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冷静地从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角度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复苏离设定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只是低水平层面的复苏，不容我们过度乐观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增速达到了8.9%，同比增长7.7%;CPI和PPI环比由降转升，同比降幅收窄，今年中国经济“保8”已无悬念。这一权威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
但是只要我们冷静地从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角度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复苏离设定的目标有很大距离，只是低水平层面的复苏，不容我们过度乐观。我们需要看到，这次经济刺激计划力争经济发展保持8%速度的同时，具有更深的内涵，那就是利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差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从目前状态看，这一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GDP政绩考核的诱惑、政绩工程下的产能过剩和创新不足
首先，经济增长加速的同时，某些加工型产业的产能过剩，这表明四万亿经济刺激资金的投向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原先确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意图还没有实现。发改委曾明确提出，这一次扩大投资一定不去搞一般的加工工业，不去搞重复建设，把重点锁定在关注民生、关注“三农”、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但是目前一般加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根据工信部的统计，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中国的钢铁产量几乎占同期全球产量的一半。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此外，造船、化工、平板玻璃等行业也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工业产能过剩占有的资金不是个小数目，势必占用其他行业发展所需资金，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效率下降。加工业产能过剩更表明目前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不到位，在GDP政绩考核的诱惑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往往缺乏长远规划。
其次，相比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注度，人们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仍然不够，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当成了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组装加工业的发展。从经济刺激计划的分配看，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比例本来就不高。第一次经济刺激计划时占比是4%，第二次调整为占比9.25%。但是本来就不多的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又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设备引进和核心技术引进上。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的投资，符合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的双重要求，需要加大投资。但是大多数国内太阳能企业都是引进国外生产线。设备和技术不能国产化，意味着成本降不下来。成本降不下来，推广不开，造成产能过剩，反过来阻碍产业的发展，形成不了良性循环。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级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绩工程，有可能延缓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对中国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不利。
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后创业信心受挫
经济刺激计划投资的最大比例投资是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客观上经济刺激计划的财政供给和信贷资金供给同时侧重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这次经济刺激中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比例客观上相对较低;同时在主观上政府的维持经济稳定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的迫切愿望，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力量扶持明显强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进民退”现象。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了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一般性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面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以及政府要支持的具体并购重组计划。例如，汽车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而在钢铁产业振兴规划里，更是将那些国企主导兼并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国务院今年3月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规定，到2011年，国内45%的钢铁产能应该向排名前5位的钢铁企业集中，最大的三家国有钢铁公司——宝钢、鞍钢、武钢被政府指定为这次联合重组的主角。这种“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政府产业政策成为银行贷款投向的指挥棒，使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国企集中。目前作为“国进民退”重要表现形式的国企兼并民营，已经并还将在多个重要行业上演。
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规划导向下的国企兼并民企运动式地展开：山西力争通过大基地、大集团建设和兼并重组整合，形成3个亿吨级、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山西省这次煤炭整合的对象主要是小煤矿，而整合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整合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直接转让，主要指的是小煤矿的直接转让。二是参股入股。山西省的煤炭行业格局也将彻底改变，资源将被牢牢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继内蒙古之后，河南等省份也都纷纷准备效仿山西，推行国有企业为主的中小煤矿大整合工作。
到目前为止，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国有经济占用资源虽多，但效率依然低下。国有企业占用了工业总资产的1/2左右、工业贷款的2/3以上，却只创造了1/3的工业产值。以2005年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增加值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4%，而同期的民营企业则分别增长25.3%和47.3%。“国进民退”的兼并重组能否可以打造中国的世界级企业，真正形成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创新力令人质疑，行政垄断型的企业组织结构能否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也令人怀疑。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只是因为民营的身份，对自己创新创业的预期不确定，缺乏创新创业的安全感，政府一句话，就可以对民营企业的财产进行处理，那么怎么引导年轻一代放心大胆地创新创业呢?如果年轻人惧怕创新，那我们社会的创新能力能培养出来吗?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是一个社会信号。目前大多数年轻人在择业时第一是公务员，其次是国有企业的择业倾向，与国家在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态度难道没有关系吗?在经济复苏中，能否给予民企平等竞争权利，已经不仅仅是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经济发展质量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政策的信心的问题。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履维艰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在经济危机后变得更复杂，政府职能转变面临更多的困难。本来，既得权利和既定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已经导致政府转型的艰难，政府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现在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困境，需要政府在一定时段上的直接干预，使政府体制改革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政府改革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政府改革还要不要进行成了一个谜团。正是这样一种谜团，导致目前许多政府部门用行政命令强制干预经济的作为，政府管制的强度明显增多。政府与国有企业，政府与房地产，政府与金融，政府与经济领域的关系不是远了，而是更近了，甚至纠合到一起了。从长期来看，这种倾向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想要建立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创新的本质是每个人个性、爱好、兴趣、幻想的自由发挥与实践。政府的等级系统，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恰恰容易忽视或抑制个体的创新。目前中国教育、科技领域的行政本位约束了教育、科技健康发展的事实就说明这一点。
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过多干预对中国经济复苏后的效果有待观察，但是政府体制需要改革是不容置疑的。越是在经济走出困境，进入复苏的时期，我们越是要认识政府体制改革的必要，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原载于人民论坛杂志（总第2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