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莎附近沿泰晤士河岸有一片芳草地，叫兰尼米德。这片风景优美的绿草地与英国乡间的其他风景没什么区别，时间的消逝似乎没留下一丝痕迹，然而，这里却见证过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八百年前《大宪章》的签署。

《大宪章》(Magna Carta)，一份并不成功的英王约翰与叛乱男爵之间的和平协议，其意义之深远完全超出当时签署双方的想象：它第一次从原则上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现在，《大宪章》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已过时，只有三条在英国法律中还有实效，但《大宪章》的自由与人权的象征意义，却丝毫没有减弱。英国没有定义明确的成文宪法，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所依靠的是长年累积的惯例、议会法案、权威文件、普通法、法院判例、欧盟法、国际法等，这种体制听上去虽然荒谬，但历史却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及有效性，这一切，要归功于《大宪章》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大宪章》是英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八百年纪念当然也不马虎。大英图书馆为期六个月的展览《大宪章：法律、自由与遗产》(Magna Carta：Law，Liberty，Legacy)于3月13日开幕，那天一大早我就去凑了热闹。展览陈列了两百多件与《大宪章》有关的文物和藏品，横跨历史千年，分为九个展区，介绍了《大宪章》的缘起、演变、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及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要了解《大宪章》如何成型，首先得了解中世纪英国的状况，当时国王与贵族、国王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大宪章》并不是空穴来风，“公正公平”的概念在英国及欧洲早就有了，在《大宪章》之前六百年，盎格鲁-撒克逊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律程序。展览中有一部《创世纪》的古英文译本，其中有一段是古埃及法老对面包师的处刑，书中插图表现出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进行法律审判的场景。展览中还有一部十一世纪克努特王颁布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这一法典用古英文写成，对通奸、伪证和巫术都有惩罚，也对铸币及修建桥梁有统一的规定，还有对谋杀犯施以死刑和放逐的许多条款，以及“如果某人蓄意反抗他的国王或主人，他将被剥夺生命及所有财产”之类的文字。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有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他们互相依赖，也互相限制。王权虽然大于贵族，但明智的国王都知道如何向贵族妥协。例如1100年亨利一世在男爵们的拥戴下继位，继位当年就颁布了《加冕法典》(Coronation Charter)，宣布废除许多对男爵不利的旧习俗。在兰尼米德谈判中，这一法典是男爵们与国王约翰讨价还价的重要依据。当然也有昏君，那么国王与贵族之间就会矛盾重重，主要表现在税收及法律的实施上，例如国王可以随意征地征税或没收贵族财产，可以随意逮捕人,可无限期推迟一个案子的审理等。国王约翰(在位期1199-1216)就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糕、最武断、最贪婪、最昏庸的国王之一。

约翰是亨利二世的第五个儿子，哥哥是狮心王理查德一世。他被兄长们讥讽为“无地王”，因为等他成年时，亨利二世已无领地可以分封给他，这也可能是他的残酷贪婪的起因之一。他残忍、阴险、会耍手腕、笑里藏刀、完全不可信任、拥有所有邪恶的本领和资质。他给你一个拥抱，目的是要在背后捅你一刀。为了夺得王位，他曾安排谋杀侄子亚瑟。父亲亨利二世精力充沛、才能过人，是一位出色的军事领袖;哥哥狮心王在位十年，一直四方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最后在法兰西战死。约翰的能力及勇猛显然比不上父兄，他也好战，却屡战屡败，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许多领地。

继位之后，约翰随心所欲地开征各类税收，随意霸占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展览展出了当年用来支付约翰重税的钱币，还有用榛子木打造出的小木棍，上面刻着符号，这是交税后的收据，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数额，两根棍子并为一套，上面的符号一致，收税官员一根，缴税人一根，审计时可以进行对照。1212年，为了收复诺曼底，约翰又去进攻法国，但大败而归，国库已空的约翰向贵族征收重税，与贵族的关系更加恶化。

亨利二世曾在法律上进行改革，对英国普通法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个人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等，但是，司法的大权仍被掌控在国王手中。所以，如何让国王与其他人一样遵守他自己所设定的法律制度，贵族一直在苦苦寻求答案。

中世纪的英国政治，另一个重要的玩家是教会，国王与教会的关系相当重要。约翰与罗马教皇间一直矛盾重重，他曾随意没收教会的领地和资产，并拒绝承认1207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派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顿，这让教皇大怒，颁令剥夺英国教权，后将约翰逐出教门。到了1212年，约翰意识到在与贵族的较量中，他需要教会的支持，于是赶紧向教皇低头，不仅承认朗顿大主教，给教会以自由，允许教堂任命红衣主教等神职，更进一步承认教皇在英国的无上君主的地位。朗顿大主教出身卑微，在巴黎求学期间，曾经与教皇英诺森三世是同学，关系极好。之后，在贵族和约翰的对峙中，他是当中的调解人，并在《大宪章》的成型及签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贵族虽不堪约翰的暴政，但他们知道，要废除一国之君，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想限制约翰，让他受到法律的制约，他们要求改革，但约翰对他们的呼声听而不闻。1215年初，部分北方男爵开始起义，用武力来反抗约翰，宣布与他脱离君臣关系。他们一路南下，5月17日占领伦敦。当时的伦敦城已经非常强大，有市长，也一直要求自治。伦敦城一直不满要向国王缴纳重税，所以，城里城外串通，伦敦不攻自破。

男爵叛军轻易占领伦敦城，这让约翰大为惊讶。他别无选择，只得与男爵们议和。1215年6月，以朗顿为首的大主教们在国王和贵族之间斡旋，议和地点选择在兰尼米德，这里是温莎堡和伦敦的中间地带，地势开阔，所以，谁都不可能打埋伏袭击对方。但上百位男爵和上千位骑士首先占领了兰尼米德，在那里安营扎寨。在6月15日到19日的四天谈判中，刀光剑影，国王约翰每天早上过来，晚上必回温莎堡。男爵们将他们的要求和积怨列出清单，总共有四十八条，外加一条保证条款，这是《大宪章》的蓝本，这份《男爵法案》(The Articles of the Barons)现由大英图书馆收藏，当时可能被朗顿带走，后来在兰博斯的大主教宫中被发现。

《男爵法案》演绎成《大宪章》，最终成型的版本用羽毛笔抄写在羊皮纸上，羊皮纸的大小不一，据说羽毛笔隔十行就要削尖一次。《大宪章》用中世纪的拉丁语拟成，不分段落，六十三项条款也没标号码，用语相当简洁。上面没有约翰的签名，但有他的大印。据研究，当时至少抄写了十三份，被送到各地大主教手中。现存大小不一的四份，两份藏于大英图书馆，一份在林肯大教堂，一份在索斯波利大教堂。

1215年的《大宪章》总共六十三条，其中大多数是针对男爵们所不满意的具体事项制定，有些非常详细，也多处提到伦敦，显然是因为伦敦帮助贵族把国王逼到了谈判桌上。主要条款包括：给予教会选举神职人员的自由，保护贵族和骑士的继承权，国王不可以随意征收贵族领地的继承税;国王不得随意收税;取消国王干涉法庭司法审判的权利;自由人没有经过同一级别的贵族审判，不能被任意逮捕或监禁，财产也不能被没收;确认伦敦及其他城市已经享有的权利;保护商业自由;统一度量衡;不得在泰晤士河上任意架设鱼梁;寡妇不应该被强迫再婚，等等。

这些条款，许多都被后代放弃，现在只有几条仍保留在英国法律中：一是保护英国教堂的自由及权利;二是确认伦敦及其他城镇的自由及习俗;第三条最有名，也就是原《大宪章》中很不起眼的第三十九条：“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的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以及第四十条：“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迟其应享之权利于公平审判。”这里的“自由人”是个有趣的概念，因为在十三世纪的英国，自由人数量极少。

《男爵法案》中的“保证条款”在《大宪章》中也得到了保留，在当时，这是最具革命性的条款，规定将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委员会，他们有权强制国王按照《大宪章》的规定来行事，国王如违背之，这个组成委员会有权对国王施用武力。

约翰并不真的准备执行《大宪章》，所以，他没有签字，只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在上面盖了大印。他觉得一切都会恢复常态，但他低估了男爵们的决心。他和男爵们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当年7月在牛津，男爵们对他相当不尊重。约翰因脚部发炎而无法行走，他传令男爵们到他的住处来见他，遭男爵们拒绝，约翰只能被抬着去与男爵们见面，他到后男爵们拒绝站起来迎接他，这对他是奇耻大辱。而且，男爵们也拒绝撤离伦敦，一定要约翰王先实施《大宪章》，才愿意放弃伦敦。

约翰派使臣前往罗马，请求教皇废除《大宪章》。教皇对《大宪章》中的条款大表震惊，于8月24日颁发文书，称《大宪章》为“非法、不公平、极大地伤害了王权，是英国人的耻辱”，并在9月废除《大宪章》，宣布其永久性无效。所以，作为国王约翰和贵族之间的议和条约，《大宪章》只维持了几个星期，显然是一个失败。9月教皇之令传到英国，男爵们就炸开了锅，已经没有协商的余地了，他们要的是一场革命。

这里，最难做人的是朗顿大主教。一方面，教皇令他让将反叛男爵们逐出教会，另一方面，他是斡旋调节的中间人，并不希望英国真正陷入内战。所以，朗顿没有按照教皇的旨意去把反叛者逐出教会。大英图书馆的展览中有一份文件，是1215年9月5日温切斯特大主教及另一些教皇的支持者写给朗顿的信，信中引用了罗马教皇的指令，并抱怨说朗顿没有遵旨将反叛者逐出教会并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信中还列举出反叛者的名单，这份文件是在英国沿海的多佛写成的。

男爵们宣布他们不再拥戴约翰，并请法国王室来帮忙。1216年，法国的路易王子率领军队入侵英国，攻占了伦敦和英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英国陷入内战。如果历史没有后来的突发事件，那么《大宪章》就可能永远被湮没。但人算不如天算，1216年10月18日，约翰王在林肯郡死于痢疾(也有人说他是中毒而死)，他的儿子，九岁的亨利三世由教皇加冕继位。男爵们的许多积怨都是针对约翰个人，他们并不想违背《圣经》的教义反叛幼主，而且，半个英国在法国路易王子的掌控下，新国王的支持者也愿意与男爵们讲和。于是，两边都作了让步，对《大宪章》进行重新修订。1216年11月，为了能够重新得到男爵们的支持，修改本的《大宪章》以亨利三世的名义颁发，第二年11月，路易王子的法国军队被赶出英国，第三版《大宪章》面世。

1225年，亨利三世年满十八岁，年轻的国王翅膀硬了，他颁布了《大宪章》新版本。这一版本比十年前的第一版缩短了三分之一，男爵们作了许多让步，许多对国王不利的条款被删除或重新写过，例如那条二十五位男爵进行监督的“保证条款”。此版《大宪章》是最得到公认的一个版本，也是以后的历代君王和贵族共同承认的。所以，现在有专家说，其实《大宪章》的八百年庆典应该推迟十年，因为1225年的《大宪章》才是君臣双方心甘情愿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而1215年的《大宪章》是强迫出来的，应该被称为“兰尼米德宪章”才对。其实，两个宪章的基本原则一致，那就是法律高于一切，这是英国自由和人权的基石。

朗顿大主教对于《大宪章》成为英国宪法的一部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216、1217年修改版时，他不在英国，没有参与。1218年他回到英国，在1225年的修改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版的《大宪章》被广泛发布到各大教堂中，并在郡县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由地方官宣读公布，许多抄写本在民间流传。

1297年，为了换取新的税收政策，爱德华一世重新颁布《大宪章》并将其纳入英国的法令条文中。之后的1234、1237、1240、1253年，《大宪章》都得到重新颁布，并被翻译成法语和普通英文，那才是一般老百姓看得懂的语言。 1215年的《大宪章》，只是针对“自由人”，当时，那是很小一部分群体。1225年的《大宪章》，已经出现了“所有人”的字样。所以，《大宪章》所适用的已经不仅是贵族与国王的关系，也是农民与宗主的关系。在法庭审案时，《大宪章》也常常被引用，它也出现在法律文件中，其内容逐渐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老百姓的生活中。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传播，1508年，第一部印制而成的《大宪章》面世。

《大宪章》一直被视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概而言之，它的要旨很简单，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我们交税，你给我们自由”。

英国民主的一个绝妙之处，就是它从未有过一个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定义清晰的法案，也就是说，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大宪章》是英国不成文的宪法的基石，在它的基础上，英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还有：爱德华·柯克帮助起草的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明确以《大宪章》依据，对查尔斯一世的王权进行限制，科克曾说过名言“《大宪章》是没有君主的”;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规定了议会和君主之间的关系，给议会更多权利，建立“议会至上”的原则;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 将英国的政治民主化。

墙内开花墙外香，《大宪章》最大的直接影响，也许是在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1791年的《美国人权法案》(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都直接引用了《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权利法案》中的许多内容，所以，在大英图书馆的展览中，也展出了《独立宣言》和《美国人权法案》的原件。英国人向来低调，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兰尼米德建立什么纪念馆之类，倒是美国律师协会于1957年在此地建了一个简单的白色的圆亭，以作纪念，这也是《大宪章》的签署地的唯一标志。

世界往前行进，《大宪章》及《权利法案》的精神也与时俱进，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和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中都有体现。1973年英国加入欧盟，带来英国宪政的一个很大变化，那就是1998年颁布的《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在“九一一”以及2005年英国“七七”爆炸案之后，新的反恐政策允许未经审判即可将恐怖嫌疑人进行拘留，这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它与《大宪章》最基本的“公平审判”的精神有悖。

《大宪章》八百年，说到底，制定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保证法律的可执行性以及被执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