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兼职研究员、新华社副译审尹宏毅
【本刊讯】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网站6月3日刊登该基金会负责研究工作的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科技为什么没有带来更大的民主》，全文如下：
（原文提要：尽管新科技为赋权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但世界各地的民主却停滞不前。）
目前时刻，我们面临着一项悖论。本世纪头十五年是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中取得惊人进展的时代，这些领域包括数字化、大众都可以使用的视频平台、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数十亿人获得使用互联网的机会等等。这些革命性的变化都意味着通过获得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通信和数据共享的极大便利，以及强大的互联工具实现的对个人的深刻的赋权。但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民主--基于个人赋权思想的政治制度--在这些年里在世界上却一直停滞不前。
今天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没有超过本世纪开始时的数量。许多民主国家无论是老牌的还是比较新的，都正在经受严重的制度能力丧失和民众的薄弱信心的考验。
我们如何协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现实--促进了个人赋权的科技空前进步和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推进的整体缺乏？为了帮助回答这个问题，我向六位专家提问，问题涉及政治变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专业和国家视角。以下是他们的反应，其次是我自己的一些简短的评论。
1.将长期的赌注押在地方上
奥米迪亚网络公司政策总监马丁·迪斯内
这个谜题的部分解决方案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但却很关键的事实，即精明的专制主义领导者能够限制技术对普通公民所产生的赋权效果--不仅通过镇压公民活动空间--他们在许多国家正是这样做的--而且通过把新技术用于自己的反民主目的，如跟踪民运人士的行踪和行动。
但我还想强调一个不同的、较少讨论的因素：通过技术实现的民主赋权的许多实例发生在地方一级，因而没有被衡量民主成果的国家级方法所监测到。许多国家的不安的公民们虽然可能不满意自己的不讲民主的政治领袖，但他们利用可以获得的技术工具集中精力从事地方上的活动--通过FixMyStreet网站参与本地社区的活动，利用BudgIT预算跟踪网络就开支问题对地方和地区官员进行问责，通过MejoraTuEscuela网站追踪本地学校的教学成绩。
换句话说，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正在以次国家的方式产生效力。它正在许多国家的局部区域使民主行动的气氛更加浓厚（里约热内卢的一场社区领导下的活动、马尼拉的一起参与预算编制工作的演练），但却尚未产生国家政权类型的许多变化。
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很可能产生全球性民主变革的一幅不同的总体景象，因为通过技术实现的政治创新模式传播到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使市长和地方议会成为更广泛的民主变革的先锋。此外，在与政治并非直接相关的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新技术都赋予个人以权力，例如通过给予穷人获得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务的机会，帮助绘制最贫困社区的财产权利蓝图等。在最近的将来，这些花费慢功夫的社会经济赋权形式可能也会产生比较显著的政治效应。
2.独裁者也知道如何使用技术
拉里·戴蒙德（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造成这种异常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的全球命运由许多不同的因素所使然。虽然当前存在一些有效的亲民主因素--如普遍的经济发展、"带来解放的技术"（特别是手机）的扩散和公民社会的更广泛的发展--但其积极影响由于当前不幸地大量存在的有害因素而丧失锐气：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区域和全球的）、老牌民主国家有效性和决心的不断减弱，以及"反恐战争"，因为它往往会破坏重要的发展中地区要求人权和良好治理的压力。此外，过去几十年，民主扩大到世界上客观条件并不十分有利的许多地区。因此，需要国际和国内的行动主体进行坚定的合作，才能使摇摇欲坠的新兴民主国家免于因为系统性腐败和种族冲突等问题而脱离正确轨道。
其次，虽然这些新的通信技术肯定具有赋权能力，但它们不仅使个人和组织能够办到民主的事情，而且也成为迅速传播流言蜚语、种族诋毁以及仇外情绪等极端主义和缺乏宽容的情绪（甚至意识形态）。"散布仇恨情绪的广播电台"在卢旺达大屠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社交媒体能够煽动仇恨和偏见。社交媒体还促使一些转型国家--如泰国--的政治以与美欧相同的方式两极分化。当两极分化在没有就民主博弈的规则达成牢固的共识情况下发生的时候，就危及到宪政。
最后，独裁者在监测、限制甚至禁止使用带来自由的科技方面也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竞争能力。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但独裁政权一般而言共享其互联网审查和数字镇压的工具。民主主义者必须进行创新并组织起来采取应对措施。
3.对技术的限制依然存在
塞内姆·艾丁·迪乌兹吉特（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兼让·莫内讲席讲授）
在围绕着新的通信技术的潜在变革威力的激动情绪下，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一个事实，就是除了在富裕的老牌民主国家之外，许多人仍然没有机会利用这种资源。例如，在土耳其--该国是新兴民主国家当中的一个经济上比较成功的故事--大约一半的居民户仍然缺乏互联网接入。因此，他们继续依靠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新闻和政治信息。加上政府对这种媒体的有效审查--2013年的格兹公园抗议活动就是明证，当时许多土耳其人依赖政府赞助的新闻来了解这些惊人的事件--互联网作为替代性的新闻来源的解放效应丧失了。就连经常被视为公民赋权的不可抗拒来源的新闻媒体工具也可能受到审查。例如YouTube和推特网站在土耳其由于法庭在政治当局授意下的命令而多次被封。政府于2014年2月通过了一项新的互联网法律，允许土耳其电信管理局可以在四小时内、在未经法院核准情况下封锁任何网站。
此外，技术进步还使专制主义政权能够更容易地追踪和镇压反对派。例如，2014年土耳其的互联网法律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将其所搜集的有关网络用户活动的数据存储两年，并将其按照要求提供给当局。最近土耳其发生多起案件，以人们在推特和脸谱网站粘贴的消息为依据，以"侮辱总统"的罪名将其绳之以法。最后，社交媒体工具造成两极分化的效应还可能对一些弱小民主国家造成尤其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公民们所参加的敌对阵营得到加强，助长政治上的排斥做法和冲突。
4.更为艰巨的任务
拉克什·拉贾尼（福特基金会民主参与和治理总监）
我们喜欢认为，谷登堡的印刷机带来了宗教改革。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一种令人信服的故事，而不是比较混乱的事实真相。
2009年，我在东非地区开创了"特瓦维扎"（意为"我们能够使之发生"）--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计划，部分地是为了实现通信技术"具有深刻民主意义的"潜能。独立的（即不受政府控制的）广播、电视和报纸的传播、比较廉价的手机以及互联网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们使思想得以产生并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以空前的速度和便宜价格共享。当局再也无法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们的想法捂盖子；创新蓬勃发展，人们的渴望得到充分的宣泄。
但是，经过令人清醒的六年来的试错与部分成功，我们领教到，确切地讲科技并非以这种方式发挥效力，大概也从未如此。
科技并不推动任何事物的发展。它创造种种新的可能性，以便人们搜集和分析数据、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但是，人们仍然需要被说服，以参与和找到切实可行的行动路径。如果对遭到殴打的恐惧或者自我审查的习惯阻碍人们发挥能动作用，那么科技无论有多么广泛的用途，都是一种微弱的匹配。
在追求社会变革方面，我们最为自得的假设涉及什么使人们抖起精神。当局和大公司如何行使权力，窒息人们的能动作用，这是真实存在的和越来越赤裸裸地摆在人们面前的事情。这些事情需要被揭露和阻止，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困难得多的任务则是弄清如何激励和组织人们提出社会变革的要求，因为在这方面，恐惧是有确凿根据的，由于人们蜂拥而来的需求，带宽是拥挤的，成功也是不确定的。
谷登堡印刷机、投票箱和推特简讯是推动人们的民主冲动的奇妙发明。但是，我们如果对其顶礼膜拜就会遭受灾难。人类革命的真正革命性的方面是形成集体信仰与行动的艰难工作。
5.不要忘记组织机构
黛安·德格拉蒙特（耶鲁大学法学院学生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与法制课题组前研究分析师）
想象一下一名民主活动家的模样。很可能会映入脑海的形象是一名英勇的异见人士，进行着争取自由和反对压迫人民的国家的勇敢斗争。对于这种个人来说，科技可能会成为强大的工具，以传播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寻找潜在的盟友和协调公众的抗议。因此，它自然显得像是一种起到解放作用的力量。
但是，在许多国家，推进或巩固民主的挑战不仅--或者说甚至并非主要--涉及增加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而是同时涉及建立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和需要的、享有信誉的代表机构。对于许多渴望实现民主的国家来说，建立这种机构都一直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而技术解决办法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例如，在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以及老牌民主国家），政党都是"最薄弱的环节"。虽然它们遭到公民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政治学家普遍认为，没有它们，民主是行不通的。新的通信技术对已经陷入困境的政党来说所构成的挑战与机会一样多。例如，通过促进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工具能够减少政党在选举中进行组织工作的需要，并使外来候选人的资格得到提升。虽然这样做可能会为政坛注入新鲜血液，但却也可能导致立法机构的弱化与四分五裂，使之无法支持稳定的政治联盟，甚至无法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制约。
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在印度等成熟的民主国家，科技在使公民能够监督服务提供的治理和揭露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向新兴民主国家输出这种方法的努力却往往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只有国家机构能够和愿意做出富有成效的回应情况下，放大公民诉求才能使治理得到改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加强公众对国家腐败和无能的意识就只能助长日益严重的幻想破灭和对民主的不满。
6.来自伊朗的好坏参半的经验
戈尔纳兹·埃斯凡迪亚里（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资深记者）
伊朗的局势凸显了对这个问题给出任何简单答案的难度。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在最近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的一项断言，即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没有因为公民的意见而对其囚禁，在伊朗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激烈的负面反应。扎里夫脸谱网站的网页上充斥了访客对伊朗政治犯问题的提醒。这种反应十分普遍，因而伊朗的这位最高级外交官感到有必要利用脸谱网站修正自己的言论。
如果没有社交媒体，扎里夫的错误断言基本上就不会遭到质疑，因为该国缺乏进行公开辩论的替代空间。但是，此类事件并没有使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对言论自由采取积极接受的做法。扎里夫声称德黑兰没有对人民因言问罪之后仅仅几天，一名著名人权捍卫者就因宣传政府践踏人权的行径而锒铛入狱。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专制主义政府从前享有的对信息的垄断宣告结束。在大多数此类国家，人们现在接触到了被禁止的新闻和各种意见，尽管其政府试图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能够讨论成为禁忌的论题，批评本国领导人，对不公正现象提出抗议。虽然脸谱网站上的交流和推文不会自然而然地在伊朗或者其他政治上封闭的国家缔造民主，但却使寻求变革的人们获得了一件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可以用来与日益增多的民众进行沟通。民主要想在这类地方取得进展，愿意做出牺牲的当地公民就需要采取行动。在网上进行沟通和组织的能力虽然可能会促使这种行动发生，但这仅仅是形成政治活动有效的临界点所需的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此外，专制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正在利用类似的网络方法压制本国公民，因为它们担心，消息灵通的公民会对不讲民主的领导人构成威胁。
7.是的，问题很复杂
托马斯·卡罗瑟斯
为什么过去十五年新的通信技术的进展没有带来世界民主的总体推进，对于这一难题，各位撰稿人的回答归结为三个不同的思路：第一，要想看到其充分效应为时尚早。第二，由于其他因素，包括国际政治舞台上针对民主的一些较大的抗衡趋势、专制主义政府为自身的反民主目的而利用相同科技的能力，以及这些技术在许多国家的有限传播，所以其潜在的积极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或者受到限制。第三，科技并没有解决民主建设工作的一些基本难题，尤其是宣传鼓动公民参与集体行动和建立高效的代议制机构。
虽然各位撰稿人对科技的热情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认为，科技作为潜在的政治变革要素就是被严重高估。因此，他们的不同解释从根本上讲具有彼此的排他性。在没有试图形成虚假的共识情况下，人们能够提出的论点是，所有三条辩论的思路都很可能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并且总体而言起码构成了破解促成这一研究难题的一个良好开端。
有趣的是，在经济领域中，一场类似的辩论正在出现。在题为《宏大的无聊时代》的专栏文章中，《纽约时报》的保罗·克鲁格曼最近发问，为什么近年来看来有希望带来经济上种种跃进的所有科技研发都与经济增长缓慢和日益加重的不平等相巧合，尤其是在最多地享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也许，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得出答案，这些答案可以与对问题的政治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汇集起来，从这两项研究成果中会得出有关两者的比较完整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