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1]这字里行间充分流露了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执拗的乡村意识，同时也透露了他蔑视都市的信息。
正是这位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不喜欢“城里人”的沈从文，面对“城居生活”，一方面沉浸于乡村世界的回顾，鄙视都市文明的侵袭，一方面又渴求现代文化的熏陶，以摆脱封建文化的缠绕。沈从文的情感就是在这文化选择的矛盾中徜徉，置身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而一旦把这复杂的心境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就构筑起两个互为观照、互为发现的文学世界，在礼赞湘西世界抨击都市社会之中实现他的审美理想，但又潜意识地流露出对乡村文化失落的哀惋，对都市文化无奈的认同。
感伤•幻想•超越
沈从文自身文化心态的尴尬，孕育了他忧戚悲患、执著精诚的艺术个性，铺就了他创作生涯的孤独和寂寞。因此，我们仅就文本层面“感觉”沈从文，就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他那凝重的文化内涵。要解读沈从文复杂的文化现象，体恤他精神矛盾和心理痛苦，就必须以作家自身的生存现象、独特的生命感悟为切入口；对都市有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又有身体上的归属，有一种自觉的反抗又有下意识的接受；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生灵，以乡野生命强力为内在灵魂与都市搏斗获得自立城市的结果。
沈从文进入都市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和迷茫性，且不乏天真，充满传奇色彩。1923年，沈从文厌弃了乡村的流寇生涯，突然闯入京城，决计放弃乡野文化而皈依于都市文化。沈从文选择都市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对乡村的经验，二是对都市的想象。“经验”是实在的，他从乡村“那本社会实践的大书”中感受了愚昧野蛮的战争残杀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下难以预卜的人生命运，潜意识中有了对乡野文化愚劣一面的不满和反叛，从而带有一种生命的觉醒和朦胧的超越。“想象”是虚拟的，由于《新青年》、《创造》、《新潮》等新文化刊物里有“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2]，外面新世界的引力更使他对自己的生存处境产生焦灼，激起了他超越现实的自我冲动。为了掌握命运，证实个人理想，他急切需要介入城市，而此时的北京恰恰就是他新的人生理想的载体，于是他主动且虔诚地投入了都市的怀抱。
但是，求学受挫，卖文受辱，生活潦倒，使他陷入毫无心理准备的困境之中，极大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在原本自卑的心灵中又增加了伤感。沈从文早期一系列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如《篁君日记》、《第二个佛佛》、《焕乎先生》、《先生》等都显示出明显的感伤色彩。小说大多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孑然一身，面对冷酷的都市，窄小的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这是1924年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困境的写照，通过这样的人物，尽情宣泄了一个小人物的城市苦闷和卑微心理，抒发了他初涉都市的坎坷际遇和凄清而忧伤的情绪。
然而，湘西文化的特质毕竟赋予沈从文敏感、真诚、坚韧、执著的个性，并在他的肌体里注入了“超越自卑”的血性，使他不致于在都市的伤感中沉沦。沈从文采取了精神逃避的方式本能地保护自己的灵魂，在乡村梦影里寻求痛苦的解脱。早期乡村题材的作品，如《瑞龙》、《玫瑰与九妹》、《市集》、《往事》、《腊八粥》、《炉边》等多以回忆的方式动人地写出了美丽的乡村童年，创造了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息的温暖而充满人性的氛围。主人公被包围在由妈妈、哥哥、姨婆、叔叔所组成的世界里，享受着充分的安全，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在亲情的呵护中舒展着。这种乡村童年的记忆是经过幻想化了的，是受到都市文明惊吓后产生的极大的心理负效应，是在不堪忍受都市文明的心理折磨时，一种痛苦的曲折显现，是对伤感发泄的升华，从而使他摆脱内心无着无落的空洞而达到一种充实感。
但是逃避终究是一种消极反抗，幻想的世界能够缓解真实世界中的痛苦，但却无法干预真实的世界，真正解救沈从文。为了排遣痛苦，超越自卑，获得自尊，沈从文对都市采取了双重态度，一方面无意退回乡村，而是拿出湘西人的勇气和韧性，一定要在都市生活中寻得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对都市耿耿于怀，怀有强烈的敌意。也许是出于军人血统的抵抗本能，沈从文没有长久沉湎于感伤与幻想，他开始积极主动地向都市展开攻势，一是把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重新发现湘西世界的文化价值，在那里找到了与都市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与生活风尚，并对之进行热情的讴歌和赞美，以此来增强他在都市奋斗下去的信心。二是把都市的优势变成劣势，“都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有点麻木不仁。”言语之中明显流露出了一种“乡下人”的优越和对城里人的怜悯。“乡下人”不知不觉地成了沈从文的情绪灵感和人格力量的来源，成了他与都市搏斗的阵地与堡垒。
沈从文自觉地站在都市的边缘，并用一种“城市里的乡下人”的目光来看待都市与乡村、文明与朴野的对立与冲突，所见所感自与“读书人”和“乡下人”都不相同，而在他自身的两难情感与理智及其价值取向中，也便深藏着一种深刻的痛苦。总之，自身的生存境遇使沈从文悟出了人的生命存在之意义。
构建互为观照的两极世界
从湘西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环境的更新。在沈从文的意识里，湘西是一个“桃源”世界，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自足体”，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都市文化环境里，沈从文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文化，他可以从中汲取不同的乳汁，给贫乏的“肌体”注入鲜活的血液，触发“精神”的亢奋。但是，毕竟是都市的“傲慢”，乡村的“远离”使他在体验并认同孤独的同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文学创作中探寻“独特的人生式样”，实现生命的价值。通过对“乡村体验”和“都市抗争”的冷静观照、理性思索，在两极世界的构建之中展现表面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和深层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冲突。
像沈从文这样的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和落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3]在坎坷生活经历中凝固起来的“乡下人”心理素质，造成了沈从文与都市社会的严重情绪对立，导致了他与故乡湘西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意味着从感情到理智的对故乡更全面更自觉的认同。
沈从文毫不掩饰他对湘西世界的一往情深和对都市世界的极度厌恶。一方面湘西世界的美好使他发现了都市世界的丑恶，不惜用漫画化的手法进行抨击；另一方面都市世界的丑恶使他更加感到湘西世界的美好，情不自禁地用理想化的笔调进行讴歌。一边是乡村朴野的劳动者，完美、崇高、纯洁，一边是都市萎缩的“文明人”，异化、堕落、虚伪。两种人生形式，两种生命形态在两极参照中更加剧了它们的逆向背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贫富，不讲地位，均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爱，而对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还更可信任。”[4]沈从文不仅大量描写了湘西人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情性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忠实地传达了企图以湘西传统文化对抗“现代文明”的愿望和心声，满腔热情地礼赞人的美好心灵和天性，站在生命价值的角度，弹奏人性美、人情美、人生美的交响组歌。在“乡下人”身上寄托了与“文明人”迥然有异的审美理想，表现了他对伦理道德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审美价值取向。
与湘西世界相观照的都市世界，在沈从文笔下是一幅庸俗、浅薄、腐化堕落的群丑图。“有学问的人”都有着肮脏的内心世界，“绅士的太太”们精神空虚、生活糜烂。这些所谓的“社会的中坚”，他们的言与行，表与里分裂，“聪明”中见出虚伪，“大度”中见出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见出怯懦，“稳重”中见出庸鄙。在这些人身上，人性已经异化失落，古老的价值与道德已经消失殆尽，有的只是对金钱、物欲的膜拜。“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5]沈从文还用他那把“乡下人”的“尺”与“秤”衡量他们，用锐利的目光去透视那些文明外衣下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人性的反自然性，认为外在的知识和理性是造成都市人内在生命丧失和灵性枯竭的原因。正是文明的重压扭曲，变异了自然人性与生命的强力，让人感到民族振兴的渺茫。
沈从文是从带有原始、自然物质的人性与非人性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切入社会批判和人生臧否的。他在湘西与都市的比照中发现湘西“乡下人”生命意识的强悍和都市“文明人”生命的萎缩，由此抽象升华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从中我们可以离析出沈从文文化选择的情感线索：从对湘西人所遭苦难的体恤到对都市文明丑恶现象的厌恶，又从对都市人生的遗憾转而对湘西生命形态的赞美。同时也可以发现沈从文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自然人性理想，即一种未经现代文明玷污，未受世俗礼法羁束的自在状态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
沈从文倾心的是被历史凝固化了的湘西，是现代知识者审美理想中的湘西，反映了他对传统的膜拜，而他对都市社会的描绘和对经受都市文明侵蚀的湘西人事的哀痛，反映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抗衡和对“都市文化”的批判态度。两个世界互为参照，互为发现，“‘都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而‘湘西文化’则使‘都市文化’呈现真正的病态。”[7]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对湘西文化的热爱并没有使沈从文一味沉浸在“自足式”的礼赞之中，随着经验的逐渐丰富，理性认识的不断增加，沈从文对湘西文化也表现出忧虑与不满，反省与批判，对都市文化也开始由早期任情宣泄的“憎恶”转向后期理性认知的“批判”。
重造民族的希望
沈从文一开始创作，就把探索生命真谛，揭示民族生存出路作为自己使命，基于对都市和乡村两个生命世界的对照考察，他的创作基调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但总的说来，沈从文试图以“文”的努力解构现代生活的病态历史，重建健全的人类生命史。“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的正直与热情，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实现民族品德、民族灵魂的拯救与再造。
面对文化选择的两难，沈从文尝试着在两种文化中取样化合为一种新的民族灵魂的实验。他热爱自然，因而绝不会放弃湘西文化中崇尚自然，单纯朴实的优秀部分，同时他亦渴求知识，因而他又不愿放弃都市文明中知识丰厚的那份精华，他试图将两种文化的优点集于一身，使自己具有那个重造的理想民族的标本意义，并希望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冲激中诞生一个文明而强悍，富有知识而又自然纯朴的新的强大民族。这是他对人类发展的理想型范，同时也构成他创作的最高宗旨。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的返乡，完成了他认识的飞跃和情感的转变，推动他在两种文化的感情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索。眼前的现实破灭了他的“湘西梦”，一方面自然宁和的往日已经不复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正残害着湘西儿女，另一方面自然舒展的人性中存有的致命弱点被放大，人们既单纯又麻木，是天真又似浑噩，浪漫中含野蛮，生命形态呈“堕落趋势”。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美丽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8]对乡土的怀疑、忧虑、悲悯和批判，开始萦绕在他的头脑里。然而，这种情感的内质所期待的，正是自然人性向自觉向文明的升华，实际上已融入了理性的历史进化观。
对人生的思考一旦完成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能够以理性来观照人生，沈从文就开始真正关注由个体生命汇合而成的民族的命运，深刻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坠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9]，小说《贵生》、《丈夫》就在揭示了两性关系商品化倾向的同时，显露出了人性觉醒的曙光，《萧萧》、《柏子》写了人性的不觉，似乎也有了“呼唤生命”的意识。为了让“乡下人”真善美的人性，淳朴善良的人情变成人们的真性情，最终达到重造现实，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沈从文看到，人性必须从自由自在的非理性状态中摆脱出来，主动拥有自主自为的精神去把握人生命运。
《边城》创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者完成了自主自为的理想生命形态的探索。小说在宁静乡村世界普遍人生交往中，以其对潜在封建宗法观念的抗衡，显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面对“是信守自己魂牵梦绕的最初选择，还是因人事的变迁而改变初衷”的考验，作品在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矛盾冲突中，更加明晰了主人公对幸福和爱情的执著追求，这种自主自为把握生命航线的人生形式萌芽，正是作者所期待的。作品的结尾处耐人寻味，“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这是沈从文为湘西的现在而凝神，也为湘西的未来而迷惘，但在他们身上，毕竟寄托了古老湘西人性逐渐丧失后的希望和理想，预示古老的土壤里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因素终将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挣扎成长起来，这是一曲深含“忧郁”的“希望”之歌，象征着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
严家炎先生在评论《边城》时指出：“沈从文的长篇《边城》则蕴含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10]我们透过这“整体的象征”可以认识到其深层意蕴是企图用民族的“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尽管这个愿望在“堕落趋势”面前有时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与苦闷。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在《长河》中，“听到了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的命运。”[11]夭夭和三黑子直接面对抗战前夕时代与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动，已经不再逆来顺受，他们能主动反抗外来的压力，自主地把握命运，从而显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生具有了更深的意蕴。沈从文就是这样在对现实和未来的理性思考和剖析中，通过悲悯的叙述隐含希望的诞生，希望这样的人生形式能够推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粘附在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12]，都能以理性精神来把握自己的人生。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创作的文化选择的思想价值在于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比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是这基于现实感的对于人性理想的追求，和更为现实而迫切的重造民族的愿望，给了沈从文的创作以内在的热情。“沈从文很想借文字的力量，将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上使它兴奋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能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3]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本身蕴含着一种整体文化面对另一种整体文化时，必然产生的隔离感。他坚守他固有的文化范围，不愿被都市文化同化，从“乡下人”的立场出发把原始的野性强悍看作人性与生命力的本源，并由此来判断和衡量“都市世界”人性沦落的现象，注重“形态”而非“动态”的比较，试图以“乡下人”为主体，重建民族的未来，也很容易陷入一种静止的历史观。一味地依恋“乡村”，无选择地崇尚“传统”，甚至依照自己的逻辑连同传统中的“蒙昧”“奴性”“落后”等因素也一起颂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人们沉醉在湘西的“玫瑰红”色彩里，停留在“向后看”的认识层面，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同样，沈从文以湘西文化为参照物观照都市文化滋生着病态时，没有把那些未摆脱自身衰朽落后性而感染外来殖民淫逸恶习的畸形精神病象，从中国都市文化复合体中剥离出来，往往模糊了、掩饰了现代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巨大的推进作用。这种缺少动态的历史审视，难免会产生片面化倾向。
沈从文力图通过文学来弘扬人性，重造民族品德，以实现人生心与心的沟通，他把文学作为人性改造、启蒙的工具，这和他的“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须为‘重造政治’而写诗”[14]的文艺观密不可分。他希望靠文学作品描述人性，启发人性，诱导人们体悟生命本质意义，追求理想人生形式，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将新文学看成“重造的经典”，为担当起“重造”的时代重任，竭力呼吁并主张作家应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思想艺术的独立，这就不仅分割而且对立了“文艺”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成了只是“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的载体，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而使他的作品缺少了振聋发聩的力度和深度。
沈从文就是这样面对着“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两难选择和双重压抑，执著地追求他的文学理想的，他精心营造审美的两极形态，显示他选择乡村、推拒都市的文化取向，使作品呈现出深远的文化意蕴。这样做，虽然能以独特的体悟取得为后人所倾心的成就，但同时也铺就了他孤独寂寞的路，未能完全为时人所理解，这是必然的结果。
注释：
[1]《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
[2]《从现实学习》，《沈从文文集》第10卷
[3]《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丁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4]《边城》，《沈从文文集》第6卷
[5]《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
[6]《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
[7]《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赵园，《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8]《媚金•豹子•羊》，《沈从文文集》第2卷
[9]《边城》，《沈从文文集》第6卷
[10]《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11]《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著，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
[12]《烛虚•白话文问题》，《沈从文文集》第11卷
[13]《沈从文论》，苏雪林，《中国新文学大系》1卷
[14]《新废邮存底》，《沈从文文集》第1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