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想起沈从文先生，伴随往事浮上心头的，是他那令人终生难忘的话：“人既必死，就当于生存时知所以生。”
写作课
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沈先生的作品，他笔下的人物、景色以及他传奇般的生活历程，使我心驰神往，思慕不已，而有缘相识，则是我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那时他在系上任教，“各体文习作”是他开的一门必修课。
记得沈先生第一次到班上来上课，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个子不高，体态匀称，穿一件灰色线呢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丝毫看不出从小当兵、沅湘飘泊的生活痕迹；讲一口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安详和蔼，轻言细语，讲课犹如与朋友谈心，完全没有传统课堂教学严肃刻板的习气。他一张口，便风趣地说：“剃头是看得见摸得着普普通通的手艺，从烧水扫地到出师，还要学个三年五载。写作不但是技术，更是文化艺术，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可以想见。”勉励我们要勤奋，有耐心，有韧劲。
对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情况，茅盾、老舍、巴金、冰心、徐志摩、丁玲等人的作品，他讲来如数家珍，引人入胜，令你想见其人；汪静之、章衣萍、吴曙天这些人的代表作，讲课中涉笔成趣，偶尔也提到过。沈先生的课程讲求一个“练”字。我们那时少年气盛，随手挥写，而他对我们的习作总是仔细批改，认真到连标点的错误、行草字体的不规范都要注意，作出示范。他是大作家，尽可以疏略不计，匀出时间去搞自己的创作的。这是他用行为示意我们，“艺术起于至微”，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他不嫌我们稚嫩浮躁，悉心教诲，令我感佩不已。
沈先生的课堂讲授，重点在结合学生写作实际讲一些观察、体验、描写的知识。如讲人血和鸡血的气味是不同的，冬天的景色不一定是枯草，也有长绿草的时候，“十月小阳春”就长绿草。他说：“文学非有独创不能存在，而独创，就要在别人没有发现的地方有发现。”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他并非系统地讲，而是信手拈来，参考借鉴。他虚怀若谷，很少讲自己的作品，屡屡提到的却是萧乾的散文、废名（冯文炳）的小说。一旦学生有了佳作，他总是自己付邮资介绍给熟识的编辑发表。当你收到稿费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沈先生常借书给我们看。他自己的作品虽然一版再版，可翻开一看，依然是圈圈点点，多番修改。有一次我在一本书的天头上看到这样的题记：“×月×日阅毕，手足如冰，觉人生可悯。”他笔下的人物、山水，特别是《边城》摆渡老人和小孙女相依为命的亲情，如湘沅山林，弥漫着那种似雾非雾，似雨非雨，深邃迷蒙的凄婉之情。
现在看来，沈先生这种以练为主，讲练结合的教学方式之所以取得成效，是因它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认识规律的。
在大庭广众之中作政论性鼓动演说，非沈先生之所长，但学术性的演讲他都热心参与。如国文学会1942年春举办中国文学十二讲，沈先生主讲“短篇小说”；1944年的“五四文艺晚会”，沈先生发表题为《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社会的关系》的演讲。其效果都很好，颇受听众的欢迎。
沈先生对爱好文艺的青年，不论系内系外，都乐于帮助，奖掖扶持。如当年受先生教诲、帮助，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其散文小说明净简洁的风格，与先生一脉相承。又如诗人穆旦，译有俄罗斯文学奠基之作《叶夫盖尼•奥尼金》及《青铜骑士》、《波尔塔瓦》等著名诗歌作品。至于刘北汜的散文、袁可嘉的诗作，读书时即已经常见报。
汪曾祺晚年谓沈先生之为人“无机心，少俗虑”。愚以为非参透人生世相者无以达此境界，非深知其人者不能有此评语。
桃园村
抗战期间，敌机肆虐，屡屡空袭昆明，沈先生家疏散在滇池之滨、风光秀丽、物产富庶的桃园村。师母张兆和在呈贡中学教英文，步行到学校不过半个小时，沈先生进城上课，来往也还方便。不过为了节约时间，先生每周总有两三天住在城里，昆明城内北门街、青云街、文化巷昆北院等处的联大教师宿舍，他都曾住过。北门城楼悬有一匾，上书“望京楼”，他曾饶有兴味地为北门街景作过文艺描绘。
沈先生租住的农家小院是昆明传统的“三间两耳”民居，家具都是房东连屋子一并租借给他们的。庭院不大，干净整洁，“堂屋”是一家人吃饭、会客、休闲的地方，靠后墙两侧有一间平房是厨房，一间是藏书室。藏书室四边架子上放着古今中外各种图书、杂著，还有一束贝叶佛经。这种薄如纸张形似菖蒲叶的东西，是贝多罗树的叶子，传说释迦牟尼悟道后在菩提树下讲经，弟子用作笔记的就是这种东西。沈先生购得这宗文物的时候，曾带到课堂上给我们观赏，高兴得孩子似的。
这便是沈先生一家5口在昆明生活的地方。夫妇俩在这里读书、写作、批改作业和文稿，处理来往信函。沈先生抗战时期的著作，包括描绘云南山水风物的创作，大都在这农家小院里写成。他擅长书法艺术，章草行草，并皆精妙，“一二•一”死难四烈士纪念碑《自由颂》刻石即他之所书。创作、读书、写字、观赏文物，都寄托着他的生活情趣。先生的两个小孩，龙珠、虎雏也在这里成长。
沈先生爱书，好客。村里人来借书，无不有求必应。他与房东、邻里相处融洽，直到晚年仍很怀念云南、昆明时的一切。
最后一面
联大复员北迁之后，几十年和沈先生没有通过音讯，很是想念。1978年底我因事到北京，那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不少“权威”人士仍在过着可以称之为“后牛棚阶段”的日子。我探访了两三个旧时同学。北大的吕德申学长告诉我，沈先生现在家居两处，都是“文革”中单位分的房子。故宫博物院分给沈先生的一间，在东堂子胡同；人民出版社分给兆和师母的两间，在小羊宜宾胡同。国务院下达《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编撰任务，今年重新启动，家里搞不了，沈先生被分配到西郊友谊宾馆一套房子里去工作，现在正值定稿之际，时间很紧。不过德申学长还是为我与沈先生通了电话，约定在1979年元月10日晚上在宾馆相见。
我们如期到达友谊宾馆时，天色已晚。里面警卫森严，先在传达室往里通了电话，得到许可之后，警卫人员才指引着我们走过大院到达沈先生的工作间。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站在客厅门口，多少年了，他待学生仍像往常那样谦和温厚，丝毫没有尊长的架子。敬佩、感动和喜悦的情绪激动着我，连忙和德申迎上去向他问候。到里间坐下，看到先生不仅头发、连眉毛都已雪白，身体也微微有点状似浮肿地发胖，令人感到岁月之无情。
进京之前，我在昆明参加过一次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术座谈会。著名文化人、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在会上深感人才培养的紧迫，他沉痛地说：“我一个月就参加了五六个追悼会，追念故人，不胜伤感。”不久，陈老在谈到青黄不接的严重情况时举例说：“外国要求派留学生来研究沈从文的创作，我们谢绝了，因为没有指导的人。”
这些话记忆犹新，现在有幸见到沈先生，我述说了当时的情形。他听了沉默无语，之后迟缓平静地说：“我的景况很奇特，台湾两度禁印我的书。解放后上海开明书店来信告诉我：‘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在一次全国政协招待会上，周总理陪毛主席来祝酒，到了我面前，总理向主席介绍说：‘这位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毛主席一手端着杯子对我说：‘你仍旧可以写你的小说嘛！’可是……”他没有说下去。沈先生外秀内刚，处世对人温文尔雅，心里自有他的尺寸，憎恶丑恶与黑暗。对他的著作，国民党禁之惟恐不绝，自是意料中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应是大有作为之时，以尽其未尽之业，谁想他竟被动转向考古研究，傍古佛青灯去过日子？
那天我们得知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修订工作刚好完成。十数载辛勤劳作，苦心焦虑，历经种种磨难，终于取得预期成果，沈先生心情自是十分高兴。不过这时他所关注的中心已转向历史、文化、考古和民俗的研究，谈话的兴味也在这个方面。他说他到过江陵，那里是楚国都城郢都旧址，那里有几百座古墓尚待发掘。地下文物是历史见证，对了解我国人民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生产劳动、繁衍生息情况，有重大的科研价值。顺便也说到政府给他配备的助手年轻有为，是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工作队的支部书记，能吃苦、爱学习，很有发展前途。沈先生仍如过去一样，寄厚望于青年一代。
问及为何搞起服装史来？他自称看过一些中国古代的服饰，特别是古代小说里的服饰描写，看得多了，萌发了研究的兴趣。《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最初只是他个人的专题研究。找来帮忙绘制图谱的待业女青年的工资也是他自己付的。1963年周总理出国访问，见外国赠送的礼品中有一部服装史，感触颇深，决心要加强这方面的文化建设，在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服装史的任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汇报说，沈从文在搞这方面的研究，周总理当即决定：“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沈从文。问他有什么困难，帮他解决。”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有关部门为沈先生配备了助手，绘图员也纳入编制，工资由国家支付。没想到，就在书稿完成即将付印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横扫一切，沈先生也被押去批斗。更没料到的是，批斗时齐燕铭站出来说：“沈从文患严重的高血压，写的书是我交给他的任务，责任在我。要斗，就斗我吧！”于是人们转向狠斗齐燕铭，而给沈先生一个凳子，坐在旁边接受教育。我听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人间悲剧。
时间晚了。我们走到客厅近门处再次向沈先生握手告别。出得门来，朔风扑面，一阵寒气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