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为知名的流派之一。该学派成立于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发展，至今仍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其主要成员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耐特、韦尔默等众多杰出学者。这个学派既代表着一个由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用人本主义的立场取代实证主义的立场，用批判精神取代经验描述，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哲学尤其是文化批判，把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归结为文化问题和道德问题。该学派力图建立一种针对西方社会现状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和批判，求得实现个体真正解放的途径。生存状况批判

近代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对于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弘扬，西方文明逐渐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从客观的维度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消解了自然对人的限制：知识祛除了神话，实现了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解除了人对自然的恐惧与无知状态。从主观的维度看，现代社会摆脱了宗教与传统对人的限制：个体获得了内在的、独立的尊严与价值，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成就自我，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独立地做出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享有丰裕的物质产品、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广泛的选择的可能性。得益于启蒙精神对知识与科学的尊崇，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繁荣之象。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面向。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发现，在现代生活表面上的自由与丰裕之下，其实潜藏着人性的普遍压抑与异化：生产的机械化导致个体存在的孤立化和原子化；社会对可计算性的要求使得不同事物等同化导致个性的泯灭；商业与利润所催生的消费需求主导了大众生活，使得个体无法自主判断自己的真实需求；技术理性对知识效用性的崇拜使得普遍的道德准则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目的合理性消解了价值合理性，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只能回答“什么是有用的”的这类问题，而无力回答“什么是善的”这类问题。正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个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空虚与无意义的状态成为被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支配的个体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样式。人们已经陷入了韦伯所说的那种人类用“工具理性”为自己打造的“铁笼”之中：在其中找不到意义和价值，也找不到安全感；能够找到的，只是疲惫的感官和永远也无法被完全满足的欲望。

理性基础批判

对发达工业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启蒙本身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的真正的解放，而启蒙的现实结果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导致现代人对科技与工具理性的崇拜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人对上帝的崇拜，造成了现实生活中新的压制与蒙昧。

启蒙的观念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在于用科学化的、综合化的、工具化的理性去控制自然，也就是信奉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作为启蒙运动最为核心的主张和诉求，本身具有双重的维度，它既具有目的合理性的一面，也具有价值合理性的一面。目的合理性关注的是行动的有效性，即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去求得一个行动的效用的最大化，它以可计算性和效用性作为衡量的标准；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所承载和内涵的价值与意义，至于行动的结果如何、是否有效用并不在行动的诉求之内。比如说，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那么最合理的选择是从事一份赚钱最多的职业，这是典型的目的合理性主导的行动；而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则是纯粹地为了践行人生的职责而工作，选择从事一份切合个体本性的职业，而无论报酬高低、社会评价优劣。最为理想的行动状态当然是这份职业既能够实现个体的职责，同时又有不菲的薪资，这就兼顾了行动的目的的合理维度和价值合理维度，从而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理性的行动。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之所以会走向压制和蒙昧，是因为在启蒙的过程中，只是片面地强调目的的合理性这个维度，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具理性这个维度，而忽视了价值合理性的维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支配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同时也成为支配人类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法则。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信念的高歌猛进中，属于人类心灵层面的所有情感、道德和价值诉求，所有那些不应当被商品化、同质化、抽象化的人性的东西，要么也被打上了价格的标签，变成了与其他人工产品一样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要么就在要求一切都可计算化的工具理性霸权中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启蒙的实际结果是科技成为新的神灵、新的偶像，道德感和崇高感被消解了，人变成了与物一样的存在。

文化基础批判

文化工业的出现，正是启蒙自身走向异化的最典型的表现。由于工具理性的盛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沦为了资本的工具，成为追逐利润的文化工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出现使艺术沦为单纯的娱乐对象，成为资本主义用来瓦解大众批判意识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可以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大批量制造，成为可以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的特殊商品，文化的创造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其结果必然使文化产品丧失其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

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具有控制和操纵大众意识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和操纵，主要是通过它所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不断向人们提供整齐划一和无思想深度的娱乐观念来实现的。在文化工业的有意引导下，所有看似符合消费者主观需求的决定都是由背后的经济选择机制塑造的。个体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不再产生于其自身的心理机制，而是来自于文化工业的复制与延伸，大众意识变成了制造商意识的体现；当个体意识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建构物时，个体也就丧失了对于现实反思和否定的能力。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该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点。在当代文化评论中，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但都可以见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新革命理论

当资本主义进入发达工业社会阶段，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再是生产的匮乏和工人阶级的贫困，而是工业社会对人，也就是劳动者的本能和人性的摧残，现代生活中价值与意义的丧失使个体的心理结构遭到破坏和压抑。

有鉴于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中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目标也只能是主观的、文化的、意识的、心理的革命。并且，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主体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变得有产化，因而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力量需要寄希望于别样的“无产阶级”，即那些厌恶现存的生产方式的人，这些人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少数民族、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等。正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与现存社会不同的价值和批判现实的可能，蕴藏着社会变革的萌芽。当然，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变革观。至于变革的途径和目标，他们则语焉不祥。