障的。提出转轨时期进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不是说中国民众从来就没有积累过社会资本而是说中国民众的社会资本积累必须在一个适宜的改革环境中才能真正持久进行。在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下，尽管民众没有生产生活的创业权，但是民众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制度的自发性创造极其顽强地体现了他们具有的建立社会资本的潜能。但只有在中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全面的体制改革时，才使民众中拥有的建立社会资本的能力逐步释放出来，农村改革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为民众进行社会资本积累提供制度保障。第三是对民众进行社会资本积累加以引导。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的积累与国家的宏观调节是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国家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关于建立基层民主制度的长期实验、关于信用制度的推进、关于政府职能的改革、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部署、关于反腐倡廉的举措，无不有益于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而民众的自组织网络的创立、民主自治规范的建设、社会信任心理和合作竞争心理的形成，又会对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只会增进而不是削弱国家机构的权威性。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绝对地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而取决于连接个体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迟缓。而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也就是个体人力资本的能量由于劣质社会关系和劣质心理关系结构而被压抑、被消磨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停止，还可能倒退。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普特南教授就意大利南部由于社会资本缺乏导致落后，而意大利北部由于社会资本充足而先进的案例比较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经典。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中国转轨的实质性问题是，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权，使国家机构的权利过多地渗入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一时无法剥离，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利还不能在一个可预期的自由竞争制度环境中行使，也就是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还不适应民众经济权利的自由运用。当民众经济权利常常由于没有有效运用的社会环境而被损害时，国家机构的权利又以此为理由进一步地强化，如此形成的制度怪圈会导致体制转轨的停滞，甚至偏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会逐步消蚀我们已取得的改革成果。长此以往，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会递减，因为旧体制存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仍具有明显的负效应。因此，坚持国家经济权利向民众经济权利的转移，就是坚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实际上是社会权力与利益关系结构的调整，是在国家权利向民众权利回归的过程中构建社会资本。根据中国改革现阶段的约束条件和改革目标指向，提出建立能将每一社会民众个体人力资本的潜能，组合成群体人力资本努力的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是适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更能从宏观上、制度上提供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解释依据，更能抓住当前中国制度体制中的要害问题。
①1 Putnam.R.DMakingDemocracyWork：CivictraditionsinModernItalyPrincetonNewJeirse\>PrincetonLdversityPress1993.
② Jamess.S.C，SocialCapitalintheCreationofHumanCapitalAmericanJournalofSocialologySupplement94(1988):
S95一S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