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较早的一个版本以“城市隐喻与发展策略”为题发表于《学海》2011 年第 5 期。】
当代城市，无论是就四处蔓延的立体交错的外在空间而言，还是就置身其中的光怪陆离的主观体验来说，都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实际上，城市体验中的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已是城市发展中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我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力一直在减弱（桑内特，2006）。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城市——尽管现在的情形越来越不是我们主动选择城市，“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出于需要，而非渴望”（兰德利：2009:38）——而且还必须能够将这种理解表达出来。此时，最为常见的手段，就是使用隐喻，即以我们熟悉的经验领域的图式和形象，来描绘和叙述我们不熟悉的乃至无以名状的现象。隐喻的功效，就是通过巧妙设比,取譬于近,将不可思议的事物和体验,转化为我们能够把握和理解的存在（成伯清：2006）。在对于城市的理解上，我们确实越来越仰赖于隐喻。
作为认知和表征策略，隐喻不仅参与塑造了我们想象的空间，而且也具有实践的意蕴，影响到我们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在城市问题上，如何想象和表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采取怎样的城市规划和发展策略。本文首先通过追溯城市隐喻的谱系，特别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隐喻，然后分析目前在中国流行的几种城市隐喻，并探寻由此导致的发展政策偏好及其后果。当然，哪些隐喻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多种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因素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的影响。
一、城市隐喻的谱系
虽然“言必称希腊”可能导致“洋八股”，但在讨论城市问题时，古希腊城邦确实是一个绕不过的节点。City（城市）的词根源于 civis 和 civitas，最初是指一群市民及其社会组织形式，而非一种特别的定居点。现代意义上的 city，更接近于拉丁文 urbs；而古希腊的城市（Polis），则有城邦（city-state）的意思。City 直到 19 世纪早期，才正式用以指大规模的城市定居点（威廉斯：2005:43-45）。通过词源的追溯，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社会涵义要先于地理概念。换言之，城市的本源乃是以人为本。
城市的急剧发展也使城市成为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家和城市规划者，最初主要从人口规模和密度、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水平、交通和通讯方式或者治理模式来界定城市。这种取向的背后，是迫切的政治关怀：聚居在城市的人群可能导致怎样的问题（Bennett et al,2005：32-35）？如何既充分利用城市的经济能量，又管理好城市的人口，日益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环境卫生之类的问题以外，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的群众革命，大都发端于城市，而这跟城市的弊病密不可分。
在这种背景下，两种城市隐喻脱颖而出，即以机体或者机器来形容城市，而且往往是“有病的肌体”或者“失效的机器”。其中，在大机器生产时代，机器城市的意象尤为突出。作为机器，主要是指机器模型成为都市规划的终极权威原则。机器作为一种隐喻，往往意味着秩序、纪律和效率（Wyly，2010）。这种思路可谓贯彻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全过程，至今仍然发挥着根喻性的作用。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作为机器的隐喻，还越来越占据上风，并逐步演变为“技术都市”（The technopolis）的隐喻。就目前的情势来说，机器技术已不足以表达正在浮现的城市，传播或信息技术在城市空间重组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于是，“在线城市”（ the wired city）概念出现了（Dochtermann, 2000）。
在技术都市作为一种支配性隐喻的同时，按照多克特曼的观点，也存在着竞争性的隐喻，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生态都市”和“人本都市”。
生态都市的隐喻，从本质上讲，源于机体隐喻。而从谱系的角度看，生态都市的理念始于“花园城市”运动。最初提出这种想法的，是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不过，将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转化为现实设计的，则是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1898 年，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iesof Tomorrow）一书，认为理想的城市设计，应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座城市，就是一个预定规模和人口的自足的共同体，周围是农田，兼得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经济和文化益处。霍华德的理论后来确实影响到英国和瑞典不少城市的规划。不过，长期来看，这种理论最为广泛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城市建设要经过科学规划，二是突出园林绿化。问题在于，乌托邦思想一般认为，单凭科学专家就可根据人性的共同需要而设计出适合所有人的城市，至于城市本身的发展逻辑和城市的自发秩序，乌托邦设计者往往不予认可和尊重。事实上，“任何重要计划的权利，都只属于主管规划者”（Jacobs & Jane,1961:17）。总之，乌托邦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社会工程”的观念（参见哈耶克，2003）。将城市作为社会工程改造的对象，在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中，一直是不二法宝，但其结果，往往是制造出一个雅各布斯所说的“家长式（paternalistic）的政治和经济社会”（Jacobs,1961:18）。
而人本都市的隐喻，则在基本原则上试图颠覆技术的统治地位。这种城市观强调“以人为本”（a city of and for the people）。城市的成功与否，要以人类需要的满足和城市生活质量来衡量（Dochtermann, 2000）。联合国人居组织 1996 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但是，目前的城市并未能够充分实现这种原则，而是面临种种挑战，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物质生活和内在精神之间，都存在着长期而尖锐的矛盾。根据人本都市的隐喻，城市的目标就是让城市中的人类活动变得尽可能的有趣和愉快。交通系统、传播网络和物质环境都要设计得如人所愿。人本都市的隐喻虽然试图不再让技术支配人，但也不排斥技术的使用。譬如，“在线城市”颇可塑造令人满意的都市生活风格。因为，赛博空间可以较低的成本，提高个体在城市各项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同时也方便城市居民获取有关城市的详尽信息，从而使更多的可能选择，快捷地展现在居民面前。这种传播和沟通技术，一定程度上也可克服现代城市带来的孤立和分离状态（Dochtermann, 2000）。
顺便说一下，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而影响北美城市发展历程的雅各布斯的观点，属于人本都市的立场。从书名上看，似乎是将城市本身作为一种生命体来看待，存在着机体隐喻的倾向。但实际上，雅各布斯强调的是如何让生活于城市中的人获得生气和活力，让人真正地在城市中维持和创造一种共同体。雅各布斯其实并未提出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以一种质朴真挚的人文主义关怀，站在普通城市居民的角度，追问城市的设计规划该当如何创造出生活共同体，如何体现社会精神，如何保持城市中的多样性。简言之，就是要尊重城市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智慧和习惯，不要以所谓的“科学规划”或者“艺术”的名义，将一种可能适得其反的秩序强加于城市之上。
如果说以往的都市想象，都还是着眼于单个的城市，或者是单个城市的扩展和放大，如“都市圈”、“都市带”或者“都市群”。而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网络（network）成为城市的一个主导性隐喻。其中又有两种意象需要区分开来，一个是网络城市（the network city），一个是城市网络（network of cities）。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事实上，网络化思维（network thinking）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的一种主导性思维（Castells, 2000），网络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盛行的隐喻。从网络城市的角度来说，网络隐喻在体现当代城市能将各种独特而相异的要素汇聚一处的特点上，尤为有用。但这个适用于不同取向的隐喻，也隐?着潜在的危险，即导致都市“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Foucault,1975）。也就是说，传播和信息技术为对社会的全面监视（surveillance）提供手段，使“透明社会”变为现实（Brin,1998）。此外，在一个社会冲突频发的时代，社会政治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可能借助种种理由监视城市中被边缘化的部分。
而城市网络的意象，则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全球化的强大推动者。当代城市，在规划者和城市领导者的心目中，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张覆盖全球的竞争网络中的节点，而非安身立命的生活和工作居所。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者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提法，更多地是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如何角逐领导权和支配权的问题，也就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取有利的等级地位的问题（沙森，2005）。这其实跟西方城市的绅士化或贵族化 (gentrification)的趋势，具有内在的关联。西方城市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居于有利地位，垄断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这也跟所谓的“创意阶层”或“创意城市”的崛起有关（Florida, 2002）。如果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原先是通过直接压榨工人来进行剥削（当然，这种做法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了），如今则通过品牌、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与剥削。如果说以前是基于强制，而今则基于符号诱惑。
城市网络是当今关于城市的最大想象，在这个宛如全球一盘棋的据说“世界是平的”网络中（Fiedman, 2005），人在哪里？不同的人群是否拥有同样的机会？这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而发源于西方的城市隐喻及其相应的发展策略，都逐步地流传到中国。现今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实验场。在辉煌的城市化成就的背后，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呢？这是我们下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增长机器：中国目前的主导性城市隐喻
中国的城市起源很早，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是，中国的城市在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中，起着截然不同于西方城市的作用。对此，韦伯在 20世纪初期提出了如下看法：
“中国的城市纵使与西方的城市有其类似之处，却也有其决定性的差异。……中国城市在古代是指君侯所居之所，而直到现代仍然主要是总督或其他官府要员居停之所。……主要的消费来源是定期金——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则是官俸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收入。……在国家特权保证下的城市市场独占却是没有的。和西方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城市以及所有的东方城市形态，都不具有城市的政治特性。东方的城市一点儿也不像（西方）古代那样的‘城邦’（polis），也没有任何中世纪时那样的‘城市法’，因为它并不是个自有其政治特权的‘共同体’。城市里没有西方古代出现的市民阶级——自己武装的军人阶层。也没有……军事誓约团体，成为城市自身的防卫武力，可与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或结盟，以争取城市的自治权。没有参事会、议会、或由商人与工匠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之势力的兴起。……作为帝国堡垒的城市，受到法律所保障的‘自治’比村落要少”（韦伯，2010:41-43）。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是因为韦伯准确而多维度地概括了中西城市的差异。不过，韦伯基本上没有从正面来讨论中国城市的内在运作机制，仅是从中西对照中发现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的特点，特别是自治权，因此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担纲者。当然，如今的中国城市，已与韦伯所了解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了。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固然没有改变，还是严密地统摄于行政系统的等级序列之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相应的“行政级别”），但已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事实上，改革开发的过程，就是中央向地方行政性分权的过程，赋予地方以相对独立的利益，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各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介入到经济发展，从上到下形成了压力型和增长性政府（张京祥、吴佳、殷洁，2011）。
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城市成为增长主体之后，“经营城市”理念盛行起来。经营城市，就是视城市为资产，经营城市的目的就是盘活和提升城市的资产，使之流动起来，以适合市场优化配置的需要。同时或者随后出现的其他说法，譬如城市作为“品牌”、“历史名城”乃至“花园城市”、“生态城市”等等，都从属于这种经营城市的增长主义逻辑。那么，如何来经营城市呢？城市的核心特性就是空间上的集中，即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于是，经营城市，首要地落实在城市的核心资产即土地的经营上。而根据中国的土地制度，土地虽名为国有，其实际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却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虽然并非地方政府的所有土地使用规划都能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批准。
这种城市经营的逻辑，跟“城市作为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隐喻，若合符节。莫洛奇在“城市作为一种增长机器：迈向一种地方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种观点（Molotch, 1976），并在与罗根合著的《城市财富：地方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予以了完善（Logan & Molotch, 1987）。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本质，实际上都是增长，而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为一小撮地方精英所统治，他们在地方发展和增长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这些精英利用公共权威和私人力量作为所谓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谋求增进他们自身在地方的利益。他们将城市变为实现增长目标从而增进他们财富的工具。于是城市就成为一部增长机器。当然，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运作，对于城区中以及城区之间的增长的质量和分布，具有至关紧要的影响。
这种观点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着眼于影响土地使用、公共预算和社会生活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实际运作。一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大体上是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增长和分配而形成的。“土地，作为地方的基础构成，是能够带来财富和权力的市场商品，也因此，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对它具有强烈的兴趣”（Molotch, 1976:309-332）。所以，一幅地图，无论是关于一小块土地，还是整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和政治的分界或者地貌，也是一幅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益的马赛克，从中可以孕育出策略性的联盟和行动。城市精英基于利益共识而推动的“共同土地增值纲领”（common land-enhancementscheme），是理解城市内部结构和动力的关键。“发展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政府成为用地利益集团竞逐的舞台，他们试图获取公众的财富，也试图去影响那些可能决定用地收益的决策”。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地方的增长意味着该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财富向特定的地方精英团体转移”（转引自李林艳，2008）。
这一隐喻所揭示的机制，在中国一样发挥着作用。当然，其间也存在着一个演变的过程。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积极寻求其他收入来源，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推行，使原本为国家全部占有的土地收益开始分流到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和发展模式为之大变。即便后来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相对完善和统一了土地使用的管理，但是地方政府以土地升值作为经营城市的动力的格局已经确定。而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市的行政管理体制。城市作为发展的利益主体位置确立以后，却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涉及城市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发展规划，未能有效纳入相关利益方的共同参与和磋商的框架之中。城市支配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这种管理模式，带有明显的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的特点。“家产制国家通过支配者之恣意，提供了整个可以自由利用的、作为积累财富之狩猎园地的空间。只要是传统的或定型化的约束没有明确设限的地方，家产制即赋予下列这等人致富的自由空间：支配者、廷臣、宠幸、地方长官、官员、税收者、各式各样的恩宠中介者与拍卖者、兼具包税者、御用商人与贷款者身份的大商人与金融家”（韦伯，2004：246-247）。于是，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成为罗根和莫洛奇所谓的“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狩猎财富的园地，而弱势群体在这种发展游戏中，所得甚微，甚至受到侵害。各地频发的由强拆导致的悲剧，就直接体现了这种发展逻辑的结果。而在“发展至上”或者“GDP 主义”的经营城市的主旋律之中，这种不和谐之音往往很快就被遗忘掉了。
不惟如此，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企业化。凡是有利可图的，各方精英都一拥而上，而凡是不能带来直接利益或者政绩显示度的事情，基本上无人问津或是各个部门互相推诿。增长联盟日益娴熟地利用自己对于公共资源的垄断性权力和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力量，在城市中竞逐经济和政治利益。由于任期制度，这种竞逐也越来越短期化，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以超出偿还能力的方式来融资，以求短期内“敢叫城市换新天”。地方债务的危机，多数与这种不切实际的城市发展大手笔有关。
城市政府滥用发展和动员能力，并在这种过程中变得越发强大——至少在土地出让殆尽之前是如此——不仅导致与民争利或者侵害民众利益，而且也形成了城建冲动，甚至演变为建城冲动。建造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极端例证。还有，过度的城市建设，可能摧毁原先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拆迁不仅使居民失去已有归属感的地方，也是将居民从原有社会支持网络中连根拔起。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城市扩张中，制造出更大的贫富分化。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贫富分化的一个放大器（李林艳，2008）。原先，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别，可能仅在能否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有能力支付的人，在购房以后，财富成倍增长，未购房者想要通过工资收入来弥补这种差别，通常是不可能的。高昂的房价似乎是增长了城市的财富，但也不仅将试图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将包括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挤到城市的边缘，让他们沦为“蚁族”（廉思，2009）。在“究竟是谁的城市”之类的质疑之中，难道我们不能隐隐?到社会基础发生断裂的声音吗？
三、作为景观的城市：辉煌意识形态
上文我们从增长机器隐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目前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当然，任何比喻都有片面性，这种视角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再通过景观的隐喻，透过中国城市的外在表象来剖析另外一种症状。
城市作为景观，似乎并不构成一种隐喻，因为城市本身带有景观，美丽的城市有时本身就是一道风景。在西方，近年来兴起了所谓的“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但是，必须指出的，我们所谓的作为“景观”（spectacle）的城市隐喻，并非是指城市本身的自然景观（landscape），而是指一种人为制造的城市视觉效应。作为城市规划理念的景观都市主义，强调过程和流动性，强调自发的反馈，强调去中心化（Waldheim, 2006）。按照景观都市主义的设想，人应当生活在景观中，生态或者历史可以在景观这种载体中得到充分实现和展示。片面强调表面的环境美化的所谓“生态城市”或“园林城市”，未必符合景观都市主义的真精神。而目前在中国城市中，不惜巨资，努力把城市建设成看起来像景观一样，屡见不鲜，但无论从理念和效果来看，都与景观都市主义大相径庭。
我们的城市建设，目前所孜孜以求的，不过是建设显示辉煌与奇迹的景象，以昭示发展的成就。有一个现象也许值得我们注意：几乎每个城市，都不惜代价，精心制作了城市规划模型，不仅显示城市发展的远景，也及时体现已有的成就。而且，这种规划模型往往放置在一个经常供人（一般游客可能对此不感兴趣，估计是上级领导和前来观摩考察的兄弟城市领导居多）参观的展厅，本身就成为一种景观。据说这种模型的制作，颇为讲究技巧：由于城市规划模型面积较大，比例较小，很难体现建筑的细节，因此，对于主要建筑特别是地标性建筑，要夸大比例制作，将实体模型与多媒体技术融合，生成逼真立体的绚丽场景。至于模型中的人，城市居民的生活呢？肯定反映不出来，但可以化为一串漂亮的总体或平均数据，比如人居住房面积或者 GDP 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做法的背后，是一种可称之为“辉煌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起主导作用。所谓辉煌意识形态，就是强调惊人成就，讲究场面宏阔，凭借着巨大的气魄和气势制造出令人眩晕的壮观，以此来让人臣服。我们知道，中国现行的城市发展决策，并没有经过真正民主的程序以获得市民的同意。甚至总体领导权的正当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追求辉煌一方面固然显示了权力意志，另一方面的功用，就是显示和证明城市发展领导者及其道路的正当性和正确性。长期被教育得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民众，在伟大的实践成就面前，岂能不承认这种决策的真理性？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媒体经常性披露和批判不切实际的辉煌工程，但最终还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负责决策的官员在依照辉煌意识形态的逻辑行事。辉煌景观，既能从整体上证明权力的正当性，至少是运用上的正当性（“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确实，相较于西方依据预先确立的原则来获取正当性不同，中国社会似乎更能接受依据效果来辩护的正当性，“成王败寇”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又能显示具体执政者的“政绩”，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在制造辉煌景观的过程中还可能实现“增长联盟”的利益输送。于是乎，为了追求城市的超越式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集中景观”（concentrated spectacle）（德波，2006）。在权力的眼光所到之处，治下一片繁荣景象。其实，这种成就，经常不过是财政力量不受约束的集中使用的结果——至于由此导致的巨额地方债务，那是下任的事情了。而在这种景观中，弱势群体往往无缘涉足，至少，绝大多数辉煌景观是远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景观，是上级考察者和观光者眼中的景观，而非城市普通居民心里的景观。城市，似乎越来越成为权力的秀场。
最能体现这种景观隐喻的，莫过于各个城市竞相上马的地标性建筑。因为在外在形象设计和寓意上想要独树一帜，实在太难了，所以此类建筑最终以“高度”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确实，耐心地挖掘和重建真正体现城市精神的历史文化，并将之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扬光大，在这个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时代，肯定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而城市精神的空虚和缺失，正是要通过外表辉煌的建筑来进行弥补。美轮美奂的超高地标建筑，最能体现辉煌意识形态的精髓，通过压倒一切的气势和排场，通过超出一般想象和感受能力的景象，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制造幻象，让人融入一派祥和的氛围之中。这种“崇高性的闪烁”或者说“伪崇高”（康德，2009），已成为我们城市建设中的惯用手法。
在中国城市发展中最新的正当化话语，大概要属“顶层设计”的提法了。这个工程学概念之走红，是因其跻身于中央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之中。不少人由此迫不及待地主张要对城市乃至中国的整个城市格局进行顶层设计。其实，相关之人获得对掌控城市的信心，是最近的事情。想当初，可是通过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城市就业及其他发展的问题。在文化想象上，城市长期以来就是资本主义腐化生活方式的大熔炉，是诱惑、堕落的象征。就影视作品中的“城市形象”而言，到 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还是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和喧嚣的空间（陈晓云，2008）。到 90 年代，在憧憬城市繁华物质生活之后，旋即产生了失望和迷失。就当前而言，不少栖身城市的人，已不能想象具体的、可触摸的、可感知的城市，而是陷落到无根的、无着落的、找不到归属感的状态之中（曾一果，2009）。但与此同时，城市政府官员、开发商及相关专家对于把握城市的信心却膨胀了起来。他们或者“增长联盟”的参与者，或者是城市这个“积累财富之狩猎园地”的胜利者。他们见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公费旅游？），也掌握了资源调配的权力，或是已有特定方案可供兜售，总之，他们感觉自己拥有了对城市进行“顶层设计”的资格和能力。当然，有时为寻求正当性，也为显示自己“最先进”的城市设计眼光，政府的项目会选择世界上最顶级的设计公司来提供新奇概念——顶级的费用不在话下。接不完的项目、浩大且似可不断追加的预算以及宽松的环境，使得大批西方建筑师涌到中国。近十年来，中国成了西方建筑师试验和实现自己建筑理念的天堂，当然，他们也将中国官员的辉煌愿望形象地展现了出来。平心而论，顶层设计的提法和设想都没有问题，这总比官员的任期冲动和短期行为要好。但从现有格局和运作机制来看，这种顶层设计势必变为领导设计或部门设计，不仅不能继承我们及时吸纳基层创新的传统，而且可能假借顶层之名罔顾底层之需要和权利。
在反思辉煌意识形态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我们的辉煌的城建成就，到底是充分体现和利用了城市化内在的聚集效应，还仅仅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通过权力又集中资源，从而堆积出辉煌的城市景观？事实上，这种情形到处可见：区域中心城市高楼林立，而大都市边缘则城乡停滞和衰落，包围着大都市带的经常是一圈贫困带。这其中是否有权力集中导致的社会发展资源集中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铸就辉煌而靓丽的城市风景线，避免了诸如贫民窟之类的现象，凭借的是我们独特的城乡分隔制度，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徙至城镇，他们或许能在城市就业，但不能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此外，就城市本身来说，因为过于集中，“大城市病”也随之加剧：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安全弱化等等。
而在辉煌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掌握资源者往往注重“锦上添花”，而忽视“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做法，其实就是“参股”于辉煌成就，这不仅可以标榜政绩，而且可以免于决策失误。主事者现在似乎已经没有耐心致力于惟有长期积累方能见效的事业。城市发展中真正雪中送炭的地方，因为不具有辉煌的高显示度，成为受到系统性遮蔽的角落。这种角落，大概只有在特殊的节日在送温暖的节目中，才有机会偶尔作为舞台道具展露一下。辉煌意识形态其实掩盖不了普遍的认同危机。奢华壮观的景观与普通民众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景观更多地体现了权力和资本的力量，并不能成为社会公众团结一致的象征，无法制造共同感和认同感。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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