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至1970年，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的埃德加·斯诺(EdgarSnow)三次访华。而1970年10月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照片成为中美关系的经典瞬间。关于斯诺的三次访华，各类研究和记述层出不穷，但对于这一时期斯诺内心的焦虑乃至挫折感，学界和媒体没有任何只言片语。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人们完整了解斯诺致力于宣传红色中国、搭建中美交流平台的坚定信念。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手稿文献，并以斯诺与《纽约时报》助理执行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之间的来往信件为基础，对他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十年内心灵上的中国情结和为中美关系复苏所作的不懈努力进行梳理，以求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丰富。
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信件总共33封，始于1961年4月4日，止于1969年8月3日，国内外目前未见公开和系统引用。其中，斯诺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15封，斯诺写给全国广播公司的信件1封，索尔兹伯里致斯诺的信件17封。就发信地址而言，斯诺发自北京、伦敦、纽约和奥地利的信件各1封，其余12封均发自瑞士，也反映出在此期间，他由于不满美国国内反华氛围而在国外长居的情况。索尔兹伯里的信件都发自纽约。在来往信件的字里行间，斯诺难以掩饰面对中美关系暗淡现状和前景的沮丧心情，并表露了期待两国关系转暖和美国正确理解中国的急切心态。这也从微观层面揭示出他在1970年再次访华、为两国高层传递缓和信号的心理动机。
令斯诺颇感失望的中美交流障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从1955年到1970年，总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问题。1956年8月6日，中国率先宣布允许美国记者入境，但遭到美国政府拒绝。1959年4月23日和1965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发表声明，改变之前的政策，允许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访问中国。但此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却趋于强硬，要求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台湾问题，方可涉及双边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斯诺本人虽在1970年之前，两次应邀访问中国，但因为两国在人员交流问题上展开的拉锯战，他无法推动更多人员的互访，倍感无奈。
斯诺把自己的访华经历定义为个案，认为其他美国记者难以效仿。此举并非意在阻挠他人访华，而是旨在说明中国的对美政策还没有松动到允许记者自由访问的程度。从1960年6月起，斯诺在中国逗留5个月之久，直到11月方才返回暂住地瑞士。斯诺能够成行，这在很多渴望进入中国的美国记者看来，意味着中国已经放松限制。索尔兹伯里就是如此认为的。然而，在1961年4月4日发自瑞士的信件中，斯诺明确表示：“至于你想亲自访问中国的愿望，我的个人经历难以提供多少有益的启示”。他还解释说：中国政府之所以愿意对自己网开一面，主要因为他与中共“昔日的友谊”(AuldLangSyne)，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国共内战时期。与此相应，斯诺本人的身份也作了变通，他不再是拥有官方背景的记者，而是私自前往中国的作家。索尔兹伯里与中共之间没有经久不衰的友谊，当时还肩负着《纽约时报》助理执行编辑的官方头衔，想效仿斯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1964年10月，斯诺再次访问中国，索尔兹伯里也再次表现出想前往中国的浓厚兴趣。斯诺不得不重复前述观点。1964年12月13日，斯诺在北京的新朝饭店(音译，HsinChaoHotel)用中国邮政的电报纸，回复索尔兹伯里说，他在中国的身份是作家而非记者，其言语之间再度给索尔兹伯里以记者身份访华的愿望浇了冷水。
不仅如此，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拒不让步，中国在人员交流方面的立场日趋强硬，斯诺为索尔兹伯里传话斡旋的可能性几近消失。就在上文所引的1961年4月4日的信中，斯诺还转述了周恩来关于中美人员交流的态度。周恩来曾告诉斯诺和英国摄影记者费利克斯·格林(FelixGreene)：在美国明确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之前，中国不会接纳美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官员向斯诺证实，已经收到索尔兹伯里的访华申请，但无法允诺成行。斯诺指出，索尔兹伯里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中美“重大政策争论”的一部分，而双方都无意就具体事宜进行个案处理。到了1966年，斯诺发现，随着中美谈判陷入僵局，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他告诉索尔兹伯里：如果说中国在允许美国记者访华问题上的立场有何变化的话，那只能是北京“更为固执地”坚持周恩来已经阐明的原则。
虽然知晓斯诺特殊的个人身份和中国的政策禁令，索尔兹伯里依然希望突破障碍，亲眼目睹笼罩着神秘面纱的红色中国。这种愿望极其强烈，以至于贯穿了索尔兹伯里在整个60年代写给斯诺的各封信件。在确信自己的官方身份在中美敌对现状下于事无补之后，索尔兹伯里试图另辟蹊径。但斯诺的回应都非常消极，反映出他对当时中美关系的悲观心态。例如，1963年10月25日，索尔兹伯里致信远在瑞士的斯诺，坦承自己“仍在弹奏中国琴弦，仍在寻找通向中国之门，仍在寻觅能够打开门锁的钥匙”，但毫无效果。他始终相信，如果他能前往中国，撰写第一手报道，必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他告诉斯诺：《纽约时报》针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不再充满敌意。他还询问道：“如果让中国人注意到这一变化，是否会有任何帮助?”对此，斯诺在11月12日的回信中不以为然。他表示已经阅读索尔兹伯里随信寄来的《纽约时报》剪报，认为即便这些报道寄往中国，也无助于索尔兹伯里获得访华许可，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应该早已注意到这些报道，但其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特别是在英、法已经迫于中国压力而改变对台政策的背景下，更不会轻易让步。
1968年12月，索尔兹伯里再度做出非同寻常之举：直接向周恩来拍发电报。电报是否发出，我们尚无法断定。但就索氏寄给斯诺的电报稿来看，希望周恩来网开一面的目的极其明显。电报旨在促使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并融入国际社会，总共提出6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询问道，“是否有可能在中美全面解决重大问题之前，开展文化或经济交流?”电报末尾更是直截了当地提请周恩来考虑，允许其本人访华，代为“阐述中国观点，帮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然而，鉴于中国的相关政策，斯诺的反应照样十分消极。他在12月16日的回信中写道：自己跟索尔兹伯里一样，并不清楚这封电报是否能说服中国政府，放松美国记者来华的限制;只能安慰地说，假设北京决定邀请美国知名记者，“我敢肯定，你的名字将首当其冲”。
面对索尔兹伯里坚持不懈的访华咨询，时刻观察中美政策动向的斯诺深感力不从心。心情沮丧的斯诺只得建议索尔兹伯里另想办法，以绕开横亘在直接访华道路上的政策障碍。鉴于中苏之间的传统关系，斯诺首先想到，索尔兹伯里可以向苏联求助。他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中建议：“如果你认识苏联外交部或北京大使馆的某位人士，而此人能够为你(向中国政府)捎话，情形也许会有转机”。斯诺有此建议，应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在苏联应该拥有一定的人脉;其二，鉴于中苏双方在表面上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接触，他并不清楚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因此，斯诺认为，找苏联人传话，应该比较有效。从索尔兹伯里后来的情况来看，他没有采纳此条建议。
同时，索尔兹伯里也在尝试通过访问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解甚至进入中国的目的。斯诺虽然并不看好此种策略，却仍然表示赞赏乃至鼓励。1965年，经过多年申请和努力，索尔兹伯里终于如愿以偿地抵达越南，发回大量第一手调查报道，揭露美国政府关于精确轰炸不会伤及平民的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斯诺对其称赞有加，并且鼓励说：索尔兹伯里应该如同申请进入越南一样，坚持不懈地尝试访问中国，真实地刻画中国将“极有意义”。索尔兹伯里为此颇受鼓舞。1966年4月14日，他致信斯诺说，准备偕同妻子，开始长途旅行，访问香港和北越等地，尽量接近中国，希望自己的“坚持、耐心和宽容能够早晚收到成效”，以便进入中国。1967年1月19日，索尔兹伯里自越南返美后，在信中绘声绘色地向斯诺描述了越南之行的丰富成果，并期望“能够找到某条途径，将这一经验应用于中国”。
但受制于中美两国的敌对政策，与中国高层友谊深厚的斯诺，也无法促成索尔兹伯里的中国之行。而且，因与中国过从甚密，斯诺还频遭美国主流社会的大肆指责。他在探究个人所处困境的根源时，自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早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件中，斯诺就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主动结束对华贸易禁运，迫使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并开始签发访华护照，北京的政策有可能出现松动，记者访华之事便可迎刃而解。斯诺还对美国媒体的不友好举动耿耿于怀，视其为索尔兹伯里无缘中国的另一因素。以1960年的访华经历为基础，斯诺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TheOtherSideoftheRiver:RedChinaToday,1962)一书，畅谈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但《纽约时报》的评论却大肆批判了此书的观点。斯诺相信，北京方面自然对此已有了解，并将其等同于《纽约时报》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斯诺认为，他为索尔兹伯里传话的效果会因此大为削弱，“我现在几乎无法证明，任何《时报》人员能够公平对待中国”。更何况，斯诺对中国人对自己新著的看法茫然不知。1964年访华时，斯诺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长谈，美国主要报纸却拒绝刊登斯诺的访谈报告，或者“无耻而不讲道德地”随意删改。斯诺写道：正因为如此，自己居中斡旋的努力毁于一旦，“我已没有任何脸面继续传达诉求”，对于美国记者访问北京的愿望“已经无能为力”。斯诺当然知晓中美互设障碍的现状实乃多种因素交叉作用而成，但他尤其厌恶美国的台湾政策和美国报纸的反华立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内心的无奈和焦虑以及重视中国的程度。
激怒斯诺的个人遭遇
斯诺毕生都在为宣传红色中国而奔走。他撰写的著作和采访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是欧美了解中国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在“铁幕”和“竹幕”隔断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尤其如此。然而，虽然斯诺在欧洲拥有众多读者，却因为美国的对华敌视政策，而在祖国横遭批判，以至于无法完整向美国社会描述中国见闻。倍感受挫之余，斯诺甚至极为愤怒，更显示了其对中美加强相互了解的强烈期盼。
一方面，斯诺的中国著作无法引起美国媒体的正面回应，令作者如鲠在喉。1962年，斯诺根据1960年的访华经历，在美国兰登书屋(RandomHouse)出版《大河彼岸》。因为拥有当时大多数西方作者无法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斯诺相信，该书必能引起美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有助于他们认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然而，事与愿违，《纽约时报》把书评任务交给了林迈可(MichaelLindsay)。林迈可生于英国，1938年1月到燕京大学任教，同年接触中共。自此以后到1945年，林迈可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有力支援了中国抗战，并与中共领导人结下友谊。但在离开中共时，林迈可已经开始批判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了。也许正是看中其既熟悉中国的共产主义，又与中共保持距离的个人经历，《纽约时报》才选择让当时在华盛顿美利坚大学任教的林迈可评论斯诺的新著。
1962年12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林迈可的长篇书评《登峰造极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月15日，书评再次在《时报》露面，篇幅略有缩减。林迈可指责该书“令人失望”，认为斯诺徒有如此有利的“背景和(与中共的)接触渠道”，著作却了无新意。评论声称，在《大河彼岸》中，斯诺故意回避了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引用了难以经得起推敲的证据。这些问题和证据包括：第一，斯诺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调查中国学校的课程设置，真实展现存在于“政治集会和体力劳动”夹缝之间的教育质量;第二，斯诺忽略1957年“大鸣大放”时期中国社会的批评意见，从而误判中共的现状;第三，斯诺避而不谈台湾高速发展的“事实”，未能解释台湾为何必须接受中共统治;第四，斯诺会误导读者相信，到达香港的大陆难民是怀恋旧体制、抵触新体制的保守分子，以及集体农业代表着进步的方向。总之，在林迈可看来，斯诺的思维依然停留于20世纪30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期，得出的结论“含糊其辞、弄虚作假或者缺乏逻辑”。
斯诺无法接受林迈可充满挑衅意味的评论，遂通过私人和公开途径予以严厉反驳。1963年1月15日，斯诺从瑞士致信索尔兹伯里说：《大河彼岸》一书“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极其正面的评价”，《纽约时报》等少数媒体是仅有的例外。他随即话锋一转，指责林迈可只是自诩为中国问题和其他领域的开路先锋。斯诺表示：林迈可的书评纯属“幼稚胡诌”(childishprattle)，是“对我的人身攻击”和“刺向我的一把尖刀”。斯诺感谢那些抗议林迈可评论的人，特别引用“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之言，抨击林迈可“显然意在阻止人们阅读我的著作并从中获取信息”。对于斯诺这样一位经历风雨的记者而言，使用如此尖刻的措辞足以显示，他已愤怒到了极点。
同年4月，言犹未尽的斯诺在《纽约时报》上用读者来信的方式，与林迈可公开交锋。斯诺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从来尊重贵报诚实守信的原则，你们却就我的著作发表了极其卑劣的评论，我感到震惊”。斯诺认为，长久以来，林迈可都是“为蒋介石两肋插刀的虔诚信徒”，其评论的依据均属捕风捉影之类。林迈可声称斯诺著作提供的新信息极少，却没有道出这极少的新信息到底为何物。所以，斯诺愤怒地重申了私人信件中的观点，即林迈可只是在进行人身攻击，目的在于阻止人们从其著作中获取中国信息。在接下来的回复中，林迈可毫不示弱，抨击斯诺偏信中共领导人之言，不愿就包括台湾在内的众多问题展开诘问，未能得出令其信服的结论，而是把任何批评意见都视作偏见。两位资深中共问题专家在公开场合剑拔弩张，实不多见。他们隔空对骂，全然不顾自己的文雅身份，可见愤怒程度之烈。就斯诺而言，因为林迈可的差评，倾注巨大精力写就的著作无法取得宣传红色中国的预期效果，实乃无法容忍之事。他更在上引的1963年11月12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将难以为后者疏通中国实现访华的局面，归咎于林迈可的书评，其焦灼心态呈现无遗。
也许是吸取了《大河彼岸》的教训，当《红星照耀中国》修订版面世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则显得更加理性和冷静。但与此有关的书信仍然表达了斯诺希望推销此书，让更多的美国民众认识红色中国的急切心理。1968年3月20日，斯诺告诉索尔兹伯里，修订版的校样已出，并托责任编辑给他寄去一本。邮寄的目的，显然不是仅仅在于传递友情，而是期盼后者能在《纽约时报》刊登书评，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斯诺表示，修订版成功地“将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历史与事后获知的事实和知识协调统一起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超出撰写一本全新的著作。为了说服索氏同意推介该书，斯诺进一步强调，修订版“可能成为中国研究者争论的主题;有人咒骂，有人理解。甚至有人可能从中找到新闻线索”。
当然，斯诺的真正目的还是让民众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以增进他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认识。此书修订版出版以后，斯诺如愿以偿地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书评。但《纽约时报》明显更加谨慎，书评既无署名，篇幅也极短，评论的感情色彩较为平淡，只是称呼斯诺为“不知疲倦的记者和作家”，认为他“发自内心地，总体上充满激情地”记录了中共党人的自我认识，塑造了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更加简单的延安世界”。书评还建议，读者应把《大河彼岸》和新版《红星照耀中国》结合起来阅读，以便获得全面丰富的中国信息。书评的这种界定符合斯诺向美国宣传红色中国的期望，他因此没有在信中向索尔兹伯里作出任何抱怨。
另一方面，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不愿完整刊登斯诺采写的实时中国报道，同样让斯诺愤怒不已。斯诺虽然不断强调自己访华时的私人作家身份，却十分关注自己的观感能否被美国民众所知晓。所以，在与索尔兹伯里的往来信件中，斯诺在不断地试探《纽约时报》刊登中国报道的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纽约时报》无意支付斯诺所期望的版权费用，计划无果而终，令其无比沮丧。1964年12月，斯诺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访华期间，就致信索尔兹伯里，暗示《纽约时报》考虑购买中国报道的版权。他表示，准备撰写6篇文章，欧洲版权已被买断，但英文版权仍可竞标：“如果《纽约时报》感兴趣，你们的巴黎办公室可以咨询《新直言》(LeNouveauCandide)周刊的雅克·加雷(JacquesGarai)”。为增加中国报道的分量，他宣称：中国正在发生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将尽量捕捉新奇事物，以飨读者。
随后的讨论持续了近两年之久，可见斯诺对于《纽约时报》寄予的厚望，以及《时报》涉及中国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在收悉斯诺的建议后，索尔兹伯里立即联系《新直言》和另一家第三方，但都被告知他们并不受理有关斯诺中国通讯的英文版权事宜。几经周折，索尔兹伯里终于弄清，斯诺期望的版权费是15000美元。随后，索尔兹伯里明确告诉斯诺，这一价位已经超出《纽约时报》的承受范围，因此“不得不拒绝”他的发表要求，及早退出版权竞标程序，以便不耽误他与其他媒体的讨价还价。如此一来，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访谈以及其他中国报道，都被挡在了《纽约时报》的大门外。
在回信中，斯诺尽管表示理解《时报》的决定，却难掩失望和愤怒之情。他声称，毛泽东访谈是单独让《纽约时报》出价的，依然连同其他中国报道一起，与这一在美国最具盛名的报纸无缘。斯诺略带嘲讽地写道，“当然，《纽约时报》没有义务给我任何解释”，“但我好奇的是，在你们到过北京的特派记者眼里，贵报的栏目到底有何存在价值”。针对斯诺溢于言表的愤怒，索尔兹伯里重申：“从我们的角度而言，你的中国报道面临的基本困难的确就是价格问题”;既然斯诺没有承诺《纽约时报》可以用任何价位购买版权，它就不想就此事“争论不休”。索尔兹伯里还安抚性地对斯诺说：毛泽东访谈“极具新闻价值”，已经引起“轰动效应”，《时报》也已在头版摘登其他媒体的报道，以作弥补。
提及毛泽东访谈的遭遇，斯诺更为愤怒。他毫不隐讳地指出，索尔兹伯里的有关解释难以立足。他甚至质疑对方的诚信品质，可见此事对他的打击之大。根据斯诺的说法，《纽约时报》拒绝刊登毛泽东访谈，不仅是其读者的一大憾事，也因为讨论时间较长，致使斯诺无法与其他媒体更好地讨价还价，最终只得将版权卖给《华盛顿邮报》。但《华盛顿邮报》并不领情，而是改写访谈内容，并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多家媒体同时发表。斯诺表示：这是平生第一次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对于与美国媒体就这一问题(发表中国报道)的合作，我已决定不抱任何希望”，尚未见报的周恩来访谈将仅仅以著作的形式在美国出版。索尔兹伯里对斯诺极力安慰，将其遭遇归咎于“文字表述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inliteraryrepresentation)现象，即大量的中间环节会导致支离破碎的言辞转述，难以表达有关各方的真实意图。况且，在索尔兹伯里看来，《华盛顿邮报》已经呈现毛泽东访谈的要点，读者反映亦非常热烈，斯诺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但斯诺所受伤害极深，难以认可索尔兹伯里的解释。他在1965年5月6日致后者的信件中写道：因为《华盛顿邮报》“异想天开的改写”，自己虽然有意向美国民众提供有用的中国信息，但已“极度灰心丧气”;不仅如此，《华盛顿邮报》“无耻而不讲道德”，让自己在中共面前颜面尽失，无法继续为美国记者尽早访华而奔走呼吁。
由此可见，令斯诺大发雷霆的，既有《纽约时报》拒绝刊登其中国报道的原因，亦有其他媒体在刊登过程中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歪曲，导致他无法准确传递红色中国信息的原因。《华盛顿邮报》刊登的毛泽东访谈就属第二类。完整的访谈报告应该首先见于欧洲媒体。尔后，斯诺试图在《纽约时报》发表，遭拒，最后不得已向《华盛顿邮报》出让版权。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如实刊登，而是由记者根据访谈原文删减改写而成。其删节版内容仅涉及毛泽东就越南战争发表的看法，既把中国刻画为决意联合苏联、朝鲜和东南亚将美国围堵于越南的好战分子，又宣称中国敬畏美国的海空军力量，愿意与美国谈判。事实上，根据其他媒体刊登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访谈原文极长，论及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第三世界、核武器、赫鲁晓夫、中国海外驻军和他的人生观等，内容全面而深入。其贯穿始终的线索，乃是毛泽东和中国的自信与和平愿望。斯诺发表访谈内容的本意显然被《华盛顿邮报》所曲解，塑造“红色中国”正面形象的效果未能实现，其悲愤交加便在情理之中。
斯诺不但对美国媒体扭曲乃至拒绝刊载自己的中国报道深感愤怒，即便目睹与己无关的歪曲报道，也会作出同等反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就因此成为斯诺的谴责对象。1962年2月25日22点，NBC在第四频道播出专题片“红色中国白皮书”(WhitePaper:RedChina)，借用瑞士记者费尔南德·吉贡(FernandGigon)之口，讲述中国状况。片中充斥着歪曲和臆想。对此，斯诺不禁愤而提笔，致信该片制片人弗雷德·弗里德(FredFreed)，表示抗议和斥责。斯诺认为，片中有四方面内容属于捏造：吉贡是过去一年内到访中国的唯一西方人;西方记者不能进入华东4座城市以外的地区;记者如要拍摄街道，必须躲在墙壁后面;记者不能拍摄中国士兵。斯诺反驳道：路透社、法新社和南斯拉夫记者都曾在中国逗留，甚至在吉贡访华期间，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华的瑞士记者;中国政府限制西方记者行动自由之事，可以拿自己和一名英国摄影记者的亲身经历证实，纯属子虚乌有;外国记者在拍摄时，也不需要躲在暗处，自己甚至用电影胶片拍摄了“红色中国的坦克手、炮兵和步兵”;NBC为抹黑中共，不惜张冠李戴，把国民党宪兵从后脑枪杀犯人的镜头，解释为中共军队射杀民众，让人深感不齿。在信件末尾，斯诺还抨击NBC专题片“幼稚、欺骗、过时”，认为其“误导、歪曲和捏造”行为辜负了公众给予的信任和赋予的责任。信中没有说明4座城市的具体所指。
弗里德如何回应乃至是否有过回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此事与上述其他事例一起，反映出斯诺渴望美国民众正确了解红色中国的焦灼心情。他避走瑞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反共亲蒋氛围。但他依然积极寻求通过私人关系，促使美国主流媒体准确刊登和评价其中国报道和著作。屡次碰壁之后，他愤怒至极。这非但没有削弱他的正面形象，反而更加突出了他作为记者和中国“老朋友”的正义和良知。
令斯诺同情的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处境
斯诺不仅对中美民间无法顺畅交换信息深感愤慨，而且极为关注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微妙处境。在与索尔兹伯里讨论此类问题时，斯诺明显站在了中国一边，延续着一以贯之的红色中国情结。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以美苏对抗为主线，奉行独立外交的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都剑拔弩张。斯诺没有如众多美国人一样去指责中国，而是赞赏中国的处变不惊和冷静应对，无形之中将中国外交困境的责任推给了美苏两国。
冷战期间，很多美国人把中国和苏联视为一个共产主义整体，甚至出现了众多大学生通过学习俄语去了解中国的现象。另外，2013年11月，美国西佐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乔纳森·戈尔茨坦(JonathanGoldstein)向笔者证实：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时，学校就鼓励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从选修俄语入手。他们对于中苏之间的裂痕将信将疑，或者浑然不知。长期观察中国的斯诺自然不会产生如此明显的误解，但也有着某种程度的信息滞后现象。例如，1961年4月，中苏已经公开决裂，他仍在建议索尔兹伯里寻求苏联外交部或苏联驻华使馆帮助，以便前往中国访问，似乎不知两国早已剑拔弩张。尽管如此，他在中苏阵营分化之后不久，就已经在思考两国矛盾将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总体而言，斯诺相信，中国不会因此招致无法承受的损失。
一方面，斯诺的确忧虑中苏矛盾暂时滞缓中国发展的负面后果。1960年7月，苏联开始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停止一切合作项目，使得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斯诺于1962年9月12日写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件明显反映出其担忧之情。斯诺表示：他从一位自中国返回的瑞士医生那里了解到，虽然中国的食品形势已经大为改善，不再严峻，工业生产却在“不断退步”。斯诺满腹忧虑，因为“苏联撤走援助人员导致的不良后果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中国要恢复到1959—1960年的水平也许要等到1963年去了”。另一方面，即便在忧心忡忡的语气中，斯诺依然对中国充满信心。在前面提到的信件中，他认为，中国可在三年内克服中苏矛盾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在另外一封信中，斯诺的乐观情绪更加明显。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索尔兹伯里：“总体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中苏对峙对于中国是一件好事”;原因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已经恢复了急需的地缘政治平衡，中国及其民众都从中获益;因为这一平衡，中国不但不会偏离既有的公有制轨迹，反而会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另一中心。
在斯诺眼里，中国是中苏矛盾中坚韧不屈的受害者。充满感情色彩的判断与索尔兹伯里隔岸观火般的立场对照鲜明，衬托出斯诺无时不有的红色中国情结。作为《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和共产主义观察家，索尔兹伯里当然也在关注中苏关系的演变，但却无法摆脱美国对华交往中较为常见的看似冷静、实则居高临下的思维模式。1961年6月27日，索尔兹伯里在信中坦承：面对态度“僵硬”的中国，他希望美国通过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迫使中国降低对抗程度。而在解释中苏矛盾的根源时，索尔兹伯里不愿认同斯诺的说法，即苏联在1958年的台海危机中没有支持中国大陆。他似乎无意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分裂归咎于苏联的具体举措，而是强调：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经常不顾斯大林公开或委婉的反对”，自行其是，已经为两国裂痕埋下伏笔。如此，中苏争执的责任就落到中共身上。
不仅如此，索尔兹伯里还从中国的对苏外交中，看到了中国“丧失”理性的趋势。他在1963年11月18日回复斯诺时说：因为与苏联的争端，中国对待东西方世界都更加尖刻，而且还在煽动西方内部的种族仇恨，这恰恰印证了苏联关于中国正在把种族作为斗争武器的指责。到了1965年5月，索尔兹伯里在发现以美苏缓和促使中国改弦更张的策略几无效果之时，更是对中国把美苏归为一类极为不满：“如果我读懂了《北京周报》的话，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相信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几乎没有区别——我对此极为惊诧和不解”。显然，在索尔兹伯里看来，中国因为与苏联剑拔弩张，已经无法理性地看待和审视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的缓慢变化了。
中美对抗是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通信中关注的另一政府层面的问题。斯诺虽然照常同情中国，批评美国政府的大国主义政策，要求其改变姿态，与中国和解，但同时也就中国自身的因素表达了看法。这与他在看待中苏关系时稍有区别，显示出他对中美改善关系的更大期望。一方面，斯诺希望美国能够主动采取具体步骤，释放善意。例如，在1961年4月4日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斯诺相信，如果美国政府停止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将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走，发放访华护照等，北京定会有正面回应。1961年6月，斯诺从索尔兹伯里的来信得知，美国政府准备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就中国的席位问题，推动“两个中国”计划，但多数美国民众或者并不关心这件事情，或者支持中共取代国民党的席位。斯诺于8月15日给索尔兹伯里的回信对此信息深感兴趣，同时委婉批评了美国的僵硬态度。据斯诺所知，尽管美国对华政策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仍然“急切希望”在日内瓦会晤美国巡回大使威廉·阿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但美国政府却严禁哈里曼开展此类会谈。中国在改善关系的前提，即台湾问题上拒绝让步，的确让斯诺感觉不快，但他显然不满于美国政府奉行的“严禁接触”的僵化意识形态外交，而倾向于认同中国在接触方式上的灵活性。
到1967年底，斯诺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政府，认为其没有与时俱进，仍在坚持已经过时的对华思维，并将前述隐含观点明确付诸文字。12月22日，针对索尔兹伯里有关美国正在改善与中国关系之说，斯诺指出：“真实情况似乎是，美国决策者只是希望与一个贫弱胆怯的中国改善关系，这样的中国敬畏并愿意接受美国在(亚欧)大陆上的‘力量地位’”。但他明确认为：这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中国”，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坚信美国的崛起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面对中国的强硬，斯诺依然要求美国迈出缓和第一步。他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和解’新步骤，(中国)不一定就会充耳不闻”，而中止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努力就是美国可以采取的步骤之一。斯诺此言不但把改善关系的责任归于美国，而且顾及中国在大国三角关系中的微妙地位，其红色中国情结确非他人能够比拟。索尔兹伯里的立场就是映衬。他在回信中声称：美国政府已在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缓和对华关系，但计划尚未成形;美国国务院乃至中央情报局都有支持这一想法的“头脑聪明而又讲求实际的人才”，只是他们对于决策的影响时断时续。这实际上等于婉转地否定了斯诺对美国政府的指责。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美关系的演变，斯诺意识到，中国并非完全处于两国关系的劣势一方，其行为同样可以主动改变关系现状。在60年代末之前，斯诺一直认为，中国毫不妥协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主张缓和的尼克松在1968年底当选总统，斯诺开始相信，到了中国该采取具体步骤的时候了。1968年12月4日，索尔兹伯里询问斯诺：“你真的认为中国人在认真考虑与尼克松政府开展谈判吗?”斯诺的回答是：“我们有一定理由相信，在中共九大召开后，中国会改变其外交政策，包括与美国谈判的政策”。索尔兹伯里在12月20日的回信中表示赞同，并确信中美关系即将发生转折。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但似乎没有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达到两人的期望。就在1969年上半年，索尔兹伯里再次试图从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接近中国，依然未能如愿。他只好解释说：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人都在忙着参加党代会及其后续工作，无暇顾及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无论如何，中共九大未能促成中国放松对美强硬立场。斯诺倒是注意到：苏联的大兵压境给中国形成了转向美国的巨大推力。他在1969年8月3日的信中描述说：中国非常严肃地看待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内储备稀有金属和合金，增加粮食产量，确保社会团结，对外则重归传统的中国外交思路——“用夷打夷(yungyi,tayi)”;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就是，寻求与美国开展实际谈判，并且“其进展无疑已经足以让俄国人坐立不安了”。
即便是在阐述中国可以采取的主动步骤时，斯诺依然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仅仅平铺直叙了与此相关的可能效果。与之相比，只要论及美苏两国的对华态度，他的愤懑之情却流露无疑。然而，他评判美苏两国的语气又有显著区别。对待苏联，他重点强调中国承受的影响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同情中国的处境。对待美国，他的言辞更加激烈，指责也更多。这并非因为他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而是体现出一种希望中美关系取得突破的焦灼心态。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前矛盾最为集中、解决最为棘手的胶着时期，斯诺作为中共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美两国的一举一动。相比公开的言行，这些未曾发表的私人信件，更能呈现他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夕的内心活动。从这些信件中，可以发现，他不仅对中美交流面临的政策障碍感到焦急万分而又无能为力，而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美国社会宣传他所看到、了解的中国和中共。当观点遭到歪曲和删改，他情绪几乎失控，表现出作为凡人的一面和对中美改善关系无以复加的期望。尽管如此，他始终把关系僵化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并因此希望其能够更加灵活，并主动释放善意信号。当然，他也关注了中国自身和苏联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依然在于说明，美国理应抓住机会，促成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两国人民的自由交流。因此，尼克松能够在1972年初最终决定踏上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虽说是全面考虑各种利益的结果，但斯诺的奔走呼吁，特别是与《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互动，无疑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影响。总之，斯诺与索尔兹伯里的这些信件，向我们敞开了他在60年代致力于打破两国关系坚冰的心路历程，是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也有利于加深对他个人历史及其贡献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