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新华社副译审尹宏毅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季刊》8月3日发表的2015年夏季号刊登,美国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金伯利?马滕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普京的选择：解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对乌克兰的干预》，全文如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断发展的对乌克兰政策继续使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意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他认为，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2014年2月被赶下台是非法的，是他所说的西方策划的政权更迭的又一个例子，并且担心自己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他还认为，乌克兰明确地倾向于西方，是对俄罗斯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内的权力与控制的挑战。很显然，他打算做出负面反应。但是，他所做出的具体选择甚至使专业分析家业感到吃惊。
首先到来的是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所造成的冲击，它在乌克兰动用了称为“小绿人”、在俄罗斯动用了称为“礼貌人”的特种作战部队。此后，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迅速地将此解释为普京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可能的扩张，以吸收乌克兰的反应。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向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发出邀请。有关扩大北约组织，以吸收乌克兰的正式会谈始于2008年。米尔斯海默认为，普京担心可能会失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港口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解释了他2014年的策略。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应该引起普京做出这一特殊选择，也没有任何人（至少在公开场合）事先预测到这种情况。北约组织上一次扩张发生在此前五年，任何形式的进一步扩张都没有列入2014年北约联盟的议程。北约组织内没有任何人当时认真考虑邀请乌克兰迅速加入该联盟，因为基辅糟糕的经济状况，及其腐败和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的渗透，就遑论其缺乏政治稳定性。
2010年与乌克兰达成的一项协议，保障了俄罗斯一直到2042年对塞瓦斯托波尔的使用权。基辅从其作为回报所获得的俄罗斯提供大量补贴的天然气供应中受益匪浅。虽然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扬言要取消这项协议，但基辅没有任何动机要单方予以废除，对莫斯科来说，在任何未来谈判中，天然气价格都仍然是讨价还价的一项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威胁乌克兰主权，普京无疑地促使基辅更为紧密地纳入北约的轨道，而不是确保与莫斯科的今后合作。通过使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占压倒多数的选民退出乌克兰，他失去了俄罗斯在基辅长期持有的一项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此次吞并之后，普京于2014年3月18日在俄罗斯议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发表胜利演讲。在担任总统或总理的十四年任期中第一次，普京使用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措辞来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举措，并证明其正当性，把克里米亚说成是“俄罗斯原始领土”，抱怨说，由于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民族沦为世界上被边界所分裂的最大族群之一，即使不是最大的一个”。虽然近年来，俄罗斯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少数民族的暴力活动肯定不断增多，但普京本人此前一直采用中央集权论的，而非带有民族色彩的措辞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他的选择再一次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这似乎预示着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等邻国的威胁，因为这些邻国全都拥有大量俄罗斯族少数民族人口，每个国家都在普京需要其所能获得的任何国际支持的时候做出了负面的反应。
尔后，俄军支持了乌克兰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其非正式名称为顿巴斯（即顿涅茨克盆地）地区——的分离主义者。在这些地区，与克里米亚不同的是，俄罗斯族（起码在2001年，即实行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时）构成人口中唯一主要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多数民族，尽管讲俄语的当地人口占大多数。虽然普京谈论维护顿巴斯地区希望从基辅获得更大自治权的讲俄语的人们的政治权利，但专家们立刻开始推测，普京的真正目的是造成一场新的“被冻结的冲突”（就像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和纳卡地区的冲突一样），可能是试图确保北约组织绝不会对吸收乌克兰表示欢迎。
但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冲突不会保持冻结。2014年9月5日在欧安组织支持下在明斯克达成的一项停火协议——据说受到普京在访问蒙古时在飞机上所记笔记的启发——实际上从未坚持下来。这一证据表明，俄罗斯恰恰相反，增加了对叛乱分子的先进装备与武器供应，并派遣伪装成“志愿军”的俄罗斯部队。到2015年1月，一场针对乌克兰军队的新的冬季攻势展开了。
当月，普京再次改变他的言论。现在，他认为，东部的战斗实际上不是旨在解决明斯克协议中所讨论的那种问题，如地方自治权和为顿巴斯地区的讲俄语的人口提供安全保障的一场乌克兰内战。他声称，相反，这是北约企图利用乌克兰军队作为“海外军团”剥夺乌克兰人民的利益，目的在于威胁俄罗斯的主权与安全。同时，俄罗斯国家媒体宣传，一名美国军人参加了顿涅茨克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现在看来，普京没有使这场冲突保持冻结，而是为俄罗斯使局势升级奠定了基础，也许是为了营造通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座陆路桥梁，因为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之后该半岛与乌克兰的唯一陆地边界被切断以来，该半岛的经济一蹶不振。
如何解释这些曲折与转变，以及它们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都意味着什么？不幸的是，在莫斯科使局势明朗化之前，没有办法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以下各节解释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为什么应该应对这种糟糕的不确定性，以及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不可预测的普京
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希望了解普京的“残局”是什么。这一术语源自国际象棋，在其中，目标是在需要具有战略眼光的漫长的一系列步骤之后，将其将死。但普京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象棋大师；他是个柔道高手。柔道牵扯到直接的战术，而不是长期战略。一名柔道选手进入一个房间，打量对手，寻找其弱点，发动闪电式攻击，使对方失去平衡，从而造成对手由于自己的身体重量而跌倒。柔道比赛中的胜利者没有必要比对手个头大或者力量大，而仅仅是更为迅捷和精明。一场比赛结束时，柔道选手接着迎战下一位，打量新的对手，再次开始比赛。
柔道在塑造普京的世界观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自己经过街头打架的童年养成纪律性归功于柔道。他酷爱这项体育，以致在2008年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理期间拍摄的有关柔道的一部电影中担任主角。普京在影片中谈到俄罗斯在柔道领域中的胜利历史，展示了自己所喜欢的一些动作。（想象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中拍摄有关篮球的一部相似的影片。）当普京长期以来的柔道教练阿纳托利·拉赫林2013年8月去世时，普京要求自己的保安团队在葬礼结束后远远地跟在自己身后，以便他独自瞻仰遗容，即便是在电视转播情况下。
与此同时，普京当政期间，他的儿时柔道密友阿尔卡季·罗滕贝格一跃成为俄罗斯的亿万富翁之一，因为国家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向其出售了子公司。普京对其加以提携，把2014年索契奥运会的总价值70多亿美元的建筑合同授予罗滕贝格的公司，并于2015年1月把修筑计划跨越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之间海域的刻赤海峡大桥的合同授予他。普京的生活沉浸在柔道的世界中——而一名柔道高手不需要残局。相反，柔道选手每时每刻应对环境的风云变幻。唯一的目标是成为比赛结束时成为最后一个没有被摔倒的选手，无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并非仅仅是沉浸在柔道的世界中影响了普京偏好采取出人意料的举措。他担任克格勃特工的职业生涯历史也起了关键作用。普京认为，自己获得改变人生的机会，把自己从平庸的学生改造成勤奋的学者，应该归功于克格勃。普京在克格勃和联邦安全局度过的岁月中究竟都干了什么仍然模糊不清。俄罗斯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认为，他最初是一位办案警官，精于策反外国人（包括他驻在德累斯顿时的东德人），以达到莫斯科的目的。他们认为，普京后来还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自己的谍报工作中增添了金融调查的技能，当时他暂时辞去了正式的国家公务，以便在私有化和税收问题上效力于圣彼得堡市长。此外，他还给老朋友带来了好处，因为他的克格勃时代以及随后的联邦安全局时代的同事们在政府中获得了高级职位，并担任了石油、核能和国防部门中的国有工业联合企业中的要职。无论普京发挥什么具体作用，克格勃都肯定在伪装和蒙骗的技能方面使之训练有素，从而助长了他在不可预测性方面的才干。因此，普京如果继续出人意料，不应当使任何人感到吃惊。
不透明的网络与出人意料的决策
此外，即使普京个人被废黜（这个问题将在下文论述），俄罗斯当前体制的性质本身也使莫斯科的所有举措都难以预测。这是因为通过非正式的关系，而非明确界定的组织机构与领导人建立联系的不透明的政治网络所做出的决策。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决策之前，其意图都提前很早就通过电报传达：行政机构通过适当的透露消息的手段发射试探性的气球；专家们在媒体上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国会举行听证会；民意测验专家进行民调。
与此相反，俄罗斯的决策过程却模糊不清。决策不是在明确界定的宪法机构或官僚机构中做出，而是由身份不明的个人在秘密环境中制定。权威来自个人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家庭、邻里和以前上学或者工作的经历得到巩固。虽然所有的政治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这种网络关系，但俄罗斯与欧洲或北美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个人化的政治庇护体制的广度和深度。俄罗斯政界、商界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领导人都有义务保护网络中的个人保护对象，并维护其利益。追随者反过来对关照自己的权势人物感恩戴德。网络凭借长期的感情纽带得到加强。这种纽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眼前的私利方面的权宜之计。
有报道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的个人圈子缩小了，他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寻求一小撮人，尤其是自己的克格勃和联邦安全局故旧的建议。因此，他的政策选择的出人意料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其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完整性，如果他不听取范围更为广泛的专家意见的话。正如政治学家杰西卡·L·P·威克斯所认为，全世界的个人色彩浓厚的独裁政权都面临着这一问题。没有人想要成为与自己上司的观点相矛盾的，或者质疑领导人的选择是否明智的坏消息传递者。
但是，这个非正式的网络体系远非仅仅是表明普京其人的或者俄罗斯当前气氛的一个迹象，而是已经在俄罗斯存在多年，甚至也许是几个世纪。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体制主要建立在个人之间传统的保护人与受保护人之间关系，而不是任何抽象的共产党结构基础上。虽然相关的人员及其人生哲理已经彻底改变，但这与沙皇时代的政坛相比，风气犹存。
普京的个人历史和整个俄罗斯的政治体系都有利于造成使人出乎意料的局面，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预料到出乎预料的事情。乌克兰以外的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2013年叙利亚的“九月惊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突然宣布计划，在联合国支持下消除叙利亚的所有化学武器，就在美国考虑针对一种十分确凿的证据发动空袭的时候。这种证据表明，阿萨德政权曾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叙利亚本国人民。拉夫罗夫的宣布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到这一时刻为止，俄罗斯一贯地抵制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由于叙利亚政权攻击平民而对其实施任何制裁措施，哪怕是提出任何批评的所有企图。现在突然间，莫斯科提供了救助，牵头制定了一项计划，以便派遣西方观察员在安理会监督下进入叙利亚，剥夺俄罗斯自己曾经用常规武器武装的一个政权所拥有的化学武器。俄罗斯新闻界，或者该领域的俄罗斯专家，都没有就这项决策展开任何明显的辩论，无论是在决策做出之前还是之后。
有关非正式网络如何运作的预测
尽管事实上，缺乏透明度的俄罗斯体制造成了出人意料的决策，但根据保护人-受保护人政治关系的逻辑，我们仍能就该体制应该如何运作做出一些预测。首先，正如政治学家亨利·黑尔所强调，保护人-受保护人网络体系中的领导者必须不断地显示出自己的实力。这有助于解释普京为什么疯狂地拍摄骑在马背上的赤膊上阵、对老虎发射麻醉弹镖枪，或者在深海潜水时发现古希腊花瓶的照片。问题并不仅仅是他的自尊心在作怪。这些绝技都是一项协调一致的努力的一部分，以便不仅向公众，而且向他自己的网络中的同伙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他是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掌控局面的铁腕人物，哪怕是已经年过六旬。反过来，这对于普京的外交政策也具有重要的涵义：人们绝不可以认为他屈服于西方压力。
最初，就是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他对西方伸出了友谊之手。2001年的911袭击发生后，他试图就打击伊斯兰主义恐怖极端活动与布什总统建立共同的事业，认为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面临着来自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的类似危险。当美国第一次派遣军事教官进入临近的格鲁吉亚帮助培训格鲁吉亚维和行动人员的技能，或者当2002年北约组织邀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该联盟的时候，普京甚至都没有表示反对。（这标志着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其结果是，高度军事化的海港领土加里宁格勒——被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俄罗斯大陆地区分离出来——沿着所有陆地边境被北约所包围。）相反，普京对俄罗斯新闻界发表评论说，西方的这两项行动都“绝非悲剧”，只要接踵而来的不是这些领土的军事化。
但是，普京的示好努力迅速冷却，主要由于他感到受到西方的冷落。正如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吉拉·斯腾特所说，普京看来对美国的两项行动感到尤其恼火。美国未能认识到，他所考虑的事情应该标志着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第一项行动就是布什总统2001年12月单方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这项条约是冷战期间美苏武器控制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均势。第二项，也是更为重要的行动则是2003年3月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就不顾俄罗斯可能予以否决而入侵伊拉克。随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开始衰落，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仍是其发挥全球影响力的唯一明确的手段。虽然美俄两国继续找到一定的共同点，尤其是在2008年-2012年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内——例如在制定对伊朗和朝鲜的安理会有限的制裁措施和允许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方面——从那时以来两国关系往往存在很多问题。普京于2012年第三次重新担任总统，就是在2011年立法机构杜马的选举中选票作弊的指控引起俄罗斯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演变成对普京的统治本身的谴责之后。普京把这些抗议活动说成是在美国的启发与协调下进行的，从那一时刻起，西方看来就变成了普京个人的敌人。
这有助于解释普京对201??3年底和2014年初基辅所发生的事件反应的激烈程度。邻国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一项核心安全关切，更重要的是，乌克兰——尤其是克里米亚和该国的东南部地区——在俄罗斯自身的大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以追溯到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方面起了核心作用。18世纪末，他把俄罗斯帝国扩张到“新俄罗斯”地区，标志着俄罗斯在欧洲舞台上真正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这意味着，普京在西方的经济制裁措施等压力面前，在政治上很可能无法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无怪乎他在2014年10月在一年一度的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说：“来自外部的压力，就像过去场合的情况一样，只会使我们的社会得到巩固。”
从俄罗斯非正式的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预测的第二个外交政策结果就是，与外国领导人的所有交往都会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因为俄罗斯领导人是从个性化——而不是组织机构的——角度看待政治。当他们与其他苏联解体后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时，情况就会被证明尤为如此，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领导人全都拥有这样那样的学校或者职场网络，这些网络与莫斯科的关系并不十分疏远。就连年纪很轻，因而与苏联时代没有直接联系的人们也通过源自家庭或者年纪较大的同事的关系相互具有联系。
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之间的关系的情况肯定是如此。波罗申科曾经也是苏联时代的一名天才柔道爱好者，尽管他从未达到普京的大师水平——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他们在普京的心目中的相对地位。更重要的是，乌克兰政坛上波罗申科最初的保护人之一就是维克多·梅德韦德丘克——一位寡头，曾经在与基辅政府的早期和谈中代表叛乱分子，并在2014年3月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与波罗申科对阵。虽然当时波罗申科早已与梅德韦德丘克决裂（后者实际上被列入2014年美国的制裁名单），但梅德韦德丘克在2015年2月所谓的明斯克第二轮谈判中再次出现——这一次（在其出人意料的东山再起中）代表着乌克兰国家及其安全机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京不仅是梅德韦德丘克的老朋友，而且还是梅德韦德丘克女儿的教父。换言之，除了普京和波罗申科之间的任何实质性冲突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个人网络及其背叛的意味。
鉴于此，我们应该希望看到超越苏联解体后空间范畴的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带有沉重的感情影响和预期。普京与美国领导人的关系肯定具有异乎寻常的韵味。《纽约时报》记者彼得·贝克报道说，普京对小布什邀请他到德州庄园家中做客感到欣喜，因为他从未去过外国领导人的家。普京甚至试图与布什做成私下交易，表示愿意让布什的朋友和竞选支持者唐·埃文斯在俄罗斯石油工业中担任职位。但是，虽然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相处的很好，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与之愉快地一起吃芝士汉堡，但普京与奥巴马行政当局的关系却一直冷若冰霜。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迹象是，普京2012年年中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时，美国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所受到的虐待。麦克福尔及其家人在莫斯科生活的两年期间，以一种十分不合乎外交礼仪的方式，不仅受到安全部门，而且受到新闻界的骚扰。而普京对此予以容忍，无论他个人是否对此负有责任。这种消极态度在普京与奥巴马的个人交往中进一步发展。普京似乎一贯瞧不起奥巴马，他2012年在俄罗斯报纸上把奥巴马描绘成不能控制自己政府、因而可能不是一个可靠的谈判伙伴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人。据报道，当奥巴马公开与普京叫阵时，普京“很恼怒”，奥巴马说，普京在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谈判中，“像是教室后面座位上的无聊孩子”。一个月后，普京予以报复，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许多人认为是一篇显示出优越感的评论文章，批评奥巴马在911袭击12周年纪念日上阐述的美国例外论。正如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记者艾伦·格林布拉特所指出：“尽管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但前者从未试图如此非难后者。”我们可以预测，普京将被证明很可能会避免屈服于奥巴马总统办公室在乌克兰问题上提出的西方要求。
鉴于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所以乍一看来，有关领导人应该如何在保护人-受保护人体制中行事问题，第三项预测看来可能并不合乎情理——必须专注于对受保护人提供庇护和保护的领导人应该避免采取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给自己的个人网络的核心经济利益造成损失的风险的行动。我们本来可以料到，普京会咄咄逼人、神气活现地讲话和做事，以显示出自己的权威，但却避免采取鲁莽的行为，冒着给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地位以及自己的关系网的福祉造成损害的风险。事实上，一种希望，即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鲁莽行为会导致其下台，看来成了西方制裁措施体系的推动力之一，因而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个人关系网一直是美国和欧盟的直接打击目标。
但是，普京实际上可能认为，他在乌克兰所采取的是低风险行动。吞并克里米亚几乎没有流血。如前所述，在乌克兰东部，在非正式的民兵帮助下造成一场冻结的冲突遵循了在苏联解体后的其他问题上所成功采用的一个模式。普京本来可能会合理地估计到，就像2008年俄罗斯发动对格鲁吉亚的战争之后一样，西方的注意力会迅速转移，制裁措施体制绝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美国与欧盟的经济利益存在分歧，而且由于普京所认为的奥巴马在华盛顿的控制不力。
果真如此，那么普京在这一问题上表面看来的失误就可以通过两起事件得到解释。这两起事件本来可能事先预见到，也是普京完全无法控制的。第一起事件就是顿涅茨克的一名当地的民兵指挥官所做出的令人震惊和可怕的决定，即于2014年7月对一架马来西亚民航客机发射一枚攻击飞机的导弹。这看来是这位指挥官的错误。后来被删掉的推特网帖子看来表明，伊戈尔·戈尔金相信，他是击中了一架乌克兰军用喷气机。正是这起事件——以及一个事实，就是这次航班上的多数乘客都是荷兰公民——促使欧盟当年秋季出人意料地团结一致，采取了长期的制裁措施。
第二起意外事件就是2014年年底，在早些时候的一场比较有限的长期下跌之后，全球石油价格突然暴跌。这场暴跌使针对依赖石油出口的俄罗斯国家预算的制裁措施的效果放大，引起卢布币值暴跌。普京很快就指责美国操纵石油价格，以损害俄罗斯利益。但证据表明，这场价格跳水是由于沙特阿拉伯及其在欧佩克中的合作伙伴决定在全球市场供应不断扩张情况下不限制本国产量。欧佩克成员国显然决定，价格下跌可能会排挤成本较高的美国页岩等“致密油”能源所带来的竞争，从而使之能够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说除了美国的页岩油之外，它们的行动还有什么范围更广的政治目标，那可能就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而不是俄罗斯，因为当时伊斯兰国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其所夺取的伊拉克油井生产的石油。
尚且有待于观察的是，西方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制裁措施还是来自什么其次的来源，是否会足以给普京的联盟造成裂痕。但是，探讨一下怎样做才能造成这种裂痕的逻辑是值得的。
俄罗斯政权更迭？
在长期里，保护人-受保护人体制可能十分稳定。亨利·黑尔对苏联解体后政权的选举和宪法的分析，解释了情况何以如此：群体的忠诚从一位领导人转移到另外一位的行为要求解决一个棘手的集体行动问题。各种（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子网络的成员必须同意，现在不仅是不再效忠于从前的主要保护人的时候，而且还必须就取而代之的新的保护人问题达成一致。这需要发送和接收有关这个更强大的和能力更强的个人可能是谁的问题的明确信号，而目前，地位每况愈下的这位靠山却正在提供所有可能的机制，试图继续掌权。
在任何保护人-受保护人体制中，这都是带有风险的事情。当前的保护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普京）是一个已知的人物，多年来显示出了向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受保护人不断地分配资源的能力，同时对其各种内部竞争保持了控制和平衡。如果在选择新的靠山方面犯错误，或者未能说服整个关系网体系同步行动，就可能会导致中层领导人命运的持久下滑。这些领导人还必须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实力，才能使较低层次的个人网络保持步调一致。在最坏情况下，结果可能会如同一场黑社会混战，相互敌对的群体为争夺控制权而火拼。
俄罗斯的情况更加危险，因为普京及其关系最密切的支持者与克格勃和联邦安全局的网络有联系。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信息（并能够很容易地制造虚假信息），从而毁灭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要么通过公开羞辱，要么通过起诉和监禁。正如最近的反腐败斗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案件所表明——在看来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捏造的一起案件中，其兄弟被判处三年苦役——这些武器不仅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反对派，而且可能会被用于对付他们的家庭成员。我们从苏联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血腥清洗的历史中了解到，安全部门的成员毫不犹豫地彼此动用国家武器。实际上，只有一位勇敢的挑战者才会与普京作对，而且这个对手还需要十分精明强干，以成功地显示出自己的行动，然后就像普京一样把持住俄罗斯强大的关系网。
民众反抗的可能性如何？要想推翻一个警察国家，必须进一步集中采取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要有范围广泛的人群参与。埃及的“阿拉伯之春”的最近事件表明，就连一场表面看来很成功的反抗也可能如何充满危险。如果安全部门不赞成一位新任领导人，他们在维护基本的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无所事事可能会使旧体制的一种新的版本得以恢复，就是在大批公民在哪怕是和平地拥护改革过程中遭受杀戮之后。正如学者埃里卡·切诺维斯和玛丽娅·斯蒂芬所说，民众抗议可能会成为政权更迭的一种十分成功的方法——但只有在精心组织情况下才会如此。其最成功的案例包括波兰。在那里，团结工会运动建立了一个完全平行的制度结构，随时准备在旧政权垮台时承担起治理的负担。而在俄罗斯当前的警察国家之中，这种协调良好的私人行动的可能性极小——尤其因为多数俄罗斯人，尤其是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的那种普通百姓，看来仍然支持普京及其铁腕策略。
分析家们绝非擅长于预测突如其来的变革。其明证就是任何人都未能预料冷战的结束，或者“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但是，保护人-受保护人体制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应该指望普京政权迅速垮台。这种激励结构不支持这种情况，除非俄罗斯经济在长期中严重下滑，以致冒险行动有利可图。（相反，2月初不断上涨的油价给认为俄罗斯的麻烦仅仅是暂时的人们提供了素材。）鉴于俄罗斯丑陋的民族主义的高涨，所以远非有任何保障的是，无论谁取代普京，都会成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我们应该记住，上一次莫斯科发生未遂政变——1991年8月针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带头的是克格勃军官；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3年10月与暴力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一场血战，把军队招来支持他方才获胜。
西方的反应
这种分析使我们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未来的俄罗斯行动，以及美国和范围更为广泛的西方社会可能会对这些行动产生什么影响得出什么结论？首先，普京放弃他和他的支持者已经取得的任何成果的可能性极小。几乎不可想象，他会在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组成部分问题上改变主意，就是在他2014年3月在议会发表获胜演讲之后。他也不大可能会坐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叛乱分子遭受失败，因为他已经把乌克兰冲突描绘成反对北约侵蚀俄罗斯的一场斗争。基辅很可能会希望出现僵局。如果坚持要求俄罗斯在其当前势力问题上做出退让，哪怕是在目前要求叛乱分子后退到明斯克协议规定的边界，都很可能会一事无成。普京不会退让。
其次，西方不应该假设，进一步对普京施压会使之信服，哪怕是停止目前在乌克兰的向前推进。例如，如果向乌克兰运送新的武器，很可能会导致他煽动对顿巴斯叛乱分子的对抗性的支持，因为他会把这种行动解释为需要加以应对的、针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新的挑战。他甚至可能会利用局势的这种升级，与他最近的言论变化相结合，对俄罗斯公众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公开军事干预现在对于维护俄罗斯主权、反对北约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扩张来说是必要的。这很可能会造成俄罗斯领土上的一场更为激烈的消耗战。这还意味着，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的任何升级——例如可能迫使俄罗斯退出银行之间的国际转账通信的SWIFT系统——也会以其自己的方式演变成一场消耗战。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成为谁能够坚持更久，是没有俄罗斯的全球经济，还是没有全球经济的普京。
第三，只要俄罗斯仍然希望，西方的压力是暂时的——只要欧盟看来可能会在制裁措施问题上陷入分歧，或者西方大型石油公司成功地为取消制裁而进行游说——政权更迭的可能性就极小。无论在关系网还是公众层面，摆在俄罗斯集体行动面前的困难都是很大的，采取这种行动的个人风险也很大。即使普京本人被推翻，他所扶植的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关系网也很可能会大规模卷土重来，而其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导向却没有任何保证。
当然，普京总是出人意料，因此他也许会使世界感到震惊的是突然与西方合作。俄罗斯体制的缺乏透明度可能意味着，一个自由民主主义的秘密集团正忙于制定没有任何人会察觉的成功政变的计划。但是，按照一种假设，就是这两件事情都不大可能发生，那么对于乌克兰局势，我们能够预测到什么？
不幸的是，这一分析意味着，乌克兰当前局势的最有可能的和平解决办法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伦理上都是令人不快的：承认俄罗斯和亲俄罗斯的领土收获是永久的，以及向普京保证，他可以保留他所捞到的东西而不受惩罚。这样一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就必须承认，普京在夺取克里米亚和破坏顿巴斯地区稳定方面违反国际法不会受到惩罚，并且眼睁睁看着普京在国内吹嘘他所取得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其他地区是否会保持稳定的和平并不清楚，因为亲西方的民族主义民兵会有很大积极性要试图推翻波罗申科政权，如果基辅批准这种安排的话。无论如何，西方都肯定必须最起码对基辅提供暗中的安全保证，以免普京（或者取代他的人选）受到任何诱惑在乌克兰领土上进一步向前推进——而迄今为止，无论美国还是整个北约组织看来都不愿意这样做。
对于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顿巴斯地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低度冲突来说，唯一明显的替代选择就是利用进口的武器和所提供的军事顾问，在乌克兰展开一场西方代理人战争。这种战争将会被证明不仅在资金上，而且在草菅人命方面，都是代价巨大的。这会是在欧洲中部心脏地带发生的一起重大而有争议的事件，因而冒着永久分裂北约联盟的风险。（这样一来正中普京下怀。）要想使展开这种战争的沉重代价最终破坏俄罗斯领导层的稳定，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会把这描绘成对俄罗斯继续生存的一种威胁。在我们以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都已经成为历史之后五十多年，如果俄罗斯开始遭受失败，那么核升级的威胁也许就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
最后，无论乌克兰发生什么情况，认清普京的为人——以及他背后的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关系网的性质——都使美国发出一种十分强烈的可能信号，即北约的共同防务条约不会出现闪失，变得至为重要。华盛顿必须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核保护伞将继续成为波罗的海国家，尤其是波兰的边界和安全保障。
一个可悲的现实是，欧洲的一个冷战的新版本——这一次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留在我们身边，乌克兰作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很可能会面临悲惨的命运。但是，这就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体制的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