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联合国发表了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演讲。许多批评者抱怨他过于强调外交，对使用武力不够重视。人们将奥巴马的政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对叙利亚内战的军事干预相比；而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阶段，一些共和党候选人也对奥巴马的孤立主义加以指责。

但这些指责只是党派政治论调，并没有多少严格的政策分析基础。将当前情绪看作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芬·塞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所说的“不妥协”（maximalist）和“收缩”（retrenchment）政策之间的摇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更准确的看法。

收缩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二战以来采取收缩政策的美国总统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卡特和现在的奥巴马。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不会把他们称为孤立主义者。

艾森豪威尔因反对共和党候选人塔夫特（Robert Taft）的孤立主义，于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美国在衰落，其他人则不认同。与20世纪30年代的真正孤立主义者（他们大力反对在二战期间援助英国）相比，他们都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历史学家可以举例说明，过度坚持不妥协政策的时期，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比紧缩时期大。对威尔逊全球理想主义的国内政治反应，形成了严重的孤立主义，延迟了美国对希特勒的反应。越南战争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期间的升级，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内视”。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错误行动，导致了目前的收缩情绪。

若这情绪如早期选战论调所显示的那样，将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一个课题，那美国人就应该抛弃关于孤立主义的不切实争议，把焦点放在解决三个有关国家未来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多少钱？多大程度的干预？多大程度的多边主义？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应该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花多少钱？尽管一些人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削减这方面的支出，但事实并非如此。按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美国目前的支出，还不到冷战顶峰、美国巩固其领导世纪时的一半。

这不是枪炮还是牛油，而是枪炮、牛油还是税收的问题。如果不愿意提高税务收入，防务支出就会陷入同其他支出项目的零和竞争，与教育、基础设施和研发等重要投资争夺预算。而这些投资都是美国国内优势和全球地位的关键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应该如何介入其他国家的内政。奥巴马说，美国应该使用武力，并在必要时，即美国或其盟友的安全遇到威胁时，单方面使用武力。另外，当良心促使美国行动时，比如某独裁者杀戮平民时，美国不应该单独干预，也应该在成功机会很大时才使用武力。

这些都是合理的原则，但极限在哪里？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近两个世纪前，面对国内干预希腊独立战争的要求时，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表示，美国“不主动出国寻找恶魔并消灭它。”然而，如果容许叙利亚的内战持续下去，将导致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得以建立安全港。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在民族主义和人口流动性很强的这个时代，美国应该避免侵略和占领的行为。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便明智地指出，占领外国领土必然会招致仇恨。但要用什么来取代呢？空中力量和训练外国军队就足够了吗？特别是在中东，革命可能持续一代人之久，明智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很难做到的。

美国总统候选人最近的演讲显示，关于前两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但忽视第三个问题却是危险的。美国要如何强化机构、建立网络、制定处理跨国问题的政策？

由最强大的国家领导，对于全球公共品的生产十分重要。不幸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僵局常常对此形成掣肘。比如，美国参议院不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美国需要这公约，来支持它在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的立场。

同样的，国会让美国无法兑现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重新配置，尽管这样做代价很小。这给中国铺平了道路，让它成功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美国随后又错误地进行了阻挠，给自己的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国会也极力反对12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为碳排放制定上限。

在外交事务上花多少钱，和如何干预遥远的危机都是重要问题。但美国人必须同样关注的，是美国“例外论”正在退化为“豁免论”（exemptionalism）。如果其他国家认为美国国会总是在阻挠国际合作，美国要如何保持全球领导力？这一争论还尚未开始。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英文原题：Which Way for U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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