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从文的许多自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1]（P11）“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1]（P87）。在1936年的《〈从文习作选〉代序》中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甚至于1981年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访问时，也依然说自己是个乡下人。[2 ]（P81）京派作家中自称为乡下人的不乏其例， 但像沈从文这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执拗地一再认定倒是很罕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乡下人情结”。这种挥之不去的乡下人情结，势必会形成一种乡下人心态，影响、制约沈从文的创作。

“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疏离。要想弄明白这种距离感缘何而生，只须看一看郁达夫初次会见沈从文时的情形即可明了。沈从文的一些自传性作品，如《老实人》、《遥夜》等，更能加深我们对沈从文这种距离感的理解。这位作家的经历表明：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与创伤，因而使他无法完全融入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在此，重要的是，由于深感都市道德的堕落与腐化，沈从文在精神上也无法认同都市里的任何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从湘西社会出来的乡下人，本来在他的记忆中就积淀着种种因政治而起的血腥和屈辱。（湘西历史上多战乱，参见凌宇著《沈从文传》）沈从文早年行伍生涯中所见草菅人命、祸害生民的暴行劣迹，无疑也加深了他对政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怀疑。这种深刻的怀疑使得他在取材时大异其趣于当时的作家，既没有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也没有歌颂热火朝天的革命战争，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题材领域。他“以浏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入艺术之杯，使人在看惯三十年代作品中豪华堕落的都会和动荡分解的沿海乡镇之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和水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古朴奇幻的风俗画。”[3 ]（P604）沈从文在都市受挫，深恶都市人的贪婪、自私、势利，把目光转向了生养他并给予他精神滋养的故乡——湘西，在那儿他似乎获得了一种与都市抗衡的力量，找到最宜于发挥自己艺术天份自由空间，逐渐形成了他“乡下人”的自我定位。

虽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都市中，但正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4]（P1）。走出湘西的沈从文不可能重返故乡， 但在沈从文的现实生活中缺席的湘西却更鲜活地占据了他的心灵。记忆总是充满了情绪色彩的，文学家的记忆尤其如此。沈从文主要以记忆为创作的源头活水，其心理功能必然是以情感功能为主导的。在沈从文的自述中，这一点可以得到印证。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是这样为自己的读者导读的：“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向，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在回答“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他又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人类能够燃起我情感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这种情感性心态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乡下人沈从文对故乡的深深眷念，但也不可忽视湘西地域文化重情感这一因素的影响。沈从文的作品中最打动我们的是什么？似乎不是如一般小说或以情节取胜，或以性格取胜，这二者皆非沈从文的胜场。他小说中的情节大多如生活进程一样平铺直叙。顶多只有结局时人物命运的陡转，情节上毫无惊奇斗巧之处，人物性格似乎也未达到充分的典型化、性格化或是复杂化。然而沈从文却极善于营造抒情氛围，那字里行间、那人物情景中氤氲着的情感构成了对读者最大的亲合力。我们看沈从文在《鸭窠围的夜》里的一段关于夜景的文字：“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夜。我们似乎看到了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的灯光、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不甚分明地听到说话声、唱小曲的声音、笑嚷声、小羊固执柔和的叫声，但读到最后，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淡淡的却又难以散去的忧郁情绪，这就是沈从文的特色所在：情感氛围营造得相当出色。之所以用“氛围”二字是因为沈从文作品中少有一滩血、一把泪地直接抒情，而往往让感情的细流浸润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因而这种情感就如同空气一样弥漫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在一篇写卖艺人的小说《生》中，写了年过六旬的老人的如何顶着烈日想要讨取游人的欢心，然而却观众寥寥，反而引来了收捐的巡警。文章的结尾作者告诉我们，这个老艺人天天表演的乃是自己业已死去的儿子和他的仇人之间的争斗。其间大有许多情感可以抒发，但沈从文却这样结束了全文：“王九已经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那个真的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早就害黄疸病死掉了”。整篇文章近乎纯客观地交待了老艺人的命运，但在写实中实则包含了沉痛的情感，在巨大的生存现实面前，任何个人切肤的悲哀、痛苦都如一石入海般那么微不足道甚至了无痕迹，主人公的无奈与隐痛给读者一种难以言明的滋味，作者的悲悯与感慨也尽在其中了。出色的情感在沈从文代表作《边城》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部小说在情节的构思、安排上其实并没有过人之处。细细分析起来，人物性格似也有简单化之嫌，但让人折服的是那种异常真挚、深沉、动人的情感之传达与表现。比如《边城》中有许多关于茶峒自然环境、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的内容，但读来不觉枝蔓多余，因为在沈从文笔下，这环境并非冷冰冰的，外在于人的对象世界，它们和人一起组成了有机的生命界，翠翠就是这片土地上生养出的精灵，连名字也是由周围翠色逼人的篁竹拾取而来。在沈从文深挚情感点染之下，《边城》的抒情意味显得分外浓厚。

乡下人心态不但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而且形成了他艺术思维中最重要的情感功能。不仅如此，如若深究乡下人心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滋养，我们还会有新的发现。

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在都市遭遇不幸后，原有的外倾型倾向产生了退行（沈从文的外倾型性格在其自传中可找到大量鲜明的供状）。按荣格的观点，退行会导致人和集体无意识的相遇，[5]（P125 ）具体到沈从文，那就表现为他和湘西世界积淀的楚文化的遇合。楚文化是一种“充满着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6]（P70）“与中原北国有所不同，南楚故地是巫风未衰的地域”，它“把远古童年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地保存下来；……南国的保存更具有神话的活泼的性质……”。 [6 ]（P320）湘西山高林密、流急滩险、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人力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因而神话在楚地就相当流行，并在世代的流传中积淀为地域性的民间文化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结构。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关于巫风大盛、下洞、放蛊等等活动的生动记录。神话思维由于楚地艰险的自然环境而滋生，并由于环境的相对闭塞而得以强化和保存。神话是虚幻的，却并非虚假的，它也是人们对世界所作出的一种把握和认识。一些现代哲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了神话是对生命的一种态度，说明了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由于对生命的不中断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念，神话必须清除这种现象”。[7]（P107 ）布列斯特谈到金字塔上的经文时说：“‘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一个敌人身上，我们一遍一遍地听到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7 ]（P108）无独有偶的是尼采在谈到希腊神话时也曾说：“为了使生命可能存在，希腊人不得不从纯粹的必然创造了这些神”，“希腊人了解和感知到存在的恐惧与威严，为了最终能活下去，他不得不于他自己与恐怖之间设置了光辉的虚构的奥林匹斯世界。”[8]（P11）

神话思维中对于生命的执著信念，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当沈从文与楚文化遇合时，正触到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生命原型，因而生命成了沈从文凝神结想的兴奋点，“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9]（P294）

沈从文要“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1]（P265 ）生命是他这个乡下人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的支撑他艺术世界的支点。湘西那一片蛮荒之地，在沈从文独特生命意识烛照之下，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湘西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种种野蛮古老的习俗长期留存，生命在这里延续要付出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湘西人却“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10]（P254）。“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10]（P283）。我们看《三三》中的女孩三三，五岁时“爸爸就丢下碾坊同母女，什么话也不说死去了。爸爸死去后，母亲做了碾坊的主人”。“三三先是眼见爸爸成天全身是糠灰；到后爸爸不见了，妈妈又成天全身是糠灰……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三三，依然能从生活中发现生命的乐趣：捉蝈蝈、煨栗子、吹芦管，总也玩不厌倦。在三三那份恬然自足的生活里，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流荡着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也辐射到周围的人事上，形成了一个生意盎然的生命圈。再如萧萧，许多评论都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了作家对蒙昧人性不觉醒的一种隐隐批判。沉静下来细读小说，我们会发现，与其说作家在批判，不如说他在展示，展示一个乡村女子对美好生活、对生命的渴望和热爱。读《萧萧》的前半部分。我们会发现她和三三其实是精神上的姊妹。由于与花狗的私情，她的宁静生活被全部打破，事情败露后，“悬梁、投水、吃毒药，被禁围着的萧萧，诸事漫无边际的全想到了，究竟是年纪太小，舍不得死，却不曾做”，极为平实的话却传达出了一个生命最真实的愿望。萧萧因为生了儿子免于一死，小说结尾萧萧抱着儿子看别人接媳妇，还逗弄怀里的儿子说，以后要给儿子娶个女学生做媳妇。做个女学生曾是萧萧有过的朦胧愿望，将这一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模模糊糊地寄托在儿子身上，这是一个乡下女子的思维方式，或许可以说她尚愚昧而不觉醒，但也得承认这其中确实分明蕴含着生命向善向美的动人力量。

联系沈从文所写的一系列作品来看，他的主人公生存背景往往十分灰暗，但这个背景在作品中被虚化、淡化处理，因而我们读不出生灵涂炭、不堪重负的呻吟。相反，在那样的环境下，反而孕育出了一份从容、恬静的生活态度，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得之于乡下人沈从文历尽波折后那份对生命、生活独特的理解与体验。生命无法不受到种种限制，人类的命运总是有悲观的因素，然而人的伟大可贵就在于并不因为悲观而放弃，就在命运翻云覆雨的股掌之中，生命也能散发出自己的庄严与魅力。水手和妓女可以说是湘西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沈从文的作品也屡屡以他们为表现对象。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这些最底层的生灵们，他们的生命并不因生活的重轭而焦黄干枯，那炽烈的情欲和在那畸型生活下特有的“忠贞”方式，让人无法从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妓女和水手多是露水夫妇，但他们却绝不是及时行乐、放荡无耻之徒，也不是逢场作戏。对于水手和妓女来说，那别离后的思念和相见时的欢乐，是他们灰暗无光的生活中的亮点。《边城》中这样描写过他们之间的感情：“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纯真的感情增添了生命的质量，消解着现实的残酷。爱情题材的小说是沈从文展示生命意识的绝佳舞台，爱似乎可以泯灭生与死的界限。《月下小景》讲述一对青年恋人的悲剧。×族人规定姑娘只能同第一个人恋爱、同第二个人结婚，主人公的爱情在现实中注定是有始无终的，因而两人相约同死。“两人快乐的咽下了那点同命的药，微笑着，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等候药力发作”，在爱的光辉沐浴下，他们死得那么从容、美丽，因而见出了一种神性和永恒，正如他们临终时所说“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两人尘世的生命结束了，但那种追求完美爱情的精神和理想却得到了庄严的富于诗意的永生。

沈从文对生命的执著表现，往往使他忽视了同行们更为重视的社会背景中的现实内容，甚至有意加以淡化虚化处理，而将生命置于作品表现的中心，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美国学者金介甫指出沈从文“可能是写湘西神话的第一人”，“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不但填补了湘西，也填补了中国乡土文学和神话创作的空白”，[4]（P5）而“神话不知个性为何物”， “因为神话所客观化的是集体经验而非个人经验”，[9]（P166 ）由此我们或许能明白沈从文小说中少有个性化的人物和典型的场景的深层原因了。沈从文触及的是生命原型，要充分地表现这种原型，显然靠一两个个性化的人物是难以胜任的，生命原型附着的情感也是复杂多义的、朦胧的，因而沈从文采取了取消时、地、物、人、事所确定的现实特征的办法，使它们失去偶然性、个别性，让描写对象——生命从生活场景中脱离出来，浮升上来，形成了一个象征框架，从而使小说指向具有了现实意义和抽象意义相统一的特征，达到一个人“用一千个人的声音说话”的效果。[12]（P6）这也就是这个乡下人能“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吧。

除上述种种外，乡下人心态还蕴育了沈从文独特的美学风格。

湘西是沈从文按理想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庙，里面供奉着生命之神，然而事实上他却不得不厕身于都市，谋求一份生存。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沈从文的矛盾心理。他明白湘西是个“抽象的过去”[9]（P280）， 那种偏执地强调自己是个乡下人背后正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自信，由此我们可以瞥见乡下人心态中矛盾所在。另外有论者从叙事角度分析指出：沈从文湘西小说创作时的隐含读者是都市人，[13]（P215—218）这一点也无意中透露出其矛盾心理。 只有明白了沈从文的矛盾心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所说的“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真正含义，也才能明白，沈从文所写的并非单纯的田园牧歌，那更是一曲曲温婉、悲凉的挽歌。读沈从文只读出了恬淡明丽的，还不曾读懂沈从文，一切的美丽均由沈从文悲悯的泪水酿制，他无意粉饰太平，在那宁谧、平静的画面背后，常有出其不意的悲凉悄悄漫上。读《阿黑小史》怎么也不会料到爱得如此纯真、甜蜜的一对恋人会落得一疯一死；《边城》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包含着多少令人心痛和颤栗的迷惘。沈从文以极其恬然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转瞬消失。沈从文往往用一篇小说的2／3编织一个美奂美仑的世界，然后又在不到1／3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总有回头望去，物换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底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美学风格，源自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情感和认识上的矛盾。他魂牵梦绕的是湘西，而现实又使他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湘西只能是过去，只能是一个清丽的梦。沈从文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优美，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 P44），沈从文何尝有过真正的精神寓所，孤独的他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了个人命运和时代痛苦。正是这种“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美学风格，让我们感到了沈从文的悲悯、深刻与寂寞。

以上谈了沈从文乡下人心态对其创作的积极意义。那么，这种乡下人心态有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负面影响充分地暴露在他以都市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

上文已指出乡下人心态中主导功能是情感功能，因而沈从文在看待事物时总免不了主观色彩，又“由于思维功能和情感功能都是理性的功能，所以它们彼此不易成为对方的辅助功能，而倾向于相互冲突和对立。”[5]（P152）情感功能的过分发达制约了思维功能的发展， 因而沈从文在对待都市时缺乏理性的分析，出现了明显的谬误。沈从文那种对都市强烈的厌恶甚至憎恨，不啻是一副变色眼镜，而且这副眼镜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批判都市。沈从文很明确地说过自己写都市的小说就是为都市上等人“造镜”，这显然表明沈从文在写都市小说时并不是怀着感同身受的体认态度去创作的，因而不可能去深入细致地开掘都市生活。作为一个主观性强、情感功能发达的作家，沈从文所造的镜只能是“变形镜”，经过他主观认识而变形的镜子。我们看看沈从文对都市及都市人怀着一种什么样的认识。他说城市人缺乏个性：“城市中人是全为一个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是不易存在”[14]（P253）。又说城市“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15]（P166）。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会写出什么样的都市也就可想而知了。沈从文那颗那么富于感受的心灵向着都市时却关闭了。很难想象，那个以如此悲悯、温润的目光注视着湘西的沈从文，何以会对都市如此苛刻、冷峻甚至不屑一顾。乡下人心态中的情感因素无疑是主要原因，而与之相联系的乡下人特有的保守与偏执，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也有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特征，但由于沈从文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将都市作为整体加以观照的，因而他对于诸色人等之间的差异、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和心灵深处的波澜毫不关心，都市人只是用来和湘西世界的乡下人来形成对照的，他们个个都虚伪、道德堕落，个个都是被阉割了的了无生气的行尸走肉，小说中人物性格平面化、简单化，沈从文甚至连名字都不肯给一个，经常用×绅士，×太太，甲、乙、丙、丁等来指称，这恰恰表明这些人物是沈从文心灵中都市人的符号，是他思想情感的传声筒，而非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湘西小说中，人物性格也有类型化的特点，但这种类型化的背后蕴含着更高的意义指向，是传达生命原型的一种策略，它蕴藏着作家（甚或人类）对生命及其意义的体验与感悟，因而不会有单薄、肤浅之感。而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对人生命的关怀与悲悯却找不见了，批判成了唯一的目的。因而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不是被当作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来塑造的，而是被当作靶子来用的。同写婚外情，沈从文《绅士的太太》与曹禺《雷雨》却大异其趣。《绅士的太太》中我们看见的是无聊、庸俗的偷情、调情，是一幅幅漫画、讽刺画，而《雷雨》让我们看到的则是生命被压抑后的种种变形与痛苦，令人震撼和同情。再把《绅士的太太》与他自己写的《萧萧》、《连长》、《柏子》、《旅店》等篇相比，也俨然可以发现作者在都市小说中是如何板着一副近乎道德说教的面孔，指指点点说：“喏，这就是丑陋的都市人！”后几篇作品涉及的同样是畸形婚恋，但却与道德评说无干，主人公们那种热烈的感情是生命蓬勃发展的结果和明证。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真实却并不等于生活真实，它更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现实成分无疑要比湘西小说多得多，但后者却更显出了生命的本性，是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真实，因而也更具感染力。

“喜剧作家们的辛辣并不是讽刺作家的尖刻，也不是道学家的严肃。它并不导致对人类生活作出一个道德判断。喜剧艺术最高程度地具有所有艺术共有的那种本能——同情感（sympathetic vision）。由于这种本能，它能接受人类生活的全部缺陷和弱点、愚蠢和恶习”，[7 ]（P191）这里所说的同情感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怜悯之情，把它理解为一种“关怀”似乎更为合适，一种由对于包括作家和我们每个人在内的人类命运、生命的关怀而引起的同情感，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是人的文学。作家是不能当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局外人的，他应该去理解、去感受、去同情。沈从文都市小说失误的主要原因即在于他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用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和极端排斥的心理去观照都市的，不能做到心灵无蔽，因而也无从进人敞开都市生命的存在。

沈从文这个乡下人以湘西和都市为两极，构立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沈从文在其湘西世界中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P45），是一种理想的范式，是一个被高度提纯化了的凝固在过去的静止模型，是沈从文审美理想的载体，在现实的比照之下。难免见出几分乌托邦般的苍白与缥缈。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否定这个湘西世界。蒂利希说过：“乌托邦也是真实的，就其反映人的本性及愿望这一点上而言，它是真实的”，[16]（P214）卡西尔也说：“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7]（P78）他联系卢梭及文艺复兴运动指出：“在文明史上，为人类描画新的未来并使之产生的任务，总是由乌托邦来承担的”。[7]（P78）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也是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对民族精神再造的一种探索，其中也正因展示了生命潜在的可能性、超越性而独具魅力。

同时我们也应指出，沈从文这种依恋乡村、美化过去而排斥都市，是缺乏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缺乏必要的理性精神的表现，而当沈从文以这种美化了的湘西作为参照物，批判都市时，也没有把那些畸形的精神病象，从中国都市文化的复合体中剥离出来，而是以一个静态的主观的标准去审视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片面化倾向，出现了开掘不深、无力区分、限于表层的失误，这无疑得归因于沈从文思维功能的相对不发达。

以上我们分析了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乡下人心态的二重性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文学的最深的根柢应在于人、在于生命，作家在创作时应有对人、对生命的不倦关怀与热爱；丰富深沉的情感是作家无比珍贵的财富，但也不能忽视思维功能的训练和培养，否则很可能在最明了的问题上出现认识谬误；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时，都要具有一种开阔的现代意识，不能固守一隅和偏执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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