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著名作家施蛰存以小说闻名文坛，而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派杂文，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就有《“现代”诸家》专章介绍。而且，30年代，施先生与鲁迅先生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更使他名闻遐尔。

近几年来，我曾多次拜访过施先生，并问及他与鲁迅的两次论争。

我的访谈都在施先生的书斋“北山楼”中进行。说是书斋，其实还兼作卧室、会客室。面积并不大，约20多平方米，靠窗的那边，放着两只桌子拼成的一张大写字台，台上堆满着书籍、文稿，身后的书柜中放满了各类图书，尤其中国现代文学书籍。施先生精神矍铄，行走自如，说话中气十足，除了有些耳背以外，全然看不出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老人。施先生博学多才，曾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1993年，他因《唐诗百话》而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谈起《现代》杂志30年代与左翼文学阵营的两次论争，施先生娓娓道来，有如昨日。

施蛰存原名施德普，又名施青萍，笔名安华。1905年生于杭州，他的文学生涯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发表文章，先后从上海大学、震旦大学肄业，受新文艺界前辈的影响，开始文学创作活动。20年代，与戴望舒等办水沫书店，编《无轨列车》、《新文艺》等杂志，与鲁迅时有往来。鲁迅曾全力支持施蛰存主持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2本丛书中鲁迅承担了4本。 1932年，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曾冒着风险，首先发表鲁迅的名篇《为了忘记的记念》。为此，后来胡乔木曾说：“施先生在《现代》上发表这篇文章，比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它的作用要大得多。”称赞施先生“您立了一功！”可见，施先生早年与鲁迅关系是不错的。以后与鲁迅发生两次论争，是他始料不及的。

施先生创办《现代》时，在《创刊宣言》中说：“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因为不是同人杂志，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他的原意是想把《现代》办成“一个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苏汶（林衡）是施先生震旦大学的同学，曾参与这个刊物的筹备和设计工作。从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施蛰存和苏汶共同主编《现代》。苏汶原来与鲁迅关系也不错，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等文章就是他约来的。

1931年12月，胡秋原发表题为《阿狗文艺论》的文章，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另一方面又批评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2月， 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以“第三种人”自居，实质上是与胡秋原一道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歪曲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政策，因此遭到了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的批评。鲁迅先生在《论“第三种人”》中精辟地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没有的。”

施先生说：对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我一开头就决心不介入，一则是由于我不懂文艺理论，从来没写过理论文章。二则是由于我如果介入，《现代》就将成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志。在整个论争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认为自己也属于“第三种人”。现在有些鲁迅著作的注释中，说我自称为“第三种人”，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从来没有自称过。不过，现在看来，“自由人”并不自由，“第三种人”也是做不成的。苏汶后来在香港，投奔国民党去了，“第三种人”没有做成。胡秋原自称是“自由人”，其实是政客。1992年，他从台湾来大陆访问，曾托人传话要求见我，我没有理他。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的争论。那是1933年9月， 《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有表格的邮片来，要施先生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施先生在第二项中，是这样填写的：《庄子》、《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10月6日，鲁迅用笔名“丰子余”， 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感旧》一文，不点名地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有“遗少群的风气”，“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先生看到此文后，当即写了《〈庄子〉与〈文选〉》一文，为之辩解。鲁迅则又连作《“感旧”以后》上下篇，进行再批评。以后施先生又发表《我与文言文》等几篇文章，对此进行辩答，说：“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提出“借助”，“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

施先生告诉我说：论争刚开始时，他并不知道“丰子余”即是鲁迅。所以他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还以鲁迅为例，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当时他劝青年读《庄子》与《文选》，是认为“青年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即是“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他至今不明白这有什么错。不过，鲁迅很有些雅量，在结集《准风月谈》时，把施先生的答辩文章《〈庄子〉与〈文选〉》也附在后面，便于世人辨析。

这两次论争，当时完全是文艺上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只要翻翻鲁迅当时的文章就可以明晓。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特别是在“文革”中，都把这两次论争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为此施先生被打入另册，沉冤20多年，吃尽了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