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建与文化学的基本任务”研讨会日前在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举行。讨论聚焦于该校设置的全国首个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专业，与会学者回顾了中央党校创建文化学的背景，深入探讨了具有中央党校特色的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反思了寻找中国道路的文化解释之问题意识等议题。

中央党校的文史学科，自1933年“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中央苏区创建时起，至今已逾80年的历史。大批文史大家、文化人、文化学者担任过文史教员，如冯雪峰、成仿吾、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胡绳、何其芳、吕叔湘、邓拓、何家槐、周文、刘景录、李书磊等。

中央党校文史部则成立于1991年，是党校校委直属的学术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文学(Humanities)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集干部教育、研究生教育、人文学研究、文化政策研究等重任于一身。学位教育方面，现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文艺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4个二级学科的3个硕士点与2个博士点。

其中，成立于2012年7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特色专业，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点。十一假期过后，该专业今年的招生工作将全面启动。

这一专业的应运而生有其得天独厚的时代背景。文史部副主任李文堂在会上提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场合发表一系列有关文化问题重要讲话，中央明确了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这是新时代文化重建的号角。

他认为，“今天所谓的文化重建，不是百年前那种要推倒重来，而是在全球文明深度接触时代对传统的重构、再生与更新，创造出新的辉煌，是凤凰涅槃。”在此背景下，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应该当仁不让地担起文化重建之学术使命。

与外界对中央党校惯常的刻板印象不同，近年来，作为中央党校内部学术氛围历来非常浓厚的部门，文史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学理化，并借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办学思路，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充分利用自身多学科的学术环境，邀请部内外不同专业的老师联合任教;聘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北京大学儒学院副院长干春松、漓江出版社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资深学术咨议谢茂松等颇具实力的学者加盟，并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做学术讲座，使得文化学学科已经有了一支跨学科、跨学派的师资队伍。

出席会议的清华教授黄裕生是文化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把文化学应运而生的背景形容为：现在中国是醒了。醒了说点什么呢?这正是这一专业需要直面的问题。他之后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更详细地阐释了他对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文化转型的理解。(详见下文)

北大教授干春松自今年开始在中央党校兼职招收文化学专业博士生，秋季学期开设国学经典课程，阅读《孟子》和《荀子》。谈到为何愿意参与到这一专业中来，他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导致广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思想工作的重心也有一些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设立文化学专业对于党校而言十分重要。在他看来，党校的文化学专业应针对如下问题：

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化安全的问题，文化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论证问题，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建设的问题。甚至如何处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养老、教育等都与文化建设密不可分。

他还谈到文化学区别于党校其他专业的特色，在于更为关注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研读。通过对中西哲学、文化理论的介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介绍，切入中国和世界文化问题的前沿，并将之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国际热点问题相结合，肯定能吸引党校的学员。“我自己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学习活动中介绍过此类问题，实际反响是十分强烈的。

学者谢茂松已在中央党校开课两年，讲授《论语》、《中国文明研究》。他认为中央党校除了与普通高校有同样的现代学术追求之外，还多一层学问品质，即必须含有政治实践的品格。这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学生有没有去“行”，因为“知”是为了“行”;另一方面，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老师自己是否体证过?因为党校的老师在面对学员提问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压力。书斋中的政治浪漫主义是政治不成熟，而官员需要考虑很实际的问题。他把这类学问称为“新庙堂之学”、“新王官之学”，即新的治教合一之学。

谢茂松比较认为，在北大这类高校讲中国历史，往往要把价值悬隔起来;而在中央党校谈中国文明的时候，是需要考虑起而可行的层面的。这就导致同样是细读文本，除了训诂等学术要求之外，你还必须有能力透过文字，复活当时的生活经验、政治经验。而且往往有了“知新”的问题意识，才能真正地做到“温故”。

出席会议的还有文化学教研室主任秦露、副主任张宏明、历史教研室副主任田嵩燕、文化学教研室刘飞等学者。他们相继发言，发表了各自对文化学专业的理解和思考，为该专业的进一步发展出谋划策。

列席会议的文化学专业新一届硕士生告诉记者，当初是从本科院校的师兄师姐和导师处获悉该专业的招生信息的，并获悉此处学术氛围浓厚，且与外界固有印象不同，反而是思想活跃之地。她们目前已开始上第一学期的两门必修课“社会主义文化史”、“文化理论研究”，公共英语课，选修课有经典导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开学至今的感受是，校园环境优美，能够让人安心学习;课程量适中，时间安排自由度较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老师也鼓励去附近的北大清华等院校旁听课程，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可以接触到文史哲及社科各种不同专业的老师，学术视野宏大，现实关怀强烈。在采访中还获悉，文化学专业对通过国家统考A区线的学生还会加试英语口语和听力，而面试则采取每一位学生需同时面对多名老师的形式。

【访谈】

澎湃新闻随后采访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教授，他具体阐释了对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文化转型的理解。

澎湃新闻：据李文堂老师介绍，您曾是文化学学科论证的专家组组长。您愿意参与这一学科建设是因为?

黄裕生：因为他们有几个理念我很认同。首先，是从普遍主义理念来设立文化学。这一理念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国内很多人总是强调“特殊”，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最后都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就理论而言，任何特殊论在政策或策略层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一层面面临的都是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但是一旦突破这一层面而涉及全局性或全面性问题时，特殊论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如果它能对全局性的问题与现实有效，它就成了普遍性理论。就现实而言，除了有各种差异的具体情况之外，人类仍有各种共同的问题与处境，这无法用特殊论来搪塞。实际上，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是指地理大国，而是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当今对世界的普遍正义理所应当有所承担，这势必要有普遍主义的理念与情怀。

其次，当今中国文化面临重建和转型的问题。这的确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任务，我们一直没有完成。文化学应该来推动和帮助这一任务的完成。

第三，文化学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就像我们说国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一样。它是跨学科的，要打破目前过于专业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过于专业化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好像都是专业问题而看不见根本的问题，这和我们普遍主义的理念是冲突的。文化学要打破专业和学科的限制，这种精神也是我很赞同的。因为人首先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不能仅仅拥有专业知识，还要对人类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价值有所思考、有所坚守——这正是大学通识教育的追求。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当前中国文化重建和转换的任务，具体是指?

黄裕生：文化重建意味着我们原来的文化世界被打碎了、被破坏了，文化转换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的处境、新的挑战。

对我们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来自十年“文革”。看看世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犹太教文化世界始终有个几千年不变的拉比阶层，他们维护的就是传统和信仰价值;伊斯兰教有阿訇，这个阶层也是一样的功能;基督教世界除了信仰系统的牧师、神父和教会之外，当然还有知识界，尤其是近代以来世俗化之后，知识界在社会中起了很大的承续人文传统、创新人文精神的作用。这些阶层在他们的社会中从来没有被蔑视、被打倒过，但是我们中国在“文革”中几乎把士大夫阶层彻底摧毁。

最极端的表现之一是，老师都成了“臭老九”。这看似一件很简单的事件，但实质上意味着传承传统、确立支撑价值系统的阶层被蔑视、被彻底地瓦解了。基本的师道尊严彻底没有了，这可能比对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的批判还要严重。因为师道尊严并不仅仅指“老师”这个职业的尊严，更关键是“道统”的尊严。因为这个阶层是“道”的象征，如果该阶层变成什么都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传统的信仰系统连根拔起。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士大夫之外，没有别的阶层起到这一功能了。

于是，文化中包涵的普遍主义信念经“文革”摧毁了。开始极端地强调特殊化，不承认人类有一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原则。所有传统中确立的价值原则都被看作是虚伪的，像仁义礼智信，都被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原则、都是骗人的——这种观念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摧毁是最核心的。这导致了现在的中国人，在网上特别明显，不管你是谁，你提出一种观点，就会有人跳出来，不是说你是胡说，就是说你是为某些人服务的——这正是在“文革”中确立起来的观念。

我觉得这是“文革”对传统文化最严重的破坏，而且迄今没有被完全地认识到。通常反思“文革”都是侧重政治层面，而对文化层面的瓦解和解构的反思，不大会提及这关键的一层。当然，任何一种文化中都包含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你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整个文化，把所有文化都视为意识形态、都是假的。这是我们今天谈文化重建必须关心的，即如何重建普遍价值。

澎湃新闻：那么文化转型呢?

黄裕生：李鸿章当年就认识到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寅恪也认同此说。为什么叫“大”?因为不仅仅是政治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信仰系统都面临挑战。

本来以为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所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应对策略，于是启动洋务运动，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但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这种认识。于是才有了戊戌变法，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试图解决文化转型的问题。也就是传统中确立起来的价值原则与信仰系统面临了挑战：如果你还想继续安定人心、让国人从自身文化中获得信心和力量，你就必须面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也就是面对另一个信仰系统比如基督教系统，以及启蒙运动中确立起来的人文主义价值原则的挑战。中国文化和它们是什么关系?是矛盾对立的，还是可以兼容的?如果是矛盾的，那对方那么强势，你是要放弃还是要坚守?你可能坚守得下去吗?如果放弃，你是否真的可能从西方文化中获得内在力量呢?如果是兼容的，那么如何兼容?

因为所有文化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活在世界上有信心，不管穷也罢富也罢，都能安然坦然地生活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文化，它就有生命力;如果做不到，那么危机来临，就需要作出回应了。所谓文化转型，就是指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西方的挑战时，是否还能让国民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近代国人最痛苦最煎熬的问题。

这里就遭遇了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肯定要面对西方世界，我们要去理解它、消化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丧失文化的主体性。因为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现代的普遍主义精神的。当中国人能够学会现代的普遍理念思考一切问题的时候，中国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否则你永远都是边缘。文化学学科真正的意义就在此。如果能够通过中央党校建立的文化学这一学科，帮助我国文化完成转型，促进意识形态的改善、转变，则善莫大焉。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至少这是一种理念。学者当然要首先具有这种理念。

澎湃新闻：文化转型只是中国面临的任务吗?

黄裕生：并非只是我们有这一任务，西方今天也同样面临现代性的问题。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段，而是一种历史的进程。布莱尔当首相的时候就说过，英国也需要重新现代化。

现代性是人类不断走向更高普遍性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说只要一个时段就完成了。近代四百年是人类不断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五大洲不同文化走在一起了。只不过这是由欧洲人引领的，但并不等于说其它民族在融入的过程中永远只能跟着走。有些文明可能很容易被其他文明覆盖，但中国你永远覆盖不了。因为中国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本原的文化系统(世界上有四个“本原文化民族”，犹太，希腊，印度和中国)，对绝对性有丰富的思想经验，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中是贯穿起来的，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财富，永远不可能从世界历史上退出。世界史怎么写，都绕不开中国。就像我们无法越过西方文化一样，西方世界也无法忽略与越过中国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汇通，不仅是中国人的任务，也是人类共同的任务，因为这将使人类文化达到一种新的普遍性水平。这一任务一旦完成，人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所以，文化转型的任务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仅自己能走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可以把整个人类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在今日中国做人文科学研究或者具体做文化学研究，承担这一任务是有世界性意义的。能不能做到?可能很难。但我们至少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参与。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李文堂也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学科设置。

澎湃新闻：中央党校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背景是什么?

李文堂：首先，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的历史反思。1990年代，以刘景禄、李书磊为代表的党校文史学人有感于当时党内文化意识淡薄，与诞生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长期重文的学术传统不符，与党一度具有的文化领导能力不相符，更有感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重建这一重大使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与现代性的双刃剑面前显得更为迫切。于是，1996年在校委支持下，动员了具有马哲、中哲、西哲、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人来到文史部建起文化学教研室，从事干部教育、文化研究等工作。

其次，是基于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流派，特别是在文化话语建构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成为显学。从马恩的意识形态理论到当代的文化社会学、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到卢卡奇的美学，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伯明翰学派，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到当代美国的文化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日趋活跃。这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创建提供了部分理论准备。

第三，出于有关中国道路跨学科研究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正当性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文明问题。任何单一学科、饾饤之学，尤其是受前苏联学科建制影响下的学科行政化格局、中西马不对话的学术生态都无法适应这个需要。我们从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中体会到，官员提出的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是复杂的，不是单一学科背景能够回答的，他们的学习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单一学科背景的教授无法与之对话。在芝大社会思想委员办学模式的启发下，我们结合文史部拥有马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特点，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立足人文科学，吸收部分社会科学，推动文史部成为一个中央党校的人文社科高等研究中心。

澎湃新闻：中央党校的文化学专业，您认为学科特色有哪些?

李文堂：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央党校人文学博雅教育模式，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学科特色。主要有三大特色。首先，我们重视人文社科经典传承。要培养学生的政治德性、精英思想意识与学术创造能力，莫过于熟读经典。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高度重视经典教育模式，对于塑造学生的文化认同、精英思想能力与学术创造性具有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开设的课程，多数为中、西、马的思想文化经典的释读，强调既把学生带进文本与历史语境中，又引导学生从文本回到当代的思想文化论争当中，“死读”与“活读”高度结合。我们现在有黄裕生教授、秦露副教授、刘飞博士、林雅华博士与我本人开设西学经典，包括马恩与西方文化左派的经典。香港中大的谢茂松先生、文史部的赵峰副教授、张城博士，现在还有干春松教授都开设国学经典。

第二，跨学科文明视野。中国道路与文化重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文明思维问题，需要跨越古今中外的学术视野才能把握。跨学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体现在我们的一系列课招生目标、课程设计、师资安排与论文选题、学术活动上。在课程设计方面，对经典的释读重视经典的多学科维度与复合文化功能，比如关于《利维坦》、《政府论》，强调从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理论、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维度去分析，也就是放到西方思想史、文明系统去理解;比如开设“中国文明研究”、“西方文明研究”的专题研究，由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进行讲授，使学生对经典文本的理解有个大的系统支撑。授课形式有讲授、seminar和读书会，丰富多元。今年开始，我们探索导师团队指导模式，聘任副导师，满足学生的跨学科的研究选题。鼓励学生参加部里举办的各种跨学科外请讲座。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一全新专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文堂：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既要有跨学科、跨学派的知识视野与包容精神，又要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文明深度接触时代的文化重建，没有跨学科、跨学派的视野与包容，一味孤陋、自闭，不可能有学术文化的创新。但是光跨来跨去也不行，必须有独立的思考力、强大贯通力，用普遍的道与理去贯通，形成个性化的思想体系，否则就散了架。

其次既要懂理论，又要回答现实问题。一方面，作为学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道，并且这种道所承载的意义是要能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个“道”才能和“用”结合起来。否则我天天读经典，研究康德、黑格尔就够了，甚至我用外语说话就可以了。作为中国人，要能回应今天中国遇到的问题，如果不理解中国传统、不了解当下，光有饾饤之学，也不够用。这种难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澎湃新闻：你们为什么想要学习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教学模式?

李文堂：首先，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缺乏一种担当的精神。我觉得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凸显思想文化经典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具有真正的思想德性，以及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力的人。

而且，社会思想委员会当初那样的设置，也是为了打破学科壁垒，强调思想的创造性。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我们需要跨学科的、以经典为基础的培训和教育，让学生从经典中获得思想的能力，甚至是文化信仰，具备政治德性、精英的思想能力和学术的创新能力。

澎湃新闻：在我的理解中，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培养的是相当精英的学术人才。您阐释的文化学专业培养目标，似乎还需承担一种走向民间、承接地气的责任?

李文堂：是的，我们学习他们的某些学术理念、教学模式等，但我们还有自己的“实事求是”传统，这个传统是毛泽东继承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而来的治学精神。这个精神，不是今天所谓的“讲真话”那么简单，而是代表了湖湘学派那种在实事中求道与理的治学精神，这个精神也构成了我们党校的学科的特点，不光像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那样强调读经典、跨学科，而且也强调“中国问题意识”。

澎湃新闻：如您所言，文化学是现实关怀很强的专业，尤其设在中央党校，我想很多人都会关心其中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就是党性和学术独立性的关系。

李文堂：从中国文明的传统来说，自《尚书》开始，就有德性政治文明传统，所谓庙堂之学或者官学在古典社会是很高的价值关怀的。那种古典政治是从德性、做人开始的，并非今天那种单纯的狭义的政治技术操作。

如果说我们专业中会涉及的政治，还是从文化、从一个人最根本的安身立命的价值来说的。文化学培养的人，并非只是为了做官，你可以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最根本的是要提供生命的价值和正当性。

我们认为现代性中很多脱离人文、宗教等终极关怀的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专业关注的政治维度，恰恰是要矫正世俗政治中现存的问题，是和狭义的政治保持距离、对其进行反思的。

即使在党校，政治上面也要有个“道”，也要有种价值依托。我们正是从文化角度，从价值维度，给政治提供正当性。所以我们并不是去教学生政治怎么操作，而是帮助他们对政治有一种理解，并且要追问政治背后的价值是什么。这就是政治背后的文化乃至文明问题。

党性和学术独立性，就像修养和学问一样，你做得好，两者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你做得不好，两者可能也是有矛盾的。这是对政治追问的能力问题，有境界高低。

在中国的传统中，“道”始终是要高于“政”的。马克思主义也一样，它的理论和信仰，始终要高于狭义的政治。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对信仰和价值维度的重建，要高于狭义的政治。

澎湃新闻：据我所知，中央党校除了承担对中共干部的培训这一重要任务外，也有国民教育的功能。请问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专业属于哪一类?目前硕士和博士每年的招生名额有多少?

李文堂：文化学既为干部教育提供学术框架，也为国民教育提供专业，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部分(党校没有本科生教育)，这部分和普通高校的性质基本一样。

一般来说，文化学硕士每年招4名;博士也是4名，其中包括国民教育的普通博士2名，马克思主义博士2名(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专项工程，每年大概招100名“马博”)。

今年9月入学的硕士是第三届，博士是第二届。生源基本上是985与211高校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有马克思主义原理、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毕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

澎湃新闻：文化学专业的师资情况如何?

李文堂：光文化学教研室就有8位不同专业的老师，其中3位是哲学的，3位是文学的，2位是社会学的。

再加上，黄裕生和干春松老师都是哲学专业的，谢茂松老师是文史哲背景的，都在这一专业授课。黄老师和干老师也正式招生。

另外，一些专业课程也会由文史部历史教研室、文学教研室的老师来授课，甚至还有哲学部、政法部、科社部、党建部的老师来授课。

常规的师资有十几位。不同学科交叉，老师多于学生。而且还会继续请校外学术界学养深厚的老师加入。

澎湃新闻：文化学专业理想的学生是?

李文堂：首先要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其次，知识面比较广的。再次，有一定文化关怀的。这些在复试时候，面对面是能感觉到的。

澎湃新闻：文化研究比较庞杂，很少作为独立的专业。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入学之后，你们会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学术路径呢?

李文堂：我们在考察学生的知识背景与课程设计方面，突出了中西伦理、政治哲学，因为政治哲学与个体心性、社会生活、政治实践与法律价值都密切相关，上通人文与宗教关怀，下通社会与国家建制，在理解与建构中西文明基本模式与基本价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对文化道统建构发挥重要影响的三大思潮，都有其政治哲学的基础。

因此，从党校的学科特色看，文化学专业培养，如果说入学前对学生要求共享的学术背景的话，那就是中西政治哲学史。入学后我们将在政治哲学训练基础上拓展学生对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理解。没有对中西思想文化传统的理解，就无法更好理解马恩的经典文本，无法理解植根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要中国化，无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在招生实践中，我们侧重以儒家思想史、近代政治哲学为主要考察内容，以后将直接设为普通博士与硕士的考试科目，而马博专项招生的专业考试科目改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考察学生的中国文化问题意识。在教学环节上，儒家思想经典、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一样，都成为学位教育的主干课程。我们保留不同层次的文化研究范式，但重点关注近现代以来的文化重建问题，关注文化大传统，关注道统的重建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考党校的研究生，必须是共产党员吗?

李文堂：不必是党员。都是可以考的。关键看是不是好苗子，而不是看身份。

澎湃新闻：文化学专业的毕业生求职选择大概会有哪些?

李文堂：我们专业目前还没有毕业生。按原先的设想

，可能的选择会有：从事行政，考公务员，改变现有结构，使党政干部更有文化关怀;从事教育，比如从中学到高校的公共课老师，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在这个领域发挥影响力;从事学术，跨专业的训练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很具有优势，比如现在大学里的通识教育就很缺老师，因为老师都专业化了;和其它专业一样，走向社会各行各业，成为不同阶层的精英;还可以走向草根基层，比如去社区书院、文化站，成为传播价值观的有能力的队伍，还有比如做社工、村官。

关键要具备综合性的思想、关怀和能力，去从事这些职业，我强调的是担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