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总统大选，美国媒体就会有许多对候选人的“负面报道”，2015年的总统初选当然也不例外。媒体做种种“负面报道”，但出于中立、客观报道的原则，并不是直接对候选人提出批评意见，而是报道候选人可能引起公众反感的事情。例如，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门”和不诚实，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像个不懂事的愣头青，说要遣返所有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还要叫墨西哥政府协助兴建美墨边境围墙。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报道”，例如，共和党女候选人菲奥瑞纳虽不是职业政治家，但在辩论中立场明确、观点清晰、论述有力，表现不俗。不过民众更感兴趣的，似乎永远是负面消息。

心理学研究早就发现，人在认知上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事物的关注超过正面事物，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让人感兴趣，对人的影响也更显著。而且，负面印象在人的记忆中比正面印象保留得更为长久。心理学家戈特曼(John M. Gottman)在对亲密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做一件坏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少需要做5件好事才能弥补。在公共关系中，政治人物或公共人物的丑闻就更难以弥补。

在《民主政治的负面性》(Negativity in Democratic Politics)一书中，政治学教授斯图尔特·索罗卡(Stuart N. Soroka)讨论了人类心理的负面倾向与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关系。他指出，在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负面信息在政治行为和政治交流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显得非常负面。这不仅是人的天性使然，而且也是人所设计的种种制度的自然特征”。

新闻媒体便是这些制度(institutions)中的一种，它的报道偏重于负面内容，不仅是因为受众更关心负面消息，而且是因为媒体原本就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一种制度。索罗卡指出，“在代议制民主中，监督错误是新闻媒体的核心功能。媒体是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其要义便在于此。作为一个制度，新闻媒体是独立于商业和政治的，它能够也必须要求商业和政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不仅是新闻媒体这样的独立制度，就连政治制度也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因为“大多数政治制度与大多数人一样，也是把负面消息看得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政治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让民众能对政府有所监督，而且也要使政府制度本身具有“内部监督”的功能。监督是为了发现和排除错误，因此，政治制度处理负面信息自然需要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它对负面信息投以更多关注，这不是“负能量”，而是它的责任功能。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府权力不同部分(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就不仅仅是为了相互制衡，而且更是为了起到相互防错和纠错的作用。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和第51篇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麦迪逊论述了宗派之争的危害、三权分立的必要和权力间的制约与平衡，其基本前提就是人性的丑陋和必然会犯错误。麦迪逊写道，“基于人性的本质，这些(分权)措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是，什么是政府本身所反映的人性?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由天使管理政府，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制约都不需要了。在建立一个由人组成又要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是：你首先要给这个政府统治的权力，然后才能责成它管好自身。”

责成权力管好自身，这就要求它对自己的负面信息(错误)给予制度性的优先重视。因此，索罗卡指出，“监视和避免/纠正错误是麦迪逊式总统制设计的基础”。对于这个政治制度的设计来说，发现和纠正错误是一个主要的原则，而不是原则之一。其顺序是，“我们先建立起一个能够监视错误的制度，然后——在严格限制和细致监督下——选举出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自我监督的制度，就很难有受到监督的选举”。美国大选中的负面消息是选举制度自我监督起作用的必然现象，虽然看上去负面，其实是选举受到严格监督的重要保证。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