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经连续近30年高速经济增长，“理解中国发展”已经不只是中国学者的事。前英国驻香港总督、“中国通”彭定康说，中国对他而言是个“谜”。② 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过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极其困难的，秉持着西方政治理念的人更感到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困难。中国的发展既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普遍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特别深刻的特殊过程。像彭定康这样的“中国通”为什么会感到中国发展是个“谜”呢？中国近30年的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方面，超出了以往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有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相当的独特，用以往的经验很难去理解它，包括像欧美汉学界和“中国通”，都难免感到困惑和不解。
一 怎样认识中国发展
（一）时空转换：似曾相识不相识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仿佛是如西方国家或其他一些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曾经发生过的，让人们感到似曾相识。但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曾经发生过的现代化过程有不同的特点，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以为必定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却没有发生。正如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森•安德森所说：“对中国经济来说，过去的十年是非常奇怪的十年。这还是一种相当保守的说法。从硬着陆到经济严重过热再到降温，从销售廉价的低端产品转为向高端市场进军，中国的神秘崛起——它也常常充满矛盾——激起了世界各国分析家的想象。”③ 是什么使得对中国的经验很难理解呢？
例如，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当年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一部分人口流向本国的南部一些工业城市，然而大量人口却是移向北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过程中，移民主要是国际移民。中国现在的发展，也在大规模地移民，往哪里移？人口众多的四川、湖南、河南等省的人往东部沿海移，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农民工”的流动。流动人口的规模初步算下来，在搞乡镇企业的时候从农村转移到工业部门大约是1.3亿人，而现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有1.2亿人，两者相加在国内转移的规模是2.5亿人。当年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移民和今天中国的国内人口转移何以区别？国际移民，人移出去以后，转移过程就算完成了，开发消耗的是北美、澳大利亚当地的资源。国内移民仍然消耗的是本国的资源，污染的是本国的环境，成本付出之大不可同日而语。通常的计算，一个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仅个人要付出转移成本，城市和社会也要付出转移成本——转移到城市以后，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等公共设施，城市要有投入。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大约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市政公用设施要投入10万元；大城市大概要6万元；移到一个中等城市大概需4万元；移到小城市也要2万元。④ 平均下来，一个人就算是5万元，现在已经移出2.5亿人，按照最近的统计，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现有比例是43∶57，那么现在农民还有7.5亿人，最低估计，还有3.5亿人（包括家庭成员）需要转移出来，总共累计要转移出6亿人。以每个人5万元计算，6亿移民就是30万亿元，这还仅仅是公用设施这一项。此外，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要增加社会管理、社会治安成本。越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社会治安成本增长也快，常常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个方面的投入绝不亚于公用设施的投入。可见，国内移民的成本非常巨大。在中国要想完成像当年英国那样的现代化过程，仅仅移民这一条，现代化的成本要比英国高出许多倍。
英国的移民移到外国以后基本上落地生根，中国的农民工却是在沿海地区到处流动。据估计，一个农民工在沿海城市平均居留时间不超过半年。在一些城市政府普遍要求企业与农民工订立用工合同，以利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这项用意很好的政策却遭遇了农民工高流动性的难题，更没想到有些农民工自己不愿意签合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的调查，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28.7％。⑤ 在广东深圳、东莞一些地方，一些有技术的农民工因收入的差异不肯固定在一个企业里，为获取更高的收入在不同企业间随时流动。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知道，发生在中国的国内移民，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特征上，和当年的国际移民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甚至会影响到一系列的政策。在为农民工建立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时，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到2005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3.8％，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参保率可能还要低。⑥ 像广东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好不容易为农民工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而一部分农民工却退保了，这里面有好多制度上的原因：其一、农民工因为流动性很大，在城市之间流动，保险难以接续、难以转移，各个城市的保险金标准不同，政策不同；其二、从城市转到农村，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无处可转。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与当年西方历史上的情况相比，不仅付出的成本高得多，而且表面相似实质相异。
再如，中国现在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经济规模的扩张，基本情况是产业过度地集中在加工业，而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各方面条件决定了只能先从低端产品做起，造打火机，做服装，做鞋等。因这方面的产能极强，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现在，欧美又是指责，又是设限，要制裁中国。在中国当初申请加入WTO的时候，欧美等国如何“教导”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定要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当初一条一条要求中国如何去承诺，资金要自由流动，商品要自由流通，不许设防。中国按WTO原则好不容易使一些产业发展起来了，多做点鞋和纺织品，稍微触动一点欧美的利益，其实本来是两利的，欧美就受不了，就来“设限”中国。所谓“自由贸易”的精神、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知跑到何处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其基本条件、国际环境不同于当年英、法、德、美以及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些国家；可以说，在形式上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都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在时间、空间特征上不一样；表面上看来与西方曾经发生过的过程似曾相识，实质上却有很大不同，时空转换了，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二）时空改换：道是平凡却不凡
要理解中国发展，必须理解中国农民。
中国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却快速下降，由改革开放初期占GDP的50％以上下降为现在只占百分之十几。那些眼睛只盯着GDP的人只看到资本的作用、科技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却忽视农民的作用。而对中国当代的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GDP的增长乃至外贸的发展，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直是革命和建设的主角，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邓小平也强调中国现代化主要是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理解中国发展，离不开理解中国农民。所谓中国发展的奥秘，主要体现在农民的伟大创造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新高潮就是乡镇工业的兴起。所谓乡镇工业就是农民在自己的村庄里、乡镇里创办的工业企业。这些农民没有进过工厂，甚至没有见过工厂，居然能够成功地创造出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短短几年时间，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农村星罗棋布，1.3亿农民转入工业产业，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农民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推动中国的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1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第二、三产业。在建筑业目前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82.7％；在宾馆、饭店和其他服务行业，农民工约占80％。⑦ 在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农民工也是工人队伍的主体。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更主要的是在于：他们推动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但是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却没有像巴西等拉美国家那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很多人担心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抢了城市职工的岗位，加剧城市失业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脏活，报酬又低，恰好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要，并没有造成城市失业率的提高。农民工如果进城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了，怎么办？有一项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进城农民工可以保留他们在农村承包的耕地，他们能进能退，随时可以返乡，随时可以再进城。1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是中国的一大景观。另一项政策就是城市郊区不许私搭乱建，农民工只能租用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的自有住房，这样就即提高了部分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的收入，也避免出现贫民窟。这也是农民工作出的一个贡献。
由于上述原因，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但农民工乃至中国农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很大。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而又很少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这就使他们创造的财富以比城里人大得多的比例交给了城市，转化为财政收入。陆学艺教授依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工的贡献作了粗略的估计：当年，全国共有36512万人为第二、三产业职工，第二、三产业共创造81903亿元GDP，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的GDP为22431元。以平均数计，每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了22431元的GDP。而2001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全国没有统计，2001年深圳市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588元，一年是7056元，加上一些额外的奖金等收入，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为8000元，那么一个农民工一年就为城市创造了22431元-8000元=14431元的财富。2001年全国有9460万农民工，当年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13652亿元的财富。相当于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5411亿元的89％。陆教授认为，这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用农民工多的城市发展得快的一个重要原因。⑧ 农民工创造的财富除本人所得以外，一部分为雇主所得，一部分转化为财政收入。虽然农民工平均创造的价值不比城里人高，但他们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城里人的1/3—1/2，再考虑到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别，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不及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低价出让土地。农民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的比例相当低，大部分为土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得，东部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从土地开发中获得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0％。美国人觉得中国商品便宜，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低。工资低，有政府保护不力的问题，也有雇主故意压低成本、攫取超额利润的问题。但也有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太多，虽然这两年也发生了所谓“民工荒”，但总体上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还是过剩。欧美等国的人们享受的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主要是农民工的贡献，而且主要是在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贡献。我们在国内反对歧视农民工，也应该反对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国际歧视。欧美等国的消费者不能一方面享受中国的低价产品，一方面又与中国打贸易战，甚至鼓吹“中国威胁论”，用低端产品如服装、鞋帽、儿童玩具怎么可能去威胁拥有航母战斗群的美国呢？
概而言之，理解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大概可以解开“中国之谜”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理解有7000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又可以解开“中国之谜”的重要部分；其他所有相关因素，对于解开“中国之谜”也有不同的意义。当然这只是说它们与解开“中国之谜”的关联度，不是精确评价它们的贡献度。只有了解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轨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作用，才能在较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奇迹”何以发生。换言之，如果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不理解中国农民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其他关于中国的事情知道得再多，也不足以解开“中国之谜”。
（三）时空变换：文武之道在于度
要理解中国发展，就要理解中国内部差距的时间和空间意义。
尽管我们这里只讲了中国农民工，但中国发展的奥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农民工身上。而且，农民工的故事之所以发生，也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距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就不会形成那么大的拉力和推力，促使那么多青年农民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中国历来有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迅速拉大。差距对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改革开放前期扩大差距，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克服差距过大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这就是社会差距对于社会发展的空间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克服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虽然提出到一定时候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但还是要以拉开差距为前提。将近30年间，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左右提高到现在的0.46，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的2∶1扩大到现在的3.2∶1，再加上城里人享受的各种补贴，实际差距可能达到5∶1或6∶1。地区差距也达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矛盾增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提出缩小差距、走向和谐，表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更高阶段。
古人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拉开差距可以促进发展，缩小差距也可以在新的阶段促进发展。如果在同一时间空间内，又要拉开差距，又要缩小差距，是不可能的，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内，拉开差距和缩小差距不仅不矛盾，还是相互一致的、相辅相成的。正像拉弓射箭一样，先拉开弓，再放开弦，就完成了一个射箭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发展来说，这个内部差距包含很多奥秘。还在中国内部差距开始拉大时，就有人预言中国要走向“崩溃”；现在中国要缩小差距了，还是有人不理解，断言中国会很快“崩溃”。事实证明，中国在前一阶段不断拉大差距时，经济和社会不但没有崩溃，还持续高速发展了将近30年。现在通过缩小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中国经济不但还会快速增长15—20年，而且此后会继续稳定增长很长时间。国内外许多专家的这种预测，是符合文武之道的。相反，那些前前后后鼓吹“崩溃论”的人，却对连中国老百姓都懂得的文武之道一窍不通。
研究文武之道，重要的是找到适当差距的“度”。扩大差距不是越大越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缩小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同样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而这个“度”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量，适当与否，要依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而定。笔者在研究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适度公平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底线公平”概念，⑨ 比较便于据此确定适度公平的水平。所谓“底线公平”，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就是政府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而保障水平的差别部分则由市场机制去调节。同样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公平问题上，“底线公平”就是政府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在基本权利上的公平，差别部分由市场机制去调节。这样，就既可以守住公平的底线，又可以体现适当的差别。这两个方面的结合虽然是利益各方博弈的结果，但政府守住公平的底线，是社会达到适度公平的关键和前提。
二 怎样研究中国发展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是：几乎每隔几年，中外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换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分析中国新的经济现象。而事实上，概念的转换仍然跟不上经济的发展。⑩
怎样研究中国的发展？几乎对每一门社会科学来说，包括社会学在内，都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复杂问题可以从许多层面、许多角度去讨论。笔者做的研究是对社会发展做时间和空间分析，时间和空间分析非常重要，“时空特性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11） 前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一个概念叫“时空延伸”。时空延伸的意思非常符合他的经验。英国的发展当然是时空延伸，当年，从英格兰可以延伸到世界那么多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好一个延伸！不难由此得出一个概念来：发展就是时空延伸。笔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时空压缩”。中国当前的发展，从时间和空间来说，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被压缩在一个空间里。中国的产品拿到欧洲来卖受限制。时空压缩最深刻的含义，对中国社会来说，就是后现代的东西、现代性的东西和最古老最传统的东西，被压缩在一个空间，压缩在一个家庭，压缩在一个人的身上。到每一个农村都可以看到接收卫星电视的天线，也可以看到毛驴拉的车，还可以看到碾米的石碾子。家里老太太用的那些最古老的传统的东西也都有。从石器时代的工具到现代的工具全有。在国家的范围内就更不用说了。在时间上、空间上是高度压缩了。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在高度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完成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怎么发展？怎么研究这种发展？
回顾以往近30年国内发展的经验，不可否认的是，正像前述怎么认识中国发展一样，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西方社会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可以说都是西方人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智慧结晶。按照笔者的观点，这里有一个时空转换的问题。你的东西好，拿到我这个时间空间里不一定好，就好像在西方生长得很好的一个物种，搬到中国这块土地上可能长不好一样。中国确实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中国多次遇到过各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按照西方很成熟的结论，把现成模式搬到中国以后，它就真的出了麻烦。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按照他的货币主义理论，断言当时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大大超过了限度，必定要发生通货膨胀。可是“价格闯关”却闯过来了，中国经济成功地“软着陆”了。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最终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一定是从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学问，当然它也要广泛吸收世界其他国家优秀的、先进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个开放体系，不可能是个封闭体系。
三 怎样推动中国发展
（一）关于中国发展的目标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而关注的重点都放在经济崛起上，当然也有一些人热衷于谈论所谓军事崛起。其实，中国经济总量要赶上美国，大概还要30—50年；人均GDP要赶上美国，至少是100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刚刚走过了温饱阶段，如果按照国际贫困标准，大约还有1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或者刚刚超过贫困线。所谓中国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满足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这样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如果只看GDP包括人均GDP，就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资源、环境和生态条件的约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采取美国那样的发展模式，人均消耗资源量像美国那样多，那中国的生态环境根本无法承受。现在中国刚刚有所发展，几乎所有的江河、湖泊都被污染了，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干旱缺水和风沙的威胁。中国的发展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模式，我们不能和美国比谁的道路宽，谁的房子大，谁的用电量多，谁的车更气派，如果这样比下去，肯定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所以，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可持续的、协调的、健康的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问题。
中国崛起，主要不是表现在经济上，更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文化上。所谓文化，含义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指一种生活方式：钱不必太多，够用就好，物质享受适可而止，生活不求奢华而求滋润，精神健康向上、充实而不空虚。创造一种中国人的活法，让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达到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文化崛起，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人把这种文化崛起诬称为“文化威胁”，那简直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一窍不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是扩张，不是妄自尊大，而是重礼、重义、和合、中道。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样样都好，但在中国文化的诸种缺点中，并没有喜好威胁别人的缺点。中国先贤的训诫都是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人之美，与人为善，不得恃强凌弱，损人利己。中国历来的文化的主要态势是什么呢？内敛型的，不是扩张型的，不是进攻型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在其他文明中，各个宗教若不是竞争关系就是相互排斥的关系，然而中国各派宗教却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相互合作，传统上它们全都对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不能想象一个西方人同时既是基督徒，又是穆斯林，又是犹太教徒；然而人们常说，每个中国人都头戴儒冠（在国事礼典上），身着道袍（在有人得病道士光临时），足蹬僧履（举行表礼时）。”（12） 其实，谁也没看到中国用什么东西威胁别人，无非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高，农民工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东西卖的价钱不贵，但是，拿着几双皮鞋就能威胁人吗？就对这个“设限”？如此“设限”，殴美老百姓欢迎吗？在欧洲、在美国的货架上，如果真是按照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主张把中国的产品拒之门外的话，每一个美国人的平均开支要涨1/4—1/3（这是美国人自己计算的）。所以，所谓“中国威胁”，纯粹是一种政治炒作。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几段是需要后人好好研究的。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印度佛教经过一个传入并逐渐融入中国本土的长期过程，最终印度佛教变成了中国佛教。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很有意思。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里是男性，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一开始也是男性，慢慢变，传到浙江普陀山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非常慈祥端庄的女性。这就是中国文化，她有极强的包容能力，中国文化有这个本事。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凡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期，一定是一个文化繁荣并且能够包容各种文化的时期。所以，发挥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可能找到一条中国真正强盛的道路。沿着这样一个路子走下去，就会走向文化崛起。
文化崛起，并不是全盘复兴传统文化，而是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创新，特别是要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寻求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如果追求的仅仅是经济崛起，第一，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的约束，这样路径不可行；第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对物质的追求不是楼越高越好、路越宽越好、车跑的越快越好、吃的越贵越好。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活法”。人均消耗的能源不是很多，人均支配的财富不是很多，但人人活得很滋润，很幸福，人际关系很融洽，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按照西方现代化的逻辑，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80年代已提出发展的极限问题，将来世界总有一天走到人与环境、与资源没法协调的地步。现在世界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国家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如果亚洲的30多亿人口，再加上非洲的人口，都追求殴美那样的物质生活，可想是否还有蓝天？是否还有绿水？中国的这种文化可以解决人类未来的难题。中国要向世界贡献一种“活法”，不能“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享受上”，要“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13） 梁漱溟曾断言：“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14）
文化崛起将是一个比经济崛起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的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更加长期的历史过程。随着人群的分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人和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减少了，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标准，就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力的东西迫切需要强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某些方面比较弱，就怕人心散。所以，重塑民族的灵魂，或者用学术概念来讲就是重建价值体系，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当然，文化建设包括很多方面，给它一个定义，这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把它作为关系到中国的根本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来看待。中国过去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有地位，最主要的是中国是个文化大国。如果中国不是个文化大国的话，不可能五千年打不散。世界上那么多文明都消失了，为什么中国文明能延续？自然有它比较特殊的东西。毕竟将来作为文化崛起的是一种现代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传统中的现代文化，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
（二）关于中国发展的动力
推动中国发展最大的难点在哪里？改革开放之初，是难在怎么调动10多亿人民的积极性，克服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激发人们致富的热望，所以当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提倡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现在不同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迅速拉大，不公平感增强，社会矛盾增多，有时还趋于激化。现在的难点就不再是单纯的怎么调动人们的致富积极性的问题了，而是在发展和公平之间怎么寻求均衡点的问题了。既要发展得快，为此就要保持相当的社会差距；又要相对公平，为此就不能让差距继续扩大。到底差距多大为好，发展和公平如何兼顾？
这里的所谓“发展”主要是指社会发展，不是，至少不单纯是指经济发展，而是指的社会公平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人们可以自由地择业，自由地支配资金等等资源以后，经济发展还需要社会条件的保障，需要社会动力而不单纯是“个人动力”。社会动力就是社会价值、社会公正的动力。
那么怎么发展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偏低、国际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要想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达成平衡，要达到的只能是一种底线公平。也就是说，不可能去追求一个超级的理想化状态，但是又是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样一个底线公平理论，具体地表现在很多方面，体现为很多政策，它可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注释：
①2006年10月11日，笔者应邀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讲；2007年1月16日又应邀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演讲，但我到了奥斯汀遇上大雪，学校停课，未能演讲。笔者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听众提了不少问题，后一演讲稿正好可以用来补充回答那些问题。回国后，对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稿做了补充和整理，遂成此文。
②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4月1日发表彭定康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新谜局”；类似的说法很多，如，“中国的神秘崛起”，“中国非常奇怪的十年”（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7年3月7日文章，作者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森•安德森，《参考消息》2007年3月13日载）。
③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4月1日发表彭定康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新谜局”；类似的说法很多，如，“中国的神秘崛起”，“中国非常奇怪的十年”（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7年3月7日文章，作者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森•安德森，《参考消息》2007年3月13日载）。
④建设部调研组：《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⑤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⑦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319页。
⑧陆学艺：《调整城乡关系，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⑨景天魁：《论底线公平》，《光明日报》2004年8月10日。
⑩张力奋：《在大国的门槛上》，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3月14日；《参考消息》2007年3月13日转载。
（11）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2）休斯顿•史密斯：《从世界的观点透视中国宗教》，载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13）《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7—689页。
（14）《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第687—689页。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5]彭定康：《中国的新谜局》，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4月18日。
[6]乔纳森. 安德森：《中国非常奇怪的十年》，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7年3月7日，参见《参考消息》（北京）2007年3月13日。
[7]张力奋：《在大国的门槛上》，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