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 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 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 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 ，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
名曰“京派”，实际上地域因素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它主要是由聚集地(先 是北京后为昆明、成都、武汉)的学者文化和学院文化孕育而成。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其成员的群体意识也不强，他们既没有统一的、十分明确的文学口号，也没有有意识结 社成派的行为与打算。有的只是校园或学院文化中较为普遍的学术交流、文化聚会(如 读诗会等)性质的沙龙雅聚，或者仅仅只是个人间的交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京海 论争”似乎促使了他们的群体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变，但同时由于文学观念与志趣 的分歧，也标志着它由前期向后期的过渡。这一由“虚”而“实”、由“前期”而“后 期”的发展衍变过程，又恰恰是这一群体的自然生存生态与社会接受生态互动的结果。
诚然，校园或学院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它毕竟不像政治社会那样动荡不安 ，而且还保持着文化上的自由与宽松。加之，文学并不等同于政治，文学的创作并不等 同于政治与思想的革命，因此，虽然同样聚集于大学的校园，从事文学革命的胡适、周 作人、鲁迅等的活动也就不同于专门从事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 等的活动。当然，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支最早的生力军——“京派”，他们从 一开始就没有也不能忘情于社会人生，相反却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旧人生、创建新人生的 行列。但是他们的主要成员却以自己的行动，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作出了既不同于政治 思想革命家，也不同于文学的社会解剖派和社会革命派的另一番解释。在他们看来，文 学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现实的世界，文学所建构的世界人生之于现实人生，是一种自足自 为的世界人生，文学只有将日常的具体的实用的人生通过艺术的创造转变为审美的人生 才有意义。文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就是要在自然的人生状态中找寻“真切”和“真情” ，通过艺术的创造去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因此，努力地实现和捍卫文学艺术家 及其艺术创造的独立品格，就成了贯串于前后期京派作家的文学观念的核心。他们总是 力图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扰，去创造一个自足自重自主自为、和谐圆融的纯艺术世界。 如果说京派作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的话，那么，维护艺术的独立品格，构建自足 的艺术天地，实现艺术表现的“精”与“美”，就成了这个流派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然而，正像任何文学流派都是流动的发展的一样，京派的发展衍变历史也明显地呈现 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而两个时期的分界线，似乎可以以1934年前后的“京海之争” 为标志。在此之前，京派以周作人、废名为中心，依托《京报副刊》、《晨报副刊》、 《语丝》、《现代评论》以及1930年在北京创刊的《骆驼草》半月刊等，形成了其前期 的基本阵容。但是，随着《语丝》的终刊和《骆驼草》的创刊，以周作人为领袖的中国 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即京派文学的骨干成员，也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着消极的 个人主义的“隐逸”、“闲适”、“趣味”性追求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我们从沈从文写 于1933年10月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注：沈从文《论冯文炳》为1933年7 月所作，后收入1934年4月出版的《沫沫集》；《文学者的态度》1933年10月刊于天津 《大公报•文艺》。两文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12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下同)。)两篇批评性的文学论文中能够明确地品味出来。
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首先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支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趣 味”和独特的“文体风格”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他无论是自己创作的小品文和散文诗 ，还是翻译的日本小品文、古希腊故事以及其他弱小民族的“卑微文学”，都能“彻底 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他总是“用平静 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在中国新 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人可与周先生相似处。” 在对废名进行评价时，沈从文也是首先指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示的趣 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 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 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
但是沈从文针对的仅仅是废名的早期创作，即《竹林故事》和《桃园》两本小说集。 沈从文认为，废名的这些作品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 “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在那 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 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 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而这一切又恰恰是最能体现并符 合沈从文对乡土文学的创作标准和创作要求的。
在对废名作品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时，沈从文还敏锐细心地对废名作品中业已显露出来 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在沈从文看来，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不庄重”的文体(如“八股式 的反复”)带来的个人“趣味”的满足。其表现就是对于作品人物的刻画，缺少“严肃 ”的气氛，并且暗示着作者对于作品人物的“嘲弄”。因此沈从文不得不严肃地指出： “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是失败的成就。 ”不难看出，沈从文是把个人的“趣味主义”审美表现看成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大忌的。
但是，由于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在“现代中国”的小说作家中，风格可与废名并列的 只有沈从文一人，所以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便特意地举出了自己的创作与废名的 作品进行了对照。他认为自己在对农村的地方性“背景”和“风俗习惯”的观察描绘上 ，的确跟废名有些相同之处，但是这种相同，除了文字的“单纯”、风景画的“素描” 以及如一般人所说的“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之外，其“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 的”。其中最大的“分歧”，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废名所显示的乡村世界只是 “最小一片的完全”。他把一切都建筑在超然的“平静”上面，因此在给农村灵魂做写 照时，虽也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爱，有憎，但他所“雕 刻”的人物性格，却无论在“日光下”或者在“黑夜”里，都永远“不会骚动”，“非 常宁静”，“缺少冲突”。因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 而能“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即沈从 文——引者注)的兴味与成就”。正因为如此，所以一贯信守着“乡下人”憨直品格的 沈从文竟毫不谦逊地说道：能“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 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 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 炳君为宽而且优。”沈从文对废名的评论恰恰印证了李健吾(刘西渭)对废名的评论。李 健吾曾把废名、沈从文、乔治•桑三人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指出：废名是一个“修士” ，一切是内向的，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脱”的意境，是“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 美化境界，而不是美丽本身。”而“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 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他认为乔治• 桑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但是她“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热 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1]的确，究竟是以审美的理想主 义去“热情”而不“说教”地再现一段段自然的鲜活的“生命”，还是仅仅从个人的“ 趣味”出发以“修士”般隐逸的姿态去书写所谓“超脱”的意境，就成了沈从文与废名 在审美追求上的最大分水岭，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在乡土文学创造中的根本区别。
这里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沈从文在这里批评的绝不仅仅是冯文炳一个人的审美偏嗜， 而是隐约地针对着以周作人为“盟主”的，一时间大有蔓延至南北文坛之势，并一味以 “趣味”、“隐逸”、“闲适”、“超脱”、“幽默”相炫耀的“小品文”运动的。在 沈从文看来，冯文炳小说文体上存在的问题，恰恰是“趣味主义”的不健康的小品文文 体的病态反映。因此在评论冯文炳时，他屡屡把冯文炳和周作人挂起钩来。比如当评论 到冯文炳以废名的笔名发表在《骆驼草》半月刊上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时，沈 从文便尖锐地指出：“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甚至“把文 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因此“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而造成废名“完 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长时期地生活在北平造成的“趣味的恶化”，因而才 有意识地要“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而这又是与周作人的大力提倡 和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为“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 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 到写作的喜彰，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 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 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 形的姿态一事了。”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使中国散文远离了“朴素的美”，并使废名的小 说文体转向“畸形”的所谓“新型”文体，显然是指周作人所全力提倡的以个人“趣味 ”为中心，以“隐逸”、“闲适”相标榜，并在上海很快得到林语堂等文人的趋奉，一 时间弥漫于南北文坛成为风尚的小品文文体。
如果说沈从文的上述文字还只是从“文体”的角度揭示了前期京派作家中实际存在的 越来越“趣味主义”的倾向，那么下面的一段文字，表面看来批评的仍然是废名的《莫 须有先生传》，实际上则从思想内容上揭示了跟自己的审美追求“异途”的“趣味自由 主义”者共同的不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 ，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 ，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 ……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 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 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明白了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一文中所要言说的上述内容，我们再来看看沈从文在193 3年10月13日发表于他接编不久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文学者的态度》和 由此引发的“京海之争”，以及他在《论穆时英》(注：此文刊于1935年9月9日天津《 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中又何以将废名与穆时英“相提并 论”，也就不成问题了。
二
这里我们先说一说《论穆时英》。在一般读者看来，废名和穆时英两人的小说，完全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的小说，或者说前者属于典型的“京派”小说，后者则属于新型 的“海派”小说。但在沈从文看来，废名后期的作品和穆时英的大部分作品，“虽一则 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 ，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对于废名走向“奢侈僻异”的原因，沈从文在上 面的文字中已经指出，而对于穆时英的“邪僻”，沈从文认为也是出于他的“不端庄、 不严肃”。而造成这种“不端庄、不严肃”的根源，沈从文指出，就客观而言全在于： 作者所“涉笔”的人事虽极广，但“对‘人生’所具有的知识却极窄”，“作者所长” ，只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浮而不实的文字任意涂抹”；就主观而言则全在于：“ 作者是先是把自己作品当作玩物，当作小吃，然后给人那么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的印象 的。”
按理说，在作品中“极端吝啬文字”或“无节制的浪费文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作 家的文字表达习惯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人风格问题。沈从文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因为 在这种“奢侈邪僻”的文体背后，隐藏着的是作者的一种“不端庄、不严肃”、纯粹个 人“趣味”的文学创作态度。而这正是跟他所坚持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文学创作 态度水火不相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1931年当高植的第一部小说集《雪》出版时 ，沈从文在为之所作的《序言》中就明确说道：他看了这个小说集之后的喜悦，之所以 比作者本人还高兴，就是因为作者“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他有勇气使他凝眸最远的一 方，不为目前任何失败所挫折，也不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不自信当前月亮的全 圆，却相信终可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他那可爱的傻处，正是一个艺术家必 需的性格。”(注：引文见《<雪>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4-15页。)而与高 植的这种“诚实严肃”的写作态度构成对立的，正是受“诙谐趣味所支配”的“白相文 学态度”。沈从文认为，由这种白相文学态度产生出来的作品，必然“不能完美，缺少 健康，走入邪路”。在此，沈从文还特别点出了《骆驼草》，他说：“到了1930年，在 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 灭亡，使人忘记。在南方，有些时髦刊物，创作趣味，也无从证明已认真了一点”。在 沈从文看来，只有把“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 的讽刺”才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必然要求的。他甚至认为，胡也频、丁玲、茅盾、施蛰存 、巴金，还有一位以沉樱、小铃为笔名的陈女士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摆 脱了肤浅的讽刺”，“不儿戏”，“不诙谐”。这一褒一贬，鲜明地凸显出了沈从文严 肃的文学创作观念。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沈从文才写下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沈从文所反对和抨击的，依然还是南北文坛中更为广泛存在着的那种“不端庄、不严肃 ”即以“玩票白相”的方式，“别出心计，力图出名”去对待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恶 劣态度与不良作风。他指出：现在“一部分青年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 组织力量、道德与勇敢诚实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 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 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 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 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 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 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 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 ，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 一件事。”
当然，我们不能把沈从文上面的话，理解为仅仅是针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趣味自由主 义者”的，应该说它主要还是针对那些顶着作家的头衔却又不谨守作家的职分，东游西 荡、朝秦暮楚、逢场作戏、拉帮结派、相互吹捧，“不图在作品上成功，只图在宣传上 出名”的所谓文学家的。这类“文学家”，在南北的文坛中都是存在的。但是，若结合 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有关论述，这里所抨击的那种消极的纯粹以个人为中心的文 学创作姿态，显然是包括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在内的。为了不使我们的结论走向偏颇， 这里不妨再摘引《文学者的态度》中两段很让“海派”作家恼火，并进而引发了“京海 之争”的文字，以及在此之前所写的《窄而霉斋闲话》，以作证明：
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 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 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 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 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 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 ，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 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 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这两段文字，可以说，既表明了沈从文对以“玩票白相”态度对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活 动者的深刻失望，也表明了他决心拯救和捍卫文学应有的尊严与价值的真实心声。沈从 文在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京派文人的重镇”(姚雪垠语)，正是建筑在这份“严肃诚实” 、“结实硬朗”、“顽固而又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之上的。他的“失望”，除了对一般 的所谓“海派”之外，也明显是对周作人等老京派作家而发的。
然而，不料沈从文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寄身于上海的文人苏汶(杜衡)的反对，于是 他便在1933年上海《现代》月刊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对沈从文 的所谓“不问一切情由”，“一笔抹杀留居上海的文人”表示强烈不满。文中引用鲁迅 的话，认为沈从文“把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构成罪状”对上海的文人加以讥笑 和嘲讽。这就不仅迫使沈从文于1934年初写下了《论“海派”》和《关于海派》，(注 ：这两篇文章分别刊于1934年1月10日、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后收入《沈从 文文集》第12卷。)不得不对“海派”的具体所指加以严格界定，并一再声明“海派” 并不等同于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作家，而且牵连地引出鲁迅写下了《“京派”与“海派” 》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参加论争。
在《论“海派”》和《关于海派》中，沈从文针对此前的论争，重点表达了自己如下 几方面的内容：
一、“海派”在过去与“礼拜六派”只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在今天则是“‘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一个概念。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投机取巧”和 “见风使舵”。他具体解释说：“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 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XXX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 因为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 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他们的具体表现是：或“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 雅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远谈希腊罗马，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 一间”；或“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 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或“情感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况不对时， 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或“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 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自己消息”；或“偷掠他人的作品， 作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
二、“海派”作风“是包含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他针对杜衡的误解，强调指出 ：“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些人在一些 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因此虽然“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才 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归纳在 ‘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这种“海派习气”在北方文坛(即一般意义上的“京派”) 上的表现是：(1)“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正在流行。(2)对所谓“技巧古 朴的自赞”。(3)对“上海文坛消息的抄袭”。(4)若干刊物的编者，不去组织和发表那 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而只“对于几个人的起居 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使其刊物成了某些文人的“起居注”，因此表面看来，得到了若 干读者，实际上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为了不再招致误解，沈从文还特意强 调：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包括杜衡在内的大多数生活于上海的“正在从事于文学 创作杂志编纂人”都不会被认为是“海派”的。
三、自己写作《论“海派”》(包括此前的《文学者的态度》)的“本来意思”，只是 想从“道德上与文化上”制止南北文坛中有害于中国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恶劣风气的“蔓 延与存在”，从而提倡以“作者的诚实与朴质”，为自己的作品“立下一个较高标准” (即在《论冯文炳》中所说的，“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各人 的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但可悲的是，这个严肃的话题，却遭到了 包括自己在文章中已明确排除于“海派”之外的上海作家的误解和反对。他们有的根本 不看全文，只看一下题目，就“有兴有感”地“故意说些趣话打诨”；有的虽看清楚了 本文，却只摘取其中“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且照流行习气做着所谓‘只在那么 幽默一下’的表示”。
应该说，沈从文上述的辩解和指正是很清楚也很中肯的。他无非是希望已成名的和未 成名的“文学者”，都能以严肃的态度“守定”作家的职分，努力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成 绩，并没有不分是非地完全站在“京派”的立场上去攻击“海派”，更没有把所有的“ 海上文人”和作家都说成“海派”。他之所以把“名士才情”和“商业竞卖”并提，实 际上就是既含有对“趣味主义”的老“京派”又含有对“商人气”极重的新“海派”的 共同指责。如果说“名士才情”及其所列的各种表现主要指的是老“京派”的话，那么 “商业竞卖”及其种种表现则主要指的是新“海派”。如同长期生活于上海的鲁迅对新 “海派”们的种种表现早有感受一样，在北京起家并较长时间生活于北平的沈从文对老 “京派”们的“转向”也是早有察觉并怀有不满的。早在写《论冯文炳》和《文学者的 态度》之前的两年，即1931年8月，沈从文就借讨论新诗创作得失的《窄而霉斋闲话》 一文，对以周作人为首的老“京派”提出了异议，并且同样使用了“趣味主义”和“白 相文学态度”来指斥他们的那种不良的文学创作倾向。他指出：提倡于北京，曾经“使 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的“京样”的“人生文学”(这无疑是指五四新文学运动之 初，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为什么会很快地“结束在海派的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以后”(即指“创造社”兴起以后)，就因为“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 究者”。而这种“趣味主义”文学的集中表现，就是刊物中大量登载的那些“诙谐讽刺 作品”，而这些“趣味主义”的“诙谐讽刺作品”，又因为首先是由周作人这样的名人 所提倡，所以也就很容易得到其他“趣味主义”者的“拥护”，于是便很快地“几乎成 为文学见解的正宗”。这一点只需看一看继小品杂志《骆驼草》之后，随着1932年《论 语》在上海的创刊，《人间世》、《宇宙风》、《文饭下品》等的纷纷涌现，周作人一 时间俨然成了南北文坛共同尊奉的领袖，“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等事实， 便可知沈从文此言之不诬。
然而，虽然属于“京派”的一名成员，但一向抱定严肃的文学创作观念不放的沈从文 ，独独对这种“趣味主义”的“诙谐讽刺作品”不以为然。因此他便在《窄而霉斋闲话 》中极有针对性地议论道：“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 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而随之流行于“海上 的趣味也使人厌倦”。因为“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 却太富于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很明显，在沈从文看来，无论是老“京派”的“趣味 主义”，还是新“海派”的“商人习气”，都是把文学当成“玩具”而不是“工具”之 后，出现的一种对严肃而神圣的文学事业的亵渎与侮慢行为。这对沈从文来说是绝不能 容忍的，因此他大声疾呼：“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前进的，都值得我们十分 注意。”一向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的沈从文，在文中甚至不得不宣告：尽管“文学的功 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 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种同清高相反的情形 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功 利的好处。”“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 蚀本的纠纷里去。”
这一切无疑证明，反对“趣味主义”的“名士才情”和商人气极重的“商业竞卖”， 捍卫文学事业的庄严性和神圣性，是沈从文一贯的审美主张。不过，1931年以前的沈从 文，毕竟只是一个怀抱着独特的严肃创作理想的一般作家，他的感慨，也只是一个有着 自己的创作个性不愿随波逐流的作家，对弥漫于南北文坛中的一股不良作风不良习气的 愤激与感慨。但是到了1933年9月以后，正式定居北京的沈从文，已从“学衡”派吴宓 等人手中接编了《大公报•文艺副刊》，占有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阵地。一群有生 气有实力的作家，如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等，正默默地埋头于严肃的文学创 作，而一大批文学新秀曹禺、芦焚、何其芳、李广田、王西彦、严文井、常风、田涛、 刘祖春等也正在这个文学阵地中以一种“谦虚态度产生优秀作品”而崭露头角。另外， 朱光潜、闻一多、叶公超、朱自清等人在主持各大学文学系时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以 及郑振铎、巴金、章靳以等成功创办大型刊物《文学季刊》的经验，也都给沈从文以巨 大的启发与鼓舞。因此，一向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独立、严肃、神圣的事业，渴望从中产 生出“新经典”的沈从文，再也按捺不住对文学上的“玩票白相态度”的痛恶，把清除 “海派”的坏影响，看成了是“不拘南北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出 于对新生的健康诚实质朴严肃的文学创作力量的支持与保护，他不无远虑地指出：“莠 草必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 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气下毁去”。
三
其实，沈从文对“海派”的贬抑，跟鲁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在反对“趣味主义”的 “名士才情”方面，鲁迅跟林语堂等人的有关“小品文”的论争即可证明。比如在《小 品文的危机》(此文跟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几乎写于同一个时间)一文中，鲁迅虽 然也首先肯定了“散文小品”在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时期的成功，指出那 时的“散文小品”即便由于“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带有一点“幽默和雍 容”，也只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 非做不到”。可是“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 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 暴而变为风雅了。”“这种小品，上海虽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 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蹩到马 路上来了。”鲁迅这里所说的“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供雅人摩挲”、使 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也变得“风雅了”等等，跟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所说的“ 散文中糅杂文言”，“趣味朦胧，呈露灰色”，“显示出不健康的病的纤细”，除了“ 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之外竟别无意义等等，几乎表达的是同 一个意思。至于鲁迅对商人气极重的“商业竞卖”的批判，更与沈从文不谋而合，取同 一方向比如鲁迅在1933年4月4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文人无文》，其中所列 举的：“拾些琐事，做本随笔”；“改首古文，算是自作”；“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 ”；“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 ；“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词典，连自己也塞 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又比如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所揭露的那群“献 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 今日”的人物，岂不正是沈从文所要竭力“扫荡”的“海派”吗?
但是，沈从文没有弄明白，上海固然汇集着“趣味主义”和“商人气极重”的海派人 物，但也是“左翼作家”的大本营。尽管当1934年2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一下子查禁了1 40多种左翼进步的文艺书籍之后，沈从文立即写下了《禁书问题》，表示抗议；尽管在 文章中他把被查禁的书籍的作者都说成是“优秀公民”，认为他们那“轻于物质寻觅而 诚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东西!”并且表示，当局对这些作家如 此地进行“压迫与虐待，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实在是国内多数人所难理解的! ”甚至在文章中指出：青年学生的左倾，根源不在左翼文学，而在“社会的黑暗与混乱 ”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尽管文章发表后，上海的国民党右翼刊物《社会新闻》曾刊 登文章警告沈从文“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但是，在左翼作家的眼中，沈从文依然是一 个反对革命、拥护反动政府的作家。(沈从文与左翼文坛的恩恩怨怨，不在本题的讨论 范围，我们将另文论述)。因此，当《禁书问题》发表后，针对《社会新闻》的警告， 施蛰存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发表《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为沈 从文辩解时，便遭到了鲁迅的反驳。在施蛰存看来，沈从文只不过是站在自由主义作家 的立场，“他不称许左翼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然而他同情被过分迫害了的弱者；我 自认很能够猜度得出，倘若处于一个完全相反的政治环境中，那即是说，倘若在共产党 把握统治权而以同样的方法对付国民党的作家的时候，沈从文先生也必然会发表同样的 意见的。”而鲁迅先生则在6月10日撰写的《隔膜》[2](P42)一文中认为，沈从文实在 不过是“忠而获咎”，即沈从文不懂得统治者是不准其奴才越出自己的身份为主子献策 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而施蛰存为沈从文鸣不平 ，也实在是因为他对沈从文有些“隔膜”(即不够了解)而已。不难看出，此时的鲁迅仍 然是把沈从文与所谓“买办”的“新月派”文人等同看待的。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和《论“海派”》发表后，除 作为“第三种人”的苏汶做出敏感反应外，一些左翼作家也以为沈从文是纯粹站在“京 派”的立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作家的诋毁。于是也才“牵连”地带出鲁迅写下了《 “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3](P432-437)参与论争。
《“京派”与“海派”》一文的立论中心，即是认定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是一 篇“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文章通过对苏汶的“纠正”，指出：沈从文所谓 的“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 ‘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于是议论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 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 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 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 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 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在《北人与南人》一文的开头，鲁迅就指出：“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 之后，牵连想到的”。接着作者议论道：“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其根 本原因是，“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 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 而干净。”“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 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引者注)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 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 以为大体是的确的。”“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 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 ’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如果单就北方文坛和南方文坛共同存在着的“海派”作风与“海派”习气而言，鲁迅 先生对这类人物行为的刻画与揭露，的确是逼真而又恰切的。因为一个作家，一旦染上 了“玩票白相”式的“海派”作风和“海派”习气，则无论是生活在北方，还是生活在 南方，他都必然地要么依附于“官”(即“官的帮闲”)要么依附于“商”(即“商的帮 忙”)。尽管他们由于生活环境所养成的性格、习惯乃至手段上存在着差异，因而相互 产生鄙视或攻击，但压根只能说是“兄弟阋于墙”，而在“玩”文学(即把文学作为政 治投机和赚钱工具而“营私肥己”)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而在对“这一点”的看法上 ，我以为，沈从文与鲁迅是没有分歧的。但是，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却把沈从文定在了 代表整个“京派”和“北人”对“海派”和“南人”的“卑视”与“征服”这样一个位 置之上，甚至把沈从文“扫荡”当时南北文坛中的“玩票白相态度”也看成是“官的帮 闲”对“商的帮忙”的攻击，这应该说也是对沈从文写作《文学者的态度》的初衷，一 次“有兴有感”的曲解。
四
上文我们已经说过，沈从文是一个以全部身心拥抱着文学，把文学事业看得异常神圣 、庄严的作家。他把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产生又转而表现“五四”精神的新文学看成 是“重造的经典”，他甚至相信现存的“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 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学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烛虚•长庚》)为了担 负起“经典重造”的时代重任，作家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去 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表现出“时代精神和历史得失” 的优秀作品。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家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引向“高处”；只 有这样的作品才可望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才可望由它们而“影响 到社会组织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才可望使读者的“理性更深 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做人更合理一些”。(《新文人与新文学》)然而，在他看来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 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来愈滋长出一种“附庸依赖”思想，作品则俨然成 了“大老板商品之一种”或“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他认为，这种现象表面看来似乎 “活泼热闹”，“可细细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 ，令人敬重”。(《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也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化 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南北文坛中以周作人为首的一批既“怕责任”又“怕拘束”，“因 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既“潇洒、自由”地“玩”着文学，又同 时受到“青年人的崇拜和社会供养”的所谓“新文人”(《新文人与新文学》)也正在大 行其道。所以沈从文在反对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化(政策化)”的同时，对“趣味 个人主义”的“小品文”运动才进行了认真的检视和猛烈的抨击。
好在鲁迅很快便看清了这种由南北文坛中的“趣味个人主义”者合流，在上海掀起的 一股“小品文”热的真相，于是在1935年4月，仍借上一年“京海之争”为引子，写下 了一篇题为《“京派”和“海派”》[2](P302-306)的文章。(其标题跟一年前所写的《 “京派”与“海派”》仅一字之差)在这篇文章中，尽管鲁迅仍然把沈从文的文章看成 是“京派奚落海派”，而且认为从“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但是他毕竟“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即把“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 ’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 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要而言之：今 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为了支撑这一论点，鲁迅主要 列举了如下三个例子：(1)1935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为之在封面 上题签的便是“真正的老京派”——周作人。(2)在1935年2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 (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的第三期上，排在第一篇的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 》，排在最后一篇的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鲁迅将此概括为“真正的老京派打 头，真正小海派煞尾”。(3)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在上海创刊，而在创刊 号的卷首就发表了“老京派”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故鲁迅把它看成是由“京派开 路”的“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这里不难看出，鲁迅对“京海”合流掀起的这股 “小品文热”是极为反感的，而这恰恰又是跟沈从文心犀相通的。因为此时的沈从文不 仅没有有意识地要跟这碗“京海杂烩”炒在一起，而且泾渭分明地提出了反对文坛中的 “玩票白相态度”的口号。因而在1935年8月18日发表于《大公报》上的那篇鸟瞰上海 文艺刊物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他不仅批评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只给读者 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隔一间就是恶趣”，而且批评《人间世》“要人迷信‘ 性灵’，尊重‘袁郎中’，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 由于“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的方向去。作 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 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因此这类刊物与其说是为读者而办，还不如说 是为作者而办，“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至于《文饭小品 》，沈从文认为，也只有“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 《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其态度之明确，口气之决绝，并不亚于鲁迅。
或者是由于沈从文对文坛上的“争斗”现象一向深恶痛绝，亦或者是由于他对左翼文 学一向抱有偏见，因此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便把以往的文章如《新文人与新 文学》等没有明白说出来的话，说了个痛快。他认为：包括《太白》、《文学》等进步 刊物在内的上海的“文学杂志”，刊登的许多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 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并且集中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 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 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 ”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 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帐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 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当然，沈从文的这些话，是出于对读者的负责，希望作家们消除意气之争，潜心于真 正的文学创作，为时代提供堪称优秀的代表作品。但是沈从文的超阶级、超党派、仅从 创作态度上看问题的文学观念，使他的这些话带有很大的片面性。20世纪30年代尖锐复 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30年代前期文坛论争的复杂性，这中间确实有文人之 间的意气之争，但左翼文学对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以及 沈从文所说的“白相”文学之间的论争，绝不全是意气之争，其中很多论争具有鲜明的 是非界线和阶级的政治的色彩。沈从文将一切论争都笼统地说成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 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的“对骂”，这显然混淆了其中的是非界线。另外，文章把《太白 》、《文学》与《论语》、《人间世》并提，也有失偏颇。的确，这四种杂志都刊有大 量的包括杂文在内的小品文，但《太白》、《文学》的办刊立场和办刊态度，跟一味提 倡“幽默”、“闲适”，逃避现实斗争的《论语》、《人间世》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的 。因此，即便就文体而言，虽然同样是小品文(包括杂文)，那也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 危机》一文中所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 存的血路的东西；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 醉，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沈从文不分青红皂白地 一概抹杀包括杂文在内的小品文，起码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况且沈从文自己发起和 参与文坛论争的这些文章，以及他的一些“感时讽人”的文章，不也是属于广泛意义上 的小品文吗?如果结合他在写作此文前后的某些说法，其持论的偏颇和文学观念的局限 则愈加明显。比如在1930年所写的《沫沫集•<轮盘>的序》中，他就把革命文学的论争 看成是双方“骂来骂去”。在写于1933年而到1939年才得以结集出版的《记丁玲续集》 中，又对左翼作家与新月派之间的斗争，超然地做出了各打五十大板的评判：“绅士骂 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争者的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 不必要!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都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 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这种抽象的从“人”的观念出发，以人品的“好坏”来判定 文学的“是非”，本身就是很不恰当的。
针对沈从文在《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与认识上的偏颇，鲁迅在《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尖锐指出：“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 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 ’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应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 加以分析，明白地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2](P405)应 该说鲁迅对沈从文的上述批评，既是诚恳的又是深刻的。沈从文看到了文坛的“可怜” 和读者的“不幸”，却只一味地呼吁停止“对骂”，似乎一旦停止了对骂，上海的所有 “文学杂志”就会自然地产生出优秀的作品，这实在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殊不知，不 真正地铲除沈从文在《窄而霉斋闲话》中所说的“软弱”的、“坏”的、“不美”的， 那么所谓“健康”的、“好”的、“美”又何以会生长?不彻底摧毁沈从文在《禁书问 题》中所深恶痛绝的反动政策，那么反映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又何以会诞生和存在?况 且，沈从文所反对的以提倡“幽默”、“闲适”而走向消极遁世的林语堂，此时不也正 在把所谓“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 ”看作是“女子入宫见妒”式的“相互臭骂”[4]吗?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文学观念矛盾 性与片面性的表现。
总之，在反对和清除新文学领域中的“玩票白相态度”即“趣味个人主义”方面，沈 从文和鲁迅是取同一立场的，但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总是能从文学者的“趣味”、 “态度”的背后看到其阶级的政治的区别，因而并不一般地反对文学论争，而沈从文则 往往从个人的“审美理想主义”出发，看到“趣味个人主义”对建设健康的新文学构成 的危害。
【参考文献】
[1]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边城——沈从文先生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4.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4]林语堂.做文与做人[J].论语，193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