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注】作者系刘苏里夫人。
89年以前，杜老是忙人。那几年的农村改革，每一步都翻天，步步惊心。这些不用我说。
而20出头的我刚毕业在人民大学工作，精力旺盛闲得很，又有寒暑假，就因缘际会参与到发展所的“保无课题”。
说实在的，发展所那时候是三所一会的一所也好，是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也好，是国务院农研中心，一套班子几块牌子，我并不很清楚，只想参与他们的工作，因为那是一些非常令人喜欢和鼓舞的人们。
1986年暑假我在河北正定（如今这个县挺有名的）呆了近两个月，白天走大队、找会计，晚上整笔记、理问卷，住在县招。同行的老三届都多少像京官，工作证有前面说的那么多机构大印的“红PASS”，唯我穿着当时算很时髦的很短的短裤，浑然不知。唯一的优点就是听话得一塌糊涂，工作起来很专注，没日没夜。
也因此乱读了好多书，那些前辈读什么，我也试着读。大本的宏微、大本的统计学、民俗学。还读了不少满铁资料，淘到一本《清苑县事情》，他们看我居然找到了这本书，颇为佩服，从此我就差不多成了负责给他们找书的人。
第二年寒假又去了无锡县的刘巷，去到半月后上海爆发甲肝，31万人受染，波及周边，所里电令我们“立即回京”，我们却觉得一点事儿没有，坚持把问卷做完。最后被指派坚守在那里过春节的，是我和北大社会学系的李鲤。我们不仅完成了问卷，还从农户手里“挖”出了账簿，对一家四世同堂农户的生活变迁作了详细的口述调查，那家户主是个乡绅式人物，藏有四五十年代的家庭收支帐薄，细致清晰，我们恭敬地称户主夫妇老师，我就住在他们家。回京后我还主动写就了长篇报告《春节前后刘巷的民俗》，写得真挺好的。八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发生着巨变，经济好转、意识形态松动，使一些老的过节风俗有了恢复的条件，而懂那些风俗的老人还在，还原得比较朴素，其神喻的魅力还在。可惜那时都是手写，正式的誊写稿我交所里了，自己的原稿早已不知身在何处，却只记得所里相关师长对我那篇文章的赞许（一笑）。
还能记得的，就是那个三十夜小雨雪中，李鲤跟我说老乡家要祭祖外人不好在场，让我和他到县里看夜场电影，也算过节，第二天清晨才踏着雾光回村。来去时聊天的那种认同感真是好极了。他有漂亮女友，我有英俊爱人，但那一个多月里我们总有面临考验的感觉，用各种暗示互相提醒：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真的很可爱，而我也不差。回京时他的女友和我的爱人都出现在车窗外站台上，我们四人当然就成了“一生的朋友”，常有相聚。只是不到半生时，他失踪了，至今是谜。
回京后要整理问卷，填数据是苦活儿，所里已经有了王选的激光照排机，我搬过一次好沉的，也觉得真先进呀。因此常住在所里，门牌是六里桥北里5号4#楼，和那里的年轻人成了“哥儿们团”，一起做饭、一道春游秋走的，好几年。还结下了可以过命的闺蜜。
在所里常看到陈锡文呀、王歧山呀、林毅夫、罗小朋、周其仁、高小蒙、白南生、杜鹰、卢迈、邓英淘、王振耀等等一堆师长出出进进的，其实也有代沟，但不严重。无非是我们更快乐，他们更忙活，但也不会见到阴沉的“领导的脸”，都挺阳光。那时他们不是官僚，即便是对杜主任，更多是师长、前辈的感觉。见面大家也都是把姓去了直呼名字，只有杜润生，我一直叫他杜老，锡文、南生他们叫他杜主任。夏天还跟着他们去北戴河，吃吃住住的，享受些特殊。不过那真是个非常好的团体，新年聚会上，大家唱歌或背诗，每个人轮流，不是光领导演讲。
1989年，那个“庙”被拆了，杜老面临极大压力。发展所的男人少了好几位……那时起我们才开始常去看望他。我也因为那场风波放弃了人大的工作，很多当时有很好位置的人都是那样，因为想守住最后的真诚，没有患得患失便放弃了公职。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回家，那沉寂的日子，比现在好多日子难熬多了。我写诗、去看望他们的母亲、帮着收留北大学生，送朋友出国……就那样忙着、等待着。
有一天杜老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进高大上的“9号院”门卫往他秘书室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杜老只为问我一件事，要不要给一些人的家里送钱，并让我去。现在想来，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帮人送钱了，然后送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
9号院里的院中院都很美，冬末有梅花，春天有芍药，夏季参天的大树繁茂，却没有什么虫子。杜老的长方小院，月亮门、古砖、古瓦，四季里地面自生长的植物颜色不同。入月亮右手秘书室 、接待室，他的三开套间，整一排房，有典型的“军机处”风格。
那时我住同条街的45号院，离9号院非常近，就常去看望他，在那个半年前还热闹非凡而那年却异常清爽的小院听他聊天。从土改到合作化，在香山，毛主席说过什么，刘少奇怎么讲的，他记得清，描述得我能想像出场景。偶尔看他发呆，也不打扰，等他老人家省过来接着聊。帮他做些他做不了的事，比如和人联络。我那时是个爽快的听者，什么都敢问，但过后绝不跟别人传。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怎么那样“乖”，真是年代不同了，连个人风格都不知不觉会变。
可惜在杜老小院里给他、和他照的相片我也找不到了，只有一张电脑里的扫描片。看桌上的红线电话还在，但那时杜老已经离红线越来越远。
当年我拍的杜老在他的办公室他讲在太谷时孔祥熙家出的钱送他到北京进大学，中国一直有乡间大户负责送同乡里聪慧青年出来读书的传统。他还回忆在清华如何搞地工（地下工作），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他念叨49后的国家历史、也讲过林彪，他的上司。我呢，给他讲外面的事情，比如苏芮和《潇洒走一回》，学校里的人人过关，最流行的政治小说和报告文学。有时发现他有些沉重，我就说您去打球吧，我走啦。其实是想让他身体别垮。陈云找他谈话的第二天，也或许就是当天下午，他凝重地发呆，我看着那么好的一个好老头那样，内心也很酸沉，只是我知道，他可不是在为自已凝重。
后来，杜老决定继续研究农村，他的精神非常坚强，精力和脑力也惊人。
而我因为没有工作闲得无事，便有幸被他选重，加入了他主持的课题组。
组员那都是当时的“大家”，锡文、小蒙、毅夫、高王凌、南生、晓黎，还有刘堪主任等等。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每个月都正式讨论。他们对话犀利，你一言我一语的，无废话，思路极快，直言阐述同意和为什么不同意对方。而我只是“长工”，以我的左撇子几乎一字不漏地负责记录、整理记录、查并复印他们提到的资料、数据等等。每次讨论我都提前到些时候，把上次记录誊写稿和新查到的资料给杜老看，然后各位大师们就陆续来了。来了就说，没有客套和插科打诨，那时好像不会这些。每次讨论起码三小时，中间吃点饼干什么的，还是因为我想吃而提出的。偶尔有老外送给杜老巧克力，那我会不客气地多拿两块。9号院里脸上有着“红二团”的小村姑服务员们，会提来好几个暖瓶的热水沏茶，她们都穿自己的衣服，没有工作服，朴素圆润得可爱极了。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把这些记录拿给外人看，我觉得杜老又没委托我给别人。就像当年在他的办公室，我从不看他桌上的东西。其实他没有嘱咐过我，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讨论结束后他只把复印件留下，把原笔记还给我，他是个多么理解和相信人的老头！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讨论是91年6月4日，好巧。7月我就生女儿了。此后因为带孩子渐少去看他。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说昨天看到我用自行车带着孩子，他操着山西口音并且颤音着说：“小焕可不行，太危险。推着车走嘛，不要骑。”那时我女儿在国管局那边上幼儿园，送她时总是路过9号院。
当时我心里却想起有一次搭他的大奔，先到的他家木樨地，他不让司机开到隔离带尽处去挑头，而是在人行道口下车，步行穿过长安街那宽宽的马路。老头当年快80了，我跟司机说太危险了吧，司机就杜老坚持每天自己过马路。
后来，杜老的老秘书都走了，记得传说他的大秘在黄城根开了间面包房，我还去支持过，买了不少。那时搞关系、腐败已经很严重了，杜老却是难得的明白人，静看过眼烟云。
他还让我给他带书，他读书快、明白，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一本书，却从不掉书袋。有时会在他那儿碰上其他人人物物，就有人让我也帮他们买书，那时我手里有好几份别人存的钱，一种好书我常会一次买好几本。也遇到过前去“单独请教”杜老的人，若谈的是相关研究问题，杜老偶尔也会让我留下来听，我明白他是想让年轻人多听多想，吸引我们更深地理解中国农村。记得林毅夫有一次来和杜老单谈了一个多小时，红着脸回答杜老尖锐的问题，窘得也挺可爱的。还有一次高小蒙轻松自在地谈了一下午，听得我都困了，杜老还评价很高地点评着、问着。他对小蒙说你的报告可以“科学地”提交题目，然后“不科学地写”……小蒙是粮食专家，可惜已不在世间。
杜老手书让我收集资料的大纲再后来我下海了，杜老的9号院也被收归新人。我他家看过他，还是为了陪回国的他的老部下。在全国“干部”都那么多房的后来，杜老一直住在单元楼里。
和老朋友见面有时会说起杜老，有一年听说他八十多岁了还非回了趟老家，下了太谷的矿井，非要下去看看，吓得当地干部找来军大衣怕他感冒。有时朋友会告知要发起给杜老过生日，我听着，心里祝福着，觉得完全没必要亲往，因为我早就决心告别自己前三十年的私人以外的那个世界……
记得小朋说过，改革开放后一批老干部，无论中央还是基层，有赎罪心，觉得中共的30年亏待了人民，要用自己的努力赎罪，要好好改革开放。我觉得杜老就是，他觉得49以来亏欠农民了，他想补过，即便在没有了权、地位、财政支持后，他仍然想把中国农民农村农业搞得更清楚些，其实他是已经发现了改革到那个阶段的新问题，他知道必须拿出新策略。他没有停止反省，此一点难能可贵。对没有完成的农村改革，我相信他死没瞑目。
杜老在北京医院时，我和闺蜜、还有苏里去看望他，小警卫不让我们进，说高干部病房区要到北门取登记牌。苏里老老实实地去了那边，他一走我就全脸放笑地对小战士说，我们一会儿就出来！小战士也腼腆地一笑，我们两个女的顺势就溜进去了，看到了住在空荡的大病房里的杜老，那时他还能说话，能写字，为了表达他有力气，还和我们掰手腕。
但是那天，我在心里已经和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一个90多岁的人，其物质的生命已经不重要了，而他的思想和风格在这个体制里、这架机器上能否传承，我没有想像力。他带领年轻人改革中国农村的努力，那些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内容，能否给下一代知识人些启发，而不是轻视、甚至无视，那也只由“命运”安排了。
我其实不愿意想起和杜老、和发展所那些我尊敬的师长的那些交往，因为叹息太多，参与这个课题的人中，已经有三位比杜老还先离开这个世界了。
而杜老作为一个1936年的老党员，我一直没正面问他，您重新登记了吗？我看到另外人的回忆说，他没有。
再后来我读了更多的书，对近代中国革命有了更多了解，对中共党史有了更多知识后，我甚至对杜老的情感也变得十分复杂。我更愿意记得他是那个说咱们唱首歌吧、哪天去香山坐缆车吧，对我说诺斯的理论实际是什么什么，自言自语地讲“老区”农民怎么推着独轮车缴军粮，而为什么手里居然还能有余粮拿到市场上流通，那时的亩产、那时的土地量……
我愿意记得那个睿智、审慎、直率的老头，那个会用幽默解决难题和阻力的政治家，而不愿意记得他是另外的任何人。
昨夜我翻箱倒柜找出当年的记录，认真读了一夜，大笑了两处。在二十四年后重新看杜老和他的“弟子们”的对话，那些尖锐的争论，其中包括这几天我看到的一些年轻学人对农村改革提出的异议，其实当时那个课题组就有提出过、也有深刻的讨论，乃至政治的现场回顾、谴责和分析。农村改革以来杜老一直是负责实际“过日子”的人，他们没有那么简单。对新的好的思路他一听眼就放光，对世界上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时期的农业发展熟悉，而有与中国对比的思考力，对一个农业政策在中国不同地区可能产生的问题，有判断力。同时不刚愎，更相信实际的调查，更信任年轻一辈的结论。
当然，这些品格本该是现代官僚应有的素养，但于那代政治老人，主要是胸襟和视野。
我一直读到太阳照到我的书桌，内心的种种遗憾真是与这二十四年的岁月一样悠长，且此憾绵绵无绝期。
从听说杜老去世，就回顾起20多年前他的好多话，所谓音容笑貌。只是那些话现在我也不想说出来，留着吧，看以后有没有必要说，也或许，那段历史就完全被湮没呢！
悲哀吗？也没有什么。历史总是在悄悄地迈着大步。
从80 年代、90年代到今天，中国又是翻天覆地，“三农”面临的又是全新格局。虽然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历史总在某块土地上脱缰，但习惯了，也都受得住。
但是，我仍相信新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必将重新选择道路。当然更希望现在有能力承担起责任的青年学人，在更广阔的视野里研究中国，在对历史的学习和反省中寻找解决之道。你们的学历和训练远超那一代改革者，条件好了太多。
杜老，谢谢你当初让我倾听你们的谈话。那些谈话让我对历史的逻辑有了更多理解，对个体的生活有了更坚定的信念，一直以来。
而且，也谢谢你给我写的“证明”，想让我找个好工作，虽然从没有用上，但我从那个“证明”里得到了激励。
杜老安息！您是高寿，一定能走好。此时我望向天空，明明看到您已渐行渐远，不再管这块土地上的是非曲直！
晨光里又好像在某个十字街口看到您的身影，您走着，执着而踟蹰。
不过当年斑马线上的小警察不会在了，记得他看到杜老时就展臂示意别的车慢一下，让在难以阻挡的滚滚车流中走不快的，那个坚定而无奈的老头儿先过去。
是的，我们曾非常爱那个老头。
当年的小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