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是一个复杂的人。这复杂中有许多隐而未发，有许多欲言又止，有许多深思熟虑。让你觉得，你即使知道了种种信息，他还是一个“无法还原的象”。

你把他看作一个哲学家。的确，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沧桑，非常冷静，非常认真，总之非常哲学家。然而一见面，他却穿着T恤衫，趿着凉拖鞋，一点都“不正经”，更喜欢回答“好玩的”问题。对话的过程中，最频繁的三个词句是，我觉得，okay，是吧？

你觉得他有些严肃不好说话。他和气地答应你的请求，附带一句轻声的“好吗？”刚坐下没聊上几句，忽然又有了新发现，“对了，我给你们沏茶。”表扬我们的摄影记者“谢谢你啊，我们坐着闲聊，只有你在工作。”这时你觉得，让一个研究哲学的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简直是一个罪过。

陈嘉映的复杂当然不止于此。他开车的样子非常随意，将小臂放在方向盘上打方向。一天抽十几支烟，饭桌上抽从不将烟平行吐出，而是朝天吐出。酒量是非常大的，两个朋友和他喝三次酒，分别醉一次，他却毫无醉意。还有两个朋友在北大旁听他的课，都听了有一年以上。这是两个生意人，一个在法国有生意，一个在山东有生意。

基本不看电视。有时候睡觉前，特别要是一直在工作的话，得看会儿电视才能睡。喜欢看《动物世界》，那种平时看不见的镜头。看一点新闻，基本上就是过一遍台。

自己觉得对于穿衣服不是完全不讲究。“我还是……可是夏天这么热……这一件”——还要为他的T恤衫辩护。同样的衣服有两三件，来不及洗就去买两件。觉得有5件已经很奢侈了。要是衣服破了，“当然一直穿下去，永远穿下去了”。

有意控制跟外界的交往。要不加控制的话，可以天天在外头吃饭。中饭晚饭加起来都还不够排。学生、同事、社会上交往、其他的朋友，这个list是长长的。要是在北京每天见一个朋友的话，一年365天不一定见得完。

非常喜欢旅行，最羡慕老在旅行的人。还“当然考虑过”做导游，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况且自己能说那么两三种外语，还可以带外国客人的小团。

侦探小说也是一个爱好。书架上有一套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是从小读惯的。觉得《尼罗河上的惨案》那部电影是经典之作，“非常好非常好”，看了至少也有三遍。要是去旅行的话会带一本侦探小说。

“生活上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呢？要倒退10年还有点，现在实在是……生活非常之单调。”

一天，和往常一样，不一样

陈嘉映最近和好几个朋友在电话联系时都说到一件事儿。说到每个人都是特别特别忙。忙得呢，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有问题。一位朋友说本来想开个头，从起来一直到睡觉，把这个一天一天的“我”记录它一个月。结果，她没开头。

2005年6月25日，陈嘉映的一天是这么过的：早上6点多将近7点醒的，想睡但睡不着了，那就起来吧。然后，开始工作。这个夏天想完成一本书，今天做的是这个。做到11点半的时候，特别无聊，就下楼去找饭吃。找到一个新开的卖盒饭的地方，吃了盒饭。既然下楼了，就去把账单交了。回来之后，平时是看会闲书，今天正好拿到报纸，《文汇读书周报》，一个礼拜一次。只用10分钟或者5分钟就看完了。平常不看报纸。看完报纸之后就开始回E-mail。这也是一个比较大项的工作。每天平均能收10到20个。有些很好回，朋友间的互相问候，一般别人会稍微讲点事，自己可能什么都不讲；但是也有一些比较需要时间。比如说寄来了文章要你看啊，或者要你做一个什么工作计划啊。哪怕就是让你填个表，都挺占时间的。然后就开始读书，一般白天读闲书的时候少，都是围绕工作读。通常情况下晚上吃完饭之后，不做特别重的活，但是现在手头正要做点翻译。手头有点翻译对个人特别好，使你没有精力写作的时候还能干一点正经活，维持些工作量。否则的话，就完全看闲书，跟写的东西没关的书。但其实是喜欢读闲书的，而且以前还读得特别多，喜欢自然科学，从数学到生物学，都读；喜欢历史，中国的，外国的；然后，也读一点小诗。现在手头压的活那么多，这样做就有点心理压力。其实是喜欢的，最好平均下来一天百分之七八十时间在读闲书，正经做工作百分之二三十。当然，要读的，还有好多学生的论文。不过，今天有点例外。来了两个记者，做了一个“马拉松式”采访，占了很多时间。想到这个，也许，心里还会有一点荒诞感浮上来。

第二天陈嘉映要去开会，“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反正跟项目有关。我不知道是别人审查我们的项目，还是我们审查别人的项目。”

只要队长不在，农民老歇气儿

在内蒙突泉，割地已经是10月份了。大北方10月份天很短，割地虽然非常累，但工作时间不是特别长。陈嘉映白天带本书，只要一歇气儿就翻。“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农民干活也不是热火朝天的，只要是队长不在，他们老歇气儿。”至于晚上，年轻人睡得特别少，所以总还是有时间读书。

这是1968年，有时候，16岁的陈嘉映也发会儿呆，想想自己怎么来这个地方的。这时他还不会想到，在这里，他总共要呆上8年。

总的来说，大多数人都要下乡，这是大势所趋，尽管每次下乡原则上不是强迫的。不过，突泉县的人来学校动员报名时，陈嘉映觉得，去内蒙比在北京好多了。“他们跟我们说，那个地方平均每人有40亩地，养马，养牛。那多好呵。”没怎么琢磨，马上报了名。

“一看我要去，两个哥哥一起报名都去了。”对陈嘉映来说，这不是一个两难选择，“我就特想去插队。在城里溜达两年多了，就想做点实际的事，锻炼自己，甚至改造自己。”因为都还有其他选择，两个哥哥作这个决定就不那么轻松。但由于一些红卫兵活动，那时候哥哥嘉明正在被追查，哥哥嘉曜也有点惹人注目。“要是问题不是特别严重，去插队也就走了；但你要留下，就有可能给你办学习班什么的。所以有些插队是在这种微妙情形下主动的选择。”

刚去农村的时候，跟老乡干活，有意识“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意识有了，活干得挺欢，手底下却还是笨，人家农民割了一垄地，自己只动了四分之一，磨破手皮还得戴上手套。结果很快农民告诉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你想着自己是去受教育的，然后你一去农民完全把你看作毛主席的青天。就把你当城里人，城里的大学生，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且紧接着，那些跟你熟的农民，就跟你讲农村这几年的景况多么恶劣，干部多么坏，农民本身多么坏。”

身在农村，“天下”抱负不曾或忘。那些感觉现实不堪忍受，感觉变化将至，怀抱理想主义，“眼睛看着民族和共同体未来”的年轻人里当然有陈嘉映，而读书是实现抱负的必要条件。

哥哥嘉曜算是陈嘉映哲学兴趣的激发者，在周围人中间，他是无人望其项背的“理论家”。他周围很快聚集起一群爱好哲学的青年。陈嘉映就是这时候对思考所藉的概念本身发生兴趣，开始某种思考形式的变化。那时候的计划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学到手里。

除了红色经典，翻译过来的书基本上也都能读到，包括一些内部参考材料。一个是因为家长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干部，家里都有一些书。还有就是“拜访大儒”。“比如，我在这个村住，你在那个村住，是那边的‘大儒’，我们就要来拜访，一个主要任务当然是把你书箱打开，写个单子把你的书背走。下次你到我这儿来，写个单子把我的书背走。慢慢就有一个网络，远的不说，附近几个公社，有哪些读书人基本上都知道了。”对一些自己不读书的、家里却有很多书的女生，也要“拉拢”一下。

旧书店的神秘符码

最早接触现代哲学时，陈嘉映读得完全没有系统，无非就是找到什么书看什么书。不管这个传承那个流派，反正是西方现代哲学差不多就读起来了。

当时旧书店是一个结识人的地方。“你想，年轻人去旧书店的一共就那么三五个人”，然后两个人在旧书店碰上了，那差不多绝对就惺惺相惜了。一聊起来就是罗素、杜威什么的，只要名字提出来，不用再说内容了，那就是特别对上暗号了。这些名字像神秘符码一样，属稀有精神资产。

陈嘉映用半年时间自学了四册德文教材。教材学完就搬出歌德、席勒的原著来读。“每行查好几个单词，一句话琢磨好久。”几个月后，勉勉强强能够阅读原著了。

还没入门，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著述”了。1970年开始写《逻辑学纲要》，《哲学史名词鉴》。不纯粹是为自己写作，作品还在小圈子里流传。1974年，甚至写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生》。回想起来，当时大概是觉得自己今后的人生不会有什么新花样了。

真正有点把哲学当志业的意思，应该是在插队结束和北大读书之间。主要归功于读现代哲学。那时北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几乎是空的，没有人去借，永远是空空荡荡的。尼采等人的中译本还是禁书，外文原版却可以外借。结果陈嘉映对弗洛伊德的《释梦》着了迷，每天早上醒过来就回想夜里的梦，试着解释一番，再去打听别人的梦。

那时西方现代哲学还很少流传，零零星星读了一些，起先并不十分在意。读多了，慢慢觉得现代哲学，比较能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学得比较贴切。直到这个时候，初读哲学六七年之后，陈嘉映开始觉得有点创造性了。“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哲学思考上了正道”， 尽管这时不是阅读哲学书籍最勤的时候。

弃之可惜的研究生

1977年，陈嘉映待业在家，正打算接受招工安排，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这时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陈嘉映为高考做了认真准备，因为他觉得大学是“比印刷厂更好的混日子的所在”。报的是北大的德国语言文学专业，“琢磨着会德语的人少，没什么竞争”。结果笔试考了第一，面试却张口结舌说不出一句整话。后来有位老师力主“收留”：这个考生在农村吭吭哧哧自学，笔试考成那样怪不容易的。

进北大没几个星期，报考研究生恢复了。出于研究生每月有三十几元收入，不宜再寄生父母的考虑，陈嘉映参加了考试。笔试顺利通过，面试却被“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策略》中关于矛盾、实践之类的论述”这个问题给打懵了。这时有位老师说：学习西方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几乎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弃之可惜。就这样成了研究生。本来报考的是研究苏联哲学的王永江。入学不久，王永江找陈嘉映谈话。说外哲所几位老先生，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现在年纪大了，学问恐怕失传，所里决定把你转到熊伟名下，学习存在主义。尽管是错误的哲学，多学一点反面教材，同样可以为马列主义做工作。于是投入熊伟门下。

熊伟，正是那个当初觉得陈嘉映“弃之可惜”的老师。正是在熊伟的指点下，陈嘉映开始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熊伟告诉他，“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北大读书期间，陈嘉映一半在用功，一半在玩乐。研究生三年，听课不超过十堂，多数老师只在考试那天见到过他。这期间，学校给研究生提供了一笔访导师、找材料的经费，结果，这笔钱陈嘉映拿来作旅游经费，在大江南北好好转了一圈。临到论文最后期限，用两周时间，按流行格式胡乱写一篇交了。

毕业分配陈嘉映留在了北大。第一件事情，是到西安参加一个外国哲学会议。会议了无生趣，好在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结果搞成“小会为主，大会为辅”的格局。回北京的火车上，大家开始商量怎么“可持续性交流”。这些人中只有陈嘉映在颐和园北面的黑山沪有个二十多平米的独立小窝，自然而然成了大家谈玄论道的地方。从朋友交往的角度来讲，这是陈嘉映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1981年到83年。大约是每个月聚会一次。朋友带朋友，一拨接一拨。一时间才俊满堂，甚至让人觉得“懂哲学的都在黑山沪了”。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空谈之余，也有商量做点“着形迹的事儿”。大家商量着组织翻译一套西方现代哲学名著，商量着每人写一部专著，正好跟“走向未来”是另一路。想做事就要有一个人出头，这人就是甘阳。

甘阳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觉。在他主持下，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横空出世，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蜚声海内外，陈嘉映翻译的《存在与时间》也成为其中的一部重要译著。

在美国做cook

1983年，陈嘉映的命运改变了轨迹。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导师熊伟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科克尔曼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海德格尔”的重要专家。熊伟告诉他，中国有一个叫陈嘉映的年轻人在翻译《存在与时间》，科克尔曼斯“高兴得不得了”，当场提出邀请，希望陈嘉映到美国去跟他读书。就这样，带着满脑子对于自由民主的想象，陈嘉映到了美国。

意外的是，在美国受到的第一个刺激正来自美国人对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诋毁”。学校里聚集了众多反叛美国制度的学生。跟你说美国怎么怎么糟糕，中国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有希望。于是彼此经常倒过来，互相列举大量的事实，为对方的国家制度辩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双方面的。“肯定是他们被我改变了一些，我也被他们改变了一些。”

在国内时自以为非常了解西方，这时发现有大量事实自己不特别了解，或者根本不关心。比如，美国左派特别关心南美的问题，以前陈嘉映想的就是中国、美国、欧洲，再加个苏联，从来没想过南美这些事。等呆了好多年经历很多事之后，乃至离开美国的时候，才觉出这些年的潜移默化——因为亲身的经历，对另外一种历史、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具体而微的体会。这算是来美国的收获？可是想法的改变不光是因为对美国的了解，自己本来就在生长，没去美国过10年想法也会不一样。分不清哪些是由于观感改变的，哪些是天然要变的。

当然，来美国的目的是读书。一开始跟科克尔曼斯学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自己也挺熟的”，加上后来出现一些变故，尽管科克尔曼斯始终对他非常照顾，陈嘉映没有太去麻烦他，在美国修课也不是主要修他的课，而是修那些自己不熟的课。

在美国的时候，陈嘉映还有一个“身份”：cook，厨子。自己做饭，一直做到从美国回来。其实从小就给家里做饭，到了美国，第一个就是“重操旧业”，因为“你不可能老下馆子，那儿也没盒饭”；再者，在美国的时候总是人家帮着你，“你跟美国同学在一起，你学开车是他教你，你教不了他；论文写完了，总是人家给你改，你从来不给人家改。总而言之大大小小的事，总是美国朋友在帮你，你帮不上人家。惟一答谢人家的一个办法，就是做一桌中国菜。美国同学“疯喜欢，不但喜欢我做的饭，而且喜欢我所创造的吃中国饭的那种气氛。一帮人特别没规矩，一个盘子里夹菜，喝点中国老白酒什么的。他们平时是分食的，这时就会觉得一种‘破戒’的愉快。”

陈嘉映大学时迷上过桥牌，读牌谱、做专项练习，自撰叫牌体系，打算成为专业棋手。刚到美国的时候还玩，和一个朋友搭档打过大学第一名。后来知道宾大有个桥牌俱乐部，就跑去看，一看基本都是老年人，以老太太为主。马上就戒掉了。

不扎实的幸福生活

1992年陈嘉映本来已经打算好回国了，一天夜里接到法国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朋友说，法国有个工作，一年为期，并不老在法国呆着，要到欧洲各地去。你考虑考虑？陈嘉映马上说，“已经考虑完了。”电话是半夜两三点钟打过来的。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想，是不是真的啊？然后就收拾行李上法国去“求证”。

在欧洲溜达一圈，回到北京已经是在一年以后，带了“不算多不算少”的将近一万美元。当时正是美元比值极高的时候，黑市上一美元能换十一二元人民币，同时也是利率极高的时候。陈嘉映一算，把这钱存银行里头，就是十来万人民币，一年不就有个一万了？一个月就有八百。我有房子住，我还用工作？哥哥嘉曜人在国外，在北京空着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陈嘉映住进去，开始“一种极为美好的生活”。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影碟，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书架。“没有人知道我在那儿，而且即使我的朋友知道我在那儿，都不来找我，知道那是我工作的地方。”门一关，从早到晚工作。楼下是外院，就在外院食堂吃饭，什么人都不认得，跟卖菜的用手指一下这个那个。不用说话，一天24小时不用说任何一句话。就这么过，觉得特幸福。这幸福没有想象中那么扎实。先是钱被一个哥们骗走了一半，加上一系列花销，转眼间就没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你应该去工作。

朋友王炜当时在北大外哲所，一直非常想让陈嘉映回北大。陈嘉映后来就去北大看了看，一去发现北大把自己除名了。事情说起来也挺蹊跷。据说80年代末什么时候，教育部曾经下过一个文件，说留学生出国几年未归的先除名，回来重新办，就除名了。刚除了没几个又下来一个文件，不除了，就挂着。所以陈嘉映前后脚出国的，全都没除名，就把他给除名了。所以就费了一点周折，好在王炜“又能干又肯干”，帮忙办了所有的手续。过了一年多，陈嘉映就回到了北大。

对北大的想象还不坏，“对我来说，就是告诉我什么时候上课，我就到教室去上课。北大几乎所有的教学人员都不认识，直到现在也不认识。”——现在？现在陈嘉映已经离开北大来到上海好几年了。

这里，更清静些。

哲学保护知识和心灵的关系

人物周刊：一个哲学家为什么要做哲学研究？

陈嘉映：我相信，一个哲学家之所以对哲学、对概念逻辑感兴趣，是因为有一个根一直连在他要解决的问题上，把它叫作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好，灵魂的问题也好，随你。这是一件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做哲学就是仍然努力地保护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心灵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还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嘛，就是人应当怎么生活。

人物周刊：中国人所说的哲学和西方人所说的有没有什么差异？

陈嘉映：我觉得中国的青年，特别是非专业的，对哲学的理解流于浪漫主义。西方主要是从科学方面展开的，中国主要是跟诗连在一起。（讲求觉悟什么的，不讲求概念分析。）对。他们理解的哲学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中国青年主要从诗的角度切入哲学。逻辑的和概念的东西是有生命的。我就怕学生单走禅的那路，太轻易地“得道”了。中国好哲学的人是最容易上这个当的。

人物周刊：哲学家应该怎么承担社会责任？

陈嘉映：我觉得哲学家在读书人意义上的责任感之外不特别需要有其他责任感。读书人的社会责任就是，天然应该关心公众的事情，思考社会的问题作为对社会的酬劳。观念批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在80年代非常明显。现在社会责任感被理解为相当狭隘的、固定模式的。好像不断对流行的事情发表见解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把承担社会责任简化为——关心生态是社会关怀，关心别的，比如关心维特根斯坦就不是社会关怀。

人物周刊：看不看新闻？怎么了解一般人的日常生活？

陈嘉映：很少主动去了解新闻，尽管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呆着，几乎不可能完全信息封闭。我看过一位作家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事儿。他在西伯利亚流放，那个地方很闭塞。一次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拿着一个报纸，不经意地看到报纸上有个讣告。是他一个老朋友死了。再一看，那报纸是两三年前的。然后他就做了一个comment，他说当时突然意识到，我们平时那么地信息渴望，其实这些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每天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我有时候也这么想。其实更多的是习惯而不是需要。

一个人还活着，就谈不上幸福

人物周刊：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一生命运坎坷，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想到他的悲观主义，想到他精神上和道义上遭受的强烈痛苦，想到他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爱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爱，我总以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而维特根斯坦在临死时却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其美好的一生！”怎么理解这种美好，或者幸福？您幸福吗？

陈嘉映：这个问题我有兴趣。我记得吕底亚的王问过梭伦幸福问题。梭伦当时的回答是，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没法用幸福这个词。我不知道维特根斯坦是读过希腊还是碰巧这么说的。

梭伦的说法，像希腊人喜欢的那样，说得比较外在。意思是说，在你死之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你头上。我完全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真是谈不上有什么幸福。也许，一个有德的人——能够生活在自己所信仰的生活里面的人，是幸福的。

人物周刊：但维特根斯坦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你说的那种“有德的幸福”。

陈嘉映：我觉得他大致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做了你那一份儿。“你生活过来，就像你应该生活过来那样。”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感觉，你总是觉得你那么地没有做到你应当做的。这是那么明显。但我能想象，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也许真的敢对自己那么说：反正，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人物周刊：你没有做到的，也就是你事实上不能做到的？

陈嘉映：对。

人物周刊：这里面是不是有点感恩的意思？是对谁呢？是对上帝，对生活，还是对其他什么？或者简单一点，就是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这么生活过这段时间表示感恩，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

陈嘉映：上帝什么的，反正你叫他什么就是什么，这就真是没有“名号”了啊。反正就是维特根斯坦做了他应该做的，他能够做的。但是我不觉得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敢说这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是“向死而生”。向死而生不是本真的，人在向死而生的时候总是有所亏欠的。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见刊稿与此稿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