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密尔(旧译为约翰·穆勒，以下简称为密尔)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十九世纪变革时代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政治评论家。作为一位逻辑学家和伦理学家，也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内学界更多关注于密尔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等思想，对于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为东印度公司或公司)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其实，密尔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与东印度公司密不可分，他全部职业生涯的35年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度过的。密尔在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的东印度大厦工作，主要职责是起草英国政府与殖民地印度之间的公文急件，后期随着职位跃升，他一度制定和决策了殖民地印度的相关政策。下面，将从梳理密尔父亲结缘东印度公司入手，来探讨他少为认知的一面。
家族的印度渊源
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以下简称为老密尔)是苏格兰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与大卫·李嘉图一起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因为是杰里米·边沁的好友，这使得老密尔也成为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
老密尔的《英属印度史》1817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并立即获得了巨大成功。这部作品已成为这一专业领域的权威著作，老密尔写作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试图对印度社会作一个哲学的分析，并评估它在‘众多文明’中的位置。毫无疑问，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消除他所认为的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愚蠢赞美，而这恰是启蒙运动早期思想家的标志”。
该书详细描述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攫取印度殖民地的历程，尽管老密尔非常反感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特权，对东印度公司的管理条例也进行了许多猛烈抨击。但总的来说，他认为，还没有哪个政府像东印度公司那样尽其所能地对其印度臣民表示善意。③换言之，英国人统治印度肯定要好于印度人统治他们自己。
作为长子，密尔眼里父亲的成名作是，“对我教育贡献很大的一本书是父亲的《英属印度史》。我现在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足之处，但我仍然认为，即使它不是人类写过的最有指导意义的历史书，也是一本对一个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人最为有益的书”。密尔毕生对于父亲这部书推崇有加(尽管也曾经指出其中的某些瑕疵)，赞誉父亲是“第一个把理性之光投射到印度社会的历史学家”。
这部巨著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变了老密尔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南亚史专家埃里克·斯托克斯说，《英属印度史》的出版，“促成老密尔和他儿子(约翰·密尔)在1819年后的就业，并在东印度大厦牢牢稳固了功利主义在印度事务中的影响”。⑥如果没有这部著作，或许就可能没有东印度公司的任职，他的家庭将继续处于贫困状态，这一职位给予他以及其家庭以经济保障。的确是这样，无论是老密尔还是密尔都不用再费力寻找其他工作，有了来自东印度公司稳定丰厚的报酬，使他们在接下来的五十年成功保持在一个舒适的水平。
由于《英属印度史》出版引起的轰动，老密尔成功获得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信任，尽管他在该书中也批评过东印度公司。1819年，他被任命为东印度大厦通讯部检察官助理，主要负责起草发往印度的公文函件，以供东印度公司高层作决策参考。
凭着出色的才华，老密尔迅速晋升为这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一个实际上的印度副国务卿”。1836年，老密尔去世。密尔在其《自传》中这样评价父亲，“鉴于他的巨作《英属印度史》的主题，他是健全治国之策的创始人，这只是他一生中较小的功绩之一”。这部书最终成为选拔印度公务员的教科书。1859年(该书出版四十多年后)，约翰·布莱特在英国议会下院说：“如果新任印度总督对印度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我敢说，当他接到任命时，他闭门研究的肯定是詹姆斯·密尔先生《英属印度史》的第一卷。”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反对者，布莱特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从侧面证明了该书的影响力。不过，由于老密尔从未到过印度，也没有与任何一个印度人交谈过，他的写作仅仅是依靠文件材料和档案记录来完成。因此，这一事实遭致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迪亚的严厉批评。
必须要说的是，父亲在这部书中对印度的相关论述，对密尔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的确，密尔从《英属印度史》中得到了一个关于如何看待非西方民族的偏颇观点。
比如，老密尔拒绝在印度(他在英国国内却大力主张)实行代议制，因为印度人民所处的文明阶段和道德政治局势，使得印度还不具备代议民主制的土壤。因为，每个国家在文明发展的阶梯上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位置，所以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与民族，最好的统治形式是不同的，因此，最好的政府形式未必是最适合的。印度文明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任何按照工业、艺术和文化的属性，印度拥有一个野蛮民族的主要标志。印度人都是人类种族中最受奴役的部分。一个简单的比较开明的独裁政府形式(即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通过欧洲人的荣誉感与欧洲的智慧，是现在适合殖民地印度管理的唯一形式。
对于印度人的民族性格，老密尔的描述是：他们的奴性和怯懦的灵魂，以及如何在一个有吸引力之下、惑人的外表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欺骗和背信弃义的倾向。印度人是不诚实的，这成为西方人对印度人乃至对整个东方人长久以来的偏见。印度文化的这些弱点使得印度人是消极的、挥霍无度的、被压迫的、无组织的和容易遭到外来的侵略。此外，老密尔还把印度文化与大部分中东和远东文化相提并论。他把印度教徒描述为，与中国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文明状态相差无几的一个文明状态。
简言之，较高文明的标杆就是欧洲的文明，印度是不开化野蛮的，中国则是停滞的专制帝国，整个东方社会处于不文明的状态。这些观点对于日后密尔的整个思想体系，影响深远。六十年后，密尔在其代表作《论自由》中，也几乎用惊人的相同口吻来讨论野蛮的印度人。为此，威廉·托马斯分析原因说：“由于这本支配着密尔童年时代的著作(指《英属印度史》)是一部关于一个落后民族的征服史，密尔成年时期的职业便注定要参与对这个民族的管理。这种关系可以解释密尔对落后和进步社会状态的先入之见，这种见解在密尔的全部政治问题论述和大部分思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此外，密尔的弟弟乔治·密尔，1844年进入东印度大厦，在1858年因健康原因离开。另一个弟弟詹姆斯·边沁·密尔曾在印度作为一名公务员服务了三十年，应当说他比任何其他家庭成员更近距离地观察了印度这个国家，但是乔治·密尔和詹姆斯·边沁·密尔都没有达到他们父亲和长兄所拥有的重要职位。由此可见密尔家族与印度的渊源之深，非同一般。
子承父业
好员工密尔的《自传》告诉我们，他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幼年早慧，没有进过学堂，全靠父亲老密尔指导和自学成才，社会洞察力和学识远超同龄人。应当说，父亲对密尔的影响几乎是全面性的，从个人教育，职业选择到学术研究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父亲的身影。国外有学者曾评价说，老密尔是密尔性格形成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
密尔在其《自传》开篇就明确写道，他是《英属印度史》作者詹姆斯·密尔的长子。正如迈克尔·莱文的分析：“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来向他的读者做自我介绍。比如可以按照信仰、民族、种族、职业或社会阶层的标准。”密尔刻意选择把自己归类为他父亲的附属物，可见其父的影响之深。
也正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密尔注定要与东印度公司产生某种联系。父亲开始写《英属印度史》是在密尔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密尔是与父亲的这部书一同成长。从《英属印度史》中，密尔形成了对印度文化的早期印象或者说第一印象。多年后，密尔仍然热情不减地回忆这部书对他所形成的影响：“从这本优秀的作品中我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它对印度的社会与文明以及对英国的制度与管理条例的评判和专题论述，赋予我的思想以指导、推动和鼓励的作用，使我很早就熟悉这些道理，对我以后的进步大有裨益。”
在父亲的安排下，1823年，未成年的密尔在东印度公司印度通讯检查官办公室谋到一个职位。这种安排打乱了密尔的未来人生设想。因为，密尔的理想是做律师、竞选议员、做个政治家，把哲学家抽象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父亲的这一举动，使得密尔不得不在从东印度公司退休之后才有机会进入英国议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东印度公司就职意味着密尔一直会处于父亲的羽翼庇护之下，这恐怕是密尔极不乐意的。
其实，父亲的安排也有自己的考虑。老密尔认为在东印度公司就职可以比其它职业得到更丰厚的薪水，稳定的生活可以让儿子从容不迫，有更多人生抉择的资本。密尔生活的时代，到殖民地经商或到东印度公司任职几乎成了生财之道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想赚钱，他可以经营海外贸易，或成为一个律师。如果他想冒险，则有东印度公司”。可以想见，老密尔早年的家境贫寒以及自己在伦敦捉襟见肘的生活经历，在儿子职业选择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到东印度公司当职员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若干年后，密尔在《自传》中颇有感触的谈到父亲为他谋职一事，“对于任何有资格取得文学或思想较高成就的人来说，为报刊撰稿绝不是长久的生计来源，不仅因为这种生计手段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如果作家有良知，他只会为自己的见解而不会为他人的见解而写作;而且因为以写作为生的作家的作品本身就不值得存在，也绝不是作家倾注心血的作品。作为塑造未来思想家的作品，必须花费很多的时间来完成，即使作品写完了，一般来说也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引人注意而出名，因而不能指望此为生存手段。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得不依赖单调乏味的写作，或最好的也是依赖于写些通俗的作品;当要做自己中意的事情时，他们只能从必要的时间中节省出一点时间，但通常这点时间都少于公职的闲暇时间，而又使我们身心疲惫不堪”。
密尔的这段回忆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一般而论，衣食无忧方可做出大学问。中西方历史上不乏做大学问的旷世奇才，但他们为了生计或趋炎附势，成为御用文人，或干脆做起了刀笔小吏。那些敢于直言己见的学者大多穷困潦倒一生，直到过世多年后他们的思想遗产才逐渐被世人所认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抉择，我们可能不会见到后来敢于毫无保留地阐述己见的密尔。密尔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见解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由于有了东印度公司的稳定工作和丰厚薪水，密尔从政愿望最终得以实现。1866年，他被选为议员，任职两年。任期内，他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做出过贡献，并且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
进入东印度公司后，密尔从最底层职员做起，天资聪颖加之父亲的刻意栽培，仕途一路顺风，1856年，晋升为检查官。这是年薪两千英镑(当时是一笔巨款)的高级职位，在头衔上仅次于公司的最高统治者，负责监督除陆军、海军和财政之外的所有与印度殖民政府的事宜。
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为密尔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自传》中，密尔写道：“使我通过自身的观察学会处理实际公务的必要条件，这个机会对于我作为那时见解和制度的理论改革者有相当大的价值”。
的确，密尔从1823年的懵懂少年到1858年东印度公司行政权被取缔，人生最美好的35年，也是全部工作生涯都奉献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经历完善了他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中也经常以印度为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而他的印度观、东方观、殖民观等思想都能发现其父亲的烙印。比如，密尔认为印度处于文明发展的较低阶段，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更多的善;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比所有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要好的多。
密尔只做了两年的东印度通讯检查官，或许他希望在这个职位多待几年就可以晋升为东印度公司的最高层，但遥远印度发生的一切，使他的梦想落空。
颠倒黑白辱英明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东印度公司成为众矢之的，作为替罪羊，面临着被英国政府取缔的危险。作为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密尔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公司辩护人，向英国议会提交请愿书，并为此写下了很多小册子。密尔认为这是他作为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恪尽职责的一部分。而所有这些大动作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强烈反对英国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临危受命的密尔，采取两线反击策略：一方面，他积极向英国议会提交所谓东印度公司请愿书;另一方面，他热心向广大国民散发代表公司立场的小册子，为公司作无罪辩护。有证据显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密尔是在被迫担负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一个气数已尽的东印度公司撰写墓志铭。密尔对公司的忠诚由来已久，早在他做《威斯敏斯特评论》编辑时，就曾经拒绝过一项提议，理由是那个提议对东印度公司使用了过于苛刻的语气。
如前所述，密尔为东印度公司作无罪辩护，请愿的主要内容有：
首先，殖民地印度实行的管理体制有很多优点，不应贸然改变。《请愿书》提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机制(即双重政府体系)相比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有更多好处。在密尔看来，理想的专制政府是一个包含自身制衡机制的政府：现在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府就是独特的公司和英国议会的双重政府。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制衡机制，可以保护印度人民免遭英国国内政治的反复无常，而且这种双重政府机制也可作为权力过度集中的刹车器，同时确保印度事务处于专家之手和相对无私的官僚体制下。双重政府体制另一个优点是掩盖英国政府参与印度殖民事务的行为。假设英国政府接管印度，那么上诉的可能性直接地从印度请愿者被传达到英国首都伦敦，这将增加随之而来的地方官员威望和权威的下降。说白了，东印度公司作为傀儡和遮羞布在前台，而英国政府在后面实际操纵和获利，双方不要打破这种默契。
其次，《请愿书》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官员的形象进行了过分美化。高贵、正义和自我牺牲的英国官员成为英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比喻。印度政府的这些英国殖民官员被假定能够指挥印度人民凭借意志的力量和他们树立的榜样。密尔把东印度公司视为是这种美德宣传的最好机构，它能够更多地了解印度社会，其官员没有被英国政坛的恶习与英国家庭生活的舒适所污染。密尔把公司官员偶像化为恬淡寡欲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勇敢和尽忠职守等坚忍品质。密尔对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印度不遗余力的辩护，从其言语中暴露出明显偏见的迹象，而公司殖民官员被理想化甚至偶像化，被描绘成对狭隘英国政治和党派阴谋有某种免疫力的特殊群体。例如，他声称，东印度公司殖民官员候选人通常与英国有影响力的阶级没有来往，他们置身于议会政治斗争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密尔眼里完美的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机构，被马克思描述为，“在亚洲专制基础上所栽培起来的欧洲专制”，比印度神庙中可怕的神怪还要可怕!
历史的真相是：公司在印度的职员多为贪得无厌之徒，他们在印度肆意掠夺、横征暴敛、积聚了大量钱财。更有甚者，有些军官为一己之私，竟不惜以发动兵变相威胁。自十八世纪末以来，让子女到东印度公司工作成了英国许多中产阶级一个额外收入来源。另外，公司的殖民地官员也从未远离英国政坛。因为公司职员在印度发财后回到英国，形成了一个印度利益集团，当时有个专门的英语单词来讽刺这些人———“那波布”，意思是英属印度回来后发财的富翁。这些人用从印度掠夺来的不义之财置房购地、贿选议员，使得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受到错综复杂利益的多方牵制，“那波布”的不端行为加剧了英国国内政治的腐败，在英国可谓臭名昭著。
其实，密尔对公司职员的劣迹恶名也有耳闻，他后来承认，公司在印度职员的横行跋扈，“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人民中，权力机关尽最大努力也不足以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去与强势群体对抗，而欧洲殖民者是强势群体中最强的。他们认为附属国的人民只是他们脚下的泥土，政府永远做不到抑制它的那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文职人员和军官们的这种情绪，这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幸的是，或许密尔最后还是说服了自己，即这些丑闻只是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的例外。无论如何，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请愿书》几乎不是进行自我反省的最佳场合。即便反省，首要的前提是保住公司不被英国政府取缔。
最后，在《请愿书》中密尔警告英国政府，如果殖民地印度现有的双重政府体制被取缔，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不会取得成功，相反将带来严重后果。“英国人民不是通过试图去直接统治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而是通过向它提供好的统治者来履行他们对印度的责任。并且他们给予印度的统治者不会比英国内阁大臣差到哪儿去，一个试图通过自己行政部门的分支机构去统治一个遥远的、居住着不同人民的附属国的自由国家(印度)，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唯一有几乎获得相当成功的模式是通过一个具有相对长久性质的，经过授权的代表团体(东印度公司)进行统治，对于容易变更的国家行政部门只给予审查权和否决权。这样的统治团体确实在印度存在过，但是我担心印度和英国都会因为废除这一中介(东印度公司)统治手段的短视政策而受到严重的惩罚”。加之，如果英国政府直接接管印度，必然伴随大批英国军队涌入南亚次大陆，不可避免导致印度人民的警觉和恐慌，那样的话，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将变得岌岌可危。
尽管密尔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为东印度公司辩护，文采斐然的请愿书还甚至被格雷勋爵赞誉为他曾经阅读过的最有能力的政府文件。当然格雷的溢美之词或许更多是为了对处于失意状态下的密尔的一种尊重吧。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能打动英国政客们的“铁石心肠”，1858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改进法案》。印度变为直辖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百年殖民统治终结。为表彰密尔多年来对东印度公司孜孜不倦的热情，尤其在为公司辩护的最后岁月里的杰出表现，公司董事专门授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五百基尼。密尔离开东印度大厦，拒绝了印度新理事会提供的职位和同事赠送给他银墨水瓶架，他表示永远不会再次在英属印度国内政府寻求或拥有一官半职。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一生中对东印度公司的贡献已经足够大了……新制度下的印度政府的状况使我预料到参与其政只会给我带来烦恼和浪费精力。”
面对朝夕相处为之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东印度公司行将成为历史，密尔感叹道：“公司的命运就是提出由一个文明国家(英国)统治一个半野蛮附属国(印度)的真正理论，并且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就终结了自己(公司)。在两代或三代之后，如果这种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成果会成为我们在印度统治所剩下的唯一果实，那么这将是一笔独特的财富。”的确，密尔对自己的公司工作生涯还是蛮眷恋的，“我现在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能维持生计的职业，而且能比我这份职业更适合一个没有依靠却又总是渴望从二十四个小时中抽出部分时间用于个人的知识追求的人”。尽管多少有些伤感情绪，但是密尔还是很乐意在领取丰厚补偿金后卸甲归田。自此，他很少再谈起东印度公司和殖民地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