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政策上，美国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恩宠者，“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地要行侠于世界，将自由之光和美式民主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如果一定要称此为霸权，也是善意的霸权(Benign hegemony)。这便是作为美国精神的“国家宗教”(national religion)的逻辑起点，其巧妙地将“基督至上”、“上帝至上”与“美国至上”、“利益至上”结合起来。“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一般地说是助长了现代帝国主义，特殊地说则是助长了核威慑论。”上帝是普遍的，却又总是只选一小部分人作选民。总之，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早在建国伊始，美国国父之一潘恩就曾相信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认为“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

对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背后复杂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佩里·安德森2015年的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从“帝国”(IMPERIUM)和“幕僚”(CONSILIUM)的双重视角出发，根据时间、空间和政治的脉络，全面梳理了美国的“帝国”外交政治及其所依靠的思想资源。在佩里·安德森看来，美国不只具有举世无双的经济和地理优越性，还有极其独特的主观文化和政治精神追求。它们共同促使美国很快成长为世界级的霸主：两个大洋的保护，加上彻底摆脱欧洲封建桎梏的移民经济特征，使得美国能够产生最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同时，内嵌着新教伦理天职召唤的民族荣耀观，以及天赋人权的自由宪政观，共同为美国物质财富的迅速繁荣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从国家主义到帝国主义的无缝对接。

就像美国的“公民宗教”是既极端神圣、又极端世俗的结合一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交织着理想的普遍主义和现实的例外论。一方面，“如果没有对超自然价值的信仰，美国将不再是美国”。这种神圣感和普遍主义的精神要求将人类视作平等无差，就如1776年公布的《独立宣言》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美国至今仍有性别和种族歧视，但根据清教主义的观点，妇女和黑奴也有权阅读《圣经》，于是早在殖民地时期就为妇女开办了学校，第一所黑奴学校也早在1704年由传教士创办。

另一方面，如施米特在其传世之作《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中所分析的那样：基督教教义对自然权利和人神契约的宣扬，把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变成了“权利神授”，强化了市场经济以产权明晰、经济自由和平等交易等为内核的现代资本文明制度的精髓;在市场交易之外，基督教塑造着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道德基础，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美好境界：道德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因此，它在否认教皇和神父代表上帝指点迷津的权威，秉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有权独自直面上帝和追求世俗幸福时，又坚信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life)是产生一种比这个世界所知道的任何文明都更伟大的文明的前提，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样说道：“只有牺牲长在它身边的早期蓓蕾，美国的漂亮玫瑰才能绽出它美丽的花朵，经济生活也是这个道理。这只是自然规律上帝法规的杰作。”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美国精神本质是近似霍布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政治哲学观的当代复活。同时集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大传统：新教的道德伦理、古典经济学法则，以及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因此，放任自由主义主张的实质是寻求经济权力的垄断和集中。并且，这种过于强调基于自身利益展开竞争的自由主义，总会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偏见视为真理，甚至认为“没有偏见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虚空”。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绝无仅有的美国式自我感觉良好、永远正确的美国精神。

对美国的普遍主义精神总是会转化为美国的特殊利益的现象，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在《命定论》一书中做出了黑色幽默式的经典概括：美国人总是自由不离口，《圣经》举在手，心怀种族优越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就在于肩负起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伟大使命性。“肩负着拯救美洲大陆和世界的神圣职责”的“昭昭天命”就此被用来为帝国的扩张行为作辩护。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他将美国之路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之路，将美国对他国的入侵视为执行上帝的责任和拯救世界，要求美国商人把自由、正义的人性原则带到所到之处，因为帮助其他国家走上美国之路是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上帝为伟大的美国奠基，因为她为每个人种下了自由的愿景。”更有甚者，施特劳斯之流将美国的扩张视为“神恩钦准”的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美国的霸权是“替天行道”，是“作为仁慈的霸权或慈父般的权威”来改变目前混乱、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时至今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大抉择》一书中，仍坚信美国就是《圣经·马太福音》中所预表的那座照亮世界的“山巅之城”。政治平等主义这个高贵观念的背后，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无痛的帝国主义(painless imperialism)。

正如佩里·安德森在“幕僚”部分所分析的那样，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派的国际主义等各派外交思想家的表述虽然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都在讨论美国霸权的核心价值：国家的特殊利益还是普遍的人类利益。但有些幕僚“装”得过了头，过分强调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成分，从而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过度神秘化和理想化。佩里·安德森比较欣赏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诚实，因为他在《现代美利坚帝国之根基：对市场社会中社会意识的成长和塑造的研究》中充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动机。比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就在《和平的幻象》中认为，“善意的霸权就像独角兽，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动物”。 有的是罗斯福所代表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威尔逊所代表的“导修和宗教道德”传统的完美结合。

不过如斯派克曼(Spykman)所说，“权力之争就是生存之争”。一旦自由民主的精神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他们便会抛弃自由民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崇拜墨索里尼，帮助佛朗哥上台，与贝当签订协议。同样，对于拉丁美洲的独裁者，美国也曾纵容无视，罗斯福对此这样解释道：“I know they are son of bitch, but they are our son of bitch(我知道他们是些婊子养的，可他们是我们的婊子养的)。”总之，美国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只是根据情况不同，可以使用外交、城下之约、恫吓、欺骗、胁迫或赤裸裸的强迫等手段。

因此，佩里·安德森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是多重性的交织。绝不像老欧洲那样，头脑简单地仅仅停留于领土和财富强夺上，同时还应是道德和政治的扩张，是文化攻势、经济压力、军事干涉、政治颠覆，甚至地毯式轰炸的有机结合。在威尔逊总统眼中，弥赛亚式的救世主、宗教、资本主义、民主、和平和美国的力量是同一回事。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与自由、正义的人性原则是相通的，美国商业走到哪里，就要将美式的信仰、自由和民主带到哪里，这是美国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会坚持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价值与其现实利益并不冲突。

佩里·安德森也据此赞赏了福山的诚实转变，后者在其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试图让世人相信，美国是自由而民主的“普遍而均质”国家的模型，是黑格尔“欲望背后的欲望”承认理论的典范：经济人总是被全然非经济的动机——为承认而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所驱动。但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他承认更高的生活水平也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因此，美国是且应该是现实的威尔逊主义(Realistic Wilsonianism)。不但要有理想，也要会不择手段地借助相应的机构团结盟友或是打击对手。佩里·安德森认为，果真如此的话，美国就并不是今天才处在十字路口的，而是一直在十字路口：一种对普遍善的信仰和帝国利益纠结中的十字路口。

本以为佩里·安德森此次会一改惯例，对左翼手下留情，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左翼不止喜欢对美国的帝国权力持批评立场，而且还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即使不是致命危机，美国也已经衰落，比如科尔克(Gabriel Kolko)等人一直都对美国的衰落毫不怀疑，认为“全球权力结构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卡莱欧(David Calleo)在《超越美国霸权》中认为美国只能与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达成妥协。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反弹》中“生动地刻画了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政策所面临的危险。揭示了美国的错误政策如何为未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佩里·安德森对此多少有些难以掩饰的鄙视和不认可，他赞同卡根(Robert Kagan)的反驳和判断：“衰落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是衰落还是走向新的辉煌，选择权依然在美国人手中。就如迈克·曼德鲍姆所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取代美国的位置。”“中国正在变富，而且也将变强，在东亚的影响力也会大大增强，但我认为中国不会这么快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强国，承担起美国一直承担的国际责任。”

佩里·安德森的理由是：一方面，今日之美国已经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欧洲和日本为两极的单一全球资本体系，实现了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相互补充，因此，通过债券和货币杠杆来控制外交的体系在可见的未来并不会走向终结。美国不但从中获益颇丰，还借日本牵动东南亚来制衡和弱化中国。另一方面，随着美国核武器的日益多样化和精确化，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重新获得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可以在第一波的打击中就有能力解除任何敌对国家的反击能力，从而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使得核不扩散条约成为遮羞布。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便不再是外在的，而是自我导向的(inner-directed)预言：就像杜鲁门在向日本投弹时说的那样，“感谢上帝让原子弹掌控在我们而非敌人的手中，感谢上帝指引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和它的目的使用它”。三者的叠加，正是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说的三大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

佩里·安德森是当代全球最伟大的左翼历史学家之一，对综合分析和把控庞杂的多语种历史文献具有非凡的能力，其博学令人叹为观止。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思想家》是一本值得仔细一读的著作，但该书并未包含所有的主题，很多学者期待他能再出续集，对后美国霸权的未来做出更精彩的分析和预判。不过，对以“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为基调的佩里·安德森来说，结论似乎已经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