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知识论中，语境主义方法已被广泛地用来分析各种知识论概念和知识论问题。布莱迪（Michael Brady）和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甚至认为，“……知识论语境主义运动已成为当代知识论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1]语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归因（attribution）的真值依赖于语境，这种语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ity）是成功解决怀疑论问题的关键。然而，严格说来，“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这一术语只是对共享上述核心理念的各种不同理论的统称。依据对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的不同解释，知识论语境主义可被分为若干不同的流派，具体包括：刘易斯（David Lewis）、科恩（Stewart Cohen）和德罗斯（Keith DeRose）等人所倡导的归因者（attributor）语境主义、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的推论语境主义、霍桑（John Hawthorne）和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主体语境主义、莱伯（Steven Rieber）的解释语境主义、尼塔（Ram Neta）的证据语境主义、伯克（Antonia Barke）的认知语境主义和格列柯（John Greco）的德性语境主义等等。
在上述语境主义流派中，归因者语境主义影响最大，它是知识论语境主义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力军。本文系统考察它的理论背景、基本要义和内部流派，概览其面临的若干问题，力图表明它不是一种成功的反怀疑论方案。
一、归因者语境主义的理论背景
1.怀疑论难题：归因者语境主义的问题域
众所周知，怀疑论问题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知识论难题之一。怀疑论问题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具有高度直觉合理性的怀疑论论证。按照当代知识论的主流观点，闭合论证是最重要的怀疑论论证，诺齐克（Robert Nozick）、德雷特斯基（Fred Dretske）和德罗斯等人甚至断言，所有怀疑论论证都是一种闭合论证（德罗斯亦称之为无知论证）。在他们看来，怀疑论论证必须利用知识闭合原则（Closure Principle for Knowledge,CK）。这一原则可以大致表示如下：
（CK）对于所有S，ψ，Ψ，如果S知道ψ，且S知道ψ蕴涵Ψ，那么S知道Ψ。
由于在数学和经验科学领域，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要依据（CK）来拓展我们的知识，因此（CK）具有高度的直觉合理性。
以BIV（a brain－in－a－vat）论证为例，依据（CK），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命题：如果我知道我有两只手，那么我知道我不是BIV。据此，怀疑论闭合论证可以表示如下：
（S1）我不知道我不是BIV。
（S2）如果我知道我有两只手，那么我知道我不是BIV。
（SC）因此，我不知道我有两只手。
毫无疑问，闭合论证是一个有效（valid）论证，而且该论证的两个前提也貌似合理，但其结论荒谬之极，将我们置于完全无知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问题。
2.相关替代与追踪真相：归因者语境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归因者语境主义提出之前，对怀疑论闭合论证的当代知识论回应主要有三种：摩尔的常识论证、德雷特斯基的相关替代论（relevant alternatives account）和诺齐克的真相追踪论（truth－tracking account）。后面两种回应对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影响甚大，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归因者语境主义——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relevant alternatives contextualism）和虚拟条件语境主义（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contextualism）。下面我将简要介绍归因者语境主义的这两大理论来源。
相关替代论的典型代表是德雷特斯基。[2]按照该理论，认知主体S知道命题p，并不要求S排除p的所有替代项，它只要求S排除p的所有相关替代项。那么哪些替代项是相关的呢？德雷特斯基认为这取决于S的认知情境。在一般的动物园中，“伪装巧妙的骡子”不是相关替代项，参观者要辨认动物园中的某个动物是斑马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此时，即便参观者不知道那只长得像斑马的动物不是由骡子假扮的，他仍然知道那是一只斑马。但是在一个经常靠把普通动物伪装成珍稀动物来招揽顾客的动物园中，“伪装巧妙的骡子”就成了相关替代项，此时，参观者要辨认动物园中的动物是不是斑马就需要排除这种可能性。由于参观者不知道它不是由骡子假扮的，所以不知道那是一只斑马。对于彻底（radical）怀疑论如BIV怀疑论而言，相关替代论的支持者会认为，对于我知道我不是BIV而言，BIV是相关替代项，由于我无法排除这一可能性，所以我不知道我不是BIV；但是，对于我知道我有两只手而言，BIV不是相关替代项，所以尽管我不知道我不是BIV，但我仍然能够知道我有两只手。
诺齐克的知识追踪论又称虚拟条件知识论（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account of knowledge）。依据该理论，S知道p，除了要求S具有真信念p之外，还要求在p和S相信p之间存在某种反事实关系。具体说来，它要求满足如下两种虚拟条件：（1）如果p为伪，那么S不相信p，即在那些最邻近的p为伪的可能世界中（以现实世界为参考系），S不再相信p；（2）如果p为真，那么S相信p，即在那些最邻近的p为真的可能世界中，S相信p。按照这种分析，我知道我有两只手，因为“我有两只手”的信念满足这两种追踪条件：在那些最邻近的我没有两只手的可能世界中，如我因车祸丧失了双手，我不再相信我有两只手；而且在那些最邻近的我有两只手的可能世界中，我相信我有两只手。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是BIV，因为“我不是BIV”的信念不能满足第一种虚拟条件，在那些我是BIV的可能世界中，我仍然会相信我不是BIV。因此，即便我们不知道怀疑论假设为伪，但我们仍然知道各种普通命题。[3]
由上可知，相关替代论和真理追踪论都认为，即便我们不知道怀疑论假设为伪（如我不是BIV），但我们仍然知道各种普通命题（如我有两只手），即它们都否认（S2）。但否认（S2）就必然导致否认具有高度直觉合理性的知识闭合原则（CK）。正因如此，归因者语境主义者认为，作为反怀疑论方案，这两种知识理论付出的代价太高。通过把这两种知识理论语境化，归因者语境主义试图以不放弃闭合原则的方式来解决怀疑论问题。
二、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基本要义
1.怀疑论悖论：归因者语境主义对怀疑论问题的基本诊断
归因者语境主义认为，怀疑论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怀疑论悖论：单独看来，怀疑论论证的两个前提和其结论的否命题都具有高度的直觉合理性，以BIV怀疑论为例，在直觉上，我们会同意如下三个命题：（P1）我不知道我不是BIV；（P2）如果我知道我有两只手，那么我知道我不是BIV；（P3）我知道我有两只手。但是合起来看，这三个命题又具有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在归因者语境主义看来，要成功地解决这一悖论，我们至少必须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既然是悖论，我们就必须解释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必须解释：从两个高度合理的前提出发，为什么会得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求助于这三个命题中任何两个命题来否定第三个命题。就此而言，怀疑论者依据（P1）和（P2）来否认（P3）是武断的；但在同样的意义上，摩尔依据（P2）和（P3）来否认（P1）的常识论证也是不可取的。[4]
第二，“我们需要以保存我们知道各种东西这一强烈直觉的方案来解决该悖论，”[5]即我们必须提供一种非怀疑论的解决方案。
第三，归因者语境主义似乎赋予（P2）或知识闭合原则更高的直觉合理性。他们认为任何实质性违背闭合原则的反怀疑论方案都是不成功的。如前所述，在他们看来，相关替代论和知识追踪论之所以不令人满意，就在于它们破坏了闭合原则。
总之，归因者语境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令人满意的反怀疑论方案既要维系我们具有普通知识的信念，又要以维系闭合原则的方式来说明悖论产生的原因，“必须解释怀疑论论证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吸引力。”[6]
2.知识标准的语境敏感性：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基本策略
依据归因者语境主义，“S知道p”这种形式的知识归因句或“S不知道p”这种形式的知识否定句的成真条件随着其被说出的语境变化而变化。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德罗斯、科恩和刘易斯等人所说的语境是指说话者的会话语境，具体包括说话者的意向（speaker intentions）、听者的期待（listener expectations）、会话预设（presuppositions of the conversation）和凸显关系（salience relations）等等。因此，他们的语境主义是一种归因者语境主义或会话语境主义。第二、归因者语境主义强调的是知识归因句或否定句的成真条件（即知识标准）的语境敏感性。由于成真条件往往被看成是语义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所以它是一种语义语境主义（semantic contextualism）。这也表明归因者语境主义采用了一种元语言上升（meta－linguistic ascent）或语义上升（semantic ascent）策略。严格地讲，它不是断言：S在一个语境中知道p，但在另一个语境中不知道p；而是断言：“S知道p”这个句子在一个语境中为真，但在另一个语境中为假。为此，科恩还曾特别强调，只是因为“这种元语言措辞在文体上过于繁琐”，他才“继续改为在对象语言上来讲，但是读者不要为此所误导。”[7]
归因者语境主义认为，如果认识到知识标准的语境敏感性，那么我们就能成功地解决怀疑论问题。在他们看来，日常语境中的知识标准和怀疑论语境中的知识标准是不同的，前者往往较为宽松，后者则非常严格。相对于日常语境中的低认知标准，“我知道我有两只手”和“我知道我不是BIV”这两个声称都为真；然而，相对于怀疑论语境中的高认知标准，这两个声称都为伪。前者维系了我们具有日常知识的信念，说明了我们认为怀疑论结论违背直觉的原因；后者则解释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而且，不论在日常语境中，还是在怀疑论语境中，闭合原则都是成立的，造成闭合原则失效的假象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断言闭合原则的前件和后件时发生了语境的变换，因而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相对于不同的标准来评价该原则的前件和后件。
这样，归因者语境主义对怀疑论问题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它既维系了我们具有日常知识的信念，又解释了怀疑论论证的吸引力，同时还维护了闭合原则。
3.常见索引词类比和日常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归因者语境主义的日常语言基础
归因者语境主义认为，知识标准的语境敏感性来源于日常语言中“知道”谓词的语境敏感用法。一般说来，归因者语境主义对“知道”谓词的语境敏感用法的证明有两种：
（1）日常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
体现这种语境敏感性的经典案例莫过于德罗斯的“银行案例”[8]和科恩的“航班案例”[9]。这些案例的基本特征是：当所涉及的议题对说话者无关紧要时，特别是认知主体不能排除的某种不寻常的可能性没有被提及时，我们似乎能够正确地声称主体具有知识；但是，在所涉及的议题对说话者至关重要时，特别是认知主体不能排除的某种不寻常的可能性被提及之后，我们若声称主体具有知识，则似乎是不正确的。在归因者语境主义看来，把“知道”谓词看做是语境敏感谓词（即认为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对归因者语境敏感）是对这些案例的最好解释。
（2）常见索引词（indexical）类比论证
德罗斯认为，与“我”、“这儿”、“现在”这样一些索引词一样，“知道”谓词的日常使用是语境敏感的。科恩则把“证成”（justification）与“平坦的”、“富有的”这样一些等级性形容词（索引词的一种）进行类比，以说明对证成的归因是有等级的，“语境将决定一个信念必须得到何种程度的证成才能算是得到了绝对证成。”[10]而证成是知识的构成要素，因而对知识的归因是语境敏感的。
值得注意的是，归因者语境主义只是主张把“知道”谓词看做是语境敏感性谓词，但并未提出一种关于此类谓词的语义理论。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不会影响我们声称“知道”谓词具有语境敏感性。因为，“即使对于那些（相对来说）毫无争议地认为其运用依赖于语境敏感标准的谓词，例如平坦的，也很难准确地说出其标准是如何设定的。”[11]
三、归因者语境主义的三种形态
尽管归因者语境主义者的基本要义一致，但在归因者语境如何决定知识标准的问题上看法不一，据此我们可以区分三种形态的归因者语境主义：虚拟条件语境主义、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和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bootstrapping contextualism）。
1.虚拟条件语境主义
虚拟条件语境主义是德罗斯把诺齐克的真理追踪论语境化的结果。德罗斯认为，知识要求主体的信念都能够与所有在认知上相关的可能世界（epistemically relevant possible worlds）中的事实相匹配，即主体信念能够追踪事实到所有与认知相关的可能世界。在这里，归因者的会话语境通过敏感性规则（the rule of sensitivity）决定了与认知相关的可能世界的范围。德罗斯把敏感性规则表述如下：“当断言S知道（或者不知道）命题p时，如果必要的话，与认知相关的世界的范围会被扩大，它至少包括了最邻近的p为伪的世界。”[12]
这样，在日常语境中，由于我们只是断言我们知道各种普通命题，如我有两只手，所以知识标准只要求我的信念追踪事实到最邻近的我没有两只手的世界，譬如我在一个偶然事故中失去了双手的世界。显然，我有两只手的信念和我不是BIV的信念都能够与该世界中的事实相匹配：在这一世界中，我没有两只手，我也不会相信我有两只手；我不是BIV，我也相信我不是BIV。因而，我知道我有两只手；我也知道我不是BIV。
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怀疑论者已经提出了我是否知道我不是BIV这一问题，依据敏感性规则，为了知道命题p，一个人关于p的信念至少必须追踪事实到最邻近的我是BIV的可能世界。显然，我有两只手的信念和我不是BIV的信念都不能与该可能世界中的事实相匹配。因为在那个世界中，我没有两只手，但我相信我有两只手；我是BIV，但我不相信我是BIV。所以在怀疑论语境中，我不知道我有两只手，我也不知道我不是BIV。
2.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
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是刘易斯和早期的科恩。刘易斯认为，“S知道命题p当且仅当S的证据消除了每一种非p的可能性——哈！——那些我们正在适当忽略的可能性除外。”[13]刘易斯所说的“我们正在适当忽略的可能性”正好对应于相关替代论所说的非相关替代项；而“那些我们正在注意到的或者被不适当忽略的可能性”则对应于相关替代项。在同一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适当忽略的七条规则。这七条规则是：实在性规则、信念规则、相似性规则、可靠性规则、方法规则、保守性规则和注意规则。刘易斯认为，怀疑论者正是运用了第七条规则即“注意规则”来得出怀疑论的结论。在刘易斯看来，在日常语境中，怀疑论假设是可被适当忽略的可能性，事实上，在这种语境中也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因此，即使我们的证据不能消除这些可能性，我们仍然能够正确地被看做拥有知识。但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怀疑论者提请我们注意这种错误可能性，所以它们就不再是可被适当忽略的可能性。既然我们的证据不能消除这些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就不知道各种普通命题。
在“如何成为一位可错主义者”一文中，通过把德雷特斯基的相关替代论语境化，科恩系统提出了一种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14]他承认知识只要求主体能够排除所有的相关替代项，但他认为相关替代项的范围是依赖于语境的。在日常语境中，怀疑论假设不是相关替代项，S知道各种普通命题并不要求S能够排除怀疑论假设的可能性；但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提到了怀疑论假设的可能性，相关替代项的范围被扩展，知识标准要求S必须能够排除这些在日常语境中“被适当忽略的可能性”。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科恩的两种合理性概念：证据合理性（evidential rationality）和非证据（nonevidential）合理性。科恩认为，我们关于各种普通命题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证据合理性，如我们的感觉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我有两只手的信念，而我们关于怀疑论假设为伪的信念具有一定程度的非证据合理性，如“我相信我不是BIV”是非证据性合理的。在知识标准较低的日常语境中，依据“我相信我有两只手”的证据合理性，我就能够知道我有两只手；同时，依据“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我也能够知道我不是BIV。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知识标准被提高，“我相信我有两只手”的证据合理性不足以使我知道我有两只手，“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也不足以使我知道我不是BIV。因此，在这一语境中，我既不知道我有两只手，也不知道我不是BIV。
不过，在科恩看来，相关替代论语境主义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我能够对一些偶然事实具有一种先天（a priori）知识，特别地，我能够对我不是BIV这一事实具有一种先天知识。按照上面的解释，仅仅基于“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我就知道我不是BIV，这表明我能够先天地知道我不是BIV。正是这一原因导致科恩极力主张把语境主义和相关替代知识论分离开来，并进而导向一种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
3.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
和科恩先前的观点相比，步步为营的语境主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一种步步为营的理由结构，科恩认为，我们是先证成（justify）各种普通命题为真，然后再依据闭合原则证成怀疑论假设为伪；二是强调“‘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是‘任何经验命题的全部合理性或者证成的一个组成成分’”[15]。
按照这种新语境主义，“我相信我有两只手”的全部合理性既包括它自身的证据合理性，也包括“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在日常语境中，仅仅依据“我相信我有两只手”的证据合理性尚不足以证成我关于“我有两只手”的信念，但它与“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的合取足以证成我关于“我有两只手”的信念，因而我知道我有两只手。由于“我有两只手”蕴涵“我不是BIV”，所以我也知道“我不是BIV”。
但是，在怀疑论语境中，由于提高了知识标准，“我相信我有两只手”的证据合理性与“我相信我不是BIV”的非证据合理性的合取不再足以证成我关于“我有两只手”的信念，因而我不知道我有两只手。既然我不知道我有两只手，我也就失去了知道我不是BIV的基础，因而，我不知道“我不是BIV”。
按照这一分析，由于我关于我不是BIV的知识部分地基于我的经验证据（如我有两只手的证据），因此它不是一种先天知识，从而克服了先天偶然知识的问题。
四、对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反驳
然而，归因者语境主义一直是一种备受争议的反怀疑论方案。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异议：元语言上升异议、语境动力学异议和日常语言基础异议。
1.元语言上升异议
索萨（Ernest Sosa）认为，通过元语言上升，归因者语境主义改变了原来的知识论主题，它用“‘S知道（或者不知道）p’这个句子是否为真”这一语言学或语言哲学问题置换了原来的“S是否知道p”这一知识论问题。因而归因者语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知识归因的语义理论，而不是一种能为知识的本质提供洞见的知识论主张。[16]不过，在德罗斯看来，即便归因者语境主义是语言哲学的一部分，但由于它涉及知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怀疑论问题，因而具有知识论意义。[17]
2.语境动力学异议
这类反驳主要涉及语境主义的语境动力学，具体还可分为如下四种异议：
（1）常识异议：费德曼（Richard Feldman）认为，归因者语境主义的语境动力学机制不符合常识，在非哲学讨论的场合，人们并不会因为你提出怀疑论假设而撤销原来的知识声称，相反会认为你脑子有问题。[18]恩格尔（Mylan Engel）的看法更为激进。在他看来，即便在哲学讨论的场合，一旦我们熟悉怀疑论论证，它往往也会丧失原有的吸引力。[19]归因者语境主义者辩解说，这种异议或多或少误解了他们的方案。因为归因者语境主义本来就不是要去描述认知主体遭遇怀疑论假设时所发生的实际事情，相反，它是一种规范知识论。科恩声称，由于说话者常常不知道知识标准的语境敏感性，所以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知识归因。因此，不应该依据人们对怀疑论的实际感觉和反应来评价归因者语境主义。
（2）认知下降（epistemic descent）异议：归因者语境主义似乎难以回答如下问题：我们怎么由怀疑论语境重返普通语境？仅仅离开哲学讨论的课堂我们真的就能重返低标准的普通语境吗？这就是困扰归因者语境主义的认知下降问题。[20]
（3）“不可言说的和不可思考的知识”异议：归因者语境主义似乎必须承认一种“不可言说的和不可思考的知识”。因为依据其语境动力学，当低标准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的确知道我们不是BIV。然而，对于这一知识，我们既不能够断言，也不能思考。因为，一旦我们思考，知识标准就会被提高，我们就不再具有知识。[21]
（4）认知怠惰悖论（paradox of epistemic laziness）异议：依据其语境动力学，在对知识声称进行批判性反思之前，我们知之甚多，但在批判性反思之后，我们不再具有知识。也就是说，知识论探究不仅没有增加我们的知识，相反它破坏了我的知识，我们在认知上越盲目，我们居然知道得越多。这种异议最先由尤格拉（Palle Yourgrau）提出，并得到了归因者语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易斯的认同。[22]不过，在德罗斯看来，尤格拉和刘易斯都犯了一种“语义下降谬误”（the fallacy of semantic descent）。德罗斯辩解说，归因者语境主义者坚持的是一种“语义上升”策略，其主张不是“S是否知道p依赖于归因者语境”，而是“对‘S知道p’的断言是否为真依赖于归因者语境”。实际上，从日常语境到知识论语境，对于认知主体而言，他们的认知立场强度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说话者采用的知识标准。按照原来的知识标准，认知主体被看做有知识；但依据新标准，认知主体被看做缺乏知识。所以根本没有破坏认知主体知识的问题。[23]
3.日常语言基础异议
这类异议涉及归因者语境主义日常语言基础的两个维度：
（1）反驳“常见索引词类比论证”：卡佩伦（Herman Cappelen）和雷波尔（Ernie Lepore）的“去引号论证”认为，归因者语境主义把“知道”看做是类似于“我”、“这儿”、“现在”这样的索引词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在他们看来，包含索引词的句子都不能够通过“去引号”的方式从直引变为间引。像“我”、“这儿”、“现在”这样的索引词都能够通过这种索引词诊断测试，但是，“知道”能够通过“去引号”的方式从直引变为间引。因此，这种类比论证是错误的，如果语境主义者仍要坚持“知道”的用法是语境敏感的，那么他们必须提供进一步的证据。[24]德雷特斯基和斯坦利进一步攻击了科恩的等级词类比论证。他们认为，把“知道”与“肥胖的”、“丰富的”等形容词进行类比是错误的。因为后者是可以分等级的（gradable），而前者是不可分等级的，所以，不能由后者的语境敏感用法推断前者具有语境敏感用法。[25]
（2）质疑归因者语境主义是对日常知识归因中的语境敏感现象的最佳解释[26]：在与归因者语境主义的交锋中，针对日常知识归因中的语境敏感问题，反对者提出了许多解释性理论。霍桑和斯坦利的主体语境主义认为，我们可以用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对主体语境的敏感性来解释知识归因中的语境敏感现象，而不必采用归因者语境主义的那种极端主张。[27]赖肖（Patrick Rysiew）和布朗（Jessica Brown）等人提出的语用论温和不变主义认为，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反映的不是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的语境敏感性，而是其会话适当性条件（conversational propriety conditions）的语境敏感性。[28]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主张，在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案例中，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是固定不变的，主体自始至终也都具有知识。但在主体不能排除的那些不寻常的可能性被提及之后，由于凸显效应（effects of salience）所造成的心理偏见会使我们误以为主体缺乏知识，从而造成了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假象。[29]在巴赫（Kent Bach）看来，尽管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固定不变，但在那些不寻常的可能性被提及之后，主体确实由“知道”变成了“不知道”。不过巴赫认为，这是由于主体的信念发生动摇的缘故。[30]
在我看来，上述异议中的许多异议确实或多或少地误解了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基本主张。我基本上认同语境主义者对元语言上升异议、常识异议和认知怠惰悖论异议的回应，而且，我还认为，“去引号论证”并不构成对归因者语境主义的威胁。因为在“知道”能够通过“去引号”的方式从直引变为间引的场合，尽管语境发生了转换，但并未导致知识标准的变化。实际上，在知识标准发生了变化的语境转换中，“知道”并不能通过“去引号”的方式从直引变为间引。当然，这并不表明我认同归因者语境主义这种反怀疑论方案。在我看来，归因者语境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基本主张的反直觉性。归因者语境主义的确解释了怀疑论论证的直觉合理性，但其代价是引入了“知识归因的成真条件对归因语境敏感”这一高度反直觉的主张。因此，如果能够对怀疑论问题做出某种温和不变主义的解释，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归因者语境主义的极端主张。其次，归因者语境主义过分强调闭合原则的主张未必合理，实际上，闭合原则的直觉合理性来自其在知识推理中的运用。为此，我主张把诺齐克的知识概念、赖肖和布朗等人提出的语用论策略与一种既能满足知识推理需要又能与诺齐克的知识论相协调的修订的闭合原则综合起来，从而发展一种新语用论温和不变主义的反怀疑论方案。当然，对这种新方案的介绍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
[1][20]Michael Brady & Duncan Pritchard,“Epistemological Contextualist:Problems and Prospects”,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5(55),p.161,p.166.
[2]Fred Dretske,“Epistemic Operators”,Journal of Philosophy,1970(67),pp.1007-1023.
[3]Robert Nozick,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 3.
[4]See especially Keith DeRose,“Solving the Skeptical Problem”,Philosophical Review,1995(104),pp.2-3; Stewart Cohen,“Contextualism,Skepticism,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99(13),p.63.
[5][6][7][9][10][11][15]Stewart Cohen,“Contextualism,Skepticism,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99(13),p.63,p.63,p.65,p.58,p.60,p.61,p.86,fn.36.
[8]Keith DeRose,“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2(52),p.1.
[12]Keith DeRose,“Solving the Skeptical Problem”,Philosophical Review,1995(104),p.37,
[13]David Lewis,“Elusive Knowledge”,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6(74),p.554.
[14]Stewart Cohen,“How to Be a Fallibilist”,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88(2),pp.91-123.
[16]Ernest Sosa,“Skepticism and Contextualism”,Philosophical Issues,2000(10),pp.1-2.
[17]Keith DeRose,“Contextualism:An Explanation and Defense”,in J.Greco,E.Sosa(eds.),The Blackwell Guide to Epistemolog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1999,p.181.
[18]Richard Feldman,“Contextualism and Skepticism”,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99(13),p.100.
[19][21]Mylan Engel,“What's Wrong with Contextualism,and a Noncontextualist Resolution of the Skeptical Paradox”,Erkenntnis,2004(61),p.213,p.212.
[22]Palle Yourgrau,“Knowledge and Relevant Alternatives”,Synthese,(1983) 55:p.259; David Lewis,Elusive Knowledge,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6(74),pp.551-565.
[23]especially Keith DeRose,“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92(52),pp.924-928; Now You Know It,Now You Don't,Proceedings of the Twentie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2000(5),pp.91-106.
[24]Herman Cappelen and Ernie Lepore,“Context Shifting Argument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2003(17),pp.25-50.
[25]Fred Dretske,“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Knowledge”,Synthese,1981(40),p.363; Jason Stanley,“On the Linguistic Basis for Contextualism”,Philosophical Studies,2004(119),p.130.
[26]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阳建国：《知识归因的语境敏感性：三种主要的解释性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1期。
[27]John Hawthorne,Knowledge and Lotteries,New York,Oxford UP,2004; Jason Stanley,“On the Linguistic Basis for Contextualism”,Philosophical Studies,2004(119),pp.119-146.
[28]Patrick Rysiew,“The Context-Sensitivity of Knowledge Attributions”,NOS,2001(35),pp.477-514; Jessica Brown,“Adapt or Die:the Death of Invariantism?”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5(55),pp.263-285;“Contextualism and Warranted Assertibility Manoeuvres”,Philosophical Studies,2006(130),pp.407-435.
[29]Timothy Williamson,“Contextualism,Subject-Sensitive Invariantism and Knowledge of Knowledge”,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5(55),pp.213-235.
[30]Kent Bach,“The Emperor's New‘Know’”,in G.Preyer,G.Peter(eds.),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On Epistemology,Language and Truth,New York,Oxford UP,2005,pp.51-89.
原载于《哲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第90-97页
作者简介：阳建国，中南大学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3 中山大学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