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注释1][注释1：“文革”中，中共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其主持者周扬、林默涵等作为资产阶级反党文艺黑线的头目受到批判，并分别被投入监牢达八年和十年之久。林默涵20世纪50年代开始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任副部长。]的这份检讨书，篇末署写于1966年7月15日，距“文革”发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检讨书的题目是《我的罪行》。16开本共10页，铅字印刷，未标出印制单位；但从按语可以推测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和出版处的“造反派”组织。检讨书前面有当年编印者的按语：

文艺处和出版处联合起来开了五次斗争林默涵的会议。会上，林默涵无耻地抵赖、狡辩，态度极为恶劣，开始只交代他文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对参加彭真反党集团的阴谋，对周扬黑帮的阴谋，只字不谈，引起同志们极大的愤慨，严正地予以批驳。这个材料就是批判会后，他修修补补地重新写的，现在将它公之于众，请同志们批判。

从按语可以看出，这份被“公之于众”的，供“同志们批判”的材料，当年应已有相当范围的流传。从按语中又可以得知，写作这份材料时，对林默涵已开过五次批判斗争会，巨大的“群众”批判的肉体、精神压力可以想见。对“文革”以及当代多个以暴力方式开展的政治/文艺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检讨书、认罪书，在今天重读，最重要一点是不能离开产生这些文字的环境，孤立来讨论写作者的思想、人格、心理。林默涵的这份被迫撰写的材料，在今天可供参照的史实、资料价值虽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意义，也许在另外的方面。在那场群众运动中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也许能依稀读出被批判者在被迫自承“罪责”的情况下仍有所坚持，它也能清晰见识在扭曲的时代撰写者心理、语言相应发生怎样的扭曲，也为我们了解特定时期产生互相揭发、告密的文化有怎样的土壤，以及被批判者如何为遭到的“惩罚”而寻找“错误”。这些情景，经历者在当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今天“重温”，却可能会感受到那种“喜剧的可怕”。

米兰•昆德拉曾经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审判》(卡夫卡)做过比较，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而自愿受罚，而“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好相反，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承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昆德拉将此称为“惩罚寻找错误”。我们当然不能说“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不过，这种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虚构、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要求被迫害者无条件接纳。从林默涵这份认罪书的某些部分里，不是可以见识卡夫卡《审判》第七章里讲述的这样的故事吗：“(K)决定检查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全部的过去，‘直到某一个细节’，‘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被控者寻找他的错误。”①是的，就在那个时间，制造“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这份材料中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宣部、文艺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毛泽东1963、1964两个批示，《海瑞罢官》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的评价、态度，“文革”之后林默涵的认识已经完全不同，不会再承认这些“罪行”。这从他1998年撰写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②中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年被逼迫的情况下，完全做到“不违心”并不容易，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他这样的坚定信仰者[注释2][注释2：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恐怕也不例外。

下面是林默涵《我的罪行》的全文。

我是周扬反革命黑帮的主将，是他的最积极的帮凶。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愿意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最严厉的制裁。现在，我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向党交代。

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攻击人民公社

1961年中宣部关于在报刊上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的通报。[注释3][注释3：1961年2月2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批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经包之静[注释4][注释4：包之静(1912-1971)，苏州人，30年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40年代在新四军和根据地从事报刊出版工作。50年代调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革”中因批评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问题受到重点批判，下放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1971年去世。]等同志揭发，最初是由理论处根据陆定一、许立群的意见起草的。这一段起草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后来转到出版处，可能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些书刊上的问题。出版处改写后，送到我处(我当时管一点出版处的工作)，我对这个文件是很积极的，曾做过多次修改，记得还跟包之静同志一道修改过，最后提到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由张子意[注释5][注释5：张子意(1904-1981)，6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湖南醴陵人。“文革”中受到批斗，并被关押八年。]签发。当时我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从毛主席著作去掌握某种技术或者解决科学发明上的具体问题，认为那样是把毛主席思想庸俗化。事实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广大群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必然立刻在他们的工作上发生作用，使他们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我这个资产阶级老爷却跑出来横加干涉，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泼冷水。我还表示过不赞成“把毛主席思想学到手”的提法，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是像学一门手艺可以学到“手”。[注释6][注释6：“学到手”的说法在“文革”发生前已经开始流行。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撰写，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称：“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在‘用’字狠下工夫。”(《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7日)]。这实在太狂妄了。其实，“学到手”就是“活学活用”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同志们问：当时搞这个文件，是不是针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那次会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我想来想去，当时的确没有这个用意，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所谓报刊宣传中的“缺点”。但是，这个文件恰恰在军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出，实际上是同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唱反调。

1965年上半年，我还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凭自愿，不要搞形式主义为理由，不同意文联组织全国委员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直到1965年10月间，我和苏一萍同志[注释7][注释7：苏一萍(1913-1995)，原名蒲望文，陕西西安人。60年代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在甘肃访问了歇家嘴生产大队，亲眼看到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在精神面貌上和生产斗争的巨大变化，才真正认识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回来后曾向石西民同志[注释8][注释8：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5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65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被监禁9年。]反映，下面迫切需要毛主席语录，希望文化部编的《毛主席语录》快些定稿出版。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可耻的动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对当时国家遭受的经济困难估计得很严重，认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当时看到一本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材料集子，其中收了十多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不赞成包产到户以外，其余都是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说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较快地恢复生产。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经济困难极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我还污蔑人民公社脱产干部太多。并且认为赫鲁晓夫说苏联集体农庄干部管理能力不够可能是事实，而我们的公社太大，干部准备不足，也很难管好。这是用赫鲁晓夫的子弹来攻击人民公社。我说这些话，是1962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更是极端的反动，是对毛主席的背叛。

十中全会，中央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事实更给了我有力的教育，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个错误，我在1963年中宣部的三反运动中和1965年文化部整风中做过简单的交代。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究竟跟谁走？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突出的是两件事：1.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2.对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态度。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主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而我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注释9][注释9：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认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所以，林默涵这里有“跟谁走”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的“反党集团”被揭发出来。仅以全国性的而言，就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等等。其中，一些指控他人为反党集团的，后来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定罪。]

(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我是比较早知道江青同志对《海瑞罢官》有意见的。好像是1964年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海瑞罢官》的材料，我找出来送给了她。我过去没有看过《海瑞罢官》。是听江青同志说这个戏有问题后，才找剧本来看的。但是，我却没有组织批判文章，相反，听了陆定一的话，说吴晗不批判了(大约是1964年秋冬或更后一些时说的)。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曾向周扬建议《北京日报》转载。过两天，他说已同彭真讲了。可是，《北京日报》很久不转载。这时，我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有意见的。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如果我有一点点党性的话，我应该起来抵抗彭真，《北京日报》不转载，可以建议其他报纸转载。而我却采取了随它去的态度，以为这样的问题让上面去解决，我最好不要沾上去。这是极端可耻的投机心理。[注释10][注释10：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1998)一文对此的叙述是：“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这几年，官做大了，有了小汽车，有了小院子，就想极力保住这种地位，因此，就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方面都应付一下，但求自己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哪里还有丝毫革命者的气息？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堕落，变成了一个圆滑的旧官僚。我过去总把自己装扮成很清高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非常丑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革命的利益，为了怕得罪彭真，连毛主席的意见也可以不维护不执行，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很明显，我这样做，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地跟彭真走。实际上，我已经成了彭真招降纳叛的对象，为什么1964年夏天去北戴河时，他把我叫到他车厢里去吃饭？为什么北戴河他找我谈话？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野心家的一种拉拢手段。他要篡夺政权，就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他效劳，像我这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知识分子，就是他拉拢的好对象。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人无行。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在座的知识分子警惕，不要像封建文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又说，要警惕，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原来拥护斯大林的如米汀等人，都拥护赫鲁晓夫了，像明朝的钱谦益一样，投到清朝门下，成了贰臣。他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利欲熏心，就乐为彭真奔走，多么危险。[注释11][注释11：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称：“‘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贰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贰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彪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封建时代忠君守节的“贰臣”问题，这颇为怪异；而讲这番话的陈伯达，不久也身不由己地被列为“贰臣”式人物受到批判。苏斯洛夫(1902-1982)，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米汀，苏联哲学家，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尤金，50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贰臣传》，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式下令编纂，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中，共收录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1998年)林默涵回忆说：“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严慰冰，陆定一夫人。匿名信事件发生在1966年初，涉及林彪、叶群。]当时我还以为这些话是指许立群、胡绳他们说的，自己比他们好一些。其实，我同他们在思想实质上，在灵魂深处，是没有区别的，是同样肮脏的。

我虽然没有参与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制作，但“汇报提纲”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我的脑子里都有，中央《通知》的批评，每一条都打中了我。没有参与“汇报提纲”的制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是一致的。

根据彭真的指示，周扬特别积极地抓了方求那篇文章，[注释12][注释12：署名方求的文章，指《〈海瑞罢官〉代表一种社会思潮》一文，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他从头到底，亲自主持，写成后又急于发表。现在看来，周扬搞这篇文章，除了执行彭真的指示以外，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原来周扬正是海瑞戏的策划者和鼓吹者，最恶毒的《海瑞上疏》就是他亲手炮制的。[注释13][注释13：1959年初，周扬得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给上海周信芳打电话，希望他编演海瑞的戏。《海瑞上疏》在当年9月上演。]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是直到五月四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的《大事记》才知道的。可见周扬做贼心虚，肚里有鬼。周扬是一个老奸巨猾、善于应付形势变化的“变色龙”，每一次运动到来，他总能找到一种颜色，把自己掩护起来。[注释14][注释14：林默涵这份材料，最早系统论述周扬的所谓“两面派”“变色龙”人格表现。半年多后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署名姚文元，刊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在事实和论述逻辑上，可以看作是它的扩充和强化。1994年2月，林默涵接受李辉访问(那时候周扬已经去世)，对周扬有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以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推出来。最后江青还说是假整风。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作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在这次访谈中，林默涵夫人插话说周扬“虚伪”。而李辉编著的收入当代思想文化界人士谈周扬的访谈录，就名为“摇荡的秋千”。《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这次他抓方求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海瑞戏的批判者。但是，这一次终于露了马脚，方求的文章是一株毒草，周扬的全部面目也暴露出来了。在方求文章写作过程中，我也参加过两次讨论，积极地为彭真、周扬效劳。

在《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我又一直没有抓这个批判，而去抓了文艺方面其他问题，如《谢瑶环》、“中间人物”等等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当时我觉得，对吴晗的批判有“五人小组”。[注释15][注释15：根据毛泽东提议，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化界整风、学术批判等事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2月，“五人小组”向中央提交《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等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在抓(当时对“五人小组”没有怀疑)，我应当把原定的文艺评论抓起来，赶快还债。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形势，因为像《谢瑶环》那样的毒草，再不批判实在过不去了。

(二)四月三日文化部党组和许立群[注释16][注释16：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1964年9月以后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押8年半。]转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两份都是彭真批看的。拿到手，就急忙看了一遍，刘白羽同志也赶到我家里来看。当时我的确没有认识到《纪要》中讲的一条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就是指周扬和我。如果认识到，我就不会有心思在四月七日还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讲话。直到《纪要》由中央正式批下，在中宣部和文办共同召集的布置学习《纪要》的会上，我还说是夏衍、齐燕铭等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的觉悟是在太迟了。

对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领导骨干布置学习时，我才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了感觉。记得在那次会上，我曾说把《纪要》和《文艺八条》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大家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但嘴里这样说，心里有些怕。所以，文艺处提出的学习参考材料目录中，有文艺报题材专论这篇文章[注释17][注释17：《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刊于《文艺报》1961年第三期。在第六期、第七期上，开辟“题材问题讨论”专栏，刊登周立波、胡可、冯其庸、夏衍、田汉、老舍、林默涵等人文章。]我最初把它删去了，就是怕碰到自己，因为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改过，同意发表的，我自己也写过鼓吹题材自由化的错误文章，后来一想这样做不对，而且躲也躲不了，才又通知文艺处加上去。

我对《纪要》犯的罪是：

第一，看了《纪要》，不是根据《纪要》的精神检查自己的错误，相反，却对《纪要》进行剽窃，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我曾狡辩说，四月七日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想努力遵照《纪要》的精神讲，不是有意剽窃。这是骗人的话。我明知《纪要》是要由中央批发的，在中央批发下来以前，我按照《纪要》的精神来讲一套话，不就可以显示我正确、高明，显示我的思想符合中央精神吗？当时，我的确还没有意识到《纪要》已经敲响我的丧钟，所以，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挽救灭亡，给自己增加资本。这是可耻的赌徒的手段，是企图捞一把，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事业的先进人物，以便继续欺骗文艺界。[注释18][注释18：林默涵在1966年4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一事，他1998年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是这样讲述的：“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陈亚丁，当时任军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参与《纪要》的起草。]

第二，但是，我的讲话又不能完全照搬《纪要》，许多内容是我过去讲过的，这里面错误百出，因此，本来要剽窃《纪要》，结果却成了歪曲《纪要》，许多地方甚至同《纪要》针锋相对，比如《纪要》批评周扬，而我却还在吹捧周扬。一个修正主义者剽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如同帝国主义者想抄袭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打仗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我这样做，就完全暴露出了马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悲剧。

第三，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我没有参加过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在三十年代时期，也不认识周扬、夏衍等。[注释19][注释19：1994年3月20日接受李辉访谈，林默涵：“在上海不认识周扬。但知道他，读过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也知道一些。”]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做了很高的评价。我一向错误地把周扬等人也算在鲁迅一边。特别是解放后，我在周扬领导下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在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已经在中央讲清楚了，他只是犯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说，他在路线上并没有错。他在公开的文章中，也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我接受了他的欺骗，因此，长期以来，我总以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是以鲁迅、周扬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方面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至于“国防文学”和“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只是个别问题的分歧。现在才明白，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实际上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是鲁迅，而周扬正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个别问题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就是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出发，我一向把周扬吹捧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代表者，在座谈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时，我就是这样讲的。[注释20][注释20：座谈《大辩论》的发言，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6期。林默涵这个长篇发言的开头说：“周扬同志文章，内容很丰富，他运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那场震动心弦的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并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看了《纪要》以后，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动摇，但长期的顽固看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在创作座谈会的发言中，我又说成当时只有鲁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其他的人在世界观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后来到根据地，得到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指的周扬。

尤其严重的，是在《纪要》正式发下后，我读了《纪要》，又重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觉得《纪要》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估计似乎没有《新民主主义论》的估价高，其实《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指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对于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和《纪要》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纪要》所批评的，是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这样顽强地反对毛主席思想，为周扬辩护，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从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和对待《纪要》的态度，完全证明，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反对毛主席，而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前些时，我还以自己同彭真没有什么组织联系作辩解，以为自己跟他沾不上。其实，文化革命是属于灵魂范围的事情，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我是同他站在一起的。要不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揭穿他的反动阴谋，而让他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是完全可能投到他的门下去的。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三、参加周扬污蔑鲁迅、颠倒历史的大阴谋

周扬挨过鲁迅先生的骂，被鲁迅先生画出了他的恶劣嘴脸，这是他最恼火的事情，也是对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最不利的事情。在公开场合，他只好勉强表示鲁迅先生是对的，他是错的。他的所谓错，就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在个别谈话时，他总是为自己辩解和吹嘘，他经常讲的，有这么几点：

(1)他说关于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在中央已经谈清楚了，他犯的只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犯路线错误。

(2)他说当时上海环境如何困难、他们的斗争如何艰苦，又同中央断了联系。因此，只能自己摸索，有时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了解一点政治动向。现在看来，这是他为自己执行王明路线做辩护。

(3)谈到同鲁迅的关系，总是强调鲁迅先生如何受胡风、冯雪峰的包围，冯雪峰如何挑拨离间，如何打击他，使人以为他当时是受委屈的，鲁迅先生骂他，是受了坏人蒙蔽。[注释21][注释21：关于20世纪30年代周扬在上海的情况，周扬到延安在鲁艺工作期间，曾向中共党组织写有自传性材料。参见本篇的附录《周扬自传》。]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吹嘘自己，争取人的同情。在他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我就把他看成是一个正确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对他十分迷信，完全跟着他走，帮着他干了许多坏事。

1957年反右斗争中，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作协的一次党组扩大会上，夏衍发言，提出鲁迅答懋庸那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的。在夏衍发言之前，领导核心组(记得有周扬、邵荃麟、刘白羽和我等)是否商量过，是否先看过他的发言稿，我实在记不清了，这件事可以向刘白羽同志调查一下，那是会议布置他抓得较多。事隔近十年，我连那天开会夏衍发言的情况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同志却记得很清楚。

夏衍提出鲁迅答徐懋庸文由冯雪峰执笔这件事，给了周扬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篡改历史，洗去自己受过鲁迅责骂的臭名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起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返回出版社。

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间的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至于注释中说：“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这个“他”是指的冯雪峰。但说明这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第一，从语法上说，这个“他”也可以解释为鲁迅先生；第二，这篇文章不管是否冯雪峰代拟初稿，既然经过鲁迅先生修改审定的，那就是鲁迅先生的。所以，无论怎样，注释的说法都是颠倒是非，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最大污蔑。我给王士菁[注释22][注释22：王士菁(1918- )，江苏沭阳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著有《鲁迅传》《瞿秋白传》等。50年代担任人民文学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负责《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编辑的主要工作；参与主持《瞿秋白文集》《鲁迅译文集》等的编纂。]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

这是周扬的一个大阴谋，目的是贬低鲁迅，抬高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我，由于把周扬看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又相信他说的，鲁迅骂他是受了冯雪峰的挑拨，所以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犯了污蔑鲁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恶。

至于抽出《鲁迅书简》[注释23][注释23：林默涵这里说的《鲁迅书简》，是指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9、10两卷，这两卷收入鲁迅部分书信，包括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第9卷说明”称：“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陆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记共收334封。”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册)出版时，陈漱渝的文章《战斗的书简激烈的斗争——关于〈鲁迅书信集〉》(《南开学报》1976年第6期)对1958年《鲁迅全集》书信择取汰选问题，有这样的说明分析：“1956年，当新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出版的时候，在公开的广告和第一卷出版说明中，都介绍‘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根据这一计划，原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准备在《鲁迅书简》(铅印本)的基础上，将所征集的鲁迅书信310封补入。并已排成清样，计共收鲁迅书信一千一百余封，《附录一》两封，收信人不详，《附录二》断片21则。周扬一伙见势不妙，便以‘一般事务性和内容意义不大的不收’为托词，下达了砍削鲁迅书信的黑指示。于是，已经排好的鲁迅书信中有841封被拆版灭迹，仅存334封。周扬一伙所谓‘一般性和意义不大的’书信究竟指的是哪些呢？这一点，他们在私下讲得很清楚：‘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原来如此!他们不编入《鲁迅全集》的所谓‘一般来往信件’，很多正是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檄文，正是鲁迅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丰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砍掉的重要书信主要是：甲、有关批判‘国防文学’口号和揭露周扬一伙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丑恶嘴脸的全部砍掉。……乙、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影响和表现的很多书信也被砍掉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革命人民奋起千钧棒，捣毁了被周扬一伙窃据的‘阎王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周扬一伙颠倒历史、围攻鲁迅的罪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批判。”陈漱渝的这篇文章发表时，“文革”虽已结束，“四人帮”已成为罪人，但尚未宣布“彻底否定”“文革”，而周扬等也尚未平反。]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四、参加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现在真相大白，周扬在三十年代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路线到了六十年代，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具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所以，解放后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还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是1952年调到中宣部的，过去不做文艺工作由于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周扬一起，一拍即合，就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形成和失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53到1960年，在形成过程中，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是解放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开始。二、1961、62年，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制定了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三、1962年十中全会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受到批评，由抗拒批评到最后毁灭。

第一阶段，1953——1960年。这个时期，我们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呢？

(一)1953年，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周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当时离全国解放才只有四年，报告中认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旧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为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打掩护。对于文艺创作，不强调革命性、政治性，而强调真实性、艺术性，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对于文艺工作者不强调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而强调向遗产学习，提高技巧。指责领导部门简单粗糙，反对给作家出题目，认为这是对待小学生的办法，实际上，否定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在组织形式上，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把各协会变成了专家的团体，协会的任务主要是为专家服务。提倡专家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实际上是提倡物质刺激，鼓励追求稿费，使作家成为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这是解放后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形成的开始。当时我在文艺处工作，这一切我都是赞成的，并且参与了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

(二)1954年，毛主席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江青同志找了当时《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编者商量如何转载李希凡和蓝翎的批判文章。当时，我赞成了不在《人民日报》而在《文艺报》转载的错误意见，理由是《人民日报》一转载，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这表现我完全不认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重大意义，同时害怕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这个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三)1956年，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注释24][注释24：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报告。]这个报告是从右的方面来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对党的方针的严重歪曲。而我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思想，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主张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不论世界上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写。后来盛行的反对“题材决定”论，就是从陆定一开始的。这个报告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四)1956年，周扬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文艺领导的简单粗暴，提倡题材自由化，进一步发挥他在二次文代会报告中的修正主义主张。

(五)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提倡演现代戏。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缺点，如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如成立卫星指挥部、要求基层放卫星等，[注释25][注释25：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遂借喻地将“放卫星”用来称呼工农业生产出现的高产量。如粮食亩产一万斤、几万斤等等。“放卫星”也扩展至文化领域。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召开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同年9月，中宣部召开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讨论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如《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的《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通讯，说江苏邳县农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据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但基本方向是对的。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大泼冷水，大大挫伤了群众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文化部提出戏曲剧团上演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剧目，在中宣部会议上讨论时，陆定一、周扬和我都加以反对，认为比例太高做不到。陆定一、周扬一贯宣传文化不能搞多，多了要亡国，反对所谓“为文化而文化”。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在我主持下，文艺处搜集了许多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中的所谓“缺点”的材料，用来攻击文化部的所谓错误，犯了严重的打击群众文化运动的罪恶。

(六)1960年7月，召开第三次文代大会，周扬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过的，内容比较好，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但是，就在这次大会结束时，周扬和我召集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座谈如何贯彻会议精神时，我们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文艺，主要是对苏联，在我们国内，不是主要问题，还提出修正主义是指理论上修改马克思主义而言，对于文艺作品，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这实际上是保护国内的修正主义文艺。

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形势很好，毛主席对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抓得很紧，一个接一个。这时要公开提出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期是一面宣传修正主义思想，一面应付形势，用种种保护色来掩盖自己。在这方面，周扬特别有本事。穆欣同志就说他像一条“变色龙”一样，善于适应形势，改变腔调，保护自己，的确是这样。例如：

1.他本来是吹捧《武训传》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置之不理，后来却跑出来做结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大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完全正确。

2.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了，他就赶快出来讲一通话，发表了一篇《我们必须战斗》，但从此他就什么也不管了。

3.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却利用所谓冯雪峰为鲁迅拟稿这件事，来颠倒历史，打击鲁迅，抬高自己。事后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公开把自己封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4.同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就立刻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讲话，大谈二百方针，好像他是最领会毛主席思想的。

5.1959年中宣部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原来是准备反“左”的，因为庐山会议提出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会议也就变成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和批判西欧资产阶级文艺遗产了。但除了会上讲一通之外，比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会后就没有下文了。

6.1960年，眼看中苏关系紧张起来了，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就抓住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旗子。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粉饰自己，欺骗群众，使人以为他一贯正确，而在暗中积极进行反党活动。比如他亲自布置《海瑞上疏》的创作，就封得很紧，对我也从来没有露过一句。所以，他的面目长期没有被识破。

第二阶段，1961——1962年。

这个时期，国家经济遭遇困难，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时机到来，周扬和我就积极推行自己的一套，猖狂向党进攻。这时我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时，周扬和我不仅到处讲话，宣传这条路线，而且制成文件，发到全国，或者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其影响之大，流毒之深，是不可估量的。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下列的文件和文章中：一、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文艺八条》；二、在《人民日报》写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社论；三、大学文科和艺术院校教学方案；四、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这些文件和文章，有的是周扬主持、我参加起草，有的是我主持起草，有的是经过周扬和我审定的。[注释26][注释26：关于1962年5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1998年林默涵说，当时，“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对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志们已经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深刻的批判，它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内容是：

(一)否认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倡全民文艺。

(三)修改毛主席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指示，鼓吹文艺有两种作用，即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文艺成为单纯消遣品，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用来腐蚀人民的工具。

(四)提倡题材多样化，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文艺要着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五)在文艺批评上，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轻蔑工农兵的评论。

(六)提倡崇洋、复古，对遗产只继承，不批判，热衷于提倡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

(七)阻碍文艺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工农兵结合。否认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世界观还未改造好，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掩护。

(八)在艺术教育中，反对教育为当前政治运动服务的提法，实际上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强调培养专家，只专不红，引导学生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用资产阶级文艺和文艺思想腐蚀青年，实际上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九)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这个时期的主要事情是：

1.1961年六七月间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这是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会。会分两段开，头一段参加的，是各省市宣传部长、文艺局长等党内负责人；第二段参加的，是在京党内外文艺家。周扬在这次会上先后讲了四次话，全面地宣传修正主义文艺主张，对地方负责人的不同意见加以压制，鼓励资产阶级文艺家向党进攻，打击左派，他在最后总结时，支持小白玉霜，[注释27][注释27：小白玉霜(1922-1967)，著名评剧演员。1963年，排演《李双双》，与剧团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被撤换，再无上台的机会，随后被开除中共党员党籍，免去政协文员资格。“文革”中受到批斗迫害，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5岁。]拍桌子骂评剧院的党员演员于萍同志。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扬把我找到他家，他提出要仿照科学十四条搞一个文艺工作多少条，他大致讲了一个轮廓，要我立刻找几个同志搞一个初稿出来，我就找了蔡若虹、郭小川、袁水拍等共同写了一个初稿，即文艺十条，他亲自主持多次修改，有时搞到深夜。这个时期，他的情绪特别兴奋，认为这是在文艺方面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可以管上十年八年了。

后来，陆定一又抓了几次，并指定童大林负责修改，“十条”就改成了“八条”，又由我和张光年一道改了一遍，1962年，人代大会时，周扬、齐燕铭积极活动，要把《文艺八条》在人大代表中散发，后来只发给了文艺界代表。就在这时，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报送中央。送出以前，周扬还要我看了一遍。

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这个修正主义文件的起草和修改的。[注释28][注释28：关于“文艺八条”及其前身“文艺十条”，林默涵1998年的说法是：“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做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它在“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2.1961年一二月间，中宣部大学文科教材会议。由陆定一、周扬主持，周扬住在旅馆坐镇。艺术院校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由周扬主持，起草了大学文科(文、史、哲、经)教学方案，由我主持，仿照文科教学方案，起草了艺术院校教学方案。这些教学方案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这时，周扬和陆定一多次商量，提出：(1)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解决世界观问题，理由是许多共产党员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2)反对“白专道路”的提法，认为“专”和“白”没有必然的联系。(3)在教材编写上，反对“以论带史”，提倡“论从史出”，实际上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表现教材。

周扬在这次会上做报告，大捧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跟翦伯赞一唱一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们认为这个会开得心情舒畅，周扬还把这次会的开法，作为最好的经验。会后，周扬亲自挂帅，调集了二百多教授专家编写教材，搞了几年。在一次新年宴会上，他举杯祝酒，表示要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同生死共存亡”。

3.196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记得当时提出一个纪念计划，有些文章、举行座谈、美术展览、演出等等。演出计划归文化部安排，组织文章，主要由我负责。我找袁水拍、李希凡、陈笑雨等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纪念社论，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好像包括这样四方面的内容：(1)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2)当前的任务；(3)队伍问题；(4)领导问题。写成后送周扬审阅，他不满意。那时他住在十八所，打电话要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和我等人去谈。他提出要按照人大公报的精神，强调个阶层团结，认为今天的文艺跟过去比它的服务范围大大扩大了，连民主人士、爱国的资产阶级、爱国华侨，都应当是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这是把人大公报中讲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跟文艺的服务对象混为一谈，是公然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吹“全民文艺”。这篇社论，就按照周扬的意思由袁水拍、张光年、李曙光分别执笔，由我统一后送周扬定稿，最后经陆定一审定，吴冷西也做过修改，我当时是完全同意周扬的意见的。这两年，是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黑帮最活跃的时期。老奸巨猾、善于掩藏的周扬，这时也丢掉面具，赤膊上阵了。在他的号召和指挥下，夏衍、陈荒煤等抛出瞿白音的《电影创新独白》，[注释29][注释29：瞿白音(1910-1979)，原名瞿金驹。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南京分盟负责人，多次组织演出《娜拉》《香稻米》《乱钟》等剧目。1934年，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实验剧团。50年代以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务。1951年与他人联合编导了《两家春》。1958年，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故事片《万紫千红总是春》，196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红日》。译有[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1962年，在《电影艺术》1962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在电影界反响热烈，但随后受到严厉批判。江青主持的《纪要》将《创新独白》列为“十七年”文艺界的“大毒草”名单，1966年6月1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上海写作组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指这篇文章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齐燕铭、田汉、阳翰笙和我先后主持了广州话剧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召开了大连创作会议，周扬出席讲话，《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专论，从四面八方向党展开进攻。一切牛鬼蛇神都有共同的阶级感觉，都以为时机到来，温度适合，所以，都一齐出笼了。

十中全会后，形势变化，这是第三阶段。

毛主席抓了阶级斗争，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次批评。看看形势不对，周扬和我又采取了：一、应付，如1962年十月关于整顿剧目的报告，63年发出停演鬼戏的通知，举行戏曲座谈，搞了一些所谓批判(“中间人物”、《李慧娘》、《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二、抗拒中央批评，不传达，不检查。三、应付不了，抗拒不了时只好搞一个假整风，牺牲车马，保住将帅，也就是保住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但这一次，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识破我们的面目，再也蒙骗不过去了，以周扬为首的黑帮终于被揪了出来，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这就是周扬和我所搞的一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由产生、形成到灭亡的过程。

五、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必须有一条同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它的实行。这首先就要控制文化部。周扬在文化部工作，犯了错误，调离文化部后，他是始终不愿放弃文化部的。文化部开比较大的会，他都要去讲话，施加影响。他对于党中央把他调离文化部，派钱俊瑞去整顿文化部是很不满的。

在钱俊瑞时期，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关系，曾经一度很紧张。大约是1957年或58年，有一次文化部党组同志在周扬家里，给中宣部提意见。他们认为中宣部抓业务不抓政治，抓提高不抓普及，抓专业不抓业余。周扬很不满意，我也不同意文化部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文化部党组的批评是完全对的。

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出了一些偏差，周扬和我抓住这个机会批评他们，刘芝明同志因此调离文化部，接着钱俊瑞也因别的原因离开文化部。起来接替他们的，就是齐燕铭、夏衍，他们分任党组正副书记，同时我也兼任文化部工作。这样，文化部党组就为修正主义者所掌握了。周扬和我这时很满意，认为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的关系正常了。

其次，就要掌握文联各协会、研究所、刊物等。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多是周扬的人。周扬借口要照顾团结，把不少三十年代的人物安排在文化部门文化团体的重要岗位上。地方的文联，文化局也有一批周扬的人，他的势力遍布全国。他常说他不搞宗派主义，其实他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者。

周扬对他的干部有一套手法：第一是把你摆在一定位置上，是你感到他在照顾你。比如1959年，我被提为中宣部副部长以前，周扬就先把消息透露给我，这显然是暗示是他要提拔我的。又如他建议增加十几名文联副主席，使人觉得周扬很照顾别人，阳翰笙当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就是他提议的。其次，包庇自己的干部，比如田汉、邵荃麟在反右斗争时，地方上意见很大，是可以划右派的，周扬和我把他们包庇下来了。第三，但是，到了必须牺牲干部才能保存自己的时候，周扬就毫不留情了。上次文化部文联各协假整风开始时，周扬忽然来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向党中央写报告，即刻撤销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职务。我当时觉得很突然，不同意这样做。我说整风才开始，他们的错误群众还不清楚。但周扬很坚决，说这样做决不会错。过了一天，他又来电话，说他同彭真谈过，彭真也主张组织处理放后，这事才作罢。周扬就是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干部的。

六、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批评

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遭到各方面的抵制的。部队就反对，许多地方也有意见，都被我们顶了回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更是多次提出批评，周扬和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第一是抵制。比如刘主席[注释30][注释30：指刘少奇。林默涵1966年7月写这份检查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他要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大十二中全会上，才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开除党籍永世不得翻案的。所以，林的检查仍沿用这一尊称。]提出要降低稿费，我却千方百计想多给一点稿费，提倡物质刺激。为此说了十分反动的话，认为人民出版社给刘主席的稿费太高，因此使刘主席以为别的作者也能得到那么高的稿费，其实别的作者的稿费没有那么高，刘主席不了解情况。本来曾经一度废除印数稿酬，不少资产阶级作家表示不满，后来就在周扬和我的主使下，又恢复了印数稿酬。这是对刘主席指示的公然抗拒。又如，刘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我就公开唱反调，认为文艺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当从思想立场来看，有些写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作品，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我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实际上，就是不赞成文艺要着重写今天，着重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周扬还认为凡是产生在社会主义时代，适合社会主义时代人民需要的作品，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根本不考虑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立场了。

第二是封锁。我们一方面向上封锁，文艺界问题这么多，就没有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过；另一方面又向下封锁，不向群众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比如毛主席很早就批评旧文化部提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不再改正，就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周扬是亲自听到毛主席的批评的，他当时就替文化部作了解释，回来只在很小的范围里作了传达，长期向群众封锁。很明显，这是怕传达下去，群众就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赶走。

第三是应付。看看事情躲不过去了我们就应付一下。比如上次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就向周扬建议，要《北京日报》转载，这并不是积极拥护这个批判，而是感到北京不转载不行，也就是应付一下。周扬主持写那篇方求的文章，也是为了应付，结果却搞成了一篇毒草。我在形势逼迫下，抓了一些批判文章，都是一种应付。这一点不奇怪，我们自己是修正主义者，当然不会有热情去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

第四是转移目标。到了应付也引发不过去的时候，就转移目标，整别人，保自己，牺牲车马，保住主帅。这是最恶劣的手段。最明显的，就是1964、65年在周扬和我导演下的文化部那场假整风。毛主席在63年底和1964年夏天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正如《红旗》杂志的编者按语所指出，是针对周扬和我这些人的。可是，我们却根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转移目标，去整文化部和文联个协会。这是直接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是欺骗群众，欺骗党中央，企图使自己蒙混过关，以便保存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注释31][注释31：《“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

文化部的整风，最初由原文化部党组领导，本来是想草草了事的，打算1964年国庆节前后，齐燕铭代表党组作一个检查就算了。我是赞成这样做的。但周扬更有经验，他知道那样做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在彭真、陆定一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支持下，亲自出马，派出了所谓工作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周扬自己指定的，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修正主义整修正主义，是根子整枝子，是舍车马保主帅，根本不让挖到我们身上的黑线，对群众加以压制对被牺牲的车马，则加以安慰，周扬曾多次找他们谈话，还要我去看田汉、夏衍等等，使他们知道批评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是一种“苦肉计”。[注释32][注释32：关于文化部的“假整风”，林默涵1998年说：“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有些同志追问，制造这次假整风的阴谋背景，追问是怎样密商的，这种追问，完全应当。但是，这整个整风，就是一种公开的阴谋目的是应付中央，保存自己，这是很明显的，是不用说穿也可以心照不宣的。

这就是周扬和我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这完全是阳奉阴违的修正主义手法。

七、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

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泥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呢？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虽然十五六岁就离开家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加上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读的是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我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参加革命，但是长期所做的，都是伏案的文字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群众的斗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斗争考验。民主革命的关，是革命浪潮把我冲过来的，到了今天，社会主义这一关，我就过不去了。

最严重的，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脱离工农兵群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解放以来，官越做越大，生活越过越好，而思想却越来越堕落，我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的革命品质，而变成了一个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革命利益的政治投机分子。这样的人，这么可能不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呢？

我深深地认识到，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我是这条黑线上的主要人物，我的罪恶也实在太大了。这条黑线必须彻底挖掉，我的罪恶也必须彻底清算!

我也深深认识到，同志们对我的严肃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毛主席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我。我一定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到工农群众中去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注释33][注释33：林默涵(1913-2008)福建武平人。“百度百科”关于他早期的生平有这样的记载：“1928年在福州高中师范科求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随后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先后在进步报刊《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和《国民周刊》任编辑，并开始用笔名‘默涵’撰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和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武汉任《全民抗战》编辑。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参加编辑《中国文化》。1941年主持华北书店编辑工作。1943年调《解放日报》编辑副刊，在该报上发表不少短论和杂文。1944年冬调重庆《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后赴香港参与编辑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期间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的有《在激变中》《浪花》和《狮和龙》……”有这样的经历和忠心耿耿的思想立场，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阵营中，给自己加上了“反革命黑帮积极帮凶”“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越来越堕落”“政治投机分子”“罪恶必须彻底清算”等判定，真的让人感到心痛，不明白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而他所期望的“革命群众”，后来也没有让他“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不久他就被投入监狱，有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如果读了这样表现历史悖谬情景的材料，再读史铁生中篇《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就会明白中国当代为什么不会出现“荒诞派”文学的原因。]

我是一个永远跟毛主席走，老老实实做党的驯服工具和人民的勤务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6年7月15日

附录：

周扬自传

这是周扬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鲁艺工作时所写，应该是向党组织提供的材料。“文革”期间，可能刊登于多种红卫兵、造反派编辑、印制的小报、刊物上。我见到的这份《周扬自传》，刊登于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所办的刊物《文艺批判》1967年第4期。《文艺批判》刊发时的标题是：《把大毒草〈周扬自传〉拿来示众》。《周扬自传》的题名是原来就有，还是“文革”刊物发表者所加不得而知。没有写明撰写日期，仅篇末括号有“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所写”字句。《文艺批判》加有这样的编者按：“《周扬自传》是一幅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画像。周扬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买办，三十年代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一贯用两面派手法，篡改历史，蒙混过关，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周扬这样伪造历史的小丑，终将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同期《文艺批判》还刊登由“中共益阳县委机关供稿，原载首都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战报》”的《周扬罪恶家史》文章。

下面是“自传”全文，按《文艺批判》原来样子录入。《文艺批判》刊载时编排上个别地方明显错讹，加注释予以说明。目前一些涉及周扬的论著，在引述这份材料的时候，并未更正这些错讹。

1908年11月生在湖南益阳荻城镇新市渡一个村庄里，原名运宜，字起应(入党及初发表文章均用起应一名，后因地下活动及书报检查关系，曾选用周扬、周笕、绮影等笔名)。家庭系地主，当我出生时，每年可收七百石粗谷，此外别无其他产业收入。我刚二岁父即去世，祖母与母二代孀居，祖母为有名慈善家，好善乐施，母也待人厚道，故深得一般村民拥护，惟究是女流，又拥有相当田产，家中除我和一长我二岁之兄弟外，又别无其他男子，故有时不免受人欺侮，充满在我幼小头脑中的即为长大成人，替父母争光雪耻之念。祖母与母，亦甚溺爱我，不让我多读书，恐其有伤身体，直至14岁，均在家延师教书，从未住过小学。15岁时因酷慕新学，与母力争，始准我赴长沙住一补习学校，并委托我舅父伴我居住，妥加照顾，补习半年后回益阳即考入一教会学校，且系插班，但因系寄宿，生活较苦，学期未终，即自动离去，母亲因爱我甚，亦不之责。后又陆续在长沙改读二年，均系补习性质，至1925年秋季始考入上海南方大学，后由该校校长亢虎复辟阴谋揭露，[注释34][注释34：指江亢虎(1883-1954)。1925年2月，国民党人黄郛、叶恭绰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清室密谋复辟的大量文证，其中有江亢虎致废帝溥仪的请求觐见书，以及给一些支持复辟的前清遗老们的信函。江亢虎遭到了来自各界进步人士的痛斥。时任南方大学校长的江亢虎不得不到美国躲避。因抗日战争期间在汪精卫政权任伪职，并著文为日本南京屠杀辩护，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12月7日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狱中。]一部分教员学生另组国民大学，我遂亦转入国民大学，1926年再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已接近革命思想，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注释35][注释35：这里的李石岭，似是李石岑之误。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3年(民国二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或同时任教于大夏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1934年年10月病逝。著有《李石岑讲演集》《哲学浅说》《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等。介绍尼采的《超人思想简说》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的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颠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但是“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我非常高兴地做着深夜里在马路上街堂口散传单的工作。介绍我入党的是当时大夏的一个同学又是同乡的夏钟润君，他是一个非常之善良的人，那时候我很信仰他。可惜这样的生活没有过好久，暑假就回了家，当时回家主要是抱着到武汉去工作的目的，我对那虽还怀着一些幻想，这些幻想到汉口住了一个月之后便完全消灭了。在家没有住好久，就再也回到上海，这时是一切皆非。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夏去了日本，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总之，我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正是大学三年级距毕业还有两年，我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我那时候极端痛恨大夏)，于是就转了高师科，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拿了这张文凭，我就去到了日本，这正是1929年初。我发现夏也已失了关系，我应当自认我那时并不怎样感觉了失了关系的严重性。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注释36][注释36：这里的“沈西岭”，应是沈西苓之误。沈西苓(1904-1940)，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浙江省德清人。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天一、明星、联华等影业公司任职，编导过《女性的呐喊》《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中华女儿》等影片。1949年12月于重庆病逝，年仅36岁。柯伦泰(1872-1952)，苏联革命家、作家。周扬翻译的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许幸之(1904-1991)，生于江苏扬州，电影导演、画家、美术评论家。30年代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发起人之一。曾导演《风云儿女》《铁蹄下的歌女》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待了两三个月就回到上海了。这时便开始了写作生活。主要翻译些革命文学作品，出版的有果尔德短篇集，柯伦泰的伟大的恋爱[注释37][注释37：指周扬翻译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果尔德，又译为高尔德，20世纪美国左翼作家。]等。从此便不再仰供家庭供给。同时家庭境况已日益衰落，也不再能供给了。从1930年到32年初，这一年多两年中间，都只是一个赤色群众仅只参加了剧联，[注释38][注释38：指193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到31年底，才转入左联。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找组织，据现在想有两方面原因的，一方面是主观上没有积极要求，而另一方面造成我不积极要求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立三路线下对知识分子青年的态度。我那时并不认识立三主义的错误，我还没有哪个能力和基础，但使我长久不能忘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的，是当时遇到的一位区委同志对左翼非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难堪的鄙夷的态度，当时我得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且正式这样说过，要读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是党员，否则就是空读，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耻的行为。我当时承认这句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但我不敢辩白，从此我见了他们仿佛感到羞愧，局促不安，我渐渐避免见他们了，我孤独地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成了如某一位朋友批评我们的所谓“革命的高踏派”。[注释39][注释39：“高踏派”——原文如此，似是高蹈派之误。]但这样的生活究竟是不能长久的，加入左联后不久我便做了常委，这时我提出了入党要求，由雪峰谈话(他当时也是左联常委)很快就通过了。在此应补述一句：在一二八期间我做了一个短期的外文宣传工作；当时参加这工作的，还有现在边区之林里夫，[注释40][注释40：林里夫(1909-2001)，曾就读北大，留学日本，20年代末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天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延安，曾任陕北公学政治经济学教员。50年代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创办人之一。因右派、“反党集团成员”多次受到迫害。]他担任日文方面的宣传员，我担任英文的。入党以后，在上海的整个时期内我没有过过支部生活，开始是参加左联党团，不久就参加中央文委[注释41][注释4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929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是雪峰负责，参加的有林伯修、吴觉先、华汉等)党外团体工作，一直是在左联，主编过左联公开机关报文学日报，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反对自由人(胡秋原)、反对第三种人(苏汶)，在这些理论斗争中，很正确地辩护了文艺的党性与革命作用，但在对中间层(当时第三种人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小资集团)的政策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毛病。这是我和秋白同志共同的，这一点很快地受到了中央的纠正，我记得洛甫同志为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指责我们这个倾向的。[注释42][注释42：洛甫，即张闻天。这里的文章，指洛甫1032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了1935年春，上海党的组织受到最后一次大破坏，[注释43][注释43：据研究者孔海珠介绍：“1934年至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等遭到毁灭性破坏，仅1935年2月19日，就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36人同时被捕。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五个领导成员中，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于难。”]文化方面的负责同志如华汉、田汉、林伯修均遭逮捕，这是我入党后所受第一次大刺激，为友情，为工作，我伤心地哭了，但我的工作情绪和积极性，这时却更加提高了，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时只剩下了沈端先[注释44][注释44：沈端先，即夏衍。]和我支持残局，他比较偏于上层，下层的活动就由我担任，没有两三个月，我们便仍又和中央接上了关系，东文学董文学找到了我，这时文委便正式由我负责。端先因环境险恶，要求离国暂避，董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便去了日本。文委除我外，还有钱亦石、曹亮参加，董和我一个人碰头，他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工作得非常起劲和愉快。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好久，到七八月间董又被捕了，这次我几乎比听到田汉被捕那一次还伤心，从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这个时间，我没有一天离开自己的岗位，文委经常开会，文总[注释45][注释45：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也很快恢复，我兼书记，左联、剧联、社联、教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均仍继续活动。党员由十数人发展到一百多人，由我找来的失掉关系的党员，有汉夫、吴敏、邓洁等，新吸收的有钱俊瑞、艾思奇，我把他们都陆续拉到了文委(只艾一人较迟)，这自然是有点危险的办法，但为应付局面，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后来端先回国，阵容便更可观了，只是这时客观局面开展较快，我们主观努力远远不及，既少一般党的工作经验，又失了领导，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有些瞎摸。那时唯一能够看到的党的文件，是英文版的国际通讯[注释46][注释46：“国际通讯”即《国际新闻通讯》，第三共产国际1921年起办的刊物，用德、英、法等多国文字出版。]上的，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注释47][注释47：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保加利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35-1943年，主持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季米特洛夫做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我简直兴奋得跳起来，我读了又读，把这问题想了又想，我在领导下的所有党团会上传达了这个报告，并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经过不少阻难，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于是在我们的发动与帮助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各种救国团体，救亡工作大大活跃起来(当然自发的成分非常之多)。正在这时，雪峰来了，[注释48][注释48：为中共中央所派，1936年4月冯雪峰到上海，年底，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我初听到西北有人来时，我是高兴得到了极点，等待了多少日子啊!我便写了一封信转给他，告诉了组织大概情形，并约他谈话。但他不惟不找我，不找端先，而且毫不负责地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如对钱亦石[注释49][注释49：钱亦石(1889-1938)，湖北成宁人。中共早期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理论家。]说端先有法西斯嫌疑，对一些不清不楚的人说要把我派往别处去之类)，怂恿不满意我们的分子来和我们对立，挑起鲁迅、茅盾来反对我们，挑起了口号的论战，自然在我这方面也有很大缺点，如对鲁迅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处理事情长易偏于情感，对一般党的工作缺少经验等等。但雪峰处理问题，对待干部的态度，我现在还认为是非常之不对的(比起这里的负责同志来，那距离不知多远呵)。我由他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生中从来未有过的，关于这些，中央已经知道，毋需在此多说。到延安[注释50][注释50：周扬1937年10月到延安。]我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帮助我的。我诚恳地说，他比我未来之先所想象的还要好。这里是真正的同志的爱，是真正的领导与帮助。初来时我在中宣部做了很短很短一个时期工作，后即调到教育厅，现在兼着鲁艺的工作，一切都觉得很好，惟一遗憾是读书时间太少。在理论上的进步太少，如果可能，我希望最近能暂时解除职务，使我有一机会完成我译著上的志愿。在我过去所译著中，仅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为有价值，新近又译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生活与美学》，[注释51][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出版于1942年，据此推测周扬的这篇“自传”，似是写在1941-1942年这段时间。]编校有马恩列论艺术一书，拟著之书有：文学简论，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望党给我机会，完成写出以上二书的目的。

在我的至亲属中，没有一个与政界有关系的，和家庭现在又很少通信。我自己一生中也没有干过职业，[注释52][注释52：原文如此。]我的社会关系仅限于文化界出版界，而且是进步的文化界出版界，生活书店几乎是我唯一有经济关系的地方，过去在上海所来往的人中，除左翼圈子的以外，就只有极少数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如郑振铎、傅东华等。

我的自传简略的就如上述。

(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00～101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②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