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中政治关系趋于恶化，两国的部分国民之间出现了互相厌恶的情绪化倾向。从日本方面来说，民众对政府错误政策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为政府独断地制定和推行强硬的甚至危险的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其深层原因在于日本的部分知识界近30 年来陷入了信仰危机，加上日本国民潜在意识上存在着 “全民忏悔论”的后遗症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给日中两国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两国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而且也需要在文化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尽快促进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恢复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将有助于制约日本现政权外交决策的独断倾向。
【关键词】 区分论；原教旨主义；信仰危机；全民忏悔论；国际贡献论
序 言
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采取了“区分论”原则，就是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层加以区别，提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在于当时将日本国家引入歧途的军国主义统治阶层。根据这一“区分论”，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并表示这是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世代友好。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区分论”在日本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背景下、以什么原因发生的呢？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全民忏悔论”实质上等于“全民无罪论”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于1938 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号召日本全体国民（不仅包括军人，也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全面地、没有例外地参与战时体制，这就是所谓的“大政翼赞体制”。1943 年，在“大政翼赞体制”下出现了“一亿火球”的口号（当时日本国内的人口只有六七千万人，这里所说的“一亿”包括了日本本土以外诸如朝鲜、中国台湾等沦为日本殖民地或占领区的人口——编者注）。1944 年，陷于绝境、一筹莫展的以陆军为主的日本强硬派更是提出了“一亿玉碎”论。根据同一逻辑，在日本战败后的1945 年8 月28 日，东久迩宫首相在讲话中提出了 “重建被烧为灰烬的日本国家时，一亿日本国民不得不做总忏悔”的“一亿忏悔”论。[1]
“一亿总动员”、“一亿火球”、“一亿玉碎”、“一亿忏悔”这些说法，毫无区别地将日本国家领导阶层与普通老百姓混同起来。特别是战后“一亿忏悔论”，其实质就是“一亿赎罪论”、“全民有罪论”，实质上就等于是“全民无罪论”，这样在逻辑上混淆了战争责任的是非曲直，并必然将导致免除天皇和那些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
1956 年，日本评论家大宅壮一在一篇批评当时日本电视节目下流化现象的文章里，奚落了“一亿忏悔论”的说法是“一亿白痴化”。[2]滥用“一亿”（因为战败而失去殖民地的战后初期的日本人口显然不到一亿——编者注）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停止理性思维，将所有人当成 “白痴”，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与一般老百姓在战争责任上的区别。
每个日本人都有责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也需要进行全民“总忏悔”。事实上，战败后不久，一部分日本人的确开始进行认真反思，同时也认识到应该把日本国民的自我责任与国家统治阶层的责任区分开来，并明确领导阶层的战争责任。当时，以美国为主的战胜国所主持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国际审判，并将他们定罪为甲级战犯，日本的普通国民在这场审判过程当中作为旁观者，在清算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特别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受到以小泉首相为首的部分日本领导人所宣扬的观点影响，认为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甲级战犯和一般老百姓之间没什么重大区别，各有各的责任，这种看法意味着又要回到“一亿总忏悔论”的老路上。由此可见，“一亿总忏悔论”在战后并没有被彻底地加以否定，而是一直潜藏在日本人的深层心理之中。
回顾二战后日本的历程，就会知道很多日本国民(百姓)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反战和平运动。例如，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几百万国民参加的废除核武器和平运动，后来发展成全球规模的反核运动网。[3]1959～1960 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修订《日美安全条约》的群众运动(简称“1960 年安保斗争”)。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原是甲级战犯嫌疑犯，由于二战后驻日联合国军远东司令部的日本占领政策发生转变，欲将日本变成“反共”前线基地。岸信介正是受惠于此才于1948 年免予起诉被释放后才得以重回政界，并于1957 年上台当了首相。但他受到了上百万群众的抗议压力，终于在1960 年7 月下台了。[4]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发生了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斗争，其规模也是涵盖全世界范围的，比如与美国的黑人公民权运动就结成了某种连带关系。[5]1967～1970 年发生了所谓“1970 年安保斗争”，其规模与“1960 年安保斗争”不相上下，但其性质不仅仅是关于安保条约问题，而且还是与日本国内各方面的社会斗争（例如以水俣渔民斗争为典型的反公害、反环境污染运动，以千叶县三里冢农民斗争为主的反对国家强制征用农地斗争和以东京大学、日本大学、明治大学的学生运动为开端的全国规模的学潮等）联系在一起展开的。[6]
这些和平反战运动表明，日本国民在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放弃跟着国家走的老路，开始和日本国家领导阶层“分手”，选择一种“区分论”的新道路了。
二 以“1960 年日本安保斗争”为转折点，“区分论”的内涵开始变化
在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政府采用了“区分论”原则，就是将广义的（广大）日本人民与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对待。[7]这里所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形式上是指战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军事领导人，并不意味着战后的日本国家领导人。但就日本人民的自我感觉而言，与其说是自己和战时领导人有区别，不如说是和战后领导人有区别，因为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战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区分论”，反而响应国家号召的“一亿总动员”而参战，到了战后才开始逐渐有了对政府的自觉批判意识。
中国政府对日关系早期的这种“区分论”的实际内涵在20 世纪50 年代开始逐渐变化，就是愈发高度地评价日本人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当时的说法就是美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1960 年岸信介首相下台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讲话中就全面支持“1960 年安保斗争”，而且在提到死于抗议活动中的桦美智子时特意说：“桦美智子已经变成全世界著名的民族英雄了”。[8]于是到了20 世纪60 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将原来仅用于区分战时日本的日本国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阶层的“区分论”用于战后日本。
根据这个“区分论”的对日原则，周恩来总理在1972 年发表《日中共同宣言》之前与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的会谈中明确提出，不愿意给日本人民更大的负担。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即使到了20 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在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一系列引起日中两国间纠纷的事件发生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也只是向日本政府和驻北京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一次也没有把普通日本国民作为“攻击”对象，因而没有产生过“抵制日货”等口号。[9]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后半期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近些年日本留学生在中国西北大学的下流表演事件和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等招致中国国民强烈反感的事件发生后，才出现了中国部分民众“反日”、“排日”的活动以及“抵制日货”之类的口号，日中两国部分国民之间开始冲突的局面终于不幸出现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呢?本文将从日本国内社会近几十年思潮的变迁来探讨其原因。
三 日本社会的信仰危机与其政治背景
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实际上从1975 年越南战争停战直到2005 年的今天，整整30 年间日本社会上没有发生过一次批判日本政府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其原因在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日本社会上出现了深刻的“信仰危机”现象。这一倾向到了1975～1976 年前后越来越严重，这时在积极参加过“1960 年安保斗争”、越南反战运动和“1970 年安保斗争”的这一代中青年国民中很广泛地产生了一种犬儒主义思潮。[10]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呢?
尽管对此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产生“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衷心信仰的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实践(就是“物象化”过程)后，最终却导致了与自己期待完全相反的残酷悲惨之结果。例如，作为一种广泛的信仰体系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出现了20 世纪30 年代苏联的大肃反以及60 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此外，20 世纪70 年代前半期越南和柬埔寨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军正式从印度支那半岛撤退后却开始了互相争斗乃至爆发战争。这些给支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失望感。同样的现象在日本也看得到。在日本社会的左翼运动、特别是作为“1960 年安保斗争”和其后的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骨干势力的无党派和新左翼等多种派系内部，在20 世纪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倾向，产生了以日本阿拉伯赤军和联合赤军为代表的各种激进派，武斗、内斗还破坏了运动内部的团结，终于发生了1972 年联合赤军内部大肃清杀死14 名自己人的事件。当时日本所有电视台的节目都进行24 小时详细报道并连续三四天进行实况转播，因此其影响极为深刻广泛。这一事件全面破案后，虽然日本国民没有丧失对政治的关心，但已不再轻易地将自己信仰的思想和理念付诸社会实践了。
受到这种日本社会变迁的影响，原来在日本思想界和论坛里有相当影响力的综合性月刊和周刊杂志（如《世界》、《思想》、《周刊朝日专刊》、《中央公论》等）都大大地减少其发行量，社会思想失去了作为指引社会生活方向的意义，逐渐蜕变为一般教育类书籍中的知识。换言之，只有做文章的思想，而失去了能唤起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思想。
在此状况下，一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试图要脱离诸多“世俗”的各种“主义”精神圈，而回归原教旨的神圣领域。例如，在20 世纪70 年代后半期到80 年代有部分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开始研究初期马克思的思想，以寻找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原貌。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广松涉，他通过重新翻译1845 年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尝试将马克思的思想与胡塞尔(Edumund Husserl)现象学哲学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诠释。[11]
但1979 年前后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就是认为即使回到原教旨领域的思想活动也没有多少积极意义，因为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或是其他主义也好，它们的启蒙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的思想原点本身有伴随“物象化”过程无法回避的会产生暴力(terror)的现象。代表这种思潮的是从1979 年底开始在《思想》、《流动》和《第三文明》等杂志上展开的“葬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其中以户田彻的《葬送马克思》[12]和笠井洁的《暴力的现象学》为代表。[13]
经过这番周折，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日本社会里终于爆发了全面的信仰危机。之后，日本大多数国民虽然遇到了日本政治走到了岔路口的紧急关头，但也无法或不愿站起来组织社会示威活动了。
四 海湾战争、“国际贡献论”与日本政治的岔路口
20 世纪80 年代后，日本政治变迁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1991 年1 月的海湾战争。当时的日本海部首相原本想与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一起行动，但因为受到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只好决定不派遣自卫队，并向多国部队支付了130 亿美元的支援金。这相当于多国部队全部战争费用的20%，等于日本所有国民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负担1.3 万日元。但战争结束后，在科威特政府经过美国政府的同意后所发表的感谢几十个贡献国的名单上却没有日本的名字，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日本只出钱没流血”。当得知这种以美、英为主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后，日本官民和舆论界群情激昂，开始热烈讨论“国际贡献论”，导致日本政府部分突破了本国宪法的限制，于1992 年提交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KO）协力法》，然后经过1998 年和2001 年的两次修正《PKO 协力法》，日本一步一步地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KO）、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PKF）的维和活动。2003 年3 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小泉政府明确宣布支持布什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于同年12 月以人道支援为由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地面部队作为占领军的后勤部队。
在近15 年的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要把日本变成“普通国家”的意图，就是要通过国防立法和修改宪法来建立既可在国防上拥有自卫权、又可同时响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向海外派遣武装力量的国家。
如果这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那些爱好和平的反战的日本国民肯定会站出来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的。但时代不同了，从20 世纪90 年代到21 世纪初期的今天，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并不是因为日本国民里没有爱好和平的势力，而是由于在很深刻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当中，日本国民虽然觉得目前的政治状况很有问题，但也不敢、不想开展政治活动，所以不可能产生什么群众运动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议会的伊拉克调查团从2003 年下半年到2004 年10 月对伊拉克是否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调查，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得出了“没有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时，全世界包括英、美、法、德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作为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国内却在东京举行了大约2 万人规模的抗议集会，而其他地区则没有发生万人规模以上的游行示威。
五 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的沉默与中国部分国民的反日情绪
问题就在于日本国民到今天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姿态，当然也不会从外部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笔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依然拥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精神和愿望，但却不敢把它变成行动，也不愿意自行组织可以代表自己愿望的政治党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少数派的右翼势力反而乘隙大举“进攻”，通过几家月刊杂志、周刊杂志和民办电视台等大众媒体积极宣扬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和韩国等近邻国家的国民看来，日本的变化显现为一种不分日本国家领导和普通国民、整个国家整体性地开始加速右翼化的进程。的确，因为多数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不管他们的真实愿望怎样，他们的政治沉默在客观上起到了“拥护”日本政治在这15 年间的变迁方向（包括右翼势力的兴起）的作用。
2003 年9 月，在珠海发生的日本游客集体买春事件以及同年10 月在西安发生的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下流表演事件都引起了当地上万人的抗议游行。参与这些抗议游行的西安和珠海市民不一定熟悉上述日本政治变迁的真相，而把这些事件与“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联系起来，将其攻击矛头不仅指向日本政府、也指向了日本的普通民众。
中国对日本进行批评是从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发生变化的。20 世纪70 年代以前，中国批评日本的言行都是通过中国政要在接见日本客人或在官方会议等公开场合的发言或讲话来表达的。一般中国国民几乎没有参与批评日本行动的机会。而从80 年代起普通国民开始参加批评日本的活动，尽管最初的抨击对象限定在日本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到了日本战败50 周年的1995 年，这一状况出现了转折，日中两国国民之间逐渐产生了互相厌恶、互相冲突的局面，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在一部分日本民众看来，中国国民好像要取消“区分论”，改变区别对待的态度。
人们可以做这样的假定：如果日本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大规模的爱好和平的反战国民运动，如果在近两年日本出现了上百万人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示威的话，那么2005 年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打着“抵制日货”等标语、将日本国民作为抨击对象的活动的情况或许就会两样，也可能规模更小，也可能就不会有“抵制日货”等口号的出现。
看来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心理上有意无意地仍然信奉所谓的“一亿忏悔论”，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所有日本国民都有战争责任，还认为不能将全部责任都推卸给甲级战犯，可以说其实际作用是要取消“区分论”。前任首相森喜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日本传统文化里所有人死亡后的灵魂都会变成值得敬重的神”，这也可算是“一亿忏悔论”的变奏曲吧。
这些也反映了日本社会上这30 年间一直存在的信仰危机所导致的民众沉默无语的状况。而普通国民的沉默在客观上等于默认甚至袒护了本国政府的国防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民众正在无意识地否定“区分论”。
六 结 论
总而言之，今天中日两国国民和日本政府好像都要取消“区分论”，只有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于是两国国民之间排他性的、对立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严重。
但是，必须进行反思的是：应不应该放弃“区分论”。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一方面，每个日本国民当然必须明确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强参战，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着“爱国”精神积极支持战争的一面，并且多数士兵在战场上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参战的日本部分国民也需要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国民在国内外舆论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事独裁之下、在军国主义者的煽动下盲目地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号召、积极参与“大政翼赞体制”，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
例如在1942 年笔者的大哥与二哥应征入伍时，虽然笔者的三哥还不到征兵年龄（17 岁），却自愿以非军人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军前往婆罗洲岛。1945 年3 月，东京总参谋部不顾当地实际地理条件命令驻婆罗洲岛东海岸的日本守备队穿过茂密丛林转移到西岸。当地人都说这等于自杀行为，把它叫做“死亡行军”。果然，守备队在移动中就死亡了近一半的几万名士兵，终于到达西岸的士兵中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患上疟疾等疾病而死。笔者的三哥就是这样病死的。而下达这种愚蠢命令的总参谋部领导人在战后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14]
上述例子表明，在谈到战争责任时还是应该遵守“区分论”的，一定要把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区别开来，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追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进而也可以为恢复日中两国国民的真正友好关系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国民有必要从“全民忏悔”、“信仰危机”等思想束缚下走出来，正确认识日本对那场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注释：
[1] 东久迩稔彦：「东久迩稔彦日记」，东京：德间书店，1968 年版，1945 年8 月第一版。
[2] 大宅壮一：《大宅壮一コラム》，载「周刊东京」，1957 年2 月2 日号。
[3] 反原发事典编集委员会编：「反原发事典」，第1－2 卷，东京：现代书馆，1978－1979 年版，全篇。
[4] 日高六郎编：「一九六○年五月一九日」，东京：岩波书店，1960 年版；信夫清三郎：「安保斗争史」，东京：世界书院，1961 年版；齐藤一郎：「安保斗争史」，东京：三一书房，1962 年版；臼井吉见编：「安保——一九六○」，东京：筑摩书房，1969 年版。
[5] 开高健：「越南战记」，东京：朝日新闻社，1965 年版。越南和平市民连合编：「资料［越南和平连］运动」（上、中、下），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4 年版。
[6] 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编：「叛逆的防栅」，东京：三一书房，1969 年版；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斗争委员会编：「对谈?三岛由纪夫vs 全共斗」，东京：新潮社，1969 年版；石牟礼道子编：「水俣病斗争－我们死民」，东京：现代评论社，1972 年版。
[7] 「朝日新闻」，1980 年5 月23 日。
[8] 中国の会編集：「中国」，1969 年12 月号。
[9] 山住正己：「什么是教科书问题」东京：岩波书店，1983 年。1985 年，北京大学提出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抵制日货”，但是当时抵制日货是从抵制进口货的角度，而不是抵制日本，并且没有将一般日本国民作为批评对象。
[10] 最典型的犬儒主义的代表作品是西部迈：「对大众的反叛」，东京：文艺春秋，1983 年版。
[11] ?V松渉：「共同主観性と構造変動」，东京：情況出版，1995 年版。
[12] 戸田?兀骸弗蕙毳?乖崴汀梗???何逶律纾?983 年版，第1 部，9－52 页。
[13] 笠井??：「テロルの現象学」，东京：作品社，1984 年版。
[14] 戦友会ボルネオ?uバリックババン思い出の会：「バリックババンの空は赤く燃えて」，東京：新風書房，1995 年5 月版。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 期
【作者简介】 加加美光行，1944 年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