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援用•对比篇

通过比较对照来辨别事物是认识的基本方法之一。那么对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作家进行比较、对照能得到些什么呢？这种比较、对照能够为人接受吗？怀着这份恐惧，我写了一篇《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援用、对比篇》（以下简称对比篇），刊登在中国文艺研究会的机关杂志《野草》之第53号上[1]。 这里当然要接着探讨二者的本质问题（实则把重点放在了沈从文的身上），于是便有了《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本质推论篇》这个题目。

对比篇中的恐惧之一，即通过对比是否把沈从文弄得面目全非了，这一问题已经得以解决，相同点与相异点已趋明朗，可以说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即二者的出生地问题、血缘问题引人注目。如果单只讨论沈从文，也能论及这些课题中所要讨论的问题，但不会“引人注目”。

恐惧之二，比较文学的老祖宗法国的实证而科学的方法论推理绵密，让人心安。但籍此能否触及到作家的本质则又当别论。尤其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方面，通过这一研究方法产生出了许多心血之作[2]。关于沈从文，也有人采用此类方法在进行研究[3]。但在另一方面， 在日本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是否也可以采取美国式的对比研究呢？如果存在一些值得比较的依据，那么这种方法是不能一概否定的。作为执笔者只能听任别人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可以说，在动笔写对比篇以前的那份怕受责难的恐惧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对比篇是借中上健次的《物语源流》[4]中的作家论、 文学论而展开的。这便是使用“援用”一词的缘由。由中上论及其同乡作家佐藤春夫的内容，得以论及熊野新宫和湘西镇筸的特性。遭遇“大逆事件”的春夫在20岁时“转向”[6]。借助中上的这一论断， 从而引出了沈从文20岁时由武而文的“转向”，及沈从文的苗族外祖母和厌战心理这两大秘密[7]，于是再论及沈从文与中上二者的血缘问题， 进而考察二者的少数民族出身和受歧视部落、民族出身问题。

以上是援用中上之佐藤春夫论而得出的推论。然后，是从中上论及其他作家的物语论中抽出几条加以对比的。简言之，可归结到二者的共同体和“古老地层”[8]回归志向上。

这里引用一下对比篇中的结论部分：

通过《物语源流》范围内的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中上那里我们得到超越近代小说概念的视点，籍此可视部分得以扩大。从佐藤春夫论中，我们首先抽出了出生地的特性。无论湘西、熊野均系与国家抵触之地，无论他们是否自认其为败残之地，而主体立场已定。二者的出身意义深远，血缘相斗。沈从文与中上健次二者如出一辙，均与血缘相关。一位是民族的混血儿，另一位是私生子。从非汉族的血缘到作为日本社会特殊身分制度残渣的受歧视问题，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相通。只不过其受歧视意识的发生经过彼此有相当的不同，这一点可以推定。就认识的性质说来，在沈从文，可以认为存在着双重性即歧视与被歧视。血缘、部落和民族问题都与共同体、风俗、意识的古老地层紧相关联。二人均以军营小镇、社町这一共同体为媒介，达到血统与古老地层的紧密结合。关于这一点，开始是不自觉地，而后来则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经过考察我们发现，究其原因，在沈从文可以追溯到楚文化，而在中上则可以追溯到天皇制、山人，甚至绳文人那里。

在本篇里，相对对比篇而言，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作品，在讨论二至三个问题之后，要讨论二者共通的在政治上持禁欲态度的意义，论述二者在近代的位置之不同，最后针对沈从文文学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浅见陋识，以作结论。

　　（二）性与生

沈从文虽然也写城市，但大多写“乡下”和“乡下人”[9]， 而且杰作皆集中于后者。中上健次也是如此，他也写过以东京为背景的《赞歌》等作品，但更多的却是以纪州为背景的大量作品。即，一方面是以苗族文化以至湘西文化为背景的当地人的生活、人物形象和传说故事，另一方面是基于“小巷胡同”的生活与人物虚实交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在描写社会底层人物这一点上说来，二人是相通的。这里所要论及的，是关于二者作品题材中的性问题。归根结底，性问题方面的意义，主要存在于沈从文方面。而对于中上而言则有些牵强。因为追求性文学的日本作家为数众多，而并非非中上不可。但如果不与中上比较，沈从文文学中的性的意识不会如此鲜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后边叙述。

可以说，沈从文是中国近代文学作家中进行性描写的一位特殊作家。郭沫若曾经责骂他是“桃红色的作家”，[10]这在中国的禁欲主义者看来也不无道理。在沈从文1928年的诸多作品中，有许多是描写性与爱的，而在此前后的众多作品[11]中类似者亦为数不少。例如描写白昼山野里尽情欢爱的《夫妇》、《雨后》、《萧萧》等，把那种原始的大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即在大胆铺陈青年男女那明快而清爽的性爱方面，完全风干了郁达夫式的阴湿之气，[12]可谓功绩卓著。

那么，为什么在谈性色变的中国，沈从文敢于果断而执拗地描写性呢？严格说来，必须另行实证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大致有三个理由。首先是二十几岁青年的共性，这一点不言而喻。性在人生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自然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应该是基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而产生的对湘西文化的理想化乃至油然生出的思乡之情。可以说，这一切同时与恋爱自由的湘西文化[13]很容易地就结合在一起了。应该说是在性解放中把握住了生命的跃动。第三，是对于弗洛伊德及埃利斯的介绍与受容的时代风潮。[14]沈从文因此而扬起了顺风之帆。即把摆脱儒教的忠孝义礼等的人性解放置于创作中加以实践了。

沈从文之执着于性文学的意义，在于它同五四时期作家所采用的课题，诸如家庭、恋爱、因袭、自我等一样，把作为近代标志之一的性问题题材有意识地推到了前面来。换言之，沈从文把其它作家提心吊胆说过的或者退避三舍的性题材堂而皇之地进行了描写。就是说，沈从文这位作家是通过性描写来与近代相峙，把鲁迅等人几未染指的题材从正面提起并大书特书。作为五四的后卫，忠实而勇敢地投身到了别人遗留下来的题材中去。

在中上健次方面，近乎处女作的《如爱一般》（原题《爱抚你的手指》）让人感觉到是作者自己去面对性问题，而《赞歌》则让人觉得追求性的百态本身便是故事主旨，即后者在性描写作品上，则远不及前者。即使在《赞歌》里，也只不过如同移植物一般，作为性中万能之轴而发挥作用，可以认为另有目的。而且就其它作品而言，总觉得性多多少少起了道具的作用。即，在中上方面，与其说性是人类解放和人性实现的切实主题，倒不如说它只不过作为一个已经完成的自明之物而贯穿始终，构成作品的装饰品而被利用而已。也就是说，从经过近代的地点出发了。

由此可见，二者根本不同。但同时，二者又有共同点，那就是，通过性来确认生或生命力的实存性。在沈从文方面，《丈夫》即为代表。它描写了一个为生活所迫而让妻子出卖性的极贫地区发生的故事。算得上是悲剧之极。唯其如此，才使得性与生的相邻性更加鲜明突出。至于中上的作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举出《轻蔑》来。“出卖的不是性而是性的梦幻这种意识”“贯穿始终”的“夜总会泳衣舞女”与一富家公子处于一种“相亲相爱，男女秋色平分”的关系之中，并到男子的故乡“作为新娘来到这里，共同生活”。在那里非买卖性质的性与爱比比皆是。由于这份“性与爱”，便战胜不了乡村小镇的生。《轻蔑》便是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我们曾经对被视之为从性到生的现实性极强的例子加以考察过。虽然一眼望去相似之致，但可以认为还是存在着不同之处。[15]出卖的“不是性而是性的梦幻”、“男女秋色平分”，作为富家公子哥儿的新娘来到他的身边，这一切都不可能存在于旧日本社会。即便今天也不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和现实。只不过是部小说而已。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中上所把握的这种社会状况与人类意识亦难存在。

虽然如此，二者在把性视为生命、生命力的象征或流露出这一意义上是共通的，包括迫于生计而出卖性，二者都有视性为生存食粮的章节描写。

　　（三）恶徒之有无与生死

不能写恶人的作家是沈从文，而硬着头皮写恶棍的则是中上健次。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没有暴虐无道的人物呢？我没有找到。与之相反，在其代表作《边城》等中，出现的人物个个充满善意。虽然在《从文自传》中的《怀化镇》等篇里也描写了相当暴虐的情形，但那都属军人所为亦不足为奇。

那么中上呢？《枯木滩》中的浜村龙造自不必说，至于《奇迹》里的“毛头小伙子”们则个个恶贯满盈，吸毒、赌博、打斗、轮奸、杀人等等，罄竹难书。作为恶棍故事可谓登峰造极。坏事之极便是杀生。《奇迹》中有登场人物“杀狗盗铜”一节，这里摘引如下：

阿留婆问礼如：“杀牛宰马、切肉剥皮者或有杀生之罪否？食肉者、穿皮鞋者有罪否？”

礼如答：“有罪。”

“然则，杀牛宰马、切肉剥皮者，比之于食肉、穿皮鞋者，罪孽深重否？”

礼如困惑不已，似平日犹豫不决时一般，满面通红。于是嘴中念叨着胡同小巷里屠夫们的名字，恍然大悟般，坐向佛龛前，诵起经来。阿留婆凝望着礼如的背影。礼如、佛异口同声：“眼无见流血者、耳无闻兽类临终呻吟者罪轻也。”于是，黯淡于世道之大不公平，胡同小巷里那群不信神佛的年轻人半祈祷般向神佛轻声祷告：“南无。”[16]

从“黯淡于世道之大不公平”，可见已触及受歧视问题之根本。站在“恶人正机说”的立场，作家似乎有些爱怜作品里的那群恶汉们，更使之替代所有不得不杀生的人们，创造“大大小小的毛头小伙子”以求得救助。中上通过把“胡同小巷”年轻人逼到放荡无羁的极致，更加突出了生与死。无论如何，接生婆兼说书人的阿留婆与她那半僧半俗的丈夫礼如，既是夫妻，又是生与死的象征。

而在沈从文那里，生与死，却不是如此的构成。沈从文其人曾经度过生死相邻的戎马生涯和湘西生活，生与死密不可分。例如《黔小景》、《山道中》、《夜》等，都是描写旅人与居民相遇的故事。清早起床便发现房东已死，尸首异室；前脚出门，很快遭人袭击，成了不归之魂。生与死俱在千钧一发之间。可以说，在沈从文来说，人的一生与其生死紧密相关，而且大多与时代、地域、状况和体制紧相关联。而没有必要根据创作需要创造生与死。

与此相关的是沈从文文学里无恶棍现象。正因为现实黑暗，他的作品才力求明朗。沈从文本人也是天性如此。有时即便写了也要在校阅时一一删了去。[17]这也充分证明了恶棍在作品中之不存在而在现实中却无处不在。虽然如此，他却淡泊及至轻松愉快地演绎了呻吟、悲鸣着的存在于人间的恶孽之苦。所以反倒使读者更为窒息不安。同样，它也是一种求救文学。

总之，在沈从文和中上健次，都存在着生死、生命、生命力和生存这一主题。在表达方面也能看出相当的不同。双方都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而且一方是大多让苗族地区的人们在自己作品中登场，另一方则是以“胡同小巷”等受歧视地区的人们为其主人公。但另一方面也有创作手法的差异。一方是紧紧凭依善意，一方则是依靠恶人。一句话，所有这一切皆归于时代的悬殊，以及围绕近代的受容阶段与脱离阶段之不同。

　　（四）政治上的禁欲态度

以上从作品的角度论述了沈从文与中上健次，从中可以发现时代与地域与体制等不同的问题。简言之，是与近代相关的先后关系问题。

在中上来说，也许成不了什么特别值得非难的问题，而在沈从文，大加批判的非政治性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则由于时代、地域、状况和体制等而导致了评价上的差异。但作为他们自身来讲，撇开一些微妙的东西，他们却极为相似，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幻，自己依旧闭塞于文学之中。

他想：自己到底是谁？是妈妈的儿子，姐姐的弟弟，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自己却极厌恶、不快于这一切。与姐姐们也只有单方面的血缘关系，这一点也自不待言。姐姐们的父亲，于他，却不是父亲。叔父弦也不是他的叔父。隐瞒也好，掩饰也罢，这一切都作为事实而存在。他走着，期望能遇见那个人。姐姐有一个死去的父亲，他也一样。因为是人，是动物，才有雌雄之别。雄者即为父也。

作为先行探讨诸如此类问题、寻求自我同一的作家，人们是难于把夺取政权、打倒剥削阶级等强加于他们的。沈从文写《边城》的动机，可以解释为为其祖母镇魂或为自己赎罪[18]，籍此，沈从文心底那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便昭然若揭。即使夺取权力、打倒敌人，少数民族的鲜血也不可能消失殆尽，再无法取代那雄性的父亲。其关心之所在或方向与其说是朝向了政治，莫如说是面向了个体或其内部。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拘泥于他们的这种一次性的、自身的、鲜明的实存问题，而应该尝试一下普遍化、抽象化以及理论化，这样，呈现出来的便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差别的问题。在人权思想薄弱的地区，轻视、蔑视、鄙视等横行无忌，而且具体而不当的歧视行为占居统治地位。他们不会想到依靠夺取权力与打倒敌人来解决这些问题。毕竟，歧视与被歧视的现象已经根深蒂固。沈从文已经敏锐地预想到了这一点。中上认为受歧视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又指出它是一个文化问题。沈从文也是如此。他认为湘西是永动不变的。[19]而在1957年他回乡时却又改变了这一观点。[20]也许是因为1957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头吧。我们研究的沈从文，是以文学活动时期的他为前提的。从把受歧视视为文化问题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与政治有那么一点关系吧。

歧视与受歧视意识，在中上健次方面，在他去了东京以后，其思想、观念得以确立。[21]沈从文也是在去了京城后才确立的。但也有唤起贫困与文化水准等具体事物的不同。假定二者有什么质的不同的话，那也是因为有了受歧视地区出身、受歧视等问题才开始发生的。单纯只是农村出身，也会受身分差别与阶级对立等意识和感情的压制，但达不到混淆、复杂的受歧视概念上去。那里少数民族混居，受阶级的、身分的统治与被统治，存在着民族矛盾，加之两千年来，经过一次次的武力反抗、武力镇压，这里成了相互争斗之地。象沈从文那样背负了如此深重的地域与风土重压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多。

但是，细究一下这一地域上沈从文所占的位置，便觉得极其微妙。湘西，尤其是凤凰县，是为政者镇抚周边之地，压制周围地区。沈从文的先祖便是镇抚者、压制者。即尽管在北京时的沈从文不断为受压制意识而折磨，但在此地的存在从客观上来讲是属于压制者一方的。中上健次的熊野与新宫在意识中属彻底支配的地域，而在中上自身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受压制者。这与沈从文形成鲜明对照。

关于出生，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在中上健次自己，他曾因亲生父亲的问题而烦恼不已，但没有加害于人。他只不过背负着受歧视部落的出身问题。与此相反，沈从文既有受压迫的“苗人”血统，户籍上却又是汉族。他以这样的身分从军、讨伐、“清乡”。在《我的教育》里是“土匪”，在《自传》里是“乡下人”，而绝没有成为过“苗人”。但是，如果在苗人居住地区有两千“老实[22]乡下人”身首异处的话，那便包括了“苗人”。在部队里也有苗人“连长”，这便与汉族的民族统治没有直接关联。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不能不说它担负了统治少数民族的作用。虽然彼时年少，但到后来能够反刍当年时，自然会产生加害意识。这里，与中上健次大相径庭。

具有地区与血缘之两面性的沈从文，势必慎重于政治上的言行。此乃政治上的禁欲态度。由于拘泥血统，以及将歧视与受歧视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束之高阁的立场毫无改变，他的这种明哲保身与政治间的距离便无论如何也不可或缺了。这也许便是他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

虽然如此，决不意味着沈从文之于现实是袖手旁观的。相反，他是从两个侧面，从文学上拼命穷根究底。一是在“古老地层”上的追溯既往，[23]一是生命力之希求。二者并非彼此脱离，而是相互重叠的。于沈从文，追溯“古老地层”即回归湘西，沉缅“苗乡”。那里是古老、美好事物的宝库。是神灵之所，是泛神论的世界——楚国。与此同时，这一切还为生活吹来了生命的气息。他从湘西人那里寻求生之明证与强烈的生命力，描写出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反之，描写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物形象时，一定是湘西人或者苗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通向都市的、通向近代社会的不合时宜的倒行逆施。

而中上健次在政治上的禁欲态度与沈从文如出一辙，但却无地域与血缘方面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两面性。他是以进攻的态势涉及政治的。不过，二者又有时代与社会的差异，沈从文与中上健次有着40年的间隔，他们既有政治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政治的区别，又有拼命的时代与社会里的生存者同政治与文学相互独立的时代与社会里的生存者之间的不同。

　　（五）通向近代与脱离近代

下面将就40年的间隔所带来的差异问题进行探讨。姑且不论日本与中国的国情之不同，文学活动的时代差异也应产生出决定性的不同之处。

从实际人生看，沈从文活到了86岁，而中上健次只活到46岁。前者长寿，后者短命。而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则二者均为约20年左右。沈从文是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后半期，而中上健次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初期。

这里，先来确认一下沈从文的文学之路。

沈从文曾经说过，他除了研习中国古典，还有意识地学习过莫泊桑、狄更斯、契诃夫等西方作家。后期又导入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及至于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以意识下的意识做为作品的主题，[24]其作品因此而变得晦涩难懂。虽说是后期，但在四十年代他的文章中，却已有了哲学的、思辩的主流。除了这些后期作品以及《阿丽思中国游记》、以佛教故事为素材的《月下小景》所收的作品以外，大体上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当然，在这40年间，寻找乡土题材，并深刻把握，追究人类普遍性根源的方法有了很大进步。约克纳帕特法[25]走向世界各地，对此，中上自觉而确信不疑地付诸实践。而沈从文与福克纳生活在同一时代，他没能将他的作品主题紧紧围绕湘西而创作，也没能有意识地树立起通过创作来认识湘西的方法。因此，他之描写湘西便分裂为散文与小说，小说主题又分存于湘西等的农村与城市，小说的创作方法也是现实主义与“意识流”并存。他后来又致力于评论活动，由于政治压迫，《长河》完稿工作受阻，造成了四十年代沈从文的创作日渐衰退的恶果。

在本章的开头，笔者提及要着眼于沈从文与中上健次的文学活动时期问题。自二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期的20年间，是沈从文的实质性创作时期。由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处于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战祸时期，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或三重意义上的政治性课题的所谓政治时代。可以说，在包含近代这一广泛概念的历史阶段中，这一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政治成分的突出时期。处于这样的时期，不支持任何特定团体而进行文学创作则至为艰难。而且，以与斗争等无缘的性、生命、意识下的世界等主题举起文学大旗前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需要勇气的。“五四”留下的这种主题追踪可谓工程浩繁。在沈从文来说，他在描写少数民族方面收获颇丰。

而中上健次的创作时期是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初。战败后的日本在新宪法下经过曲折努力、终于完成了民主、和平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复苏。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甚至达到了世界水平的顶峰。那么，留下来的问题便是走向真正的近代，换句话说，是脱离近代的问题。姑且不论外部诸价值，可以说，只有取得内部诸价值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那么，别说是四民平等，如果备受歧视的“胡同小巷”依旧存在，则这样的近代只不过是将弥天大谎视为美妙绝伦。于是，他的小说题材并未拘泥于纪州熊野，而尤集中在“胡同小巷”，他从福克纳那里学习了“人物再出法”，[26]但却与福克纳有所不同，他写的不是系列作品，而是每部作品都有多元作品。 中上健次之能写出恶汉小说（pi-caresque），说明了他相当的自信并富于责任感。通过以毒攻毒、以恶制恶，然后转向救助。中上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恶人”都是无产阶级，[27]，有些让人难以想像。但至少可以说，他们是中上健次创作出来的独特人物，而且他对此倾尽了全副精力。否定之否定要比单纯肯定来得更加肯定，这一点已为众多经验所屡屡证明。

中上健次曾经尝试从近代的终结点或者欧洲近代的死胡同脱离出来，通过怀疑所谓科学认识万能来突破近代的局限。《异族》展开了受压迫者之间的横向联合，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在曾经认真学习欧洲的沈从文来说，他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确定的创作方法。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内外交困，未能象二、三十年代那样留下诸多作品。至于受弗洛伊德影响的一系列“梦魇”作品，则既象小说又似散文，既是文学又是哲学，描绘的乃是意念世界。那么，这一切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算得上是为时过早的实验吧？

总的来说，沈从文学习了欧洲的近代并努力奋斗使之在中国成为现实，但是在他自己却是虽有近代欧洲理想，但也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带来的不协调感觉等苦衷。在文学方面，他接纳不了的东西也存在不少。虽然他憧憬于近代，但古老的湘西却俨然存在。于是沈从文便倾尽全部心血于这些作品的创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浩繁庞大工程的意义，尤其是它的文学意义，容作笔者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

　　（六）血浓于水

可以认为，沈从文文学是立志近代、探索近代，而最终未能触及近代并备遭挫折的文学。与此同时，它在后来又成为兴起的被压迫者的文学，如土著居民、少数民族、黑人、拉美和非洲文学的先驱。正如我们所反复考察的那样，这是由于它是来自被压迫地区，是因遭受歧视而感受至深的文学。以前之所以未做如此理解，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以左联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一是异国情调。与福克纳的世界性广泛影响相反，沈从文的存在却无声无息。这不仅与其有无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且还与其晚年是否有过创作紧相关联。大陆和台湾地区对他的作品长期不予出版状态使人们忘却了作家的存在。这种偏颇的文学史恐怕有待纠正。

然而，称其为被压迫者的文学，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首先是源于出身方面的民族暧昧性的意识问题。 沈从文有其混血性而无汉族或苗族的独立民族意识。因而在他身上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概念意识。[28]而事实若何？

（2）我们不能不指出他加入湘西地方军队的不自觉性。 这其中存在着加害与被害关系的不明确性以及自身责任问题的稀薄性等问题。

（3）阶级与民族的关系一直不清楚明了。 将都市与农村的关系突出表现，叠印到面前，但是否有些显得错乱？

（4）四十年代的创作衰退，是外部原因为主？ 还是创作方法停滞不前了？还是由于对被压迫者文学的不自觉的意识问题呢？这一切都值得深刻探讨。

无论如何，姑且不论读者对沈从文文学内容上有着如何的期待，他自己在创作方法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并且预期过有较大的可能性，然而，就在行将收获之际，却遭到了政治风波的灭顶之灾，因而造成了他文学生命的枯竭，令人不胜惋惜。

最后，是关于沈从文踌躇于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作为以上冗杂叙述的总结。在他身上体现出了高于阶级之上的民族的强烈感情、意识和观念，因此未能直线达到马克思主义。但是，至少他认清了通过“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秘密所在。

三重混血的出身，一定使沈从文强烈反抗过单纯化为“阶级”推动事物前进的做法。可以说，比之于得到面包和水，他更需要血的源流。因为血浓于水。作为他本人，则无论其马克思主义意识淡薄与否，他都通过开掘湘西这片土壤，描写出了被压迫者的生动形象，真可谓功到宝藏现。或曰，笑谈成事实。

（罗明辉译）译者：罗明辉　湘潭大学　教授

附记：拙文《对比篇》、《推论篇》成文之际，关于和歌山县的有关问题，蒙法学部山本佐门教授不吝赐教，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1]1994年2月发行。

[2]有伊滕虎丸的《佐藤春夫与郁达夫之比较》、 北冈正子的《鲁迅作品材料探源》、刘岸伟的《周作人与永井荷风之比较》等。

[3]如小岛久代的《〈月下小景〉中佛教故事探源及论考》。

[4]评论。首次发表于1979年2月号《国文学》上， 未定期连载，1985年6月号刊载最后一章。

[5]也许是因为以同一地区为作品的舞台， 或者是意识到北部与南部关系的缘故，在与沈从文作对比时，往往拿福克纳作例证。一着眼于地区，便将焦点集中到描写殖民地、被压迫地区的作家身上，如执着于描写都柏林的乔伊斯便是极好的例子。

另，只强调纪州“与国家相抵触”这一点稍嫌偏颇。纪州具有支持德川幕府的强烈的体制拥护色彩，还必须认识到现在它仍具有地区保守性。

[7] 参见掘文《沈从文与中上健次对比研究试论——援用•对比篇》（4、对比（1）—d 转向与受歧视或“乡下人”与“胡同小巷”——出生与成长的关联）。

[8][21] “古老地层”概念系沿用《中上健次的古老地层》（田方田犬彦、夏石番矢的对谈集《ェリィカ》1993年3月号）。

[9]关于“乡村”与“乡下人”， 有人认为是指“苗人”居住区和“苗人”。

[10]《斥反动文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1991年）。

[11]如《雨后》、《采蕨》、《怯汉》、《十四夜间》、《柏子》、《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

[12]郁达夫在《沉沦》中赤裸裸地表现了自己的性苦闷，这是受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小说充满了阴郁的气氛。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第193页上提到，沈从文曾受郁达夫自传体小说的影响。

[13]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18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4]由鲁迅所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引起了中国文坛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关注（《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吴立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另，周作人曾授用过埃利斯，“周作人暴露了道学之伪道德和不道德，把埃利斯视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人。而将自己移植于埃利斯之中”（《东洋人的愈哀周作人与日本》，刘岸伟，河出书房新社，1991）。初校时，曾参考《无声的恋情——沈从文的〈神巫之爱〉》（彭小妍原作，中泽智惠译，《野草》第53号），其中《自由恋爱》一章，对本节有启发。

[15]可以认为，中上曾经尝试过让由性与爱相结合的女性来改变乡村社会。不靠金钱的买卖，而是靠精神上的一致，以此为杠杆来改变现象，这样性问题便显得重要起来。

[16]原文为“マンマ一イ”，恐系“ナンマ一ィ”的误排，疑为“南无阿弥陀佛”省略后的讥讽说法。

[17]如《记丁玲》、《长河》也遭到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大量删除。

[18]《〈边城〉•传达的物语》（今泉秀人《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十三号）中提到，沈从文在《永云》中提及《边城》的创作动机时，明确表示“我‘过去’负责”，使理解《边城》有了进展。

[19]《箱子岩》（《湘行散记》）“然而细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好象今古相当，不分彼此。”

[20]《新湘行记》（《沈从文散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

[22]（“老实”一词的日译——译者）略。

[23]追溯古老地层，13指意识上的古老地层。所谓意识上的古老地层，即指神话，神话中的神的故事传说，受神启发的传说，死后世界或死亡之国等。

[24]“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Jeffrey C. Kink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27

[25]福克纳作品的舞台。

[26]《乔伊斯与〈尤内西斯〉》（丸谷才——《星ぁガぬ》，集英社，1976），P193

[27]《多样化的现代文学》（前述《中上健次发言集Ⅱ》，集英社），P512。与大江健三郎的对谈中曾谈到无产阶级人物形象。

[28]拙文《〈边城〉》主题考》中曾提到：“可以认为，他的血缘唤起了超过三个民族的普遍的人或人类的意识。”但其中存在着中华民族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