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在巴黎。在星期五傍晚，我从博马瑟街区的惨案现场附近经过，在距另一受袭地十分钟之遥的地方吃了晚餐。我认识的人全部平安，但有许许多多我不认识的人死去了，许多人受到创伤，许多人正在哀悼。触目惊心。今天下午的街道还人来人往，到了晚上就成了空巷。清晨则陷入彻底的静寂。

从事后电视媒体第一时间的舆论来看，显而易见，“紧急状态”就算只是一时，也为之后加强安全戒备奠定了基调。电视里争辩的问题包括警察的军事化（如何“完善”这一过程），自由的空间，以及如何对抗“伊斯兰”——一个无形的实体。当宣布这是一场战争的时候，奥朗德努力表现得像个男人，但引人注意的却是他表演中的模仿成分，乃至人们无法将此话当真。

纵然是丑角，他现在也扮演着军队首脑的角色。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和军队之间的界线消失了。民众希望警方在他们身边，并想要一支军事化的警察部队来保护他们。这种愿望虽然可以理解，却很危险。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生成的特殊权力带来了福利，包括昨晚所有的出租车都可以免费乘坐，医院向所有受牵连者敞开大门，这也让人蒙蔽了双眼。没有宵禁，但公共服务停止了，也不允许游行示威。即便是哀悼逝者的“集会”，在技术上都算非法。我去过共和国广场的一个集会，警方要求所有人都撤走，但几乎无人服从。对于我而言，那是象征着希望的一个瞬间。

有些评论家试图区分不同的穆斯林团体和政治观点，结果被冠以追究“细节”之罪。显然，敌人必须一概而论，全部消灭，而在公共话语中，穆斯林、圣战主义者和ISIL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早在ISIL公开对这次袭击负责之前，权威人士就已经认定了敌人是谁。

有意思的是，奥朗德在加强安保的同时宣布哀悼三日，这也是对吉利安·罗斯《追悼成为法律》书名的另一种解读。我们究竟是在哀悼，还是在向日益军事化的国家权力和中断的民主屈服？为何后者在被当成前者贩卖的时候更好卖？公众哀悼日有三天，然而紧急状态却要持续足足十二天，直到国会不得不批准通过。

另一方面，国家解释说现在必须限制自由，以保卫自由——这似乎自相矛盾，但电视上的权威们并不以为意。没错，袭击很显然是瞄准了法国日常生活中自由的象征场所：咖啡馆、摇滚音乐会场、足球场。在摇滚音乐厅，袭击者残忍杀害了八十九人，其中一名袭击者似乎口吐谩骂，指责法国没有介入叙利亚（反对阿萨德政权），指责西方干涉伊拉克（反对复兴党政权）。所以，反对西方干涉的立场，如果可以这么说，本身就不存在。

还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名词：ISIS，ISIL，达伊沙（DAESH）。法国不会用“伊斯兰国家”（etat islamique）一词，那样就等于承认了该国家的存在。法国人希望将“达伊沙”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以防止这一阿拉伯单词融入法语。与此同时，该组织宣布对这次屠杀负责，声称这是对哈里发领土上所有杀害穆斯林的空袭的复仇。而选择摇滚音乐会作为目标——确实是一幅杀戮之景——其解释是：它上演了“偶像崇拜”和“变态狂欢”。我很好奇他们怎么会知道“变态”一词。似乎是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之外学得的。

总统候选人纷纷响应：萨科齐提出设立拘留营，说是需要逮捕与圣战主义者有关联的嫌疑者。勒庞支持“驱逐”，他最近刚刚将新移民称作“细菌”。那帮叙利亚出身的杀手中有一个是从希腊进入法国的，这大概足以成为法方加强其反对移民的民族主义战争的一大理由。

我打赌，在接下来的数日乃至数周，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关于自由的言论，它将暗示着国家安全和狭隘化民主的未来走向。自由的一种版本受到敌人攻击，另一种版本则被国家限制。国家一方面捍卫这种自由，将其作为法国的心脏，另一方面却在举国哀悼之中禁止了集会自由（“游行权利”），并准备更彻底地将警察军事化。从政治上来说，问题似乎在于接下来的选举中哪种版本的右翼会占到上风？一旦勒庞成为“中心”，现在这一切将会成为一种受到认可的右翼。可怕，可悲，充满预兆的时代，但愿身处其中的我们仍然可以思考、说话、行动。

在国家范围内，追悼看来是受到了彻底限制。几乎无人提及一天前贝鲁特死了将近五十人，一周前在巴勒斯坦有一百一十一人被杀害，还有安卡拉成批的死伤者。我认识的大部分人称自己“陷入死路”，没办法好好考虑目前的状况。有一种思考方式是提出一种横向悲伤的概念，想想悲伤的能力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为什么咖啡馆成为袭击目标就会如此扣动我心弦，而其他地点则不会。恐惧和愤怒很可能让人一下子投向警察国家的怀抱。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那些自觉“陷入死路”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考虑清楚。人在恐慌的时候很难去思考。思考需要时间，还有愿意和你共同承担的人——而在一场未被批准的“集会”上，这一切都有机会发生。

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自“上河卓远文化”，本文原标题为《追悼成为法律——朱迪斯·巴特勒，巴黎，11月14日》。“上海卓远文化”的微信订阅号是“sh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